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2年第2期｜丁帆：南京风景（一）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引子
题目应该叫“南京风景小史”。
风景是属于自然和乡土的吗？随着工业……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引子
题目应该叫“南京风景小史”。
风景是属于自然和乡土的吗？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城市风景线的书写渐入佳境，我们可以寻觅到许许多多优秀作家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大多凝固定格在一个历史的瞬间，窃以为，书写城市史，只有将一地的风景放在历史变迁的镜头下进行多次曝光，才能凸显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直苦闷无法找到切入此题的方法，偶然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初苏联纪录片导演吉加·维尔托夫发明的“电影眼睛”理论—摄像机镜头记录下来的现实场景要比一个人眼睛观察到的生活情景更加真实，它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这个理论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电影更向真实性靠近，同时，催生了“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浪潮。及至90年代，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用这种方法吸引了大批观众，人们觉得这才是历史真实的长镜头。
但是，在读了九十年前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本给《好管家》杂志撰写的六篇伦敦街景的散文汇集而成的集子《伦敦风景》后，我又被她简单直接的主观批判介入方法吸引，决定将这个系列文章命名为《南京风景》。名字选择了简洁直白的介入法，方法却想采取“电影眼睛”的视角去描写历史现场的风景，再用曲笔来为主题“画龙点睛”。
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意识流代表作家和女性文学的先锋作家，同时又是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无疑，伍尔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写作高手。她在《伦敦风景》系列文章中采取的是传统的“夹叙夹议”方法，不像她的小说那样充满着意识流的跳跃，而是平铺直叙，其才华尽显于其对风景描写精彩的形而下的叙述和对现实世界形而上的哲思的议论。这种从形而下升华到形而上的互文方法，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艺术哲学境界。所以，尽管过去我也常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写随笔，但是，读了《伦敦风景》后，我想改变一下文风，试图用“记事记景”的春秋笔法进行现场实录。我只想把我童年、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目击到的南京各地风景，尽力用“电影眼睛”中性客观的笔触呈现出来，再将当下我所看到的此地风景勾连起来，形成“叠印”效果。如此比对，或许更能读出历史的沧桑与况味来。好在历史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缘，因为我见证了南京从“半城半乡”走向大都市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我与伍尔芙的不同之处，我写的不仅是“风景”，更是“风景史”。
四十年前，我给北京出版社编写了一本《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2013年卢海鸣先生让我重新修订此书，加入了邢定康提供的若干新篇目，将之重新命名为《金陵旧颜》，遂与后来的《金陵物语》《金陵屐痕》《金陵佳人》一起形成了一个书系。沿着这些足迹，我寻觅自己在四个时代里看见的南京影像，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把各个时段的观景联想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来。即使这是如弗雷德里克·拜泽尔在《浪漫的律令》中所说的“片面且时代错误的”思想，我也情愿如此，而不是站在现世的理论高度去阐释旧时的影像。
最近看到两个视频，一个是将20世纪初至1950年代初拍摄到的老旧视频重新上色，将历史画面更加生动逼真地展示出来，现场感暴增，震撼力更强。我羡慕这种活色生香的历史美颜修饰方式，但是，考虑良久，我决定还是采用那种最原始的“电影眼睛”的现场呈示方法，即如1944年德国摄影师海达·莫理循拍摄的大量南京街景照片那样，去掉人为的主观浪漫情感抒发，把历史按捺定格在黑白的长镜头中，从沧桑中看取世相与人生，正像儿时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那样，用“电影眼睛”还原南京的历史风景。
当今高科技摄像能够美化一个城市的容颜，让人在赏心悦目中获得心灵的升华，比如，当我看到一个名字叫舒小简的摄影师拍摄的南京美景，尤其是如诗如画的夜景时，我感到无比震撼，这真的是我们时常置身其中的街景吗？是我们身在此山不识庐山真面目所致，还是历史原本就是没有色彩的原因，审美疲劳让我们成为这个城市的“局外人”？抑或“生活在别处”才是人性的理想？于是我在转发南京美景图时加了这样的按语：光影美化了现实，装饰了历史。当你每一天不经意走过这一路风景时，美与你的距离有多远呢？绚丽的色彩只有在黑白底片的对比中才有历史的诗意。
弗朗辛·普罗斯在《伦敦风景》的内容介绍中说：“宛若一位绝佳的旅游伴侣，弗吉尼亚·伍尔芙驱散了烟雾，向我们展示了在这座城市深深的地层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不是旅游伴侣，没有能力驱散烟雾，也没有意图去发掘地层深处的东西，我只希望从不同时代的眼睛的折射中翻拍出历史细节的碎片，尽量用白描的手法，而非文学修饰的手法，去冲洗出我所看到的那时南京生活风景和市井风俗风情的底片。
无疑，我眼里的风景是一种广义的风景，它包括风情、风俗画面，当然也包括风景中的人。
童眸中风景
1946年，我的父亲自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上海善后管理所工作。上海区划属于苏南公署，于是1949年父亲调往苏南公署工作。1952年我出生于苏州，1954年苏南公署与苏北公署合并，成立江苏省，江苏省会迁至南京市，我在不满三岁时，便成了旧都南京的市民。一生当中，我家的居所辗转于城中、城南、城东，活动范围基本就在这个半径区域，偶尔游弋到城北和城西，也是浮光掠影地看到一些记忆中抹不去的影像。
小时候我在南京城里住过的街巷很多，大多数都带一个“家”字，如“童家巷”“申家巷”“姚家巷”等，我试图用“电影眼睛”去搜寻历史的底片，进行二次曝光，就是想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
我的父母亲在省商业厅和省供销社工作，办公地点即山西路上那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民国最高法院旧址。由于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居所全是单位代为租赁的公管房，一般都是就近安排，所以距离不远的童家巷便是首选了。在我残存的记忆里，尚能记住三岁时居住童家巷的房屋格局。二十多年前，我和母亲聊天，当我准确地描述出那个老宅的样貌时，母亲惊诧不已。她说，那时我和你爸爸上班后，老阿姨就让你们兄弟俩整天坐在痰盂上，面对天井看风景，晚上回来一看，兄弟俩的屁股上都有一道深深的红箍。“看风景”这个说法甚好，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我以为这是我母亲一生中说出的最浪漫的话了。那时候我们无法迈出大门，看不见外面的街景，只能蜷缩在房屋里对着天井看井底风景。
照例是一个对开的黑漆大木门，跨过高高的门槛，青石铺就的门廊地面，两边就是门房。左边的那间我最熟悉，因为第一次迎接祖父到来时的情形历历在目：这是一间十二平方米左右的全木结构的房间，洗脸架上的铜盆里热水冒着水汽，祖父摘下瓜皮帽，用“香胰子”涂得满脸泡沫，也不怕肥皂辣着眼睛，随即又用铜剃刀装上英吉利刀片，在脸上和嘴上刮出一片“嗤嗤”的响声，十三年后当我第一次拿起镰刀割麦子的时候，体味到一种相似的收割的快感。清洗过后，祖父的刷牙动作程序与南方人无异，但是最后一个程序则是南方人绝对没有的，他拿出一个拱形的铜质器物，两端是圆柱形的把手，手柄末端是一个圆球收口，中端却是呈扁方形的薄片，他不停地将自己舌苔上带着黏液的白垢刮到面盆里，最后“咕咚咕咚”地把漱口水吐在盆里，尔后将水泼在门外的窨井中，再打上一盆热水，用雪白的毛巾擦拭面庞，一切完毕，莞尔一笑。我看得津津有味，第一次像看一个外星人那样看风景中的人，也算是用“电影眼睛”去观察人间风景，因为人而记住了屋的构造。
院子的天井不算小，在一个儿童的眼睛里显得更大了，我们兄弟俩坐在痰盂上看白云飘过，看落叶飘飘，看风雨飘摇，看燕子飞到堂前筑窝。这些风景让我激动不已，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但我却并不知道天井之外的世界还有什么。
我家的主卧是两间全木结构的东西厢房，倒也阔大，可老式宽大的不上油漆的本色地板踩下去总觉得不踏实，还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白紫色交杂的粗电线吊着四十支的电灯泡，一拉与之平行挂下来的电灯线，房间里立马就如同白昼。我总是想去拉电灯线，却总是够不着，我想感受一下控制由黑到白的快感，却没有机会。
东西厢房之间是一条隔着天井的十几米长的内长廊，至东厢房门侧是拐入后进的走廊，所有的墙面都由厚厚的木板砌成。我们经常和一个季姓的邻人孩子在这里玩耍，这是两家的交界地带，但是我们似乎从没通过这个幽暗的走廊进入后面的另一个世界，也不知道别处的风景如何。
待到读初中时，我去山西路，才知道这一带的风景是如此繁华，马路是那么宽阔，商店林立，路人纷纷，原来童眸中的屋外风景与井底风景大不一样。我再去寻觅童家巷旧时风景，却怎么都找不到旧居了。回不了家的感觉让人惆怅。
三年前，我看到友人王振羽专门写了一篇有关童家巷的散文，追溯了它在旧时的显赫地位：它紧邻民国参政会，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如今那个法式大楼门前虽岗哨林立，不时惹得路人引颈偷窥几眼，这番风景却是几十年前那个坐在附近不远痰盂上的儿童无法看到的屋外风景。更何况，如今这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早已埋葬了昔日堂前的飞燕。
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那时公家为什么总是让我们搬家，而且越搬越远。先是临时搬到了北京东路的公交一村，90年代后我上班经常路过此地，却没有唤起丝毫童年印象，倒是搬到夫子庙姚家巷后的印象颇深。那时我已经可以脱离父母和阿姨的视线，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上天入地、走街串巷玩耍去了，虽然每每回家都要遭受一顿痛打，但是能够换来饱览街景的乐趣，简直是太划算了。
住在姚家巷时，家门口两个石鼓，仍然是石头门框里嵌着带钉的黑漆大门，旧式老屋从外面看上去是一个二楼木结构的板楼，雕花的窗棂外还有一排楼梯扶手一般的护栏，让人想起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小说”描写的宅院风景。一出门就是方石块砌成的马路，每天早晨倒马桶的粪箱马车敲打着路上的石头，唤醒了睡眼蒙眬的妇女，一天的市井生活开始了。
路边停着几辆竖着一个细长烟筒烧沥青的油罐车，这个意象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我日后看到许多苏联电影和英国电影时，这种罐车镜头一旦出现，就立马想起童年的一幕幕。那是那时工业文明的象征。马路油味道刺鼻，奇怪的是我特别喜欢闻，大口猛吸嫌不够，还用手去拿，结果一手黑乎乎的沥青无法洗掉，可想晚上的一顿结棍的“板刀面”是少不了的。
在我童年的眼中，夫子庙的街景是最好玩的，除了满大街各种各样的百货店铺和酒肆饭馆外，沿街还有许多担子挑着的小吃，这是南京著名小吃的集散地，诸如糖芋苗粥、柴火馄饨、蒸儿糕、腊八粥……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可惜那时候小儿口袋里少有碎银，好在有的小贩是可以用废品兑换食物。孩子们多半在敲麦芽糖、浇糖稀和做面人的担子前徘徊。浇糖稀的老头可真神奇，随便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都能用糖稀在铁板上七绕八绕地画出来，粘上一根细木棍，一铲，一幅惟妙惟肖的“金猴奋起千钧棒”就做成了，惹得大家涎水直流。尽管这些会被大人斥为不卫生的下流行径，但是哪个儿童没有这种追逐野趣的逆反心理呢？当然，精神上的追求也是有的：东市西市到处都是旧书摊子，店铺早晨一开张就把摘下来的门板架在凳子上，把成捆的书籍摊在门前，任顾客阅读挑选。这是大人们的去处，小儿们则在大成殿门口的角落处寻到小人书摊，一分钱能看两个小时，周围的叫卖声、吆喝声全不当回事，直到饥肠辘辘时，才怏怏离去。
大成殿对面的聚星亭在我的记忆里还是1944年德国摄影师海达·莫里循镜头里的模样，它在童眸里是那样宏伟高大，当然，北面的贡院的明远楼也是高大的，但那时的我焉知其历史作用，而过了那时木制的文德桥就是旧时名闻遐迩的红灯区了，大人们一再叮嘱不许过桥，说那个桥坍塌过，小孩会淹死的。的确，那桥上的木板已有朽洞，看得见河面，60年代后我胆战心惊地过桥，在桥头一家包子铺买口碑极好的麻油菜包，也没敢深入夫子庙南腹地，不久后，那文德桥就坍塌了。直到80年代读到大量的书籍后，才知道那里的河坊里藏着太多历史风流故事，于是就写了那组“秦淮八艳”的系列散文。
现在看夫子庙很小，但在儿时却觉得夫子庙好大好大。用1950年代末的“电影眼睛”去拍摄其现场：且不说一路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人头攒动，就是大光明电影院、解放电影院已足够诱人了，何况还有当时南京排名第三的永安商场，走过夫子庙的街市，你得调动身体的全部器官去体味它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妙处—那半旧不新的民国风情韵味。你的眼睛得留意既古板又现代的中西混搭的建筑风格，倘若是晚间，电影院闪烁着的霓虹灯就让你目迷五色。你的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各样混搭的声音，那沿途的叫卖声和吆喝声，怎么都盖不过“蒋有记”锅贴和“六凤居”油大饼敲锅沿的清脆声，还有那电影院喇叭里传来的歌声，城市交响曲也是土洋结合的产物。这时你的嗅觉也会让你不知所措，各种油炸食品散发出来的香味是那个时代最诱人的魅力，鸭油烧饼、牛肉锅贴、葱油大饼、烹调炒菜的香味扑面而来……让你不能自已。声光电打通了你的经络，让你流连徘徊在这座古城现代与古代的交汇处。
说实话，每隔十年看一次夫子庙的风景都有不同的感受，如今再看，耳边响起的是肯尼斯·克拉克在《风景入画》中说的那句话：“……在一个丧失了对自然秩序全部信心的时代，这也许是独特的人类灵魂能够坚持它的意识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这样的反思，我们可以在狄更斯和菲兹杰拉德的伦敦、巴黎和纽约风景中找到答案。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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