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临与远眺
公元725年前后，黄鹤楼迎来了它建址以来重要的一位访客：崔颢。此时，这位年轻的诗人并非我们现在想象中的神采飞扬，相反，他的眉宇间深藏着愁怨。据史料记载，年少成名的崔颢因作《王家少妇》一诗，而“名陷轻薄”，被时人视为有才无行之人，曾遭时为户部郎中的李邕斥责，进士及第之后一直仕途坎坷，郁郁寡欢。为了平复内心的孤愤，崔颢一气之下，索性远离长安，四处漫游。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天，他转悠到了“政敌”李邕的故里江夏，“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历史总是以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为后世提供各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让我们在感叹造化弄人的同时不免想窥视命运的玄机。而彼时的黄鹤楼也远非我们现在想象中的峻拔和宏阔，它还只是一座临江负险、作军事瞭望指挥之用的岗楼，这种局面还要等将近一百年之后才得以改观（直到唐敬宗宝历年间，权臣牛僧孺建江夏城，才首次将黄鹤楼与城垣分离，使之成为独立的观景楼）。事实上，在崔颢之前，已有南朝陈代诗人张正见和南朝宋代诗人鲍照等人先后为黄鹤楼赋诗，但这些诗篇终究没有能扛过岁月的淘洗，最终湮没在了时光的淤泥中。惟有后来者崔颢的这首《黄鹤楼》，成就了这样一座巍然于华夏文明之巅的“诗楼”，被后代誉为“唐人七言律诗之首”。“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清人赵瓯北因此而感叹，而在他感喟之余，崔颢早已从后来者变成了先临者，永久性地占据了黄鹤楼最为显赫的位置，全方位地俯瞰着随后蜂拥而至的登临者，崔颢也因此一劳永逸地拥有了对黄鹤楼的永久的署名权。
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景点，无论是云台寺庙，还是河流山川，大到云山雾水，小到花草树木，一切自然人文景观，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一个简单的、几乎无一例外的事实是：凡是没有被诗歌（文学）照亮的地方，无论它多么优美丰饶，都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偏僻之乡。诗歌的“照见”功能在“诗教”浓郁、重视自然书写的古典中国，一直具有无可替代性。崔颢的到来奠定了黄鹤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而黄鹤楼的存在也成就了崔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名与物之间的相互成全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基石，即，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照见”，唯有被语言之光探照过的地方才能熠熠生辉。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在崔颢吟罢搁笔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有文人骚客登临黄鹤楼，摩拳擦掌，一试笔锋，但都陷入了“吾生晚矣”的困扰之中，这其中就包括素来以“大鹏”自居的天才诗人李白。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李白第一次看到崔颢题诗《黄鹤楼》时的情形，种种迹象表明，这位自视甚高的大诗人在面对这首崔诗时一定心存不甘。李白一生多次路过和登临黄鹤楼，先后写过数首关于黄鹤楼的诗篇，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黄鹤楼》《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江夏送友人》等，也写出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等名震江湖的诗句，然而，他始终觉得这些诗篇都不足以与崔颢的《黄鹤楼》相媲美。在“崔白之争”这桩文坛公案里，我们看到了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明显带有“精神赤子”的意味。也就是说，作为后来者的李白，他耿耿于怀的其实已经不是对黄鹤楼的“署名权”，而是面对先临者崔颢时，该如何全面而彻底地激发出内心的“斗志”，使自己的书写能与这首崔诗一样，精确地抵达名与物之间相互照见的效果。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往往会超出普罗大众的想象和期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好诗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等待后来者去超越，而且，这世上绝无不可超越的好诗，只有不一样的好诗。在不停地强攻甚或佯攻，却始终久攻不下的过程中，李白完成了某种心境转换，也完成了某种对自我的精神超越。公元748年前后，李白第二次来金陵游历，他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另起炉灶，写一首关于凤凰台的诗，而且他暗自要求这首诗，一定要能足以与崔颢的《黄鹤楼》相当。正是这首同为杰作的《登金陵凤凰台》，体面地挽回了这位天才的颜面。作为一位强力诗人，李白的不甘不屈之心的确显得天真可爱，甚至多少还带有一点孩子气，但恰恰是这种同行之间纯粹的诗艺竞技行为，成就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诗坛佳话，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后浪推前浪、前浪堆后浪的活水之源。
“诗的影响不是一种分离的力量，而是一种摧残的力量——对欲望的摧残。”“诗没有来源，没有一首诗仅仅是对另一首诗的应和。诗是由人而写就的，而不是无名无姓的‘光辉’。越是强者的人，他的怨恨就越强……”我在青年时期就读到过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随着我后来在诗学中浸淫越深，越感觉类似的“焦虑感”其实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在这部影响巨大的专著中，布鲁姆坚持认为，欧美十八世纪以后的大诗人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之下，而当代的英美诗人则活在那些与弥尔顿作过殊死搏斗之后，最终幸存下来的诗人的阴影里。他甚至断言，历史上所有的强力诗人都无法摆脱迟到者身份的影响焦虑。我们看到，这一论断不仅在李白身上，哪怕是在更晚者杜甫身上，都得到过确实的印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是同为唐代诗人的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生发出来的感叹，每一位诗写者在登临复登临的过程中，如何完成自己对眼前江山物象的命名，真是一桩“哀莫大于心死”的事情，但怎样去克服和战胜这样的哀怨和心魔，重新激活自己的内心世界，却是考察一个诗人心智的晴雨表。
公元769年，已经在无可挽回的命运之途中行至人生暮年的杜甫，拖着病体残躯来到了岳麓山的道林寺，望着覆满藤蔓和苔藓的石壁，以及前辈诗人宋之问题写在壁间的诗，他写下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在这首诗的末联，诗人写道：“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流待老夫。”好一个“分”字和“待”字，充分体现出了诗人对造物主公允之情的信赖，也体现出了他对自我才华的信任，就像他先前在《后游》一诗中所言：“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杜甫在这里显然已经承认自己处于迟到者的不利位置，但面对无可逃避的命运，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信，信任造物主，也相信自己。这显然与李白执拗的行事风格不同，杜甫始终相信，无论多么逼仄的人世间，仍有可以题写的空间在等待着他，甚至是专门为他的到来而静静等候在那里的。尽管留给后来者的可题写之处，很有可能只是前人余下的“物色”，但即便是边角废料，又有何妨？这种坚执与自信，让我们在文学史上看到了一个与李白全然不同的大诗人形象，而这种形象，也完全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位吟哦着“诗是吾家事”的诗人情貌相吻合。杜甫在道林寺这里，以一种近乎自谑的轻松方式消解了前人带来的压力，四两拨千斤，完成了对人间“物色”的再次分配和拥有，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对道林寺的永久占据者，以致于晚唐诗人崔珏再来道林时，根本就不再提及先前题过词的宋之问了：“我吟杜诗清入骨，灌顶何必须醍醐。”以示弱之势行霸气之实，杜甫反宾为主的做法，不得不令人叹服，难怪后来者嗟叹：“壁间杜甫真少恩”（唐扶《使南海道长沙题道林岳麓寺》）。不留余地，倾尽才华，这才是杜甫作为晚来的大师面对命运这一重大的人生命题时，所葆有的诗人本色。
“愿意工作的人将生下他自己的父亲。”这是基尔凯戈尔在《恐惧与战栗》中的论断。尼采在此基础上补充道：“当一个人缺少好的父亲时，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来。”与其在焦虑面前缩手缩脚，倒不如放手一搏。问题是，如若已经有了一位好“父亲”或好“祖父”，作为后辈晚生究竟有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弑父”？如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我们屡见不鲜的现象：死去的前者会依附于正在书写的后来者身上，重新复活，而每一次复活，都是一次新生，一次无怨无悔、愿赌服输的登临。这是一个先来者与后到者相互唤醒、相互成全和相互致敬的过程。李白与杜甫采取的路径全然不同，但是他们都各自完成了对前人的超越，至少后来者与先临者打成了平手。无论是黄鹤楼、凤凰台，还是道林寺，都经由他们之手完成了自足的文学构造，诗人也因此参与到了对江山、自然、社稷的反复重建过程中，并由此获得了不死不朽的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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