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学》2022年第3期｜沙爽：小星球（外三篇）
沙爽，作品散见于《诗刊》《散文》《钟山》《天涯》《大家》等刊。出版有散文集《手语》《春天的自行车》《逆时光》《拈花》、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桃花庵主——唐寅传》……
沙爽，作品散见于《诗刊》《散文》《钟山》《天涯》《大家》等刊。出版有散文集《手语》《春天的自行车》《逆时光》《拈花》、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桃花庵主——唐寅传》、历史随笔集《味道东坡》等。
小 星 球
这是真的：有时候只要一抬眼，奇迹就会出现。
那确实是一只石榴。它旁边的两只，也是石榴。我已经瞪着它们看了几十秒钟，好像眼前街景铺展，楼群中间突然升起了一颗陌生的星球。
搬来这个小区已有半年多了。我住在四号楼，21世纪的建筑物，但是除了两部电梯，整栋楼房的布局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并无二致。一条长长的走廊贯穿整个楼层，并且走廊在东，阳台朝西，冬季罕有阳光入室，盛夏西晒有如失火天堂——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这样？
站在阳台上看出去，对面就是一号楼的单元入口。再往北，二号楼和三号楼。这三栋楼共用一个小区大门，门口有保安把守。明明是同一个小区，为什么四号楼单独被排除在外，只配做另外三栋楼的屏风？
商业划分出服务，资产划分出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分野，就像同一个小区的商品房和回迁房，泾渭分明。
留神观察，对面三栋楼里的住户，以年轻人居多；而住在四号楼里的，多为中老年。我的邻舍，是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的老母亲；邻舍的邻舍，人口繁杂，足有五六口人之多——区区六十平方米，真不知他们是如何挤下的。有一天为了什么事咨询这家的主妇，她眉头紧皱，扫我一眼，懒得搭腔。大约人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涵养出好脾气的。
刚搬过来的时候，因为时常停水，去问邻舍的男人，他说这栋楼的供水设施是直上直下，我家和他家并非同一个管道。他家有水，不等于我家也会有；至于我家为什么停水，要问我的楼上和楼下。我跑上去敲401的门，没人；又敲501，开门的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他们告诉我，从一楼到四楼才是同一个管道，总阀在101。他们问我，是租的房子吗，老家在哪里？聊起来，老先生年轻时曾经当过兵，部队就驻扎在我老家的Y市。见他们如此年迈，儿女似乎也不在身边，我想问问他们，是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但转念一想，刚见面就这样问，似乎并不妥当。
一个人初到异地，又是独居，总觉得不安。且这楼没有门禁，外人出入无阻，加上墙壁隔音欠佳，总有些奇怪的响动，让人疑神疑鬼。我的房间位于最尽头，走廊里没灯，夜间走在里面，不开手机手电筒，黑灯瞎火的，着实吓人；开手电筒呢，想到旮旯里可能埋伏着某个坏人，手电筒会让自己轻易成为攻击目标——真正是左右为难。偏偏初来乍到，总有些工作做不完，下班时天色已然黑透。拐进小区大门，迎面撞见一间灵棚，里里外外摆满花圈和花篮，镶了黑框的遗照在供桌上默然静立，一盏白炽灯昏黄地照在上边。忙不迭垂下眼皮，屏息从灵棚侧旁绕过去，总觉得有身影尾随在后，后颈上凉飕飕的，汗毛直立。一口气奔上三楼，早早掏出钥匙，飞快地开锁进屋，一把按下门侧所有的电灯开关，伴随“咔嗒”的一声轻响，身后的影子终于被挡在了门外。
小区门口有个修理自行车的小摊，周围摆了一圈各式各样的小板凳。只要不下雨，总有几个老人坐在那里闲谈。我留意过几次，501的那对老夫妻并不在其间。就这样每天出来进去，慢慢地，也能依稀认得出其中的几张面孔，但是倘若在别处碰见，却也不一定能够辨识出来。人到了暮年，无论男女，看上去似乎总有几分相似。
就在老人们坐的小板凳后边，生长着一丛凌乱的灌木，叶片细碎，枝干歪扭，野生野长的样子。灌木与老人，看上去彼此互为背景；而所有的背景总是退往远处，如同被时间的风沙蚀过，划痕遍布，模糊不明。
或许正是因为老人们的存在，让我每次走到小区门前，总会下意识垂下目光。在中年与暮年之间，只隔着一道低矮的山峦。然而中年的谵妄在于，总是难以坦然面对暮年的降临。我因而并未发觉，就在那些老人们的头顶上，榴花似火，将一个个庸常的晨昏点燃。这些稍纵即逝的焰火，一旦错过，就再也难以重逢，连同那相遇中的惊喜、欢悦、疑窦，甚至幻觉——谁的人生不需要一点幻觉加持呢？
这些花朵的火焰，蝴蝶的幻境，是如何慢慢鼓胀，膨成混沌初分的小小星球？这天生多籽的果实，近似于某种胎生的动物，至死保留着与母体相连的伤口：一颗凹陷向内心的六角星星。
时序已是仲秋，留在枝头的石榴，大约是最晚熟的几只？或者，楼角的土质过于瘠薄，这棵石榴树，总共只结出了这几只果实？石榴已然熟透，主人何以迟迟没有采摘？前几日，我整理杂物间，发现了一根拐杖，它有四只万向轮，向各个方向皆滑行自如，独立时亦站得很稳，像一只矮脚长颈的小兽，里面活着一颗倔强的老灵魂。从扶手的高度估算，它的主人应该是一位男性。我的房东是一对六十岁上下的夫妇，而拐杖的主人，想必是他们的父辈——他会是那个种下石榴树的人吗？
暮色降临，眼前的这几只石榴色泽朦胧，悬而未决，仿佛即将溶解于步步逼近的长夜。
多年以前，我家的院子里也曾经有一棵石榴——说是“我家”并不确切，因为那是我公公婆婆的家。婚后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与公婆同住。两栋房子围成“L”形，分别构成了院子的两道边长，一座长方形花坛则占据了这院子的大部分空间。花坛正中挖有一眼鱼池，里面游弋着十几条金鱼，那棵一人高的石榴树就种在鱼池旁边。必须承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石榴树，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石榴是最难养活的植物——我母亲曾经试种过不止一次，那些石榴苗养在花盆里，从来未能连续熬过两个冬季。
我结婚时，正值9月下旬。到了10月份，婆婆收获了十几只石榴，全家人分吃了数只，又有几只送给了来访的亲友，还剩下的几只，婆婆收在厨房的柜子里。
过了几天，婆婆说，柜子里的石榴怎么少了一只？
我说，不知道呀。
婆婆狐疑地看我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这旷日持久的羞愧，从来不曾被稀释过。但为了某个人，它是值得的。
那时候莲香还在Y市。作为初中同窗，与莲香之间的友情是如何展开的，我早已无从追忆。只记得那时的晚自习极其漫长，而我已开始近视，一旦轮换到靠窗或者靠墙的位置，书写在黑板另一侧的那些习题，就变成了混沌的湖水，除了反射日光灯的一团白光，剩下的，就是些线条凌乱的涟漪。每一次，都是莲香匆忙把那些习题抄写下来，隔着好几位同学，将本子传递到我的手上。初中毕业，我们考进了不同的学校。有一年中秋，有人送给莲香的父亲两盒月饼。是那种极新鲜的月饼，用料考究，饼皮松软，沁出枣泥馅诱人的甜香，仿佛前一天才刚刚出炉。莲香家五口人，所以她分到了两块月饼。我们这两个高中女生，还都文质彬彬地戴着近视眼镜，就那样坐在我们学校门口的花坛边上，一人一块，把月饼吃掉了。
再后来，我们都毕业了，进了各自的单位。某个周末，莲香家里做锅烙。她母亲负责包，莲香负责掌勺，烙得最金黄的几只，她用一只大碗盛着，偷偷藏在碗橱的最深处。吃过午餐，家里来了亲戚，听说表哥还未吃饭，莲香的妹妹说，她看见碗橱里还有几只锅烙呢——谁知却是遍寻不见。莲香的母亲说，别找了，没看你姐一下桌就不见了？那几只锅烙，一定是给沙爽送去了。
那是一个刚刚丰足起来的时代，多数人的味蕾平生第一次舒展开来。只是那时候，我们还太年轻，除了手中大把的时间，能够支配的事物是如此之少，无论索取还是给予，总是不能坦然。
再再后来，莲香就职的那家国营贸易公司濒临倒闭，她辞职前往北京发展。又过了几年，她嫁给一位跨国公司的白领，随夫君移居威海。
二十年天各一方，音信杳然。我几次动念寻找莲香的联系方式，终究还是放弃了。反过来想想，莲香若要找我，似乎也并不困难。人类的内心有两种恐惧同时存在：失落的恐惧，以及失落之物终于寻回却已不复如初的恐惧。或许，横亘在我和莲香之间的，并不是漫长的离别，而是我们早已明了了时光的真相：世事的熔炉会将相同的材质淬炼成迥异的星体，让它们身不由己，屈服于各自的星系。
白 杨 声
傍晚时分，外面起了一阵小风，伴随着细雨敲窗——尽管此前被欺骗过多次，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阳台上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清凉的夜色自楼前的空地上隐约浮起，窗外的那棵白杨，正在风里摩挲着它的叶子。
楼前的这一排杨树，从我的窗口能望见的共有四棵。最西侧的这棵紧贴着我的阳台，另外的三棵，一字排开在厨房和客厅的窗外。刚搬进来时，这几棵光秃秃的树让我颇费猜疑——没有叶子的树就像戴了口罩的人，看上去似曾相识，又难以确认。我决定和自己打一个赌。赌什么呢？看看再说。
没过多久，它们的枝条上垂下了一串串柔荑花序，淡红色的花朵极小，攒聚成簇，环绕在青绿色的花轴周围。我放下心来，喜滋滋地为自己做了一盘油焖大虾。
许多年前，在我们郑屯老家的院墙外边，也有四棵大杨树。它们是我祖父年轻时植下的。到我能够记事时，它们已经长成了整个郑屯最高的树。但是祖父说，这几棵树能活下来纯属侥幸，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几棵树也在被割之列。那时祖父已经不再做生产队队长，但他的一系列身份根正苗红：贫农；公社前民兵连长；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退伍老兵。他挡在杨树前，软硬兼施，支走了那几个民兵。后来祖父和祖母也迁进城市生活，老宅出售，四棵大杨树则卖给了另一户人家。当我回到故乡，在老宅墙外，只见到了四根树桩。
时隔多年，不多不少，正好是四棵大杨树，出现在我的住处旁边——这是人生的巧遇，还是冥冥中的某种安排？那段日子，我频繁地梦见祖父和祖母，梦见他们体弱多病，住的房子又四壁透风。每次醒来之后，要挣扎上好一会儿，我才能泅渡出那片悲伤的深潭，一面收束心神，一面犹豫着要不要告诉父亲，请他去祖父母的墓上看一看。
祖父母的合葬墓，就在郑屯老家的西山。每天黄昏，夕光早早隐没到西山背后，山脚下的暮色总是提前来临。祖母把炕桌挪到堂屋门口，我们祖孙三人坐在小板凳上，就着最后的天光吃晚饭。祖父说，和他一起看水泵的吴老六，两只脚上都长了六根脚趾头，怪不得大热天还捂着胶鞋。我赶紧低头去看我的脚。旁边的大杨树一阵交头接耳，嘁嘁喳喳。藏在树叶间的天牛扯开细嗓唱起来，我几乎看见，它头上一节一节的两根长触角，正咯嗒咯嗒地打着节拍。
邻家三哥说，天牛喜欢吃杨树的嫩叶，喝树叶上的露水。杨树树叶刚萌出时，会分泌出一层浓稠的黏汁，散发出辛辣的甜蜜气味。到了夏天，这气味钻进了叶子深处，凑近了闻闻，只嗅到一阵清冽的苦气。除此之外，在房前屋后旋绕着的气流中间，我还能清晰地辨得出枣花的气味、茵陈的气味、白菜花的气味、荆条的气味、豆角的气味、烟草的气味……我的童年是一只蜂箱，藏在里面的一万种气味嗡嗡作响。
多年以后，这些隐身的蜜蜂飞舞在我的窗前。而春天的杨树正在施展它的魔法——每一枚叶片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噌噌长大。刚长出的蜷曲叶芽是一枚小小的嫩黄花苞，隔天就被空气漂成了柔软的黄绿色。它们打破了人类知觉的清晰边界，使“柔软”化身为可视之物。有的叶柄基部还裹着棕绿色的芽鞘，像婴儿裹在他小小的襁褓里。等到这些叶子长到孩童手掌般大，这棵杨树，用一只只小手捧住暖酥酥的阳光，一刻也舍不得放下。每天上午十一点半钟，我从单位回来，阳光刚好照进阳台。简单吃过午饭，坐到阳台的软椅上，脱下袜子，把脚伸到阳光里晒。阳光就变成一只小猫，沿着小腿悄悄地爬上来，偎在我的胸腹间小睡。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以至于我确信，活着本身已经足够完美。到了黄昏时分，风轻轻摇动枝叶的碎影，温煦的夕光闪烁不休，而整个阳台都在这光里缓慢摇摆，像一只雪白的藤质摇篮。这样的时刻实在短暂，因为夕阳很快隐退到斜对面的高楼背后，将整棵树罩入水泥森林的阴影中间。
阴影中的杨树浮现出另一番面容。那是无名氏诗中“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的凄切，是李白“悲风四边来，肠断白杨声”的清冷。古人认为杨树性阴，因而很少将之栽植在住处附近。至于这禁忌是如何打破的，我始终未能找到明晰的线索。
成年之后的某一天，站在一棵正在开花的大杨树下，忽然想起年少时读过的一篇文章，说到杨树的花俗称“无事忙”——在《红楼梦》里，贾宝玉也是被戏称作“无事忙”的。疑问就这样跳了出来：这些毛毛虫状的柔荑花序，与“无事忙”的意象实在相去甚远，二者之间是怎样产生了关联？或许，是当年那篇文章的作者搞错了——古诗文中的“杨”，其实多半是指柳树；也只有柳絮那种“空蒙不自定”的姿容，才对应得上“无事忙”的天然意趣吧？
那天途经外文书店，发现路边的几棵树，细密的枝条间垂满了青灰色的柔荑花序，长十几厘米，外形像极杨树的花，只是颜色迥异。“形色”APP很快给出了答案，没错，它们确实是杨树——雌性的杨树。
很多城市会有选择地只种植雄杨树，或者着意将雌雄植株分开栽种，以避免雌树的花大量飞絮。
一位山东的友人说，在他们的家乡，至今仍将杨树的花称作“无事忙”。粮食短缺的年代，有乡人会将落在地上的杨花拾回去，聊充饥肠。至于何以叫作“无事忙”，他却也不知。
想来，捡拾杨花这样的事情，作为一家之长的男人，是不好意思去做的。就像田野里拾麦穗和挖野菜的，都是妇人和孩子。“去做甚？”“没甚事。”明明说着没事，却还是忙着赶到哪里去——只有从艰辛年代里一路走过来的人，才品得出这番闲谈里的万般滋味吧。
黄金与锈迹
草坪边缘有一棵树。细雨秋风中，这树像一个过于畏冷的人，弓背缩颈，在视野中瑟瑟抖动。走近了，仰脸细看叶片，我吃了一惊——它竟然是一棵银杏。
在乔木家族中，银杏是辨识度最高的树种之一。尤其时值深秋，银杏满树烁金，远望犹如神鸟遗落的一枚硕大的黄金翎羽，华彩之盛，众树中罕有其匹。但我眼前的这株银杏，叶片边缘呈现枯褐色，接近叶柄处仍是绿的，中间的部分则以萎黄色过渡，杂以褐色斑点。一阵风来，叶片起伏翻卷，竟如满树蝴蝶一般。有几枚叶子翩翩飘落，在树下的草地和甬路上，积起稀薄的一层。
拍照发给几位熟悉植物的朋友，他们也从未见过这样的银杏。
这是11月下旬，北纬三十二度的江淮平原，泰州凤城河南岸。泰州古称海陵，凤城河本为护城河，形状几近正方形的四道边长，环绕着整个老城。此前一天，我在河的东南隅遇见另一株银杏，它独立于停车场的一角，俯瞰着下方木质黛瓦的仿古游廊，和奔走其间各怀心事的芸芸众生。烟雨乱飞，我眯眼，仰头，只见它身形笔挺，看样子是一株雄树，叶片小小的，大约只及普通银杏叶的一半。彼时天幕低垂，而它如同一束金光闪耀的冲天烈焰，直欲冲破这四围高楼与大水的围追堵截，一声长啸，破空而去。
或许，这喜光的树种并不适宜临水而生；也或许，这株银杏乃是从别处移植到这片草坪，受损的根须尚未恢复元气——作为生长极为缓慢的树种，眼前的这棵银杏看起来有三四十年树龄，而它身下的草坪、甬路另一侧的竹林，以及它们背后的建筑物，却崭新得棱角分明。
我想起我母亲院子里的那棵银杏，不知它如今是否还活着？我父母买下那座宅子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亭亭立于院子的东北角，也就两米多高，还是一个青涩少年。但是第一眼看到它，我只觉得贺知章慨叹的“碧玉妆成”这一句，理应由柳树转赠给银杏。
那时我弟弟还没有成婚，本来想等到先前动迁的那片小区竣工回迁，但弟妹的父母催得紧，于是我父母就把三间正房中的一间，布置成了弟弟的婚房。到我小侄出生之时，我母亲还在做家居用品生意，一面还要帮着照看年幼的孙子，十分劳碌。别人家的孩子都是风一吹就长大了，自家的孩子就麻烦得多，总是需要一家人操心呵护。如同那棵银杏，一连几年，每次见到它，好像一直都是那样的高矮粗细，总也不见长大。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十年，我还没有见过银杏——我长年居住的辽南小城，引入银杏作为行道树，还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这种古老的裸子植物，从小学到中学，我只是从课本上熟知了它的故事和秉性。“活化石”，以及“雌雄异株”，考试时大概率要出现在选择题里，要不就是填空。
我母亲院子里的这棵银杏，我猜是个男生。它的每一根侧枝与主干的夹角都不会超过四十度，整个肢体语言紧张而拘谨。而雌树的侧枝会平展一些，有利于花粉受精结果。
在一个建成于民国年间的植物园里，我曾经见过一棵上百年的银杏。那时节也是深秋，北国的银杏叶已然落下。陪同我们参观的工作人员说，树下的草丛间可以觅到白果。有人低头去寻。但是工作人员接着又说，白果果仁里面含有氰甙毒素，拾回去一定要烤熟了再吃，但也不能贪多，有中毒的危险。要寻的人于是低头止步，兴味索然。
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的记载，银杏“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直至宋代初年始改称“银杏”，因其果实“形似小杏而核色白也”。但书里还说，如果只种了雌树而周围没有雄树，可以在雌树的树干上凿以一孔，内置雄木一块，用泥封之，则雌树也会结果。对于这种“阴阳相感之妙”，现代人只会感觉匪夷所思。
后来，家里又接到了拆迁通知。那正是棚户区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几年，我母亲的平房独院之梦从此搁浅。同时面临巨变的还有庭院里的几棵树——除了银杏，还有一棵李子树、一棵枣树、一架葡萄和一株樱桃。李子树和枣树已到盛年，移栽他处，只怕难以成活。而银杏和樱桃树龄尚幼，似乎还有一线生机。但收拾东西搬家已经耗尽了全家人的时间和精力，一边忙碌，一边还要分心盯住淘气的小侄，唯恐他一个人溜到外面去。彼时邻居们有的已经搬走，剩下的人家也都忙成一团，兵荒马乱之间，谁知道有没有人贩子正在附近伺机下手。及至东西终于搬完，拆迁办早就相中了这栋房子，当即搬进去做了办公室。院子里的那几棵树，所有权也就此移交。
这一年，我小侄已经五岁，吵着要去学武术。每个周六的上午，母亲陪同小侄去少年宫上剑术课，中午放学，到大润发超市吃肯德基，再顺路来我家住上一夜。母亲抱怨父亲不帮她带孩子，父亲则认为母亲多事——男孩子本就淘气，为啥还要鼓励他拿枪弄棒、满地打滚？我父亲和母亲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班同学，两个人自由恋爱，母亲发誓非父亲不嫁，为此几乎与她的双亲闹翻。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一路从青年吵到老年，如今年逾古稀，吵不动了，诸多意见仍是无法统一。
后来我到了天津，偶尔回家探望，见母亲每天为小侄检查作业，看着他听写生字，告诉我小侄这次考试得了多少多少分。养育和教导幼孙，已经成了母亲整个的生活重心。
一转眼，小侄即将小升初，但是遇到一个难题——按照规定，小侄的户口所在地只能就读某中学，离家既远，据说学校的教学条件也比家附近的这所初中差得多。母亲焦虑万分，我和妹妹一个在天津，一个在香港，也唯有发动老家的朋友们四处帮忙咨询。综合所有的资源和应对策略，母亲决定把她的那套门市房转到小侄名下，赶在最后期限之前，终于把一应手续办理完毕。
在我看来，这一应琐事连同平日里辅导功课，本是弟弟和弟妹的责任。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同武打过招，进进退退之间，各自底牌亮出，便逐渐打成了固定的套路。许多年来，在妹妹与母亲之间，是偶起争执而后妹妹全盘认输退让模式；在母亲与我之间，是彼此相敬如宾不越雷池半步模式——这世间所有的亲情，大抵都是在各自的模式中，寻找到某种平衡。
那天傍晚，我从超市回家，见一对老夫妻正手挽着手散步。老先生走在里侧，手握牵引绳，绳子那头是一只雪白的小狗，在两人前边欢快地挪着小碎步。我向他们的背影望了一眼，又望了一眼，心下有些安慰，又有些酸楚——我庆幸他们手中牵着的，是一只小狗，而不是一个幼童。
领养一只宠物，是闲情；抚育幼孙，却是操劳与责任。
隔天与同事外出办事，途经马场道。街路两旁的银杏树一片金黄，如黄袍客负剑而立。阵风拂过，扇状的叶片轻旋、颤动，隐有金属之声。
心下感慨，忍不住对身旁年轻的同事说，这秋叶，真如人的暮年。有的人是这银杏，年纪虽老，却老得雍容贵气，老成了真金白银；而另一些人的暮年，却老成了斑驳的锈迹，让人心生悲怜。
同事点头唯唯，表情却是一派云淡风轻。她的父母，还未到退休的年龄。
交 集
夏日雨后，去市场买菜。有翅果零星散落路边，青绿色，如刚成形的葡萄那样串成小串。这些翅果扁薄，两三厘米长短，形如一粒粒压扁了的茉莉花苞。抬头看，才发现头顶的这些树我竟全不认得。请教坐在路边石椅上的老人家，她抬头望望，有些不好意思，扭头问旁边的几位同伴，各个都摇头说不知。
终是不甘心。转天到住处对面的水果摊上买西瓜，又问。卖水果的男人倒反过来问我：“您是说哪一棵？”这下，轮到我茫然了——树太高，树冠和树叶看上去都差不多，又不曾下雨，树下没有掉落的翅果可供指认。
“您是说，这些并不是同一种树？”
“当然不是，好几种哪！”
但谜底还是揭开了——树身上有个二维码，一扫，系统给出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名字：白蜡树。
白蜡树因寄生其上的蜡虫得名。雄性白蜡虫可以分泌蜡质，采集加工后，可制成白蜡。
与好友说起，她很诧异：“古时候就有蜡烛了吗？”
“当然有啊，日暮汉宫传蜡烛……”
作为同龄人，我们儿时经历的生活大抵相同。在第一次亮起电灯之前，晚上我们家很少舍得点蜡，用的主要是油灯。
最初在天津城里种下白蜡树的人，不知是否着眼于它的经济功用——这些白蜡树，树龄明显不同。有的胸径超过六七十厘米，考虑到其生长环境，树龄或许已逾百年。一百年前，天津城是否已普遍用上了电灯？我老家所在的那个辽南小村，距离县城不过十公里，但直到四十年前，村子里才首次通上了电。我至今记得通电的那天晚上，席卷整个村庄的兴奋和狂欢。
而如果没有电灯，没有五彩霓虹和指针下一圈圈旋转的老唱片，“赵四风流朱五狂”的天津租界，是要失了许多颜色的。
只有当我们回过头来，才会惊异地发现：文明并非流水，它的点状分布，需要在外力的推动下才得以完成。
但是也有可能，植树的人爱的是这树木所呈现的惊人美感——仿佛一夕之间，秋风将白蜡树的叶子染成明亮的金黄色，一种有层次的流动感，比银杏在深秋时节的色泽略为浅淡。加之白蜡树的树形也不像银杏收束得那样紧凑，它们看上去更接近一幅在风中飘飞的丝绸。
一天清晨，我忽然发现，在西康路和贵州路的交叉口的那棵白蜡树下，亮黄的落叶积起了厚厚的一层——错了，那是马路牙子上新刷的黄色油漆。真是奇怪，这一带的马路牙子本来一直是泥灰色，怎么突然就变了颜色？
重庆道与西康路的交口处也有一株白蜡树，枝叶疏密有致，间隙处露出天空灰蓝色的底子，衬得一树金黄华美异常，令人一见难忘。我对着它一看再看，猛然间明白了：它的美貌，有一部分来自它背后那幢小洋楼深咖色的山墙。欧式风格的小洋楼，窗户窄长，窗框漆成与山墙同样的色调，窗玻璃上映出金黄的树影；而白蜡树棕褐色的枝干，与山墙和窗框的色调搭配得浑然天成……这栋三层高的小洋楼已有百年历史，而树正当盛年。楼因树而有了活力，树因楼而显出了厚重，楼与树并非互为依存，却是这样温暖地彼此成就。
某天夜晚，我从健身房出来，带着长跑后的松弛和倦意，慢慢地走回家去。8月已入尾声，天津城最适宜夜游的季节正悄然来临，晚风温润，让我有一种某年初冬漫步在北海街头的错觉。就在这时候，那棵树出现在路灯橘色的光晕里，高处的叶片金光闪耀，宛如天神莅临。而在低处的暗影中，那些狭长的叶片像极了南国的竹叶，连同那种革质的柔韧……有一年岁末，是在深圳，我和我妹妹沙琳出去散步，在傍晚的花园里，意外遇到了两只黑天鹅。仿佛南国黑夜的两帧剪影，它们如此优雅、安宁，不远处霓虹闪烁，黑天鹅的游弋，摇动起缤纷的倒影。池畔的甬路隐在暗中，走近之后，路旁的那一排竹林在身体里交织起奇怪的通感，那生命汹涌的蓬勃仿佛伸手可触。我摘下一枚竹叶带回酒店，又一路带到香港。但是后来，它莫名其妙地遗失了。
这些暗影中簌簌而动的叶子，将这一刻的天津，移植进遥远的南国。
隔了两天，我又路过那棵树。白昼暴露了一切，晚风和灯光共同制造的魔法消失了，在喧嚣的街头，它变回了一棵普普通通的白蜡树。
但是我始终记得那棵树。是初到天津的那一天，清冷的小雨从午后一直落到傍晚，我从宾馆里出来，又冻又饿，一心想找个地方吃一口温热的食物。到了十字路口，我犹豫着停下脚步——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城市，我既不知道我想找的餐馆位于哪个方向，也无法确定自己会不会在此停留。许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孤独地活着，却仍然在这一刻，发现自己如此孤苦无助……扭过头，我看到旁边的那棵树，这是一棵胸径超过四十厘米的大树，而高度不足三米，上半部分的主干连同枝条均已被锯去，只留下短短的一截侧向分枝。被雨水浸透的树皮呈现深浓的苍褐色，这件沉重湿冷的旧外套，仿佛灵魂的一部分，时刻也不曾与它分离。我想要向着它伸过手去，然而并没有。隔着暮色和雨水，我与一棵树，假装并不曾相互看穿过。
后来，我又经过那个路口，见它已长出了新的枝叶——这棵白蜡树，它构成了我与这个城市的第一场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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