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炮和拾炮
从1951年到1970年，我在河南老家的农村长到19岁，在农村经历了一个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全部成长过程。这个过程使我记住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难忘的事情，如果写所谓成长小说的话，有些事情也许能派上用场。特别是每年都有一系列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点，节点里的记忆总是比较丰富，也更容易被唤起，像以前过年时的放炮和拾炮，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先说放炮。在我们老家，过年时有四样东西必须买，一是柏壳子香，二是黄表纸，三是红蜡烛，四是炮仗。烧香敬神灵，点纸祭祖宗。闪闪的烛光是为了增加室内的明亮度。那么放炮呢，则是为了驱邪以及庆贺新春，也有对外宣告的意思，宣告一家人的平安。
我们那里把赶年集购买过年用的物品说成办年货，自从父亲去世后，每年办年货都由母亲负责。对于母亲办不办别的年货，包括割不割肉，买不买鱼，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看母亲买炮没有。因为继父亲之后，作为家里的长子，过年放炮的重要任务就交由我来执行。这似乎是由来已久的家族文化赋予我的一项特权，在兄弟姐妹当中，只有我可以行使这项权利。年味儿渐浓，人心渐慌，每年的祭灶节之前，母亲就及时把炮买了回来。母亲从竹篮子里取出炮，对我说了一声炮买回来了，就把炮放进了三屉桌的一个抽屉里。我看见了，母亲所买的炮的品种和数量与往年是一样的，一挂鞭炮和一盘散炮，鞭炮是五十头，散炮是三十枚。不管是鞭炮还是散炮，每个炮外面都包有一层薄薄的红纸皮。
趁母亲不在家时，我把那盘散炮拿出来，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散炮既不是糕点，也不是煮熟的羊肉，有什么好闻的呢？可我就是喜欢闻，我闻到的是火药的香味，还似乎闻到了爆炸般的年味。我承认我爱放炮，但并不懂大人们赋予过年放炮的多重意义，只是爱听响儿而已，只是觉得放炮好玩儿而已。这好比我在春来时吹柳笛，或在夏天用泥巴摔“哇呜”，都是为了闹出一点儿动静，发出一点儿声响。相比吹柳笛和摔“哇呜”，放炮发出的响声更干脆，也更具震撼力。
堂叔是生产队的队长，他们家住在我们家隔壁。我注意到，堂叔家每年买回的炮都比我们家多一些，鞭炮至少有一百头，散炮估计有五十枚。特别让人眼热的是，堂叔每年都要买三门大坠子。大坠子也叫开门炮，是堂叔家专门为大年初一起五更时预备的。大坠子腰粗体壮，以一当十，威风凛凛，十分霸气。一般的散炮，炮顶只栽一根捻子，而大坠子呢，每门炮的炮顶都栽有三根捻子。我也很想拥有三门开门炮，可我从未向母亲提过买大坠子的要求，我知道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跟堂叔家没法比，大坠子比较贵，我们家买不起。更主要的是，堂叔家有堂叔，我们家没有了父亲。我虽说可以顶替父亲放开门炮，而我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还差得很远很远。
这年的大年初一还不到五更，堂叔放的第一声开门炮就把我震醒了。炮声惊天动地，好像比夏天的炸雷还响。我们家的窗户纸被震得哗哗响，连大床也被震得颤动了一下。不用说，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都醒了，谁都没有说话。我相信，堂叔放的开门炮，不仅我们家的人听见了，全村的人都会听得见。在不过年的时候，当队长的堂叔每天一大早都会打上工铃，铃声一响，社员们就得开门上工。堂叔在过年时率先放响的开门炮，所起的也有“开门”的作用。
等堂叔所放的三声炮全都响过，我才摸索着穿衣起床，履行为我们家放开门炮的义务。年初一月亮隐退，天黑得连窗户都看不见。好在我像熟悉我的手指一样熟悉家的各个角落，只要能摸到自己的手指，就能摸到放在抽屉里的炮。我不放没准备的炮，在除夕之夜，当母亲把蜡烛点燃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把第二天五更要放的开门炮准备好了。我们那里卖的小拇指般粗细的散炮，炮顶所栽的炮捻子本来就短，炮捻子又向下窝了一个鼻子，显得更短。这样的小炮放在地上站立不住，只能拿在手里点，等把炮捻子点燃后，得赶快把炮扔掉。因窝成鼻子的炮捻子太短了，刚把炮捻子点燃，整个炮就有可能在手里炸响。我的办法是提前把炮捻子的鼻子揪开，使它变得稍长一些，这样点起来方便，而且会延长一点炮响的时间，不致让炮炸在自己手里。我擦亮火柴，点燃一根香，把要放的开门炮装进口袋里，就开始到门外放开门炮。我用香火把炮捻子点燃后，不是把炮扔在地上，而是抛向空中。炮捻子在上升过程中闪过一道细碎的火花，炮随即在夜空中炸响。炮炸响时开放的是一朵大花，有漆黑的夜空衬底，呈辐射状的花开得格外明亮。我放的开门炮声响比堂叔放的大坠子差远了，但一点儿都不影响我高兴的心情。我时常想吼一嗓子，但不管我怎么吼，都不如炮的响声大，响声脆，放炮发出的响声代表了我的心声。开门炮连续放过三声，全家人就可以起床了，对新的春天正式敞开了大门。
在放开门炮时，我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以前连对母亲都没有说过。什么秘密呢？我放开门炮时，多了一个心眼儿，口袋里不止装了三枚炮，而是五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炮有哑炮，只预备三枚，不一定都能放响，必须多预备两枚。倘若规定的三声开门炮只响了一声，或两声，那就不好了，意味着开门开得不够圆满。多预备两枚炮就好了，就算先放的三枚炮中有一枚或两枚是哑炮，自己悄悄补上就行了。实践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有一年我放开门炮时，有一枚炮被我点燃扔向夜空后并没有炸响，而是哑头哑脑地掉在了地上。我不敢有半点儿迟钝，赶紧掏出一枚备用的炮放响，才凑够了三声炮。写作有时也是自我揭秘的过程。通过这篇文章，我终于有机会把这个在心底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公之于众。
放鞭炮是在五更开始吃饺子之前。我们那里过的是素年，饺子里包的是豆腐丁、萝卜泥、碎粉条等素馅儿。母亲把饺子煮得了，家人却不能马上吃，要在烛光的照耀下点香、烧纸、放鞭炮，并把第一碗饺子摆到供桌上。等这一系列仪式完成后，家里人才能端起碗来吃带汤的水饺。我不爱吃素饺子，对放鞭炮更感兴趣。我把那挂鞭炮挂在我们家门前那棵石榴树的枝丫上，用香火把鞭炮下面编成小辫子的炮捻子点燃。一挂鞭炮才五十头，还不如一棵豆子秧上结的豆角子多，不如一根芝麻秆子上结的芝麻蒴子多，还没怎么放就完了，一点儿都不过瘾。把炮放响后，我想数一数，比一比是我数得快，还是炮响得快。结果，我还没有数到十，五十头鞭炮已响完了。炮屑像夏天石榴花的花瓣一样落在地上。
再说拾炮。拾炮主要是流行在小孩子们之间的一种活动。你问小孩子过年最喜欢干什么，他们十有八九会回答最喜欢拾炮。他们盼过年，很大程度上盼的是拾炮。比起过年时可以吃白馍、啃骨头、穿新衣，他们更乐意把拾炮排在第一位。若问他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拾炮，他们不一定能回答上来。拾炮带给孩子们的快乐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而且精神性大于物质性。过年可以吃点儿好的，穿点儿新的，这跟夏季拾麦穗、秋季拾豆子一样，所取都是物质性的意义。而拾炮能激发小孩子们兴趣的，主要在于它的游戏性、娱乐性和精神性价值。人类所有的狂欢都是发生在精神层面上，而不是物质层面上。
参加拾炮的大都是男孩子，极少有女孩子。民谣里说，腊八祭灶，年下来到。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这样的民谣是说闺女家过年有花儿戴就可以了，炮要留给小子们去拾。而参加拾炮的大多是少年，一旦成了青年或曰成年人，他们就不再拾炮了。如此一来，拾炮和不再拾炮仿佛成了少年和青年的一个分界线，你不再拾炮了，就表明你已经是大人了。
刚过祭灶小年，村子里的小子们就开始兴奋起来，一碰面就互相摩拳，说拾炮！拾炮！并自觉地为拾炮做准备。我们那里杀年猪不吃猪蹄子，都是把猪蹄子剁下来，扔进粪窑子里。准备拾炮的小孩把猪蹄子捡起来，用秤砣把上面的蹄甲子砸下来，使蹄甲子变成一只只角质的空壳儿。他们往空壳儿里塞进一些白色的猪油，在猪油里埋进一根用棉花搓成的捻子，就可以点燃了。这样的灯被叫成猪蹄甲子灯，灯被点燃后，猪油嗞嗞啦啦响着，会散发出一股股烤肉的焦香。这样自造的灯，是准备在拾炮时照明用。同时，他们还注意观察和打听村里各家各户的买炮情况，看哪家买的鞭炮长，头数多，都要在心里留下一本账，免得到时无目标的到处乱跑。
好了，大年初一的五更到了，炮声响起来，孩子们纷纷出动了，迅速集结起来，形成了一支生龙活虎的队伍。听到哪家响起了炮声，他们像是听到了号令，就哇哇叫着，以冲锋的速度往那家跑。炮声不断，他们就奔跑不停，哇哇跑到西，哇哇跑到东，全村到处是他们的欢闹声。奔跑带风，他们手持的猪蹄甲子灯早就被风吹灭了，没有任何东西为他们照明。可不管天再黑，都影响不了他们拾炮的热情，阻挡不住他们追求快乐的脚步。有的小孩子把棉鞋跑掉了，奔跑的惯性使他又往前跑了好几步，才发现自己的鞋掉了，再停下来回头找鞋。刚在黑暗中把鞋摸到，穿上，就赶紧跑着追赶拾炮的队伍去了。有住在村外的姓普的兄弟二人，平日里因我们刘楼村刘氏大家族对外姓人的排斥，他们极少到村里来。是拾炮的开放性活动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可以任意跑到任何一家人的院子里去。因路径不熟，有一次拾炮时，普家的弟弟一脚踏进人家的粪窑子里去了，不仅鞋壳子里灌满了水，连两条棉裤腿都湿了半截。遇到这样的意外情况，普弟弟会不会终止拾炮呢？没有，他不愿错过一年一度拾炮的机会，仍马不停蹄地追着拾炮的队伍跑来跑去。任何欢庆活动都离不开孩子们的参与，各家各户都敞开大门，欢迎孩子们来拾炮。
我把鞭炮放响后，一群孩子闻声向我们家跑来。可惜我们家买的鞭炮太短了，他们刚跑到我们家的院子门口，鞭炮就响完了，地上也没有多少哑炮可拾。我觉得有些对不起那些孩子。
等到天亮，孩子们的口袋里都装有一些拾到的炮。那些炮多是哑炮，也有个别带捻儿的炮。孩子们掏出炮来互相炫耀，展示他们的拾炮成果。
父亲去世那年我9岁，按说还处在拾炮的年龄。可自从父亲去世，我就没有再到处跑着拾炮。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大人，过早地失去了拾炮的快乐。
出于对空气质量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现在不让放炮了。我只能通过回忆，重温一下过去的放炮和拾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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