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2年第2期｜肖复兴：京城短札（节选）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北大荒插队六年，在大中小学任教十年。曾先后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北大荒插队六年，在大中小学任教十年。曾先后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各种杂书百余部。曾获全国、北京和上海文学奖及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近著有《咫尺天涯：消失的老北京》《擦肩而过：肖复兴散文新作》。
京城短札（节选）
肖复兴
淑 园
民国时期，北京城新建了一些私人花园。这些园子，和旧时王府不尽相同，建筑、花木的格局等，颇具新潮。有的主人是留洋归来，这种特点就更加明显。淑园就是其中之一。
淑园的主人是陈宗蕃先生。我对他一直非常感兴趣，源自读了他的书《燕都丛考》，十分钦佩。他以一人之力，积十余年功夫，钩沉典籍，寻访胡同，写下了这本北京街巷地理大全，其深邃功力与深远影响，迄今未有人可及。爱屋及乌吧，才对其人其园感兴趣。
陈宗蕃是福建人，一九○二年中举进京，后以刑部官员的身份官费留学日本归来。淑园，是他日本归来之后于一九二三年买地，自己设计建成的中西合璧的别墅园林。他在《淑园记》中自述：“旅京二十年，节衣缩食，薄有余禄，岁癸亥乃择地地安门内之左，曰米粮库者而居焉。”淑园占地十余亩，地盘不小，能够买得起内城这样大的地盘，陈宗蕃说他要节衣缩食，也得有不少银两才行，要不就是当时地盘便宜。
淑园最大的特点，是花木品种繁盛，大概京城其他的私家园子都难以与之匹敌。陈宗蕃自己记载的就有“桃杏李栗葡萄苹婆樱桃，海棠玫瑰蔷薇玉簪木槿紫薇芍药”等，可谓五彩斑斓。淑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东墙之外与皇城城墙紧紧相连，要说皇城根下，淑园才真正是也。当年，即一九二七年，淑园建成不久，内务部下令拆除皇城，这一段红墙，被陈宗蕃出资买下，方才得以保护，也算是做了一桩善事。
对于我而言，以为淑园最大的意义，是陈宗蕃在这里写下了《燕都丛考》。淑园还曾经是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的编辑部。一九三一年，陈宗蕃写完最后三编的《燕都丛考》之后，便将淑园脱手卖给了画家陈半丁。好像他建这个园子，就是为了写他的这部书。这与很多人花钱买地置房、享受占有的欲望和价值观相去甚远。
淑园，串联着几位名人，记载着一段历史。可惜，如今已经找不到了。当年陈宗蕃保护下来的西皇城根那一段城墙，也没有了。
百顺胡同
一九一九年，郁达夫来北京，写了《己未都门杂事诗两首》，写八大胡同中的三条胡同，一首写韩家潭，一首写百顺和胭脂。写百顺和胭脂的是第二首：
惯闲宰相尽风流，百顺胭脂院院游。
一夜罗衾嫌梦薄，晓窗红日看梳头。
诗明显是讽刺当时“宰相”之类的要人与时事的。之所以将百顺和胭脂两条胡同合在一起写，是百顺的特点所致。八大胡同中，唯独百顺最为笔直，也较其他胡同要宽许多。胡同中间有两座洋楼，鹤立鸡群，让这条胡同一下子风生水起，有了跌宕和高潮，有了弧度和线条。关键一点，其他胡同和别的胡同都有交叉，显得像是出现的疤或疮，百顺紧靠珠市口西大街，只有东口前路南有很短的一条小巷可以通向大街，这条胡同就是胭脂胡同。很明显，胭脂胡同是为造访百顺的人方便而存在，避免了走大栅栏时穿街走巷的嘈杂，大概是为那些“宰相”之流的达官贵人想出的带有私密性的周全之策吧。
郁达夫虽是南方人，对北京是熟悉的，起码实地走过，方才窥得其玄机，一笔勾连起百顺和胭脂。八大胡同中，百顺聚集“一等妓院”多，也是“宰相们”愿意来此风流的一个原因吧。那天，我拿着自己画的百顺地图，对照着方位找这里最出名的“一等妓院”潇湘馆的位置。一位八十五岁的老爷子走过来，问我找什么地方，我说找潇湘馆，他指指我身后的小院子，告诉我这就是潇湘馆。我有些惊讶，院门很小，实在够破的，暗红的木漆斑驳，似半老徐娘一脸脂粉脱落。心里暗想，如此破败凋零，真够糟蹋潇湘馆的，难怪当年吴宓先生看见饭馆取名叫潇湘馆，气就不打一处来，找到饭馆的老板，自己花钱请老板一定非得把这名字改过来不可。
想想，一百多年前，这里却是“惯闲宰相尽风流”之地，不觉哑然。
府右街
我们中国人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街巷名字起得如何，意思和意义真的是不一样的。府右街原来叫灰厂夹道，显然，这名字灰不溜丢的，远不如前者的大气上档次。这条街在中南海西侧、原来的总统府之右，方才叫作了府右街。所谓右，是遵照皇宫前的左祖右社方位的规矩。如今，府右街一面红墙迤逦，两边古槐夹道，夏日浓荫匝地，已成为北京最安静和漂亮的街道之一。
府右街南端是六部口，北端是西安门。一九八一年从年初到开春，我骑着自行车，常行走在府右街上。那时候，我结识了国际象棋大师刘文哲，为写报告文学《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前后六次到他家采访。刘文哲很忙，住在棋队里，平常不回家。我采访完他本人之后，到他家采访他妻子谭桂霞。她在北京机床电器厂上班，只有晚上回家才有空，我便晚上去。刘文哲家在西安门旁的一条胡同里，我当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学院在棉花胡同，离那里不算远，横穿北海后门现在叫平安大道的那条街，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即到。
刘文哲和谭桂霞的爱情，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有些传奇，令人唏嘘。谭桂霞原来爱的是刘文哲的弟弟，弟弟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被迫逃亡。她被抓去，遭到毒打，逼问刘文哲弟弟的去向。她缄口不言。最后，弟弟自杀，她依然到刘家，照顾刘家年迈的老母亲，替弟弟尽孝。刘家过意不去，刘文哲更是对她心生敬意和爱意，鼓足勇气向她表白，两人才走到一起。没有她的辅佐，刘文哲不可能成为国际象棋大师。要知道，那时候的刘文哲只是京棉一厂的细纱保养工，每月工资二十五元半，生活处境潦倒不堪，外号叫作“刘没辙”。
刘文哲向谭桂霞表白的地方，就在府右街的边上；谭桂霞答应了他的地方，就在府右街。
他写了一封表白信，约谭桂霞在故宫角楼下的筒子河边走了一下午。走到了晚上，一起走到他家前的14路西安门车站，还是没有勇气把信掏出来。一辆接一辆的14路车来了，又开走了。眼瞅着14路车又来了，他不能再犹豫了，一咬牙把衣兜里揉得皱巴巴的信掏出来，递给了谭桂霞。谭桂霞就着路灯的亮看完信，没有说话。14路车又进站了，谭桂霞没有上车。刘文哲看到了希望，对她说走走吧。两个人一拐弯儿，走到了府右街。从府右街的北口，一直默默走到了南口。那是一九七一年春夜里的府右街。
从谭桂霞的口中听到这一段经历后，从他们家出来，我没有直接沿平安大道回学院，而是特意骑车到府右街，也从北口到南口，又拐弯到长安街，再回学院。那是一九八一年春夜的府右街。十年过去了，刘文哲成了国际象棋大师，谭桂霞苦尽甜来。
夜色下的府右街，月光如水，街灯如水，除了我，没有一个人，静得像睡着了。
棉花胡同
北京有两个棉花胡同，一个在西城，护国寺以北；一个在东城，交道口往南。两个棉花胡同，都很有名。西城的棉花胡同，民国前夜曾经住过困顿京城的蔡锷将军，如今旧址还在，虽变成了大杂院，但两百多岁的老槐树，依然枝叶沧桑。东城的棉花胡同，因有大名鼎鼎的中央戏剧学院而出名，曾经频繁出入过这里的明星巩俐和姜文，早盖过了当年的蔡锷和小凤仙。
西城的棉花胡同，是因为在清朝年间聚集弹棉花的手工业作坊而得名，东城的棉花胡同因何得名，我就无从知道了。如今，让南锣鼓巷闹的，东城的这个棉花胡同跟着也人多了起来，而西城的棉花胡同，我前些日子去了一趟，依旧很清静。
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上过四年学，又教过两年书，对东城的这个棉花胡同熟一点儿。那时候，不是坐13路汽车穿过南锣鼓巷从西口进，就是坐104路无轨电车从东口出，好多时候是借着表演系同学漂亮脸蛋的光逃票蹭车。
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棉花胡同了。如今，13路和104路都还在，但是，再去棉花胡同，不能坐13路车从西口进了，因为南锣鼓巷太热闹，人挤人的，不好走。有南锣鼓巷衬托，棉花胡同便相对安静，一步走进，仿佛跌进过去读书的年月。
前不久回母校，发现弹簧大门紧闭，根本进不去了。对面的灰墙也已不在，拆掉后盖起了新楼。当年，初试发榜时候，是一张张大白纸上写上考生号，贴在那面灰墙上。我就是在人头攒动中，找到自己的号码的。想想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一切恍然如梦，日子如水长逝。
学院东边，三十一号院，门上那一副老门联居然还在：总集福荫，备致嘉祥。读书那四年，年年冬天体育课，连毕业的体育考试，都是一千五百米的长跑：从学院大门跑出来，往西拐出棉花胡同西口，跑到圆恩寺前街，然后绕到宽街，再从棉花胡同东口跑回来。每一次，都要和这副老门联打照面，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教我们体育的张老师很严格，毕业考试，我的同学陆星儿正有孕在身，张老师非要她生完孩子回来补考。第二年夏天，陆星儿是一个人跑完这一千五百米的。
如今，老门联还在，陆星儿已经病逝多年。
隆福寺
庙会，是寺庙的衍生物。老北京过年时讲究逛庙会，遍布京城的大小庙会很多，最有名的是隆福寺庙会和护国寺庙会，东西两城遥相呼应。有竹枝词唱道：“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
隆福寺，明朝老庙，几百年沧桑浮沉，新近被改造得新潮时尚，完全现代化。如果对比过去隆福寺的老照片，恍然如梦，飘逝得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作为庙会，隆福寺有着自己辉煌的篇章，多少人、多少事，都在老北京人记忆中盘桓。读翁偶虹先生的《春明梦忆》，有一段写他陪高庆奎逛隆福寺庙会的文字，读罢让人感慨，让人思味，忍不住又想起远去的隆福寺。
高庆奎是京剧老生高派的创始人，当年和余叔岩、马连良齐名，被誉为须生三大贤。他和梅兰芳挂双头牌在上海演出，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流量明星。
那时的隆福寺庙会上，还有一位流量明星，是绰号叫作“面人汤”的汤子高。在老北京，汤氏三兄弟如同《水浒传》里的阮氏三杰，是京城捏面人儿的高手，名噪一时。汤子高是老三，被人称作“汤三儿”。他擅捏戏曲人物，造型精准，带有故事性，曾经为不少京昆名角捏过戏人，造像逼真，颇受好评。捏一位戏人，价钱居然最高达一块现大洋，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翁偶虹先生称赞他“风格如国画中的工笔重彩”。
这一天，两位流量明星在庙会上相会，上演了一出隆福寺的精彩折子戏。汤子高久仰高庆奎，高庆奎也久闻汤子高。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寒暄过后，汤子高技痒手痒，好不容易见到久仰的高先生，便直爽地要求高先生为他摆一个《战长沙》的身段，他当场捏个面人儿。这颇像画家写生，却又是比写生还要有难度和有意思的一桩趣事。因为画家写生的对象可以是一般的人，而汤子高面对的可是京剧名角。这不仅要考验摆身段人的本事，也是考验作者的本事，别在高庆奎的面前演砸了，露了怯。
高先生也不推辞，非如我们当今一些流量明星那样扭捏作态，而是爽快地一口答应。
《战长沙》是一出有名的红生戏，也是高庆奎的拿手戏，讲的是关公和黄忠长沙一战生死结盟的故事。高庆奎就在汤子高的摊位前摆了个关公拖刀的身段，展示的是“刀沉马快善交锋”的雄姿，很是英气逼人。但是，这是个单腿跪像，对于汤子高而言，捏起面人儿来，不是一个好的角度，他觉得有些棘手，一时不好下笊篱。
好不容易见到了名角，又好不容易让人家为自己摆出了身段，该如何是好？汤子高看高庆奎这个关公拖刀的姿势不灵，没有客套，立刻请高先生换个姿势。高庆奎没有觉得这个要求有什么过分，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不尊重，立马儿换了个关公横刀肃立的亮相姿态，立在汤子高的面前。
那么多人围看，那么长时间立着，高庆奎没有一点儿不耐烦，和在舞台上正式演出一样。那一刻，他不是高庆奎，是红脸的关公。
其实，并没有用太长的时间，只是汤子高心里觉得让高先生立在那里时间太久，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两碗茶的工夫，面人儿捏好了，汤子高把面人儿装进一个玻璃匣中，走到高庆奎面前，奉送给高先生。高庆奎一看，面人儿捏得惟妙惟肖，爱不释手，对汤子高说：“手工钱我领了，但玻璃匣钱照付。”便拿出钱来——是多出一份手工费的。
这便是当时的艺人，在艺术面前，透着彼此的尊重和惺惺相惜。如今，不要说艺术品的漫天要价，或高昂的出场费和演出费，就是让那些习惯于被前呼后拥的流量明星，当街摊前为“面人汤”摆个身段，也是难的。一个不行，再摆一个？如今被改造得高大上的新隆福寺，有花样迭出的各式卖点，这样的情景还能见得着吗？
潘家园
潘家园十字路口西，有个修车铺，长年累月在那里，变成了一棵长在那里的街树。
修车铺的后面，最早是一片农田，后来是一片平房，那时候，他就在那儿修车。平房拆了，变成了一片高楼，他还在那儿修车。他和他的修车铺，就在背景的转换之中，一起苍老。
有一天，我坐在马路对面的台阶上，画他的小铺——一辆排子车改造成的，上面驮着柜子，摆满零零碎碎的各种工具和配件。
也画他，他坐在一旁的一把折叠椅上，一副愿者上钩的样子，闲云野鹤，满不在乎，半闭着眼睛，望着前方，似睡非睡，半醉微醺。
私家小汽车普及后，自行车少了，修车的人跟着也少了；后来，流行共享单车，那车可劲儿造，坏了就扔，不坏也扔，自有专门的人去收拾，他修车的生意更加锐减。不过，他还坚持在这里，不图挣钱，有个抓挠儿，自己给自己找点儿乐吧。
修车铺小，却五脏俱全，得画一阵子。每次抬起头往他那里看的时候，都觉得他也在抬头看着我，便有些做贼心虚，怕被他发现我在画他，被抓个现行，当场露怯。
画完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之前，又朝他那边瞅了一眼，他还是一样的姿势，眼睛瞅着前方。心想，也许他习惯了，就是这样，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是我自作多情，以为人家在看我画画呢。
有时候会想，不少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就像他这样子，不饥不寒万事足，有山有水一生闲。对比潘家园旧货市场里面那些争相竞买假货、一心想挣大钱快钱的人头攒动的情景，他和他的修车摊，和潘家园旧货市场是相对应的两极，一静一动。一边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一边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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