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港》2022年第2期｜秦羽墨：在平原
世界是一条飞毯，由翻滚的稻穗织成。稻穗金黄，在晴空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的车开得很稳，可当车里人把目光投向窗外时，却感到身体的剧烈起伏，这完全是风吹稻浪造成的错觉。汽车进入原野之后，一车人也随之进入悬空状态，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感觉汽车根本没动，是稻浪在驱使它前进。宽广无边的飞毯，只见它的起伏，看不到尽头所在。庞大而持久的波动制造出一种晕船效果，阳光从稻穗上反射过来，炫目异常。我已经找不到方向，像一只迷失在稻浪中的虫子，直到大风停息，才看清平原的本来面目。
大地无垠，站立着的稻子整齐有序，它们在秋天的阳光下散发出粮食特有的清香。从钻入鼻腔的香味浓度可以判断出，稻子已经完全成熟。阡陌交通，公路陷在稻田深处，汽车又陷在公路深处。那种乡村的，车辙很深的公路，像两条深嵌大地的铁轨。道路两旁不少田垄已经收割完毕，现出裸露的泥皮，更多的稻子在秋风中倾斜着身体，一副不堪重负的模样。我也不堪重负，被收获的满足感压得喘不过气来，仿佛我也是这土地的主人。事实上，我只是一名放逐者，无从选择，被迫来到此处，跟发配边疆没什么区别。
2008年夏，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北京举办奥运会、父亲去世、我大学毕业。前一件，人所共知，后两者，仅是对我而言——不管它们多重大，别人都感觉不到，个人的沉重遭遇撼动不了世界的皮毛，而他们的狂欢，我同样也无法感同身受。
那年秋天，走出校门的我，没找到满意的工作。事实上，连找工作的资格都不具备——我虽然大学毕了业，却没能拿到毕业证。因为助学贷款没还清，根据规定，毕业证和学位证得暂时扣押。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明白校方这么做的意义。既然贷款读书，说明家里经济有问题，在参加工作，领到薪水之前，又怎么可能还清贷款？扣押毕业证，学生如何出门找工作？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番辗转，一家农业公司收留了我。
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一屁股债，我又被迫去干一份并不很适合自己的工作，这让本来就内心幽暗的我产生了强烈的末日情绪，那种难以言说的感受至今历历在目。让一个失意者去面对大地收获的场景，不知道是命运的不怀好意，还是精心安排的磨砺？又或者是对走投无路者的一场治愈之旅？现在回想，当时的那种被迫放逐，更像是命运的眷顾和恩宠，因为它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尽管待遇一般，安排的岗位也差强人意，我还是感恩戴德、心满意足地去了。我想好了，计划用大半年时间，尽可能把工资攒下来，以赎回自由之身。公司想必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使唤起来如同牛马，什么脏活累活，毫不顾忌地往我身上摊派，就算下乡也是最远的地方。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片的田野和如此集中的粮食，我被吓坏了，深不见底的平原，让人生出对幸福的恐惧感。在洞庭湖，我切实领会了“平原”二字的真正含义。这片区域，最高海拔不过几十米，放眼看去，一望无际，我们的车开了一两个小时，窗外景象依然如故，温暖而锋利的光芒照得每个人脸上像施了金粉。很多东西要具备一定规模才显得美，比方说土地，比方说土地上的庄稼。一抔泥土上的稻子可能弱不禁风，几百几千亩的稻田，则是一个大型的审美现场。
我没有心思欣赏田园风景，心里更多的是忐忑不安。
这里是洞庭湖腹地，我被排到某片区域监督收粮。这份工作既与我所学的专业相悖，也与公司设置的岗位没有关联——我是办公室文秘，他们却让我去当质检员，掌管很大一块地方。粮食行业，收购是第一道关，兹事体大，可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让一名新员工把守如此重要的岗位，我有些受宠若惊，又有点摸不着头脑。质检员有很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权，行动自由，脑子灵活的，能捞不少好处，只要不出大纰漏，面子上过得去，部门领导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后来听说，公司之所以如此安排，当中含有深意。我是外地人，初来乍到，跟当地商家、农户都不熟，尚未形成裙带关系（过去发生质检员和农户勾结的事，将不合格的粮食偷偷往仓库里塞）。更关键的是，我单身，没有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找，这趟活得持续两个多月，吃住在乡里，拖家带口的人干不了。
谷粒堆成的山峦连绵起伏，太阳跟月亮守在东西两端，当两者都消失的时候，星星就出来了，它们在高处闪烁，是携带光芒的另一种粮食。白天挥洒汗水，一蛇皮袋一蛇皮袋挨个抽查质量，晚上头枕稻草，靠月光和星辰疗饥。当我的肚囊被水乡食物填满时，精神之胃格外饥饿。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晚上，在一屋子幽暗中怀想千里之外的故乡，想那个死去不久的父亲和独守旧宅的老母。她在乡下寡居，收拾几亩薄田，她的收成在这些山头面前不值一提，正如她的命运一样，卑微而渺小。我躺在数不清的粮食中间，被群山环绕，如此富有，又如此孤独，远处是犬吠，身边是走来走去的鹭鸟，它们瘦长的脚踢中我的额头，我醒了过来……
多年以后，我还时常陷入这样的梦境，那些梦境，让沉重的日子有了稍许轻盈感。事实上，那不是梦，而是真实的存在。
在庄稼地长大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粮食。我的湘南老家，一年到头无论怎么辛苦，粮食都难以自足。记忆中，每年五月，青黄不接的当头，不是东家借西家，就是西家欠东家，而这里，种一年能吃三年。相比平原，山里更需要粮食，可我们看待稻子的眼光复杂难言，像一个爱情的憧憬者，有着求而不得的纠结。山里产量太低，我们看到的庄稼，只是它的附属意义——劳作，它更重要的本质——收成，似乎被遗忘了，即便是收获季节，也很少有满足感。在常德，在洞庭湖平原的最深处，哪怕不种田，光挖藕、捕鱼，也不至饿死，这里是真正的大地粮仓。山里的稻子是一蔸一蔸割，在这里，用的是收割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意义的劳动。我跟村里人说平原的事，无人相信，他们想象不出粮食堆积成山的样子。其实，我也想象不出。刚来时，母亲打电话问，下乡情况如何？我说，挺好的，不用担心。她又问，怎么要呆两个多月，有那么多粮食可收？我说，这里的农民耕田、施肥、打农药，到最后收割，全是机械化。她惊讶一声，这么好的地方，我只在电视里看过。我说，跟电视里演的一样。最后，母亲说，她打算把今年收的粮食卖了，偿还父亲死前欠下的医药费。看着眼前堆积成山的稻谷，我感到了某种无助，就像看到城里那么多高楼一样，如此美好让人自足的东西，我却只能看看，仅此而已。作为农民的儿子，一个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山田劳作的人，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眼里充满了羡慕与贪婪，甚至憎恨，命运何其不公，把我生在穷山恶水的地方。
当我看到收割机在稻田中稳步推进，金黄的波浪猛烈撞击岸堤，那一刻大地发生了倾斜，浪尖上舞蹈者，鹌鹑和鹭鸟，成群撤出，它们姿势优雅，动作敏捷，起落之间秩序井然，看不出丝毫失去家园的苦痛。它们把人类的收割当成了自己的节日，收割之前，它们拥有的是大片大片的稻子，收割之后，则拥有了整个平原，那些散落的稻穗，无处躲藏的昆虫，是大地献给鸟类的盛宴。农民刚刚相反，收割之前，他们只拥有土地，收割之后才拥有自己的粮食，粮食是比天更高更大的东西。不得不说，土地确实能给人力量，而粮食，永远让人踏实，即便它们一粒都不属于我。
面对如此场景，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开矿者，淘洗时间孕育的金粒，这让身处困境的我多少有了一些勇猛。飘零异乡，举目无亲，连交心的好友也无一个。他们要么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要么去了广州、深圳求职，只有我，被遗弃在原野之中，像一粒未能灌浆的秕谷，一番风吹雨打，零落在淤泥里。随身携带不过几件换洗衣服，面对大野长风，我感到自己的渺小。
车慢了下来，即将抵达目的地，散落的村庄和镶嵌在稻田边缘的湖汊位置那么合适，仿佛天生就长在那里。它们都在等我，等一个陌生来客和他背后的大公司，没有这些，农民的收成就会显得虚假。我并非孤身作战，前半个月，公司给我配了一个技术指导，依照惯例，我喊他师父。师父姓严，本地人，四十出头，是老员工，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最初几天，他手把手教授我检测方法和关键要点。我们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带槽的钢钎和一台小型碾米检测仪，人走到哪，机器工具就带到哪。两尺长的钢钎，被用得油光发亮，往蛇皮袋上一扎，谷粒沿着槽渠流淌而出。它让我想起了行军的刺刀。起主要作用的是那把钢钎，熟练之后，检测仪基本可以不用，目测就能将各项指数估算得八九不离十。必须扎到深处，如此，才能保证抽样的覆盖率和准确性。某种程度而言，我是一名戍边战士，手持钢钎，全力拦截那些企图蒙混过关的偷渡者。
农户春天跟公司签了合同，只种我们需要的品种，玉针香和星2号，这两个品种产量低不少，但品质好，收购价格比普通杂交水稻高一半，农户虽然减了产，但收益更多。即便这样，师父格外提醒我说，你要小心，产粮大户个个是老精怪，有很多钻空子的办法。确实，一开始，一车稻谷，几十个蛇皮袋，总有一两袋不合格的，不是质量不纯，就是晒得不够干。我搞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仔细回想老严的话，也就泰然了。见小动作逃不过我的眼睛，他们只好作罢，一切按规矩来。他们并不记仇，反而佩服我的勇气和耐心，对我这个说普通话的外地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问我老家哪里的，家中有什么人，何以到常德干起了这，诸如此类。有些问题我如实相告，有些问题则讳莫如深。他们见我满腹心事的样子，也就不再多问。
我们的收购标准主要是三个，杂质、垩白以及水分。公司走高档路线，只收玉针香和星2号，其他品种一律不要。只用了两天，我从一名从未接触过此项工作的新人，成了行家里手。抓一把谷子扔到地上，用脚踩几下，脱去表皮，从米粒的颜色能准确判断出它们的垩白率和水分。收足一百吨，抽样检测，质量完全达标。师父对我的办事能力和专业水平高度认可，转身回城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乡下。他只在公司总部来抽查的时候（总部每周不定期来抽查两次，算是监督），临时赶过来，当甩手掌柜。
根据区域划分，我负责大龙站、镇德桥两片地方，住处安排在白鹤山粮站，将会议室的办公桌拼在一起当床铺。早上在白鹤山吃一碗粉，坐车去大龙站和镇德桥，那两个地方公司修了定点仓库。中午在农户家吃一顿派饭（钱由公司出），到傍晚，坐车回来，住在白鹤山。在白鹤山粮站，我也有吃饭的地方，公司在粮站食堂给我交了人头费，可以跟粮站工作人员趴在老八仙桌上共同用餐，在粮站上班的是些老人，跟那张八仙桌一样，有了足够的年纪，表情木然地应付一切。吃饭时，我很少言语，他们也不问我什么话，就连饭菜是否合胃口都不问。我们公司跟粮站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租用他们的仓库存放粮食，仅此而已，人员之间没有任何牵连。农业税取消后，农民也不交公粮了，粮站形同虚设，失去了原有功能，但还有几个老员工要养，我们是大公司，他们乐于将仓库长期出租。他们只管收钱和看护，别的事概不过问。
下乡的日子，饭量与日俱增，每天出汗若干，躺下时胳膊多少有些酸痛。但睡得踏实，被长期失眠折磨的我，再次感到了身体的美好，它不完全是囚禁自己的牢笼，也是灵魂栖息地，适度的疲惫令人享受，差不多每天都在寂静的虫鸣中睡去。告别电脑，不用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枯燥无味的文字材料，虽然工作强度比办公室大，但人自由，心也自由。刚参加工作，面对各种条款规矩，很不适应，这种室外生活让我如获至宝。整天跟面目黧黑、言语直率的农民打交道，眼前大地无垠，深呼一口气，胸腔里尽是泥土和稻谷的芬芳，心底随之生出一种亲切感。终究还是喜欢天然的事物，他们原始粗粝，本真本质，即便偶尔耍点小聪明，也会不自觉露出满脸羞涩，不像在办公室，千篇一律的表情，每个人都似是而非地忙碌着，心里装着各种尔虞我诈，他们明知道我不可能待多久，还是高筑心墙，小心防备着，这就是所谓职场。
农户们大多驾驶农用爬爬车和小四轮来交粮，嘴里叼着烟，把皮鞋当拖鞋穿，趿拉着鞋帮，呼哧呼哧开过来。也有专门雇人用东风牌拉的，一车抵两车。他们抽的烟都很高级，基本是芙蓉王，很少有软白沙。这里是湖区，他们又是种粮大户，经济能力比湘南山区高了一大截。每个人都笑容满面，喜悦是发自内心的，表情跟我的叔伯兄弟别无二致，不管哪里的农民，都还是农民，都还是熟悉的亲切模样。
我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也适应了眼前的生活，甚至适应了所处的困境，说服自己安此现状。劳动使人麻木，与人打交道又让人暂时忘却杂念。只不过，每天做同样的事，早晚准时赶班车、繁复的抽查检测、连车带货过磅，一切熟练之后，工作开始变得乏味。我早已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纯粹的职场者，而是一个文艺青年，随身携带严重的酸腐和相当的理想主义气质，内心永远躁动不安。
一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文学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每天晚上，忙完事情，我会躲在会议室的小床上看小说（即便下乡，也随身携带两本书），仓鼠一样，在谷堆里钻个洞，吃饱喝足，不知今夕何夕。
我喜欢下雨，那样可以待在粮站不出窝，即便关机睡觉也无人过问，公司给了这个特权，算是下乡人员的一点福利。下雨天，车没办法过磅，稻谷也晒不干，没人会运粮过来。按规定，质检员每天有二十块钱补助，雨季能延长收粮的时间，雨下得越久，得到的补助就越多。可我又很矛盾，收粮的那些天每周只允许回城一次。我希望早点回到城里去，尽管在城里，我也没有家，有的只是一个临时的出租屋，幽暗促狭，冷风嗖嗖，但它依然能承载我的肉身，置身喧嚣热闹之中，多少可以屏蔽掉一些孤独情绪。
每天早上，都被平原的寂静吵醒。这栋造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六层老建筑，天黑以后，只剩一个人的呼吸，大块的寂静如铁板压身，令我无法动弹，即便翻书都小心翼翼。可是，当白天降临，黑夜逃走的脚步声，还是惊动了周围的空气，寂静死死攫住了我，像攫住一个溺水者。阳光能赶走黑夜，却驱逐不了内心的幽暗，黄昏跟黎明，成了两个至暗时刻，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理感受，特殊时段的光明，洪水一样没过头顶。将会议室的灯全部打开，再拉上窗帘，用被子蒙头，如此矛盾的举动，除了自己，无人可解。不跟人谈及自己的工作，也尽量不给母亲打电话，刚刚失去丈夫的她，没有力气为儿子担心。
运粮车在日渐减少，有时一天只七八趟。我跟农户约定，让他们上午来，下午要忙自己的。他们懂得其中意思，彼此达成默契，我的日子趋于舒适。
一连几天，吃过中饭，到野外游荡。芦苇荡栖了各种南来的候鸟，它们来此过冬，以类相聚，组成一个个小团体。据说，这些鸟只作短暂停留，多数还要继续南飞，从洞庭到鄱阳，那里才是它们最终的落脚点。天空偶尔有成排的大雁飞过，千百年来它们一直秉持这个方向。大雁飞得很高，样子很笨，路线固执单一，通常飞得高而远的，都是些笨重的家伙。多好的季节呀，再没有比秋天让人喜爱的了，世界呈现自由之态。站在平原中心，我又想起那个大山里的故乡，想起每天早上炊烟把大地摇醒的样子，这些年在城里，只见雾霾，不见炊烟，这让我对眼前的景象，生出一种新鲜感。
田边芦苇，飞絮落尽，紧抱着残躯的它们，倔强地立在秋风中。长脚的鹭鸟，人来不惊，优哉游哉，低头寻找食物。我脱了鞋，走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酥软的泥皮，踩上去像一块面包，脚底板传来舒适的按摩感。田螺如遗弃的果核，以此为食的水鸟吃得太饱，已不屑于下嘴。泥巴尚且湿润的地方有裸露的鳝鱼的洞孔，勤劳的妇人在用铁锹挖鳝鱼，两铲下去就有收获。鹭鸟胆子很大，善于窃取人类的劳动果实，等你惊觉，它们双脚一蹬，身子立马飘到一丈开外。
在芦苇荡碰到给我做派饭的主人揭老板，他坐在小马扎上聚精会神地钓鱼。虽然只是一个农户，其貌不扬，我们还是亲切地喊他揭老板。他是当地的种粮大户。我第一次听说揭姓，印象深刻，至今记得他的模样。小平头，尖额，细颈，瘦长身子，站起来时，像一只大黑蚂蚁。他已过六十，上面没了老人，两口子在村里种田，雇用机械，儿女各一，均在外地。不管走到哪，他身边总跟着一条狗，一条瘸腿的狗，像他一样消瘦，像他一样令人过目不忘，跟家里没吃的一样。其实，他们家的伙食开得很好，我吃了一个月，足足长了好几斤。那狗很配合主人，没动静的时候，老实在旁边待着，一有动静，三条好腿，跳跃如虎。见到我时，狗眨巴几下眼睛，扭头看了一眼，但并没起身，它跟我已经很熟了。
我没跟揭老板打招呼，生怕把鱼惊了，他却主动跟我聊了起来。他有一儿一女，女儿嫁在常德城，儿子大学毕业，在深圳一家跨国公司上班。问我，一个外地人怎么来干这项工作，人地两生，真不容易。我没法跟他解释自己的情况，这样的问话，已经听了不下百遍。即便当农民，他也是富裕人家，洞庭湖的农民和湘南的农民不是一回事，理解不了大山的事。我跟他谈及那个永州小山村，他满脸愕然。在湖区人看来，电视节目中的梯田和弯曲的田埂，不过是一种异域审美，至于画面背后的生活详情，他们无从体会。
老揭的日子很好过，完全没必要下田，儿女给他的孝敬钱足以让他安度晚年。他舍不得眼前这块土地。这是真正的膏腴之地，水满时生机勃勃，水干之后，依然鸥鸟翔集，泥土之下，有无限生命在律动。不单他，这里所有人，都尽心呵护着平原。房子建在为数不多的山丘下，尽量不占用良田。洞庭湖的富庶，除了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跟他们敬畏土地，善待生灵的信条密不可分。他们响应国家号召，使用低毒农药，以确保稻田生态不受破坏。我是务过农的人，某一年几次杀虫之后，田里青蛙蝌蚪死绝，就连泥鳅都刨不出一根，很多药剂是毁灭性的。
老揭的钓竿迟迟不见动静，似乎有鱼可以，没鱼也可以，他像是来打秋风的，消磨时间而已。清风之下，水面漾着波浪，鱼线的位置随风向的改变而发生偏移，已走了很远。几只鹭鸟在浅水区行走，像一群巡视者。远远的，有火车驰过，大地发出了小幅度的震颤。如果不看到火车，我完全忘了稻田深处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那条铁路直通公司后院，向南可去广州、深圳，向北到达省城长沙，公司的大米都是用火车运出去的。
鱼终于上钩了，是一条鳜鱼，目测重量超过一斤。老揭一边收线，一边露出难得的笑容。他用的鱼饵是刺木虫，湖区不缺好鱼，他只钓鳜鱼和翘嘴。鳜鱼狡猾，翘嘴凶猛，他的钩又大，一天能钓上两三条就算收获。没想到老头还是个有追求的钓徒。重新挂上鱼饵，恢复坐姿，老头表情平静，瘸腿的狗却还处在收获的元奋中，狺狺然骚动着。我不好打扰他的垂钓大业，转身走开。
此地无山，几座凸起的小丘遍植油茶。从小径过身，随处可见泛黄的野柿子，它们并没熟，一口下去，满嘴苦涩。倒是园里的橘子，早熟透了心，由黄皮变成了红皮，却没人摘。那年，四川广元的橘子出了问题，迅速波及全国。湖区也是橘子产地，市场订单被取消，卖不出去，只能挂在树上，任鸟雀啄食或自然萎落。有人在园里操着长竹竿，肆意挥舞，敲打果实，他要把树上的橘子打掉，好减少果树的能量消耗。今年已经完了，不能影响来年的挂果率。这么大的园子，本来就赚不到钱，请人采摘，亏损更多。果农希望路人进园采摘，摘得越干净，他们越高兴。只可惜，人的肚皮有限，那些果实成了老农头上的无尽烦恼。每次回城，都要提半袋子，选最好最漂亮的，可我没朋友可以送，房东也不领情，生怕我用这些便宜货跟他套近乎，好少交点租金。后来，便懒得再带了。
田垄已经没有一秆站立的稻穗，该交的粮食，都交了上来，如果不和老揭去钓鱼，整个下午，我无事可干。而钓鱼，实在不是我的强项。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也没有太多话跟陌生人说，为了不触及心事，我回避着外面的一切。老乡都说我腼腆，老实，人也长得阳光，就是话不多，不抽人家的烟，也不喝人家的酒，几块钱一斤的包谷酒都不沾。喝酒的人，心事在酒杯里，不喝酒的人，心事在酒杯之外，个中滋味，无法相通。
回白鹤山粮站的时间越来越早，时间足够充裕，我从半路下车，选择步行走到镇里。两个多月时间，每日跟粮食打交道，身上满是阳光和泥土的气味，心沉静了很多。尽管还是茫然，但茫然中有了一种蓬勃的力量，我明确感觉到了它。
走在乡村公路上，太阳像一个巨大的圆盘，鲜艳，孤独，与我对眼相望。我们都朝西去，方向一致，正好搭个伴。夕阳下的原野温暖而萧瑟，四处散落着稻子秸秆，秸秆上有鸟雀觅食。我喜欢深秋大幕降临的厚重感，新栽的油菜刚站稳脚跟，远远看去，田里像长了一层绿色的绒毛。乌鸦、麻雀、八哥，喜欢结伴扎堆的鸟，占领了大地的所有角落，田间地头、落光叶子的枝桠以及电线杆上，乌泱一片。小山丘上的橘子无所事事地黄着，黄得自足而无趣。
估算时间，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到住处。拿出钥匙开门，听见屋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扑扑”声。是一只比麻雀个头稍大的灰褐色鸟，正在会议室里挥舞着翅膀。作为宿舍的会议室，两边各有八扇玻璃窗，左边的一扇碎了一个小角，不速之客一定是从那个破洞闯进来的。因为我的突然出现，鸟情急之下慌不择路，喙在玻璃上猛烈撞击。不知是出于贪婪，还是对意外的期待，我下意识地把门合上，还拿了一本书，堵住了窗户的破洞。
黄昏的余晖让它的羽毛显得很沉重，两块铜板似的搭在鸟背上。我在农村长大，但并未见过这种鸟。为了消除它的恐惧，我尽力摆出一种和平相处、互不干扰的姿态。它的逃离行动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屡屡碰壁之后，终于安静下来。它有些泄气，但并未绝望，一会儿立在椅背上，一会儿又站到窗帘后面，不停躲闪，倾力试探。尽管它看出我的存在对自己无害，但依然保持警惕。
灯亮的时候，小家伙纵身一跃，立在离我最远的椅子上。它对突然亮起的灯光感到不适，百无聊赖地飞了半圈，又回到原点。黑夜已至，大楼静到极点，窗外的世界顿然消失。看不到外面的同类，那只鸟停止了躁动。
每晚与孤灯相伴，确实寂寞，今晚不同了，我有伴了。
我趴在床上，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看鸟。它一会儿偏头看我，一会儿把脑袋缩进脖子，装成猫头鹰的模样。它一定不明白，为何我既无害它之心，却要强制挽留它。我也不明白，为何要囚禁一只像自己一样孤独无助的鸟。我实在太需要朋友了，即便强制的友谊，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醒来，天早已大亮。小东西站在窗台边，隔着玻璃向外张望。窗台外站满了鸟，对面墙上的爬山虎里有它不少同类，它们在藤蔓间跳跃，啄食成熟的果实。那只鸟比我醒得早，肯定更早地看到了这些。我觉得自己太过残忍，在飞翔和饱食的季节，将它囚禁了整整一晚。打开窗子，它“嗖”地一声飞了出去。我在窗前愣了一下神，它并未划出期待中的弧线，几乎是跌撞出去的，可能太急于离开了吧。
我也要走了。
吃完早餐，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想着两个多月以来的生活，估算大半年的工资收入。等年底补贴和奖金下来，相信就能还清学费领到毕业证，至于以后去哪，我不知道。
几根炊烟从粮站背后升起，袅娜的躯干肥硕而结实，依然是刚来时的模样。
秦羽墨，85后，原名陈文双，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常德市文联。有作品五十余万字发表于《天涯》《芙蓉》《青年文学》《南方文学》《青年作家》《西湖》《滇池》《文学港》《湖南文学》等刊。散文多次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转载，散文集《通鸟语的人》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曾获《创作与评论》杂志年度作品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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