《文学港》2021年第11期｜余志刚：韩愈的鬼气
韩愈一辈子都在“修辞明道”，却因自身境遇的起落，像个急口碎舌的市井小民：应举不第，给考官写信；“铨试”不中，给宰相写信；跑官要官，给尚书写信。
唐贞元十九年秋，韩愈在“四……
（一）
韩愈一辈子都在“修辞明道”，却因自身境遇的起落，像个急口碎舌的市井小民：应举不第，给考官写信；“铨试”不中，给宰相写信；跑官要官，给尚书写信。
唐贞元十九年秋，韩愈在“四门博士”的位子上任期届满，旧职罢去、新职未授，告身黄牒和秩禄文书都被“挂”在吏部衙堂，他心焦难耐，写了一封知名度不低的《上李尚书书》。李尚书本名李实，系唐室宗亲，时以司农卿、工部尚书兼领京兆尹政柄，是唐德宗晚年政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韩愈《书》中称其“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有忠爱也有大孝；又说他治理京兆有方，即使遇到青草不长的荒年，也是“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地痞无赖“影灭迹绝”，京畿福地月朗风清。最后说，“愈少从事于文学”，一向对“忠于君、孝于亲”的大贤慕而且敬，今一逢阁下、思念成河，巴不得日日“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恳恳”一词不常用，词典里解释是“诚挚殷切貌”“急切貌”，其写信时的情态了了可见。
历史上的李实可不是什么好鸟！
《旧唐书·李实传》说他做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刻薄军士衣食”，逼得部众哗变要杀他，“实夜缒而出”，卷带赃银、弃城而逃；做京兆尹时又“恃宠强愎，不顾文法”，对地方百姓穷尽搜刮，引得民情嗟怨、人人侧目——这是资政直笔、信史实锤，基本信息是可以采信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实的滔天权势和蠹民恶政下，国朝士庶尚能侧目相向，可见当时的世风、民风、士风还不那么坏，即使敢怒不敢言，但心里秤杆不斜、秤星点点，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的。
韩愈的上书夹藏鬼祟。
韩愈辟佛辟道，却是个有“鬼”论者。他在《原鬼》里说，鬼无形、无声、无气，有一天被鬼缠上，必是私德有亏，是先圣的“天灵”在儆戒你了。他的《送穷文》还提到了亲历的一段“鬼遇”，说自己困于智穷、学穷、文穷、交穷、命穷，心腑嘈嚣“五鬼”闹，厢梁四壁都出鬼，时或“张眼吐舌，跳梁偃仆”，再则“扺掌顿脚，失笑相顾”，挤眉弄眼、吵吵闹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若是先圣“显灵”，不知其德行出了何等的问题？
韩愈一生四入国子监，智商、学问、文章、门徒都不缺，他在心里翻江倒海、惊魇不断，也仅仅系于“命穷”：三岁死了爹（“我生不辰，三岁而孤”），学龄期失去唯一能依靠的兄长；十九岁到长安求仕，好不容易搏得进士的功名（“四举于礼部乃一得”），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又连连碰壁（“三试于吏部卒无成”）；最后是含泪出潼关，先入幕汴州，后宾僚徐州，委委屈屈，做了“幕府将军”豢养的家奴。
这也是四十卷《韩昌黎集》，留下大量“干谒”文字的原因。
“干谒”，是指科考举子向达官显贵投献诗文，在信里“述志向、求揄扬”，称“行卷”“温卷”，其实就是走门子、溜沟子，是制度暗箱衍生的一种小动作、小把戏。韩氏“干谒帖”今存十余种，慷慨悲歌，弹铗求通，多见阿谀奉承，夹带书生牢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贞元十一年的《三上宰相书》——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多次“释褐”无果的韩愈心有不平，给“同平章事”贾耽投去一封信，希望得一“因缘”，能够面聆謦欬。“候门下十九日”，音息了无。二月十六日复投一书，声气甚为哀切：“愈蹈于穷饿之水火，危且亟矣，幸冀阁下少垂怜焉！”一月后未见动静，遂写了第三封信，说话调门近乎失控：“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昔时孔子“不用于鲁，则可去之齐，不用于齐，则可去之宋、之郑”，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阁下叫我去哪里呢？
历史上的贾耽并无大作为，醉心于舆图测绘，是个优秀的地理学家，属于学问上明白而政见浅阙的“淳德君子”，但蹲踞尚书阁多年，对于小文人耍弄文墨、伏谒求进的小聪明自是见识得多了，平时文山牒海累得够呛，还能陪他聊人生、谈理想？乡贡举子给名人显要投帖子、上眼药，“干谒”一番，是唐代士人无比热衷的广场舞，韩愈的问题是舞姿不达标：明明是打躬作揖，却变式为“蹲身扎步”；本意是要跪下去，又兀然“鹤立”了起来！
《上李尚书书》的“鬼气”就在这里。
他膝盖一软，噗通一声——到底“跪”了下去！从“净”脸，到“丑”脸，乃至半明半暗的阴阳脸，相隔一层“纸”，韩文公的“脸谱”已在人鬼之间。
彼时的韩愈，经贞元十六年“铨选”入国子监，“招诸生立于馆下”而诲之，是时望所重的道学先生、道德教主。其《原道》以“仁义道德”开宗明义，一笔硬核文章横驱别骛、硬语盘空，权威性堪比同代人颜真卿的字，万世不刊的“碑气”和“帖味”多少能闻到点激流勇进、一意孤行的大唐霸气。这样一个韩愈，会不会有“道德滑坡”的问题？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钱钟书的《谈艺录》涉及了这个问题，说“人有德然后有言”，“昌黎却是倒学了”（指未立德先立言）！理由是，其“求官书”卑谄不可据，言语谵妄、文字不根，孰谓有德？一语撞倒墙，轻轻卸掉了韩愈的“道德高度”，所谓“道德滑坡”也就成了伪命题。
唐时孔戣有杂记，称“退之丰腴善睡，每来吾家，必命枕簟”，可见韩愈肉身很重、嗜欲如人，并非传说中的踢斗魁星、上界神仙。又说他“好博戏”，常与人轰饮坊巷、赌彩斗棋——“酒色财气四堵墙”，斯人就在里面藏。韩愈佐幕徐州时，因抵制“晨入夜归”的幕府坐班制与州主搞得不开心，以致“言无听，唱无和”，杌杌孤家寡人一个；后来返归长安，褪下布衣换官衣，却不安心执教黉门的本职工作。一是不满意“四门博士”的薄俸，“三年国子师，肠肚习藜苋”，粮瓮空、粝食充，至于“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一家子营养亏空，男的昏昏沉沉、女的弱不禁风。二是看不上庸碌无为的职事，“岂殊书蠹虫，生死文字间”“能来取醉任喧呼，死后贤愚俱泯泯”，镇日里读讲义、敲黑板，活着忙忙叨叨，死了没人知道……韩愈少时跟着寡嫂历尽苦辛，长成后逐梦京华常有枵腹之饥，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从政观”：“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答崔立之书》）入职“四门博士”后，体会到“禄不逮养亲”，心里的主张又有改变：“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吾所不忘于仕进者，不惟衣食，亦将小行乎其志耳。”（《与卫中行书》）韩愈所谓的“圣贤事业”，“富贵”和“救世”花开并蒂，而且“富贵”是“救世”的前置条件，食有鱼出有车、屙金溺银地过上好日子，才堪堪可能“小行乎其志”、去考虑言也邈邈的“致君泽民”——没有“原宪甘贫”的殉道精神，也丢了“穷且益坚”的风操苦节。据韩愈《与李翱书》，他在徐州时已“家累过三十口”，除了一家主仆，还眷养了从兄韩介、韩龛的遗属；进京做官后，兄长韩会留在宣城的一支血亲也迁来同住，加上自己又生子添丁，户籍人口不断发酵壮大。带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在米珠薪桂的长安生活，他的吃饭财政骤觉“压力山大”。怪不得他在《马说》里开出了“一食或尽粟一石”的巨大菜单，要顿顿吃饱吃好（“汲汲于富贵”），又要跳出槽枥、成就千里之志（“小行乎其志”），得先昂首一嘶，呼唤命运里的伯乐。
这位“伯乐”，就是权侔人主的李实！
这里要称赞一下唐代政权的行政效能：《上李尚书书》刚一呈上，吏部衙堂的那只“靴子”应声落地——任职文书下来了，工资关系也有了着落。权力世界的私相授受，就像老宅里上演的一台皮影，幕后掌灯，魅影幢幢。
然而“剧情”快速反转，贞元十九年的大唐政坛出现了极为魔幻的一幕：十一月十六日，国子先生韩愈以其“薪楚之材”迁职御史台，手握天宪、监察百官，走近了国朝的权力中心；十一月三十日，韩愈上《论天旱人饥状》，以“京畿大旱”奏达天听……章疏传之廷议，朝中臣僚左顾右盼、嚅嗫失声。
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贞元十九年的京畿农村先旱后霜、青苗不长，灾情十分严重。德宗先以关中饥馑叫停了秋季的举选，又下诏贷民麦种、蠲免租税，京兆尹李实“方务聚敛进奉”，谎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田租谷税由是不免，灾民不得救抚，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天旱人饥状”。有个叫成辅端的说唱艺人编了一套“儿歌”来吟讽时病，京兆府捕快纵出、遽即拿讯——以讪谤朝政罪，“承旨决杀之”。事情演进到这一步，灾民的死活已在其次，哄蒙欺瞒、托住“禾苗甚美”的弥天大谎，是国朝臣工基于“政治正确”所形成的思想共识。
韩愈作《上李尚书书》已是秋场落净，据其奏疏里提到的“田中所收，十不存一”，当时的旱情已转化为饥馑——他却满嘴跑火车，依然说京畿的谷价如何平稳，坊间秩序如何安定，京尹大人的德治如何威重，不知是出于何种强大的神念和心法！韩愈日后有一首《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付笔，回忆亲眼看到的长安城灾况，交代自己伏阙具奏的情由，诗中写道：“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到底人非铁石，目睹灾后惨象，回家吃不下饭、像有一个钩子在喉咙底死死地扎着——也就在这一刻，他的“道德感”沛然涌现，至于忘记了“求效其恳恳”的庄严承诺，一身士人的血气决荡而出……
《论天旱人饥状》主张停征赋税、与民休息，矛头并不针对京兆尹李实，然而庙殿倒了，哪里还有金身菩萨？
一只马桶，被毛手毛脚地揭开了！屙屎的没见影踪，揭盖子的人秽气缠身，直至远配边地、顶风臭千里：韩愈十一月三十日疏上，十二月九日就被逐出长安，雷霆摇震之下，一家数十口役役逐队，扑奔在去往连州阳山（今广东清远）的风雪途中。
韩愈与李实的“朝露之恋”，兴起一时、见光即死，给前者带来的“道德钝痛”却是持久而深切的。流迁南方荒蛮之地，韩愈一路上都在嘀咕：“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章疏写得没毛病，“上疏”也不致黜逐千里，是哪尊菩萨在暗中玩梗呢？“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否”——猜了鸡疑了狗，甚至将惶惑的目光投向同在监察院做官的“柳与刘”（柳宗元和刘禹锡），却是牙关紧咬，不吐露“东主”的任何信息——李实的名字，是被他“雪藏”起来的内心恐惧。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李诵）即位，德宗近臣集团倒阁，李实被解绶夺职、贬为通州长史；接下来大赦天下，追召先皇黜臣。等待“平反”的韩愈翘首阳山，直到这一年夏秋间，才迟迟接到“量移郴州”的处理意见。主持朝政的“革新派”翻检韩愈旧案，终因《上李尚书书》的“浮现”而搁置不议。
韩愈在郴州写了《送穷文》，还有它的姐妹篇《五箴》——以“五箴”对应“五鬼”，驱赶身上的鬼气，修补缺损的道心。《五箴》中的序言这样写道：“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作《五箴》以讼其恶云。”下列“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分剖之，说自己“既饱而嬉”，贪玩（爱赌）；“言多呶呶”，害生；“行与义乖”，虚伪；好恶随性，轻薄；追誉矜名，虚荣！“自讼其恶”至于大开胸腹、针针见血，与一个光溜溜的肉身裸裎相对。内省和自警原是道德建设的必修课，但一个人做事“负心”、又恰巧被人逮住了马脚，那么他过于动情、过于高调，乃至过于“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则不得不让人心里打鼓——我们能相信，这就是真实的韩愈吗？
而人性这个东西，并没有多少“悬念”。
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患脑溢血）退位，喧闹了七个月的永贞革新覆灭。韩愈奉诏进京（再入国子监），一路上纵情放歌，惊呼“小人乘时偷国柄”“天位未许庸夫干”（《永贞行》），将压制他的“革新派”打入了人间鬼蜮！“言多呶呶”的毛病没改，仅凭个人爱憎、随意臧否人物的脾性未变。永贞革新伴随“党争”的影子，但其进贤用能、扶农息民的新政涤荡积代之惰气，甚至对日后的“元和中兴”产生了积极影响。韩愈的“信口雌黄”，除了落井下石、发泄个人私怨，当然还有惊动时听、阿附上意的政治目的。
元和年间，韩愈入国史馆修撰《顺宗实录》，终于提到永贞革新的一桩“善政”，称“一举祖宗之法，斥逐聚敛之臣”，“由是人情大悦”——事指京兆尹李实被奏弹落马、斥逐通州的史案。他在“实录”里单列《李实》篇目，备述其“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的种种恶政，乃至多费笔墨，描述了李实被驱谴出京那一天“市里欢呼”，长安百姓“皆袖瓦砾遮道伺之”（袖管里暗藏瓦片石子准备半路伏击他）的动人场景。
逮着一个机会，把曾经心慕笔追、欲“求效其恳恳”的李尚书，死死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
韩愈有“气”。
他的道德文章以“气盛”自许，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大江东去般的“气”，浮载着济济洋洋的“言”，说什么都占理、怎么说都动听。这个“气”不是二氧化碳，“气盛”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韩愈说，他最早是受孟子“善养我浩然之气”的感召，“是为气也，配义与道也”，思想上“配型”成功，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能“字向纸上皆轩昂”，驱字策句、挥兵成阵，雄赳赳气昂昂，成就大文章的悍气和霸气。这也便是我们熟知的“文以载道”，是韩愈作为道德演说家的“沉浸式造型”。
但人不总在“演说”，还有唧唧歪歪、患得患失的日常。现实里的韩愈磕磕绊绊，顺境少、波折多，科场失意骂考官，仕途不顺骂宰相，官场踏空骂尚书，一如鲁迅自述的，“乡下跑到京城里……只增长了我的坏脾气”。他笔下出现了“千里马”和“伯乐”，是一对永远不会照面的欢喜冤家；他呼唤“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群马遂空”的用人环境，又懊丧于“马在厩，伯乐遇之而不顾”的残酷境遇。“时俗移性”，贤者不免，脾气和牢骚是心理减负的最好伴侣。他的《与崔群书》这样写道：“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攻击朝廷的人事制度，窥伺“造物”的天机用心，充斥着与政府对立的危险情绪。这些“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可自嬉”的消极文字，多见于韩愈的杂记类文本，或半不公开的私人应制，既满足了他的“物不得其平则鸣”，又受制于“食君之禄”的公务员身份，“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屁股坐在左边，思想出乎右倾，面目还是教主，心思大类愤青。脾气日盛，胸气难疏——像一只深度缺氧的强大竹鼠窜动着，终于一发而不可免，出现了日后惊动朝野的“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经历了万物苏生的“元和中兴”，安坐江山的宪宗（李纯）渐生骄奢安逸之志，好神仙方术，求万寿长生——没错，这也是历代帝王御驭天下的“终极关怀”。听说凤翔寺塔藏有“佛指骨”，留禁中供养可使“人寿年丰”，乃大开光顺门，命内官率僧众迎之。利国利民，立意上佳，承办环节略有铺张，但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作为对立面——在事件中横插一杠的韩愈，以辟佛老、立道统为己任，认为“礼乐崩”是因为“夷狄横”（指佛老炽盛），“夷狄横”所以“人为禽兽”，导致了德礼坏、伦常废——安史之乱之后再有“二帝四王”之乱，藩镇霸道、王权雌伏，兵燹不断直至“民穷且盗”。他的“见贼（佛老）就打”（钱钟书语），本意是清除杂音、解决“信仰危机”，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只好吹胡瞪眼装“门神”——眯瞪的主子要开门揖贼，看门的忠仆上前“棒喝”，君臣佐使各有立场，捋直了肠子好好理论，还有掰扯不开的“洋芋圪蛋”？
但韩愈没有好好说话。
他的《论佛骨表》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快刀插入，直取宪宗的心头肉：远古的中国没有佛法，历代帝王个个长寿，国祚超过了百年；汉明帝迎承佛法，在位只有十几年，后面的朝代“乱亡相继”，君主都是短命鬼；宋齐梁陈以下，“事佛渐谨”，却运祚尤促，只有梁武帝多活了几年，一天只一食，顿顿吃清素，最后“舍身施佛”做了饿死鬼，国家也跟着覆亡了……事佛不长命！奉佛死得快！谁说“递迎佛骨”能增添福寿呢？一封谏书写得鬼哭神惊、三尸行走，临了还要补上一刀——百姓愚冥……难道陛下也如此吗？
《旧唐书》说“疏上，宪宗怒甚”，“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惊天霹雳之下，诏传中枢，要把韩愈给杀了。于是人情惊惋，阁臣与皇亲顾及他的“道学”身份，纷纷为之缓颊。宪宗怒气难消：他说我奉佛太过，我还能容忍；“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敕旨遽下，将他贬去了潮州（今广东潮安）。
说话“乖剌”，是韩愈的一贯“风格”。刘禹锡《祭韩吏部文》回忆与韩愈、柳宗元的交往琐屑，说“夫子”（指韩愈）谈文论道“聪明勇奋，常操利刃”，说话时争于辞色、剜心割肺，并不考虑朋友的感受。另外，在汴州佐幕期间，张籍的《上韩昌黎书》也给他留下了“四条意见”：一是“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二是“为驳杂无实之说，耗费口舌”，三是“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任私尚胜”，四是“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除了第四条是“诫赌”良箴，其余关涉韩愈的“说话问题”——嚣嚣多言，驳杂无实，不容人短，且不论修养有欠，一条条都是做人的“死结”！韩愈萍飘蓬转一生，哪一步不是绾在这个纷然难解的“结”里？但是，单以性格与修养来推溯命运，难免也有“主观唯心”之讥。韩愈说自己“足不迹公卿之门”，不是有在宰相门下，“待命四十余日”的难忘经历吗？说自己“不藏圭角”，不是也有“求效其恳恳”的玲珑乖觉吗？遑论他还“依古作四言”，在宪宗登基之初写过一首披沥肝胆、曲尽忠悃，不伦不类、世上最长（凡千又二十四字）的元和“圣德诗”？所谓君子“有三变”，什么时候“厉”、什么时候“温”，什么时候要板正面孔、“望之俨然”，是需要权衡关系、见人下菜碟的。韩愈离开汴州时，有《答张籍书》回奉，解释了暂不能“著书排释老”的原因，他说：“今夫二氏（释老）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吾岂敢倡言排之哉？”——朝中信奉释老的大有人在啊，“下”乃公卿辅相，“上”则不待言而自明，我怎敢贸然著书立说（呵诋释老）跟他们叫板呢！蒜是蒜、薤是薤，利害关系明明白白，情商在线，脑子还是“拎得清”的。
《论佛骨表》的疑异可怪，先是妄言，一上来就笔舌直驱，把奉佛的宪宗骂得魂飞魄散。“批逆鳞者固有，惟昌黎直拗敢言，如吟咒诀”（清朝陈澧语），表文不足千字，“咒语”三占其一，他是为了“谏”还是为了“骂”呢？妄言导致了悖论，明公你明道传道，不是一直在“尊王攘夷”的大旗下“正名分”“明伦常”——倡扶礼乐刑政、回护王室尊严吗，如今名分呢？伦常呢？西天取经是你，大闹天宫的也是你！
这真是一条捋不直的舌头！
钱钟书批评韩愈“临大事不放过”，总能借梯上树、弄出点意外的动静，“如淮西平乱，谏迎佛骨，使王庭凑是也”——将韩愈一生所经历的三件“大事”，无一例外地归因于政治投机或冒险好赌。“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这是元和十二年秋，韩愈以行军司马身份在淮西平叛路上写下的一句诗。强藩叛出，东南坍陷，一个靠摇笔杆度日的中书舍人，也被裹挟进了弯弓盘马的征战铁流——这在君王，是押上了乾坤的孤注一掷；而对于趋驰军前、马背吟啸的“诗人”，也是押上了身家性命在赌运数、博功名、挣前程吧。“谏迎佛骨”又是另一个语境，要说“政治投机”，那是与万乘之尊在玩“拱猪”，身在客场、手里没牌，向险犯死，夫欲何求？彼时的韩愈已官居刑部侍郎，生活安定、俸给丰裕，在长安靖安里置有山水别院，其《示儿》诗这样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人荣身贵的优越感像春山云岚一样浮漾开来。名位尊显，利禄相随，得来何其不易？他勉励儿辈要“无迷厥初（初心）”，跟随父祖的足迹，踏踏实实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烟火气这么重，家族责任感傫然在身，犯得着“烂柯山上摆谱”——去与天争、与势抗、与命赌？
有学者推许，《论佛骨表》大开国骂，“以道抗势”，有“亚圣之风”。也只有“威武不能屈”、视君王如寇仇的孟轲，骂起皇帝来才这般汪洋恣肆、如砍瓜切菜。但在圣庙里配享的孟轲不会说话、更不能骂人了，那么，是他借了韩愈的身体在鼓吻弄舌吗？不由得想起一个词，叫“夺舍”。这是西方宗教的神学概念，说有灵魂不死或死后神识不灭，会强占别人的躯体来“传经布道”。这在中国道教里叫“借身还阳”，《左传·昭公七年》就有“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的说法。韩愈踵继儒学道统，说“孟轲死，道不得传焉”，又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是时时与孟轲作比较，事事以孟轲为榜样的。这样的话说多了，“神识”不断得到强化，是不是以为自己就是孟轲了，就是万世圣师的代言人了，以致做出与自己的阅历、认知和生存环境“大有径庭，又不近人情”（庄子语）的事情来？这种“嫁接脑壳”的说法，似乎有悖常识乃至荒诞不经，但如今有些年纪的过来人，不是见识过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有朝一日砸了锅、毁了镐，砍去果林、拆掉房梁，气吞山河地去烧高炉、炼钢铁吗？“神识”能够挪移世道人心、扭曲人伦物理，它的力量强大如斯。当然这是闲话，也是“鬼”话，已经离题万里了。
若要较真理论，元和年中下叶的唐廷，大概有两件事触痛了韩愈的神经。
一是《神宗实录》被“累诏删削”。韩愈于元和八年入职“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受命编修《神宗实录》，朝廷诰制评价他“学术精博，文力雄健，有班、马之风”，这也是内翰文官所能获致的最高荣誉——冠冕加顶、插上花翎，擂鼓筛锣，高光出场。但到了元和十年，这本唯一今存的唐帝《实录》颖然出壳，朝中却出现了一边倒的反对声浪：先是“宦寺不喜，訾其非实”（实际情况是“书禁中事太切直”，未事藻饰）；再就是，因为“叙事拙于取舍”，且夹带了肉眼可见的私货（如诋毁永贞革新），引发“朝臣哄议不息”。于是“上亦不喜”，直接撇开了“第一著作人”，累诏史臣大斧删削。
二是《平淮西碑》被磨。淮西平叛后，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太平光景，“群臣请立碑记功，以为将来法式”，经阁臣“朝议”将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了韩愈——作为淮西战事的亲历者，又是朝野公认的古文大家，由他来缮定“国朝文章”，正是天心攸属、人望所归。这是元和十三年正月，平戎归来的韩愈“以功为第一官”，刚接过刑部大衙火热的虎钮印信，又受命“操觚”此等鲜花着锦的天朝文事，一下子有了摇身登极的强烈眩晕。他的《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旬涉月，不敢措手……”“心识颠倒”可以理解，全场“追光”笼于一身，如何碎步出台，如何“趋进翼如”，难免叫人心慌气促；“为愧为恐”或是有假，高举“气盛言宜”的文学旗帜，在一个巅峰时刻小试牛刀，不正是他所萦想和期待的吗？他的小心翼翼，大抵是畏惕于“为将来法式”的创作定调，既要在政治上继往开来，又要在文学上独树一标，既要刚性地体现上意，又念念不忘于自我表现……这是一个艰难抉剔的过程，也真该他寝不解衣、挠破头皮了！史称“历七十余日”，韩愈“录封碑文”进呈宪宗，宪宗命人抄录副本“分赐淮西立功节将”，各方面没有意见，碑树于蔡州（淮西节度使行辕所在）紫极宫。
看看韩愈是怎么写这个碑文的。先是形式上有创新，“前为序，以散文；后为铭，以韵文”。枝枝蔓蔓的散句，对应着他古文领袖的身份；缀以“四六对仗”的骈体，则不失碑铭体制的典美雅正。他先在《序》里用婉转、散漫的鸟鸣传达了一个意思，又在《铭》里拟声齐整、急促的蛐蛐弹奏了同一个意思，把一篇叙事的碑文，写得虫噪鹊闹，像一本二声部合唱乐谱。再是主旋律有“加持”，从藩贼不臣、天子挥鞭伐蔡，说到夜袭蔡州、一举擒获敌酋，笔墨集中表现宪宗的战略决策，以及他运筹宸阙、千里驰诏的英武决断，凡述及阵前将领的战术部署，时见“依诏行令”“奉天举诏”等庄重、热烈的字眼。写到淮西克定，有“皇衷怀柔、德化顽民”一节，韩愈用跳跃而明亮的笔调欢欣抒情：“帝有恩言，相度来宣……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妇女，迎门笑语。蔡人告饥，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赐以缯布。始时蔡人，禁不往来；今相从戏，里门夜开。始时蔡人，进战退戮；今旰而起，左飨右粥。”王师北来，霾氛一扫，蔡人寒则衣、饥则食，出门相戏、乐生于心——它的主旨与调性类似于我们熟悉的“道情谣”，可以击节诵读，也可随韵唱出，始以泪水涟涟，终至笑逐颜开，作者的盛情和美意像水银泻地——都“化”在了字里行间。李商隐有《韩碑》诗，评价《平淮西碑》的序文似《尚书》、铭文如《诗经》，命在训诰、字出典谟，无愧文章“法式”。一篇碑文的讫成，至于搬动诗书原典、请出了“文章祖宗”，老鼠拖木锨般地拽腿拄尾、上蹿下跳，他也是用了洪荒之力。
但这是史上存世时间最短的一座碑——“春末树立，夏月见毁”，相隔仅二十多天，就陷入文字“官司”，被人用一根百尺长绳狠狠地拽倒了！新、旧《唐书》都记录了这段公案：讨贼节将李愬（蔡州一役主将）“以入蔡功居第一”，而韩碑叙功却“多归丞相”（平叛主帅），于是，“愬妻入禁中，诉碑文不实”。这个“愬妻”，是“唐安公主之女”，论辈分是宪宗的姑表姊妹，是个会整事儿的厉害角色。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宪宗不胜其扰，又害怕“重牾武臣心”，居然作了无原则让步——也没给韩愈带句话，就轻率地“诏斵其文”，命人用粗砂大石磨去韩碑，让翰林学士段文昌改撰碑文……
先“修史”后“撰碑”，韩愈染指的两件“经国大事”都被一一唱衰。
光彩炫目的中晚唐文坛突然黯寂下来。除了长绳拽碑的“许许”声、粗石砥磨的刺耳分贝，国人记忆里抹不去、“抠”不掉的，还有内监们的打撺鼓噪、泼辣妇人的一声声哭闹……
元和十三年夏秋间，在刑部莅职的韩愈被编入了一个“详定礼乐”的写作班子，有《独钓四首》濡笔，说“坐厌亲刑柄，偷来傍钓车”，侍郎大人手把钓竿，蹲踞水边“钓”着隐深的心事；又说“所嗟无所召，不得倒吾瓶”，不知“瓶”里装着什么，为何想要一“倒”为快？历史似乎忽略了这个节点上的韩愈，落针可闻的安静让人感到沉闷和心慌。
而耽于“长生”的宪宗正忙着诏求方士，是年十月诏道人柳泌居禁中炼药，十一月赐柳泌为台州刺史、入天台山采仙药；翌年正月十四日，安排宫人与僧徒持香花“迎佛骨入长安”，京师士庶由此掀起了疯狂的崇佛高潮。
骂声如雷的《论佛骨表》终于冲决而出！
韩愈的文字穷尽了狞厉之美。如果说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这个人是捍卫道统的儒学“教主”；那么，发坟掘穴、吵醒了祖宗十八代，大骂奉佛的帝王“皆寿数夭促”、不得善死——这个人又是何方神圣？他不是奉儒忠君的“弼臣”，不是传道解惑的“业师”，不是食俸养亲的“家主”。忽然想起，鲁迅文章里曾经提到的奇怪生物：“东方朔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为怨气所化”……“用手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来……”
哦，怪哉！
（三）
韩愈的“志怪”人生倏然进入了下半场。
元和十五年正月，贪恋长生的宪宗突然驾崩，卒年四十二岁、飨国十五年，寿数、运祚比汉明帝还要夭促。且其死相难看，七孔流血、面如赤肝。史书里说他死于丹药，又说是“为内宦所弑”，仓皇弃代，未得善死——韩愈的毒舌居然一一“应验”了。
时隔不久，潮州驿马传来一个惊天的消息：韩退之吃斋念佛，居然皈依了释氏！
两件事情叠加，几乎让长庆元年的政坛迷失了“政治方向”。力除弊事的新帝（穆宗）刚刚杖杀了方士柳泌和内禁僧人大通，连着几道飞诏，切敕袁州刺史韩愈（此前已量移袁州）到京述职。韩愈怎么面圣、怎么述职，唐帝“起居注”缺略——这一年夏至刚过，袁州刺史伏阙听宣，做了新朝的祭酒。
关于韩愈有没有信佛，史学界传说颇多。但韩愈与潮州府的大颠和尚交情不浅，明清《潮州府志》均有记载。又今存韩愈《答孟简书》，对吉州司马孟简“近闻公少信释氏”的质询，曾有详细的回答。说到与大颠的交识交往，韩愈在信里交代：“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中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即使是因为寂寞，能与陌生人聊上十多天，可见谈话的对象绝非俗流。“（大颠）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于心却无挂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韩愈坦陈，这之后他还“亲造其庐”，进行了回访，分离时“留衣服为别”，给主人留下了纪念。但他绝口否认自己已经“信佛”的坊间传闻：“（与大颠来往）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就算他不信佛，却与禅师有了思想上的交流，哪怕对佛理“虽不尽解”，但心里熨帖，态度也是平等亲和的。早在元和五年，柳宗元曾批评他反佛过于偏激——“忿其外而遗乎中”“是知石而不明韫玉”。凭韩愈的不世聪明，既与大颠相对日久，当不至于对释氏学问充耳不闻，而对其“所韫之玉”毫无知识吧。
现在的潮州城南有“叩齿庵”（国家文保单位），门碑《庵记》铭记了韩愈与大颠的一段“禅话”。说某日，二人在庵中静坐叩齿，韩愈问：“此术何益哉？”大颠答：“可治饶舌之病。”韩愈不解。“说话前对叩九数，以儆口舌。”大颠继续说，“除了吃饭，佛家的舌头还用来念经，经卷如石，把老衲的舌头都磨薄了。”说完张开齐整的牙齿，一条舌头状如鸟舌，偌大的嘴巴空空荡荡。韩愈惊骇。多年前，他的“口腔”已是一片颓垣败瓦，三十五岁“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三十八岁“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四十五岁嘘叹“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按中医的说法，这是思虑太深、肾本不固，而牙齿窳败又致“风声走漏”，对柔软的舌条照顾不周，终至舌刀暴露、口祸不断，累次流徙于“鸟言夷面”的蛮人之地。“叩齿庵”之类的掌故，看似奇闻怪谈，实有佛理暗示，的的深意存焉。
韩愈在穆宗朝当了一年祭酒和兵部侍郎，长庆二年千里走单骑、宣抚王庭凑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镇州之乱，任吏部侍郎；三年六月，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同年十月五日，复改官兵部侍郎；才过了六天，也即十月十一日，再一次被任命为吏部侍郎。朝廷在短时间内的频繁改官，透露了一个微妙的消息：是“叙用”还是“大用”，新皇与宰臣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在窈深的廷幕下展开了“腕力”的较量。吏部冠六部之首，职掌官吏铨选考课，位居权力中枢之核心，这也是穆宗“欲大用之”而铺垫的一个先手。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韩愈砥砺疾进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大转弯——先托疾休养于“城南庄”，再“百日假满而不还”，吏部侍郎之职终罢去。
韩愈的好友张籍有《祭退之》诗，说他去终南山下的“城南庄”探病，病重的韩愈为了娱客消闷，“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主客间“临风听繁丝，忽遽闻再更”，竟然忘记了时间和更次。日临西山岫，万事堪将就，还原了他生趣灼然、可亲可爱的样貌。
韩公既死，但因果未了。
先是晚唐皮日休“请韩愈入飨太学”，至宋神宗元丰年，封韩愈为“昌黎伯”、配享庙祀，与伏羲神农、唐尧虞舜、文武周孔、孟轲荀况一起袭列“圣贤”之位，在日升月继的香火里享受着猪头三牲的礼敬。浊俗的肉身没了，灵魂却“白日飞升”——一缕青烟直奔封神坛去了。
与此形成对照，由韩湘子（即韩湘，韩愈侄孙）事迹演义而来的“道教故事”，则将他“掠”去华山——让患有恐高症的“圣人”趴在苍龙岭呼天抢地、痛哭流涕。现在的华山景区有个著名的遗迹称“韩愈投书处”，说他下不了山只好“投书”崖下，幸得华阴令施以援手，才堪堪捡回了一条老命。——不是要把山中道士赶尽杀绝吗？瞧你一哭二啼的鳖孙子样，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了吧？
一枚海螺早已死得透透的，它的“故居”却还在沙滩上狞髯张目、夺路狂奔。
彼君子兮，是寄居蟹也！
【作者简介：余志刚，象山县媒体人，中国作协会员。文章散见于《人民文学》《花城》《美文》《山花》《江南》《随笔》等，有散文、随笔集《余志刚散文》《满纸烟岚》出版。作品曾获“大红鹰”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福建文学》全国征文奖等，连续6次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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