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阎昌先生
蒙勇鹏
2022年12月31日，我尊敬的老领导阎昌先生与世长辞。
2023年1月4日上午10点钟，突然接到一位小老乡的电话，他说阎昌先生去世了，已经三四天了。闻知这一消息，我顿时感到晴天霹雳，真是想不到啊，我去年还去他家看他，老人身体好好的，思维敏捷，怎么走得如此突然？经过一番证实，我打电话给老领导李枝荣，他聋得无法沟通，只好与他老伴通话。从老伴口中得知，前一段老阎还去老李家看望了老李，怎么好端端地就先走了？后来，我与老阎的儿子阎晶明那里获知，他妈正在住院，还不敢将他爸去世的消息告诉她。所以，只好尽量不惊动正在住院抢救的老妈，丧事从简，已经办完了，安葬在天龙山公墓。
这些天，随后接到一些熟识的老同志先后离世的消息，心情愈来愈沉重。我与阎昌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场景渐渐浮现出来。我得把这些思念写出来，让人们记住，一个大写的人是怎样通过点点滴滴闪现出来的。
我是从忻州地区农机校毕业之后分配到偏关县广播站之后才近距离接触阎昌先生的。因此，用马烽先生的话说，他是我的第一个上级。当时他任广播站站长。毕业分配之后，依照县里的安排，所有学生必须都到农村工作队去，我被分配到城关公社高家上石会村包队下乡。下乡期间，同事白二堂提示说，你在高家上石会村，离深埝村不远，顺便去深埝村采访一下，写写深埝大队林业发展的经验。我按照白二堂的吩咐，去采访了一趟。回来之后，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还配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播出之后，阎昌让我到他办公室走一下。他对我说，你的那篇调查和评论员文章写得很好，掌握的分寸得当，对推动全县的林业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以后多努力。当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一个学农机的，第一篇文章就能得到领导的赏识，说明我多年的文字功夫和政治敏感度已经得到领导的认可。过不多久，下乡工作队全部抽回县城参加集体学习。这是在1978年年末，此时正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集体学习的内容包括解放思想的理念，其中还听了中国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韩丁农场的录音。真是眼界大开，原来，世界农业早已不是单靠两只手修大寨田就可以彻底改变面貌的。世界农业已经进入科技时代。就在这个时候，县里作出决定，原先说的所有工作队一直蹲点三年的计划改变了，这一批工作队员返回原单位，抽调新人重新组建新的工作队。这时候，阎昌先生作出决定，让我回单位接任编辑工作，让原来负责编辑工作的另一位同志下乡包队。恰在此时，父母催我赶快结婚，已经订婚三年的媳妇现在该娶了。在准备新婚的日子里，一切都由父母张罗，我只从广播站借了一盘《大得胜》的锁呐吹奏录音带。借录音带和录音机的时候，我向阎昌同志请示，他爽快地答应了。这盘《大得胜》吹奏乐为婚礼增色不少。在当时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婚礼安排得很热闹。后来不久，村里一家亲戚听到这盘《大得胜》吹奏乐好，也跑来广播站找我，我说，那是不可能的，我是广播站的成员，外人我是不能张口的。
将县广播站编辑工作交给我的时候，一些老职工担心地对阎昌同志掏耳朵说，你把这么大一个摊子交给一个刚从校门毕业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砸锅了恐怕不好向县领导交代。阎昌先生平静地说，行或不行，等等看吧。其实，老阎早已从我的那篇调查报告和评论员文章对我的文字功夫摸到底了，他心中有数。
上任之后，我在同事白二堂的帮助下很快熟悉了广播编辑工作的门道。然后放手进行广播节目的改革，我将原来的两天一套节目改为每天一次，十分钟的新闻，二十分钟的综合节目，综合节目包括农业科技、自办文艺、科技之声、周末综艺等，定期改换面孔，新闻时效性强了，娱乐性、实用性也强了，加上配乐，节目办得生动活泼。每天广播喇叭一响，从县委领导到普通民众，都竖起耳朵听广播，好评如潮，不断传到县领导的耳中，县委书记李枝荣也分外高兴。在当时，真的是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许多领域都需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的大政方针需要做细致的宣传鼓动。这个时候，每天早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南方日报》，这些，都是我必听必看的，另外还要订阅《人民文学》、《十月》、《中国青年》、《农村工作通讯》等杂志，从中捕捉报纸广播里党中央的新提法，新政策，新动向，获得必要的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及时地抓取了当地的新闻，比如我写的《党的政策送福来》这篇通讯，是我根据老营一位通讯员的来稿改写的，播出之后，又投寄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很快被采用。播出后，时任广播站副站长郝俊同志十分高兴。正因为当时县广播站的节目跟得紧，县领导对广播站特别重视，1979年是一个丰收年，县里组织访问万元户，指定由我参加，每天早晨跟着大队人马出发，晚上回来写稿，写出稿来马上录音，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县领导第二天就高度评价当天的节目。那个时候，真的很紧张，但是，每天的工作得到县领导和大多数听众的承认，感到再苦再累也值得。1979年元月之后，县里召开规模宏大的劳动模范大会，事前就做了布置，让县广播站写一个全天播出的欢迎词，我和白二堂同志分别写了两篇欢迎词，用散文诗的方式，代入劳模的情境之中，加上配乐，搞得十分热闹。当时我妈正在我二姨家陪月子，听到广播里这么热闹，很诧异：今天这城里怎么这么热闹？正因为广播站的工作做得较为到位，赢得了县领导的肯定，当年把我评为县先进工作者，还被推举为县里人民代表候选人，只不过另一个早已是定好了的县武装部代表，我只作了一次候选人。
正是因为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经常不午休，通宵达旦看材料，写稿子，获得了县里广大干部对我的认同。那年调整工资，上面只给40%的调资名额。我当时名望较高，以为这次调资应该轮到我。结果，秦志良在线务工作领导了很多年，投票结果出来后，我没有进入调资范围。老阎发现我有点丧气。就让我到曹家村走几天。就在我下乡的时候，老阎召集广播站三名党员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很快上报了县委组织部，这使得我成为自建站以来第二位入党的党员。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县委组织部竟将我列为第三梯队，1983年夏天通知我到县医院检查身体，说是要让我上省委党校。可惜的是，上报到忻州地委组织部之后，因为当时没有副科级职务，给拨拉下来了。我只好考了忻州师专干部专修班中文系。
也正是因为废寝忘食，在我爱人生第一胎时，我听了母亲的话，没有回城到县医院接生，结果就在我爱人要生孩子的那天晚上，我接到村里的电话，说我爱人难产，让我找一个接生婆。半夜三更，我找了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他陪我去敲开公社卫生院高爱荣医生的门，让她跟我步行十几里回到村，结果，因为事前请来的村里的接生婆不懂接生技术，硬生生要从肚里挼出孩子，导致第一个孩子竟在肚子里就被摁死了，还是一个胖㬿㬿的男孩子。为此，我爷爷骂了半天。可是，当我把被摁死的孩子扔出野外之后，又坦然投入了工作，一点也没受影响。
此后，阎昌委托我制订一套广播站各岗位的考核方案，我按老阎的安排作了详细考察，最后拿出一套考核方案供大家讨论。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使得各岗位的工作考核有章可循。
陈家营的线务员崔存海工作干得不错，老阎安排我写一篇关于崔存海的通讯，我写出来了，题为《灿烂的喇叭花》，也得到老阎的称赞。
作为一位有心的领导，阎昌同志很注意关心他的属下。那年我二妹蒙秀英因为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需要补习。老阎发现这一情况之后，马上通知与我同屋的白二堂搬到另一间窑洞去。二堂虽说跟我关系很好，但当时很不情愿地搬了出去。以后，我二妹如愿考上了鞍山运输管理学校，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这样的成功，应该感恩当初阎昌同志的关怀。
在偏关广播站的日子里，在阎昌同志的精心教诲下，随着视野的开阔，我渐渐感到，仅凭已有的学识根本不能应付飞速发展的时代，我必须充电，我必须提高，我必须向更高的目标冲刺！我沉浸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游历中，在购得的一本本外国文学名著中，我渐渐发现一个崭新灿烂的世界，尤其是当时喷涌而出的新文学作者们一个个登入令人羡慕的殿堂，我渴望走出一条新的路。为了勉励自己，我把《蜗牛的哲学》这首诗抄录下来，贴在墙上。在当时，县里一些干部开始修房盖屋，为了占公家的便宜，不惜受处分。我当时对这些不屑一顾。渐渐地，我感到应该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向名记者名作家奋斗。在参加一次妇联会上，我把各公社妇联主任召集在一起，请她们谈乡下的妇女工作，从中找了几个好典型，写成一篇《乡下的女英雄》，组成一个《三八节特别专题节目》，活泼生动，用鲜活的故事，拉家常的方式，催人奋进。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请了县城小学一位女学生来广播站当主持人，播出录自本县幼儿园的儿童演唱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很好。我参加了由内蒙古清水河广播站高旺同志发起的长城地区文艺节目交流会，获得了来自晋、陕、蒙、甘、青海、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大量文艺节目，大大丰富了本县广播站的文艺节目。
受到那个时代滚滚新潮的启发，也出于自己自身长期培育的良知，我在县广播站工作期间，绝不仅仅只唱颂歌，也写过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如《但愿偏关爷爷少》，这篇文章对当时偏关县城张口就给人称爷爷的不良习俗给予抨击。还写过《肥羊腿换回干羊腿》，编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村子因为没有满足电业局工人的勒索，被电业局职工拿走跌落保险，致使村中断电，后来送了一条肥羊腿终于换回跌落保险的事。这样的事，当时在晋西北农村几乎屡见不鲜。我把这篇小说投给当时县文化馆办的《偏关文化》登载后，我在广播站办的《周末文艺》中播出。结果，不几天，县电业局书记带人找上门了，说是我的这篇小说污辱了电业局员工，电业局员工要罢工。他们先找到了县工交部领导，工交部领导给他说，这是文艺作品，不是说你偏关电业局的事，你揽这事干什么？结果找到我头上了，解释了半天，方才解脱。
作为站长，阎昌同志总能沉住气。他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指点。记得一次我随阎昌同志到忻州参加一年一度的忻州地区广播事业总结表彰大会。我和阎昌同志及秦志良一起上街，碰到一位卖大米的小伙，我称了二十多斤，结账的时候，这小伙不会算账，结果少要了几元钱，我赶紧付了钱。同行的老阎和秦志良也心里明白。后来，老阎在找我谈话时，对我说，你在忻州买大米那个事，做得不怎么样，多少就是多少，不要贪那个小便宜，这会影响你的进步的。此后，我把老阎的话记在心上。再遇到这样的事，我总要提醒对方说，你算错了，应该是多少。
那一年，我从忻州师专毕业后返回县广播站。遇到一件麻烦事，我家中父母因为一株榆树的根被邻里修建烟囱掏断发生纠纷，闹得沸沸扬扬。公道地说，双方都有过错。如何处理，我没了主意。我向已调到县政协副主席的阎昌同志求援。阎昌同志当即安排在公安局工作的他连襟和弟弟着手帮助处理。在他连襟王升选的介入之后，事情很快得到平息，邻里恢复了常态。为表达感激之情，我从家里拿了几颗西瓜，阎昌同志收下了这点微薄的礼物。
当然，阎昌同志走过的地方不少，绝不仅仅是我感受过阎昌同志的大智若愚、举重若轻的工作风采，受过他恩惠的人还真不少。他曾担任过县里的知青办主任。北京知青多年来成为他的知心朋友。曾在偏关广播站担任播音员的陈岩说，她就是从庄子寺村由阎昌同志步行到村接回来当播音员的。曾在偏关政府办任干事的华和平说，他当年因为妻子患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班。但政府办主任阎昌同志却认为华和平是一块可以栽培的青年人，主动找他谈话，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最后由阎昌同志介绍入党。这对华和平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他至今感激阎昌同志。
小小一个县广播站的编辑，那是我人生旅程的第一个舞台，正是在这一块舞台上，在阎昌同志的培养下，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础，积累了一定范围内的人脉。现在，我已走过几十年的工作历程，但是，回想起来，偏关广播站给我的回忆还是温馨的，我始终感激当年给过我支持的领导和同事们，尤其重要的是阎昌同志，他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位老师。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当年偏关广播站走过的那一段路，就不会激励我后来获得的成功。感恩！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感恩！偏关广播站的领导阎昌同志和郝俊同志！
此后，我走过很多地方，但是，我再没有遇到像阎昌同志那样对下级知冷知热的领导，我遇到一些见钱眼开的领导，在他们那里，只有肯送钱，才是忠心跟随的好下级。
阎昌同志，您安息吧！您的儿女们在您的栽培下都成为得到广泛承认的有用之材。其中，大儿子阎晶明大学毕业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偏关县最早一批研究生，以后在省作协工作，以后又调任中国作协，推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现在已是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我从阎晶明的身上看到了阎昌同志处事沉稳、才气暗藏的影子。二儿子当年贪玩，我亲眼见过挨过老阎的打，但是，后来学业有成，在省外贸工作出色。早已移民澳大利亚。阎昌先生晚年也得以到澳大利亚领略异国风光。
阎昌同志，您安息吧，受过您眷顾的同事们永远铭记您的善良和教诲。但愿我们携起手来，每人都亮出自己的光，燃烧自己的火把，照亮我们自己今后和后代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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