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2年第1期｜羌人六：断裂带上
父亲已经离开十年，庄稼地里的粮食仍然年年生长，家门前的清漪江仍然日日夜夜流淌，群山上的草木仍然在季节的指引下枯了又荣、秃了又绿，重复着复活的古老游戏，乐此不疲。然……
一
父亲已经离开十年，庄稼地里的粮食仍然年年生长，家门前的清漪江仍然日日夜夜流淌，群山上的草木仍然在季节的指引下枯了又荣、秃了又绿，重复着复活的古老游戏，乐此不疲。然而，父亲却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用死亡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铜墙铁壁。死去的父亲再也爱不动我们，再也无法目睹这岁月长河里，像他过去作为下酒菜的花生米那样，值得慢慢咀嚼的万家灯火。
这些年，我几乎从未在哪怕是关系紧密的人面前主动谈及父亲。断裂带环绕的群山带来的某种压抑，塑造了我沉默的性格，多年来，我在心里默默忍着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相信自己能够忍住。似乎痛苦或者悲悼有着花瓶的形状，似乎，怀念与失落一旦挂在嘴上，就会变成更多的碎片，难以收拾，令人迷目。
早些年，父亲在我心中并不是那种和蔼可亲又顶天立地的中国好父亲。我从小害怕父亲，感觉自己就像是他和母亲一起生下的仇人。想来，我的早熟，我的懂事，我的敏感，和父亲息息相关。儿时，只要父亲在家，我就坐立不安，感觉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空气也如泥潭，我动弹不得，我稍微动弹就会点燃父亲的无名怒火。那时候，家里蔬菜奇缺，连苦儿瓜也是饭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父亲爱吃，母亲爱吃，弟弟爱吃，我却不爱吃，潜意识里，我觉得吃苦儿瓜就是在吃我自己。那时候，我很迷惑，父亲不用眼睛看我就算了，为什么要我去吃他带刺的语言和铁锤似的拳头，并且，没有一个字的理由？
时光远去，过往的经历化为乌有，我的目光穿过我家阳台窗外的万家灯火，仍能看见那个无处可去的单薄少年，在冷飕飕的夜晚背靠刷着白石灰的砖墙，默默消化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灵上的憋屈。那时候，我经常会听着家门前潺潺的流水声，远远地望着镇上的灯火发呆，想快点长大，到山外边去，到远方去，到万家灯火里去，因此总是嫌弃家门前的江水流得太慢太慢。
当一个人从生活里消失，他的脸就会日渐模糊，如同浸泡在暮色里的村庄、河流、屋顶、炊烟，再也无法清晰地窥见全貌，一览无余。如果不去翻母亲搁在木质抽屉里的那本旧相册，我就无法想起父亲的具体模样，顶多，我的记忆能触及到他黝黑模糊的脸孔，以及那块膏药似的挂在人中上的胡子。
多年以后，我下巴也开始长草，如果几天不用剃须刀收割，它们就会把我变成另一副模样，或许是为了跟父亲保持“距离”，我总会把人中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留着下巴上的胡子，让它们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因为，父亲的下巴上没有胡子。
父亲死后，他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依附在我们身上，通过气味、声音或者动作，保留着他的影子。不止一次，我发现，在母亲身上，在比我小仅仅十一个月的弟弟身上，在我自己身上，都能或多或少的发现父亲的影子。
母亲亮着嗓门说话的声音很像父亲，尤其是她亮着嗓门跟弟弟的两个女儿、我调皮的侄女们凶巴巴地命令着什么的时候——她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带着一副亲婆婆而不是外人的理所当然。母亲的冒火连天，就是“靠边站”的我听了也会脊背发凉，这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起父亲当年的“风采”。2008年地震，家里的青瓦房已经毁掉过一次，母亲这样发火，真叫人担心。
仔细想想，似乎不奇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某个秋天的夜晚，我在卧室里黯淡的光线下写作业，白炽灯瓦数很小，灯泡的轮廓又像极了苦儿瓜，营养不良似的灯光勉强照着小小的房间。正写着作业，弟弟忽然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告诉我，快去看，他们在灶屋里……我问他，打架了？那些年，父亲和母亲除了拌嘴，偶尔也会打架。弟弟摇摇头，说不是，他小脸通红，显得十分激动。我就放下作业，跟弟弟跑向灶屋去看，我终于明白了弟弟的“意思”，父亲和母亲在灶屋里拥抱着，嘴粘着嘴，在那里亲吻，声音与灶孔里燃烧的柴火响成一片。两人个子都高，都是一米七几，站在灶屋里，站在灯火下面，脑袋与灯泡近在咫尺。虽然父母没有发现我们，我和弟弟还是迅速转身跑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不通，那些年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们怎么会有心情接吻？母亲的声音里有父亲的影子，不奇怪。
我和弟弟身上也保留着父亲的某些影子。这些影子和万事万物落在地上的影子一样，谁也无法拿走。扔掉了未必就好，也未必真的扔得掉。在阳台上眺望窗外的万家灯火，有时，我会仔细望着这些影子，他们就像墙头草，挂在断裂带一些熟人的脑袋和嘴巴上面。
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是说：“少喝点酒，别学你爸！”这是句狠话。喝酒跟他父亲一个样儿——断裂带的某些熟人背地议论我，好像我真是我父亲的最新版本似的。这些话先是钻到母亲耳朵里，又从母亲嘴里绕到我面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赞美？一问，是那个谁说的。瞬间释怀，好在我没有在他们家蹭过饭，更没有喝过他家的酒。父亲倒是喝过人家的酒，很久很久以前。曾在沈阳当兵的父亲性情直爽，心地善良，一辈子走了不少弯路，在这位熟人家喝酒，也是在走弯路。父亲当年在这位熟人家跟人打赌，端起两个斟满老白干的玻璃酒杯一口闷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父亲以前不知道，现在也永远不会知道，当他仰着脖子喝掉别人家两大杯老白干的时候，实际上是让熟人打心眼里的“瞧不起”，因为熟人在我面前如此面带微笑地赞美过我的父亲，说他是“酒疯子”！我讨厌父亲喝酒，更为别人对他的评价难过。那时候，家里已经落魄，用母亲的话说，是“倒霉”，别人看不起父亲。父亲做梅子生意家里红火时的风光已然不在，每天都有人骑着摩托车或开着小轿车到家门口接他去镇上打麻将的风光已然不在。这些年，在断裂带，我醉过两次，一次是弟弟结婚，一次是祖母下葬。我不记得自己在这位熟人家里喝过酒，唯一的解释就是议论我的这位熟人也在场。据母亲说，当年父亲学会打麻将也是这位熟人手把手教会的。喝酒，我也会喝到醉，但不和那些不用眼睛看你的人一起喝。父亲在我身上的影子是模糊的。我告诉自己，这件事就像喝醉，酒醒了，那醉就不存在了。
在部队服役九年后，几年前，弟弟退伍回到断裂带。部队发了一笔钱，近三十万，不是小数目。这两年断裂带修高速公路，弟弟买了辆大货车跑运输。去年，我才听说弟弟的大货车是贷款买的，在镇上的信用社贷款十万元。实际上，弟弟买的大卡车总共才十多万元。家里生活当然有必然的开销，可是，我想那么多钱不可能一下子折腾光了吧？弟弟确实是差不多折腾光了，不然怎会贷款？弟弟身上有父亲年轻时候的影子，为人耿直却不懂得安排生活，花钱大手大脚，玩心重，喜欢打麻将。
每次回断裂带，我都会语重心长的“提醒”几句，但话也不好说太重。念过大学的我其实不比弟弟聪明，否则，他一学就会的麻将我怎么几乎连各种牌的名字也记不全？父亲年轻时打麻将，家里输个底朝天，小时候家里穷，正是因为父亲嗜赌。记得小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王莉老师曾在课堂上对着全班同学发过一次火，她说，有些人的父亲打麻将五十块钱一炮都敢打，凭啥交不起学费？王老师很生气。虽然没点名，但跟我同在一个班读书的弟弟，肯定听到过这句话。我们知道那个人是谁。王老师待我不薄，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何在课堂上生那么大气。一个亲戚获悉王老师把一个助学金名额给了我，便跑到学校跟她大吵一通，因为那个亲戚的孩子没有享受到这种福利。我宁愿没有这种福利，并不是说助学金不好，而是因为父亲赌博输掉了家业，交不起学费，让我自惭形秽，在同学中间抬不起头。
上月中旬回断裂带，弟弟在牛角垭隧道那边的“清水鱼”请客吃饭，请的是他买车时帮过忙的几个村里人，原来那辆弟弟以七万元的价格转手给了一位熟人，刚又买回一辆。母亲告诉我，弟弟买车，向镇上开超市的二姨借了二十万元。那天晚上，喝完酒，弟弟便和几个人上桌打麻将，打的五十块钱一炮。听到打那么大，我心头很不舒服，也很生气。弟弟打麻将的样子，就像是穿上了父亲的影子。
回到家中已是半夜，我说了弟弟几句，打牌只是娱乐，何必打那么大呢，有多厚家底？弟弟说他也不想，是他们喊他打的。
我说，父亲当年把家里输得穷困潦倒，他也不想。弟弟沉默。点到为止，我勒住了语言的缰绳，虽然还想多说几句。按弟弟的意思，车不是他想买的而是别人让他买的，二姨的钱也不是他要借的而是二姨主动借给他的。能借到钱买车，有人相助，都是好事，难的是还钱，难的是把花出去的钱再挣回来。母亲这方面有经验，她以前经常说：“借钱要忍，还钱要狠。”弟弟没有经验，把问题和社会想得过于简单和容易了。
我担心弟弟走父亲年轻时的老路，赌博、负债累累，好好的生活和一个家折腾得不成样子。虽然，父亲后来浪子回头，不过为时已晚，直到父亲去世，家里都还欠着一屁股债，没能真正翻身。那几年，母亲最担心的是，我和弟弟因为这一屁股的债成不了家。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和别人的梦想就不一样，我的梦想特别简单：哪天放学回到家里，没人上门讨债，母亲没有以泪洗面，家里的门槛不会被债主踩破。
但我没有勇气跟弟弟深入交流这些梦想，因为它显得如此幼稚，不可理喻，甚至带着刺，压根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该谈论的事；我更不可能跟弟弟说起万家灯火，说起大地、星空、岁月、死亡和永恒，告诉他，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
清明花、七里香、百合花在断裂带遍山盛开的四月，红樱桃、白樱桃、野樱桃在断裂带纷纷走向成熟的四月，大片大片梅林的青梅果开始在绿色枝叶间吐露雏形的四月，这一天大清早，我开着家里那台“或许早该换个频道”的白色起亚K2轿车，带着勒克莱齐奥的小说集《脚的故事》、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以及史铁生的《病隙碎笔》，载着妻儿从绵阳出发特地赶回出生地，为已经拥抱死亡整整十年的父亲扫墓。
“扫墓”，大概是城里人的专属词汇，实际上，在断裂带，在我自小长大的这片土地，这种祭奠逝者的仪式有着更为通俗的表述方式：上坟。
在母亲那里，给父亲上坟这件事从不直白，而是伪装成了一个问题。每次刚回到家里，屁股尚未坐热，正想着喘口气，母亲就迫不及待地说：“去看看你爸？”语气客套、委婉、腼腆，简直像在请求。
死亡带走了父亲，他给我的那些伤害和阴影，我早已释怀。在我成为父亲之后，我甚至理解了父亲早些年对我的种种近乎病态的打骂，他太痛苦了。记忆中，只剩下父亲的好，剩下疼痛，剩下我们的最后一面。那是2010年，我大三暑假结束的时候，断裂带一个阳光绚烂的夏日午后，我在转盘路坐面包车去江油，再转回成都的学校。我刚上车，喝了点酒，像个小老头一样憔悴不堪的父亲忽然走到车窗前，以他一贯的说话语气，问我，带钱了没，要不要老子帮你给？可我不想理他，自己把钱递给司机。两个大男人有什么好说的？我只是纳闷，父亲才四十六岁，怎么就那么老了？家里的青瓦房在地震中毁掉了，地震后那两年，家里重新修房子，修的是楼房，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多万元。据母亲说，修房子那会儿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想想也是，那时候我读书要钱，高中毕业后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弟弟也不时需要家里救济，怎么会有钱？修房子的钱是父亲和母亲拼老命一分一分挣出来的。家里选择修楼房而不是原来那种青瓦房，是因为父亲考虑到我和弟弟都要成家立业，青瓦房住不下那么多人，也不够体面。那时候我没能体会到家里的难处。2014年在南坝小学教书，我问过我的同事，他们以前的工资有多少，同事告诉我，地震前，每月拿到手上的不到一千元。我算了算，2004年到2007年，我和弟弟都在读高中，不说学费，我和弟弟每个月的生活费加起来起码一千元，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可以想象，每一分钱都浸泡过他的汗水，带着他的心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漂漂亮亮的楼房修好了，父亲却没有享受过，就把自己腾了出去。
回断裂带途中，艾丽丝·门罗的话语忽然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雪花一样飘进我的脑海：“在你的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这里。”我和这句话偶然邂逅的那个日子已然逝去很久了，神奇的是，如今我居然想起来了，不是注定会遗忘的什么日子，而是句子昔日的脸孔。它的出现仿佛是在向我证明，话语可以作为独立的生命而存在。于我而言，断裂带就是生命中一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一个爱恨交织的地方，一个秤砣般压在梦境之中的地方。和艾丽丝·门罗写下的句子再次重逢，也使我相信，也许分开十年的父亲只是在跟我们玩着童年里那个名字叫“藏猫猫”的游戏，没准儿哪一天父亲就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站在他的儿孙面前，站在母亲面前，站在满脸惊讶和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们面前，说他回来了。
父亲拥抱死亡整整十年了，回断裂带给父亲扫墓，也是为了给母亲一个安慰。安慰长什么样子？我一头雾水。死去的父亲仍然拥有爱情，享用着母亲带给他的水果、花生，喝母亲带给他的梅子酒，抽母亲带给他的烟，用着母亲烧给他的花不完的钱币。
这些年，但凡去父亲那里看他，我总会在坟前发现某些爱的“踪迹”，这些踪迹就是那些水果、花生、梅子酒、熄灭的烟嘴，以及母亲留下的来过又离去的影子。除了母亲，还会有谁？
父亲走了，带着母亲的心。
三
父亲躺进泥土之下的坟墓，我则在泥土之上，在自己心口挖出另一个坟墓。这些年，与父亲相关的点滴，一直被我有意识地封闭在我心灵的坟墓中。
“给父亲扫墓”或者“给父亲上坟”，无论是作为念头，还是具体行动，我都感到自己难以面对，更不愿借助语言表达，只好以沉默代替，只好在沉默中，去经历，去思考，冶炼人生的滋味。沉默不代表销声匿迹，更不会死掉，沉默会在父亲的墓地上长出花花草草。
早年，给列祖列宗上坟，是逢年过节才有的事。通常由父亲在前面带路，在我们看来，他既是一面旗帜，也是我们的活地图，通过他的喉咙发出声音，告诉我们家族的过去。父亲手上通常会带着一把沉甸甸的锋利的镰刀，为的是给祖先们清理墓地。香烛纸钱，通常是由我和弟弟负责拿着。父亲神情肃穆，不苟言笑，我和弟弟则嘻嘻哈哈，赶集似的，显得没心没肺。在我们眼中，上坟就像是一截拉开新年序幕的“引线”，没有悲哀，也没有关于死亡的恐惧。那时候，清明节倒是例外，印象中，我们家从来不会在这一天出门去给父亲口中那些陌生的祖先们上坟。
地震后的2010年秋天，断裂带遍地核桃成熟的季节。大清早刚爬上核桃树准备打核桃的父亲，因为穿的是平底鞋，脚底踩着露水打滑，意外从树上摔下来，又顺着院子下面的陡坡皮球似的摔在硬邦邦的水泥公路中间。院子下面的陡坡生长着茂密的杂草和树植，荨麻、蒿子、苦麻菜、喇叭花，梅子树、青杠树，但它们没有谁愿意帮帮父亲。从意外发生，到在江油九○三医院，一周时间，身受重伤的父亲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
父亲离开了我们，在泥土之下“躲清静”。“躲清静”是母亲的看法，好像这种过早显现在父亲身上的遭遇，是他有意制造出来的结果。
在父亲的死亡后面，有一双愕然而又孤独的眼睛，否则我无法看到人间冷暖，也不会无数次在城市的缝隙，形如一只站在十字路口的小小蚂蚁，望着白日的喧嚣转向沉静，万家灯火在大地的皮肤上点燃夜色，我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父亲墓地就在我家地里。早些年，地里年年都会种上形形色色的庄稼，玉米、菜籽、大麦等。这些作物就像不断变幻的季节一样，走了一茬，又来一茬，收割一茬，又长出一茬。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岁月仍在努力生长，在泥土和阳光雨露的滋补下，父亲墓地前面的两棵柏树已经相当挺拔，高度远远超过记忆中的老屋。它们用植物的耐心，日夜陪伴着匆忙劳碌又两手空空离去的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两棵柏树是母亲在父亲去世那年亲自栽下的，左边一棵，右边一棵，高矮差不多，样子差不多，一样碗口粗的树干，一样的针形枝叶，一样的蓬勃生长。是时间过得快，还是柏树长得快？我不确定。我确定的是，这两棵柏树长得有多快，踩在青苔上的岁月就走得有多快，父亲就在他的死亡后面走得有多快。
黄昏来临，我和欢妹，加上弟弟两口子，提着香烛纸钱、刀头、酒水、烟……给父亲上坟。
我们所带的每一样物品都很轻，轻得像是快要飞起来，飞到天空的沉默里去。父亲墓地距离家门口不到五百米，在我看来，却远不止五百米，它有着更为漫长的距离。
递向坟头的香烟飞快就燃完一支了，剩下烟嘴意犹未尽。我终于相信，它们是我地下的父亲在用力、用心编织着的古老而又年轻的歌，歌里唱着：
日子穿过针眼
疼痛穿过针眼
我们穿过针眼
成为万家灯火的一员
四
给父亲上过坟，天已经黑了，断裂带淹没在浓浓的夜色之中。河流的声音，风吹的声音，草木生长的声音，日子向前走的声音，群山入睡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庚子年春天，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着武汉，笼罩着大地，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病毒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肆虐的日子，生活被打乱了。不断涌入耳膜和眼睛的各种灾难和消息，令人揪心。
那天，看新闻，2015年去过的西昌再次发生森林火灾，十九名地方扑火人员牺牲。季节会重复，灾难也在循环。浏览死亡名单，一眼发现了与自己同名同姓的人就在其中，而紧随其后的罹难者名字，居然也跟我弟弟的名字一模一样的人。也就是说，我看到跟我和弟弟同名同姓的两个罹难者的名字。两名罹难者来自同一个村，年龄相差不大，想必，即便不是亲生兄弟，也可能是亲戚或有某种血缘关系。心，瞬间凉透。为他们默哀。
“你父亲要是还活着就好了！”
夜色中，欢妹的话语满是体贴，却显得昏头昏脑。
为何父亲坟前的两棵挺拔、茂盛的柏树，会让我感觉如此似曾相识？是否除了这具躯壳之外，所谓的“我”和“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以其他的方式存在着？正如史铁生所思考的那样：“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简化着和美化着……因为史铁生之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浊的我。”
某种程度而言，父亲确实还活着。在西昌森林火灾里牺牲的十九名扑火人员还活着。在新冠疫情期间死去的人们还活着，希望他们活着。平安无事地活在万家灯火的尘世之中，活在岁月的走廊上。
多年前在我家门口向我讨水喝的流浪汉是否不再流浪？那个吐字不清打听着某某村的残障男子是否已经回到家里？放学途中不小心看见的屁股上坠着一块肉瘤的妇女是否不再无家可归？三里村停车场那个拿菜刀故意毁掉几十辆轿车的挡风玻璃，只想知道“我的收入那么低这些人凭什么有车开”的外省年轻女子去了哪里？……母亲曾经如此评价我：“你就知道和这些人打堆？”与“扎堆”相比，“打堆”似乎还有一种热情的意味。在我看来，“打堆”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尽管母亲的语气有些轻飘。或许是过往的经历在母亲心灵里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如今，母亲把钱说得很重，说起谁谁一天能挣多少多少钱总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在很多我熟悉的人那里，也是如此。听得太多，人就疲倦了。因而，每次回断裂带，我都是来去匆匆。给父亲上过坟，了了心愿，在家里吃过晚饭，我们又连夜赶回绵阳。
夜深了，山里山外，绵延多姿的大地上花花草草般开出万家灯火，浩瀚的星空也一片璀璨，像是某种应和。
【羌人六，作家，现居四川绵阳。主要著作有《太阳神鸟》《绿皮火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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