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2年第2期｜李晓君：我与故乡
——奥尔罕·帕慕克《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摄影……
书写记忆并不是回顾个人所有的记忆并逐一保存下来，而是忘掉几乎所有的记忆，转而用那些拒绝溜走的记忆去创造一个故事。
——奥尔罕·帕慕克《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摄影集序》
官厅
在我十六岁以前，世界是个封闭的环。这个世界可触可感，是个方圆千余平方米的空间——如果具体为错落在曲折小巷中的七八栋房子则更为形象。每天睁开眼看到的，都是熟悉的东西——晨曦、鸟鸣、板栗树、邻居和各种（其实不外乎几种）场景。我们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就是等待夜晚降临，左邻右舍手里拿着凳子聚集一堂，在一栋老屋的厅堂看电视剧。
看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我们生活中构成了如此饱满的、重要的消遣，以至于那些延续了千年的游戏、传统仪式、节庆，都变得黯然失色。大家——包括年龄最大的老头老太太——都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地专注于面前一台不时闪烁雪花或荡起涟漪的十四英寸电视的黑白屏幕，每个人的坐姿都一模一样，连平时活泼好动的稚童，都雕像般静默在黑暗中，只有明亮的眼眸闪现出几许新奇的、不解的光芒。
几分钟以前，正强奶奶手里抱着小板凳，小脚蹒跚就像一只旱鸭子摇摇摆摆地赶去老屋占位置的形象，回想起来都令人发笑。
我坐在黑暗里，像其他人一样，盯着前面的电视机，心里却想着一个缺席者——父亲，他是官厅仅有的在异地上班的人。我经常写到父亲，以至于后来每次下笔，都认为不会再写了。但对于这位我从小疏于沟通的亲人，随着年岁增长，每次在写作中将他回忆，似乎都多了些不同的理解。
老屋居住着三户人家，媛娇婶一家常住于此，我们家和崽曼婶一家是外来户，暂租此地——几年以后，我们分别在离这里几步远的祖宅地上盖了新房子。按照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理论，这片街坊中，我们三户构成了类似亲缘者关系，感情上最亲密，其余数户次之。
我家与媛娇婶家此前并不相识，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缔结成这种宗族般的亲密关系，至今不能理解。我家原先住在上街，在我七八岁时，母亲将那仅有的两间（带一个后院）房子卖掉了，选择在这里过渡——那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一直未曾探寻。崽曼婶家晚我家一两年才搬来——他们也住在上街，租人家房子住（她公公婆婆则拥有县城临街的店面）。她的儿子泉生与我同年，包括正强——我们仨开始建立一种发小关系。
媛娇婶，包括其他邻里，愉快并毫无隔阂地接纳了我们。回想起来，这种人际关系，是我经历中仅有的。闭上眼，方圆千余平方米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邻里街坊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
这栋老宅，是媛娇婶家与另外一户人家共有。她家住在旁边一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房子里。这栋清水砖老宅，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民国以前。我们这个宗族里的长老，是媛娇婶的公公，一个相貌堂堂的老人——高大，儒雅，谈吐不凡。邻里之间有纠纷总是他出面调停。他的威信建立在他的道德感和公正的基础之上。但他还不算这里最老的老人。他母亲姓徐，是开国少将徐国贤的亲姐，常年坐在光线幽暗的室内，性格和蔼，微胖，皮肤白皙，脸上见不到老年斑，青绿色血管历历可见。毫不避讳地说，我是周围孩子中最受她喜欢的，至于为何，则并不清楚。
后来看过电影《四世同堂》，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家正是如此——老人除了她长老般的儿子外，常年住在这里的是一对孙子（媛娇婶是长孙媳妇，次孙尚未婚娶），另有一对孙女分别出嫁在离这里数百米和数里地之外的村落——每年春耕时节，她们都会返回娘家。这里的习俗，打禾莳田，不仅出嫁的女儿回来帮忙，左邻右舍也会一起上阵助力。反过来，其他家农忙亦是如此。更进一步，如果哪家有红白喜事，邻居们都会不请自到，悉数前来帮忙，连各自的角色都极为熟稔。主持者当然是媛娇婶公公。
媛娇婶有一儿两女，男孩叫剑剑，女孩分别叫芳芳、琴琴。剑剑刚蹒跚学步时，有一天老人没看住，一头栽到厨房水缸里夭折了。这是我们街坊中最沉痛的事件。它在每个人心里落下阴影，更直接改变了媛娇婶、毛崽叔的性情。此后，丧子的阴霾一直笼罩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
让我暂时忘记这不快的经历。我整体的印象中，媛娇婶一家是喜乐、和谐的，每个人都让人亲近和尊重。如果非要找出瑕疵来——那就是长老的爱人，一位表情总是严肃、眉头紧蹙、面相身材瘦削（与她婆婆相反）的老太太，对我们这些孩子似乎挑剔多于包容。媛娇婶性格直爽，快言快语。有一次，年三十下午我沐浴后穿上新衣，她竟当着众人的面夸我“帅”——这份褒奖，极大地满足了一个孩子的虚荣心，并将之视为一种正向的心理暗示。毫无疑问，我已成为芳芳和琴琴事实上的兄长。以前，我一直认为我的童年是孤独和患有社交恐惧症的，对此，我要修正这份矫情。毛崽叔作为同辈人中最爱读书的人，招干到镇政府上班去了。这个我童年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人生得失都与他过分聪明有关。他喜爱阅读的习惯直接影响了我，让我意识到阅读是使人变得风趣、谈吐不凡的重要原因（虽回想起来，他读的只是些武侠和言情小说）。有一次他神秘地对我说，晚上带我去看样新东西。他没有带自己的孩子，而是独自带上我（也许觉得她们尚未懂事，不宜接触）——在镇政府会议室，我第一次看了录像片，成龙主演的《醉拳》。
长老对我的影响似乎只在一些重要关节上。他的三言两语，往往让我突然开窍和醒悟。
我在媛娇婶家待的时间，比在自己家里还长。放学回来第一件事，便是走到他们家去，与几个孩子抱抱亲亲，坐在客厅里听大人闲话。那时，还没装上自来水。媛娇婶家厨房后院是片菜地，有一个铸铁的压水井，我们家生活用水都来自这里。压水井在过去农村非常普遍。我后来常去正强家（这个同龄人比我吃苦能干）——他一边奋力压柄取水，一边与我说笑。每天放学回来，他要将一片足有七八分地的菜园子浇透。为了给蔬菜补充养分，还要按合适比例在水中加入尿液。因此，每家屋角或柴火房都备有一个尿桶。
这个大队——我们还习惯这么称呼，是一个著名的蔬菜种植基地。除了种植少量水稻，各家都将时间交付给种菜、卖菜这样辛劳的农活上。这里有长势良好的蔬菜，是官厅给外人的深刻印象。
媛娇婶家是周围几户人家中最干净、温馨和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无疑也是最受尊重之家。我依然能记起他们家客厅的陈设：靠窗的位置是一张书桌（玻璃板下面压着许多黑白照片，有合影也有个人肖像），旁边是一张床铺（住房还是紧张），书桌另一头有个书橱，里面摆放着一台双卡录音机，几排磁带像书本一样整整齐齐——朱明瑛、张蔷、朱晓琳、李玲玉、李燕华、范琳琳、毛阿敏、凤飞飞、成方圆、杭天琪、程琳、郑绪岚、苏红、翁安芳……我第一次认识她们，是从这台双卡录音机开始。书橱下面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客厅中间是两张竹躺椅，长老和他太太通常会躺在那里，手里摇着蒲扇，你一言我一语或长时间静默。墙上贴着电影画报——《许茂和他的儿女们》《野火春风斗古城》《谭嗣同》《赤橙黄绿青蓝紫》《泉水叮咚》。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民之家的摆设。我们家则不同，完全看不到这些。一则我们是临时的过渡租户，二则我们家的户主——父亲——常年在异地上班（即便在家，我也不认为他有这样相对“高雅”的爱好）。媛娇婶以客厅为中心，东边两间房，一间是过去的灶屋（已废弃不用，沦为过道），一间是长老和太太的卧室。从客厅、厨房以及往西延伸出去的是两间车厢式红砖房——其一是毛崽叔和媛娇婶的卧室，另外一间是徐老太太的寝室。
这个封闭空间内的人际关系虽亲密，但并不尽然是和谐，也有抵牾、撕裂和痛楚。比如崽曼婶与丈夫毛毛叔，三天两头便有一次激烈争吵（一直持续到崽曼婶突发心脏病去世），每次争吵，最受苦的是家里的锅碗瓢盆——因主人的暴怒而在空中飞来飞去。起初，泉生和弟弟丁丁泪水涟涟，颇让人同情——后来连他们都安之若素，任由大人吵架，他们充耳不闻地玩着游戏。我家租住的房子，夫妇两人（是近亲）都在粮食系统上班，是这街坊仅有的全家吃商品粮的人家，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个哑女，却有着冰雪聪明的脑袋，妹妹性格安静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们视我也如亲哥一般。突然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成为大家心中至今未解的谜。媛娇婶家的美满遭遇不测，剑剑的意外夭折，造成了全家的撕裂，长老夫妇、媛娇婶和毛崽叔都是受伤害者。悔恨和罪恶感像巨石压在长老胸口，此前他从不上麻将桌，仿佛街坊的楷模，之后却忽然放任自己也成为麻将桌上的常客——而将数次对毛毛叔不要过度玩牌打麻将的说教抛在了脑后。媛娇婶与毛崽叔的抵牾日深，以至于后来二人关系急转直下。我们家，比如母亲，则一直未能处理好与爷爷的关系。童年的阴影像一张蛛网，覆在心中，让我挣扎、抑郁。
毛崽叔的弟弟显平尚未婚配，在县国营照相馆做学徒，是个爱好武术的英俊年轻人，曾在我面前表演单手劈砖。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大街上用自行车载着一个烫着波浪卷、极时髦的美女。这个幸福的人，正处在恋爱中。但他后来的妻子却是另外一个经人介绍的长相普通的女性。
我去正强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上了初中，已经摆脱了一群小丫头的“兄长”角色，我的兴趣在于与同龄男孩交流阅读连环画、少儿杂志的心得，以及对灵异世界、气功和武术的看法。正强有个同学阿胜，母亲是县中图书馆管理员，他经常带书出来，与我们分享——我的文学种子，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播下。我甚至经常在正强家留宿——从傍晚陪他在压水井旁劳动开始，到晚上两人在一块旧门板上练习乒乓球，到深夜共读——我的母亲，似乎在我的生活中隐身了。值得一说的是，姐姐、母亲也分别同正强的姐姐、母亲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我未曾留意她们培育友情的细节，但她们的友谊与我们相比并不相差分毫。
与我家以及与我个人感情次之的另外几户，可书者其实也不少。几个孩子牛铁、海兵、大弟，这些童年的玩伴，以及他们的家长给我的印记——在“官厅”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依然栩栩如生。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并在记忆里捕捞这过往的形象，是想说这一切已被解构。包括这样一种宗族关系早已松动，其中好几户人家已经搬出官厅，在别处盖了类似别墅的新房。过去的老宅、老人早已不复存在，包括我们这七八户人家缔结的美好关系已被拆解。我童年的玩伴们也早已走向了四面八方。
摩丝头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大家都叫他“摩丝头”。我们县城的女人几乎都认识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的服装店生意在县城是数一数二的。紧挨着这家店的，还是一家家服装店。女人们买衣服都喜欢往这条街上去，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服装一条街。他的店铺看起来与别的店也没有什么不同：玻璃门、金属把手、卷闸门，挂在灯光昏暗的室内墙上的衣服——它们露出嘲弄般的表情，散发着来自异地新鲜的气息，挤挤挨挨，像一个个木偶紧贴墙壁，随时会走下来似的。卖衣服的店主，都有一种慵懒的气质、黯淡无光的眼神，唯有理发师可以与之媲美。我们县城最早的理发室是国营的，开在新华书店隔壁，泉生的舅舅——一个瘦弱得像猴子一样的人，就是理发室职工。多年以后，看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男孩被父亲拉去理发室剪头发，我惊异地发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意大利西西里岛理发室的情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乡的理发室，几乎一模一样。国营理发室倒闭了之后，浙江温州师傅来了，他们带来了新的手艺、新的发型，县城年轻女性热衷于在温州理发店停留。温州师傅成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县城最早的理发行当个体户。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才在县城消失。“摩丝头”的发型应出自最后一批温州理发师之手。唯一不同的是，泉生舅舅的头发每天都像是喷了半瓶摩丝，比《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有过之无不及。油黑的头发像一面光可鉴人的弧形黑色镜面，使嗡嗡的苍蝇无法在上面落脚。时日既久，人们只叫他“摩丝头”。他也完全笑纳这个称呼。
表面上看，他的服装店毫不起眼。但他最懂得女人的心理：爱美、喜新厌旧，永远是她们不变的真理。他不仅掌握着女人的心理，也掌握着独一无二的进货渠道，服装款式总与外面最流行的保持一致。因而，他的衣服是抢手货。我们家经济状况，在县城属于窘迫的，姐姐与同龄的女孩相比，也更单纯和质朴——她初中毕业，便未再读书，而是早早地步入社会打零工，肩负起一份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责任。即便像姐姐这样不追赶时髦的女孩——那是被经济状况抑制的结果，与她的天性并不一致——买衣服也总是以“摩丝头”的服装店为首选。作为不称职的鉴赏者，我总是被姐姐带上，为她提供意见。在官厅，与姐姐同龄的少女，包括几位年龄稍长的少妇，她们交流时，嘴里总是少不了“摩丝头”这个话题。
“摩丝头最近进了一批新货。”
“你这件衣服好看，是摩丝头那家的吧？”
“摩丝头的店这两天关了呢。”
“摩丝头……”
“摩丝头……”
……
有一天，我翻开相册，看到照片上少年时自己圆嘟嘟的脸，仿佛女性刘海遮挡的额头，以及蹩脚、难看的服装，简直为那时的自己羞愧，以致缺乏示人的勇气——我太太看到这些照片，发出难以抑制的暴风骤雨般的笑声。我同时难以相信，照片上那个满脸稚气的少年，身上穿的衣服来自“摩丝头”的店铺：那个不起眼但被全城女人惦记的空间，那张被全城女性乞求的傲娇的脸（苍白、宽阔、布满暗红色刺疣）。五颜六色的衣服像潮水，在那个原本寂静的空间里涌动，像一片秋天的树林充满喧哗与骚动，那些来自广州、温州、泉州、株洲，以及鬼知道什么地方的服装，在暗夜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县城，在这个“据点”秘密会合。它们相互之间打着哑语、挤眉弄眼，或爆发出持久的争吵，像一群宫廷的嫔妃，卷入宫斗，变得腹黑，为争宠而不惜大打出手。店铺外，秋天的县城显得多么凄凉：消防队的小伙子们举着水枪，身上套着难看的橘红色的抢险救援服，消防车发出知了般的哀鸣；灰扑扑的县城街道，除了一条潮湿的水迹以外，便是被风扬起的尘土，以及耷拉着叶子的法国梧桐；十字街头，百货商店已经被个体私营商铺冲击得毫无脾气；影院门口曾经激动人心的电影海报也踪迹难觅，录像厅里天天刀光剑影。我们县城最著名的流浪汉及疯婆子：五狗魔气、金清华、仙莲颠婆子……依然驻扎在隐秘的角落，神气活现地度过他们黄金岁月的最后时刻。
“摩丝头”像被女人们惯坏了的国王，有着君临天下的沉着、冷静和果决。他的服装是一口价，容不得别人讨价还价。那些悻悻离开的女人最后还会回来，乖乖地付钱，又怨又喜地把衣服抱走。每个月，他会消失几天，他的行踪，比机密文件更加让人难以知晓。那些怨恨、嫉妒的服装店主们，使出各种伎俩——他们拿来烧酒、熟腊肉，甚至不惜用美人计，试图从他嘴里撬出蛛丝马迹——而让他说出秘密，简直比登天还难。在那些孤绝、仿佛四周布满窥视的眼睛的月黑风高之夜，“摩丝头”腰间缠着钱袋子偷偷出门了。说起来，我们县在本省都是边缘，在赣西不知名的角落，交通不算便利——“摩丝头”却能克服这些困难，神出鬼没地南下北上，哪里有新式衣服就往哪里跑，他的嗅觉简直比猎犬还要灵敏。那是一个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BB机、大哥大这些玩意儿，还要迟至几年之后才出现。“摩丝头”动用了摩的、汽车、火车甚至三轮车等工具，他有着狂热的激情和疯狂劲头，对于目标有着坚定不二的信心和果敢，他在夜风中捋顺被吹乱的头发，夜不成寐地来到了理想的货物的身边，又神气活现地出现在门口挤满了尖叫着、推搡着的女人们的店铺里。
有一天，我惊异地发现，这世界还有一种叫“诗歌”的东西。它们像小抄本，在我们县城文化干部和文青之间秘密流传。我第一次见到“北岛”“海子”的名字，是在我们中学一个叫“小碧岭”的文学社团的油印本上。这种仿佛长在异域的果实，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唐诗不是一回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诸如此类，早已注入我们对诗歌范式的理解，经过经年的背诵、抄写，变得不可撼动。那个操场上传来吵吵闹闹的喧响，广播里放着歌曲《五月的花海》，夏日燥热的风送来球场“嘭嘭”和大街上汽车喇叭“嘟嘟”的声音中，我被班主任叫到教学楼取新批改好的作文本。班主任姓贺，有着鲁迅先生短刃般的胡须和钢针般的直发——他恰好临时被校长（一个喜欢打麻将和垂钓的衣着邋遢的人）叫去布置什么事情去了。我未与班主任碰上面，独自留在散发着墨水和陈年木地板、办公桌被电风扇吹起的特有的气味中，孤单、惶恐和无聊。或许是新鲜油墨的气息吸引我，走到隔壁洞开的油印室，我顺手拿起新印制出来的《小碧岭诗报》。这注定是个被铭记和值得命名的日子，我感觉到周围的声音全部消失了，我像个沉溺在深水中忘记呼吸的溺水者，目光以及身子随着这些分行的、奇异的句子浮游：“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经由这些奇异的诗句，我仿佛突然领悟了语言和世界，我的生活突然变得陌生和不可理解。我从小对莫名、神秘远方的渴念像是突然得到印证和召唤。
我惊异地想起“摩丝头”店铺前的女人们。如果读到这些叫“诗歌”的东西，她们对美的追求会不会还这么肤浅、世俗和物质化？那个被缪斯女神幸运启示的下午，和别的日子一样轻盈、平常、明亮，但又是如此不同，我像参悟到某种秘密的僧人，或被注入一针疫苗，对庸鄙、凡俗的生活开始免疫的信众，从此要背负一把叫“诗歌”的利剑行走江湖。一个人一旦被诗歌“种痘”，便会在周围的人群中敏感地发现他的同道。我发现的第一个同道，是英语老师的爱人，县委党校的一位老师，他也拥有一个笔名：岩鹰。这是个多么好的笔名，威严、孤独、犀利、睥睨一切。我也偷偷给自己取了个毫无想象力、纤弱得像个女孩子的笔名：叶子。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这个充满学生腔的笔名在全国各地校园诗报上比比皆是。然后，我又拥有了一个远方的笔友——符合诗歌想象的、穿白色连衣裙、扎着马尾、文静瘦弱的女学生。我在赣江之滨的师范学校念书时，班上一位热心的女同学又将她的闺蜜介绍给我认识，也让我们成为笔友，并且在某次秋季开学时，她从井冈山脚下宁冈县经停吉安，去往省城交通学校时，我们见过一面。拜诗歌所赐的这一切，让我眼花缭乱，正如这个世界本身。我突然发现这世界不是安静、漫长得如马拉松赛事，而是激荡、充满冒险与挑战的激流。
英语老师与她爱人“才子佳人”的形象，深入我们心中。英语老师年轻、漂亮、时髦，仿佛通过一种世界性语言掌握着更多外部信息的人，她与拥挤在“摩丝头”店铺前庸俗的女人们，显得格格不入。她的优雅照亮了我们中学——小碧岭的角角落落。而她的诗人丈夫岩鹰，有着理想的诗人形象：长发、忧郁、戴着眼镜、烟不离手、手不释卷。县委党校与中学仅一墙之隔，时常在放学的黄昏，我见到他们手牵手，让人艳羡不已。我同时不无忧伤地想到，要想写好诗歌，必须拥有一位足以让他产生激情和眷恋的伴侣，一位能够照亮和抚慰他晦暗内心的女性——她足以幻化为滚烫的诗句，时时进入梦中；她就是诗歌本身，是源源不断提供灵感和泉源的宝藏。我正是那名旧照片上有着圆嘟嘟脸、被丑陋的刘海遮住额头的少年——对这个形象我颇有自卑之感。这形象和海子早期一样——自卑感，也纠缠了他短暂的青春期——一个神童如耀眼的彗星孤绝地滑行在冰凉的、鲜花盛开的深蓝天幕。
英语老师的连衣裙、蝙蝠衫、牛仔裤、大圆领西装，我相信也来自“摩丝头”，除非她在县城之外还有其他采购渠道。“摩丝头”店里的奇装异服，足以让我们对世界的新异感到震惊——它不断吹来远方的风，在那一点点对传统服装形式、花样的突破中，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受到刺激。为了获得一件新衣裳，女人们变得疯狂、陌生，也变得更迷人、靓丽和自信。那是个美学大行其道的时代。美是旗帜，是武器，它摧毁一切，解构一切。甚至有人不惜为美是客观还是主观，大打笔墨官司。美是启蒙和解放思想的抽象工具。我当然理解不了古人早就说过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当大家都去追求一种流行的、公共的美时，美其实是一种丑的东西。
“摩丝头”已足够让我们县城变得疯狂，而诗歌更是洞开了一个少年对县城之外广大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首先来自书本，我成了一个对诗歌读物着迷的人。这是一种与我们语文课本完全不同的文本，我开始相信并追求新颖的文字和艺术，对古老的东西则充满敌意。我深信诗歌的威力，无远弗届。我仿佛从那时开始，就认定了自己一生将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相信那个年代本身就是奇异而温暖的，同时也有一些“有趣”的人值得回忆。比如校长——那个总是衣着邋遢的人，我知道他不是“摩丝头”的顾客——但他可能是那个年代我们县城知识分子里面最聪明的人物之一。他曾代表我们县参加地区围棋比赛；在篮球场上，他是指挥若定的后卫；在治理县中上，他是校史里最耀眼的人物之一。这些我都不说，我只说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是：他喜欢垂钓和打麻将，有一次，他到县城附近一个池塘钓鱼，被村民拿住，村民哪认得这是堂堂县中校长，他被关在牛棚里。在经过一夜与蚊子、潮湿、燠热和臭气熏天的环境搏斗后，一个早起喂牛无意走过牛棚的年轻农民，惊讶地叫道，老师你怎么在这里！校长也不气恼，笑嘻嘻说出原委。这位他恐怕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学生偷偷地将他放掉了。第二个小故事是：有一天，校长夫人发现孩子有发烧迹象，让他带孩子去医院打针，校长说，他上午有个会议要开，拿起公文包就出了门。当校长夫人抱着孩子从医院出来，走到县文化馆时，一个乒乓球从四楼洞开的窗户飞出来，落到脚下。一个男人探出头来，叫道，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帮忙把球捡一下。校长夫人捡起球，抬头看到校长的脸，嘴里开始大骂，气得差点将孩子扔到街上……
在某种意义上，“摩丝头”、岩鹰、校长，也许是同一个人，他们都带着那个年代我们县城放荡不羁的特征。在那总是漫长的每一个晨昏，在县城灰扑扑的面目中，在暗蓝色天穹下以及有着无限多的松林、红壤和山丘的无名角落，上演着早已被外部世界忘记的疯狂、忧伤的剧目。
文化馆干部
似乎有过一个文化馆的黄金时期：人才辈出、福利待遇好、群众文化艺术培训开展得红红火火。我有一位文化馆的朋友说，那时观摩全省美展、全国美展，路费、食宿费可以报销，而且给出差补贴。有位省领导在某次会议上也说，当年他参加过南昌县文化馆开办的文学培训班，在那文学发烧的年代，像追星一般听来自本省和省外所谓知名诗人、作家口吐莲花的激情演讲，窄小的空间内高昂的情绪和涌动的热望足以掀翻头上的屋顶。后来，我观看根据刘醒龙小说改编的电影《背对背，脸对脸》，起初对基层文化干部的钩心斗角感到惊诧，后回想起自己曾与他们有过非常近距离的观察与互动，似乎不难理解。
记得毕业前夕，美术老师廖弓力问我们毕业后的想法。留校是尖子生、学生会干部蠢蠢萌动的欲念，我则脱口而出：想去县文化馆。当时，感到廖老师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我很快明白我的想法大胆而天真，近乎无知。按照国家对师范生的培养政策，我们无一例外将播撒到地区各个县乡的学校去。成为乡村教师，这是绝大部分同学的命运。我也许看报纸受了蛊惑——我县文化馆一位干部因为拍摄一组题为《老土地进京记》的照片获得大奖，而被选调到省城画报社工作。成为一名教师，似乎不是我的理想，我的兴趣在于写作和绘画。我已经在一些内部油印的小报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它们诱惑我要去成为一个诗人，而一个所谓的文人在基层最理想的单位，无外乎文化馆和文联。
我与郭佳明老师的结缘源于美术。1993年早春，在一列南下的火车上，我与他还有陌生的县文化馆的老师们，坐在硬座车厢内，经过漫长的二十多个小时的奔波，抵达了广州市（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感到周围摩天大楼的压迫），然后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到达顺德市凤凰山庄。这是新鲜、异质的旅程。我将与本县最知名的美术家、文化人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这次偶然、随机的南下行为，其实是有组织和目的性的。这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回应着改革开放潮流的一次创新之举，是经过县文化局班子会议研究并由局长亲自带队的。我不知道，我对县文化馆的认识误解很深，过于理想化。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后，我们县文化馆早已不将创作、辅导、培训作为主业，创收和发展经济，竟然成为中心工作。由大胆而有想法的能人牵头组成了工作队，几乎囊括了全馆最优质的创作力量，他们在全县到处接单搞创收，涉及绘制广告，制作灯箱、霓虹灯招牌，代理展陈，拍摄照片，刷写标语，甚至接受力所能及但完全与文化无关的业务。简而言之，只要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一切，他们都做。毫无疑问，他们掘得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文化馆干部以及临时聘请的工作人员，忙碌在各个机关单位之间，个个挣得荷包满满。
我们这支由七八个人组成的队伍到达顺德市的时候，还有一两个人赶来与我们会合——他们是其中一位老师的亲戚，在广东打工，似乎境况不佳；这引起了其他老师的不满，觉得那位老师包藏私心。这点在之后的相处中屡屡被诟病。贺局长是县文化局一把手，他亲自带队南下，反映出他对此次合作的重视，希望是一次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契机。与我们合作的是一家私营广告公司：顺德市凤城广告公司。老板姓潘，三十五岁上下，个不高，肤色偏黑，人很精明。他接手这家广告公司有几年了，经营一般。在郭老师的游说下，潘老板对合作的前景有较高的期望，希望借助来自井冈山脚下的艺术家、文化干部之手，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广告业的翘楚。他在一个豪华酒店设宴，款待了我们一行。宾主举杯畅叙。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颇感到新鲜，我的第一印象却是，精美的粤菜对于有食辣传统的我们来说不可口。
顺德是个侨乡，改革开放后成为富庶之地，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毗邻广州、中山、江门，是广府文化的腹地，以粤曲、粤剧和美食闻名天下，历史上出过文武进士七百多人，李小龙、李兆基、郑裕彤、陈冯富珍等人也出于此地。对于来自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城文化人来说，美的、碧桂园、格兰仕、海信科龙等知名企业，是他们感受顺德经济实力最直观的一面。他们在头脑里勾勒出发挥特长创收的昨日种种，意图将那小打小闹的模式重新在这里演绎一遍。尽管是县文化局做出的决定，但我也明显感受到，文化馆老师们各怀心思，对此次南下在意识上并未完全统一：有的雄心勃勃，眺望这南国的平原，幻想在制高点上插上艺术加设计加经济的旗帜；有的心猿意马，保持着小知识分子的矜持和美术工作者的清高，对打工身份的认同度不高，随时准备逃离；有的观望等待，将此当作一个据点和跳板，期望将个人的兴趣和才能发挥到广告之外更大的天地中去；有的随波逐流，从不发表意见，不积极站队，只想利益共沾，随大流进退；有的动辄质疑，自己的想法并不明确，只是本能地什么都反对。我是被郭老师邀请加入的，本身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我还很年轻，只想多些经历而已。
贺局长很快就回去了。他已安全地将队伍带到了顺德，并与合作方见了面，签署了协议（如果有的话），对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有了感性的认知，回去怎么汇报已经心中有数。随着贺局长离去，我们这支队伍的精气神开始委顿。理想和现实的差异，在大家心中激荡起波澜，埋藏在内部的矛盾也不时爆发，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经常在茶余饭后翻出来。我第一次见识到，一个群体、一个充满利益的成年人的世界，这样经不起凝视。
广告公司在大良镇一个游乐园里，只是里面很不起眼的一小部分。歌舞厅、游泳馆、儿童乐园、酒店、录像厅、博彩机等设施和娱乐，吸引人们前来消费。豪车、大哥大、小姐，这些明显打上地域烙印的新鲜事物，让我们意识到时代的发展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跨过赣粤边陲的崇山峻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经济，与内陆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思维定格在不同的频道，文化处在不同的场域，对时政的关心也存在巨大的差别。我们被统一安置在一栋旧水泥房子三楼的一套居室里，食宿都在里面。一楼二楼属于私人的居住领地。那是大门口的位置。经由此，人们来到一个布满棕榈、绿植，音响震天的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大门外，经过下山的斜坡，是大良镇的中心，一个电器、服装、玩具、家私厂房林立的人口稠密的区域。
我的一个保存至今的笔记本，记录了1993年我在顺德凤城广告公司经历的一些点滴。这些日记（加上随意的文学化的发挥），像是“民间文献”，可让我回到那已消逝的“历史现场”。
1993年2月13日的日记，这样写道：
相对于顺德而言，我们来自北方。实际上，这座城市正是这样理解的。它称之为的北方，是文化意义上的，不仅仅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除了临海，顺德和我县在地理上其实没有明显的不同。家乡也有水牛，至今它们仍是农民主要的耕种工具之一……
博彩，是很多打工者娱乐的方式。1993年2月16日的日记写道：
红颜色的赌博机放在游乐园的林子里，一根在红蓝白三色间旋转的杠子，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当它缓缓停滞下来的片刻，空气变得凝重，心脏在承受一种莫名的压力。货币以筹码的面目在盘面上出现，它们散落在不同的格子里，或者堆成一叠，押在一条彩色的格子上，它的重量，仿佛使这个盘子发生倾斜；那些筹码，一种被机器压制出来的薄塑料片，欢乐和痛苦的根源，它暗含着博弈、财富和经济学，它也关乎人的恐惧、幻想和性命。当它以货币的方式重新出现的时候，那些曾经的持有者，他们所付出的辛劳、血汗，通过肮脏交易或公平买卖所得，它的意义完全被消解。它重新以无辜的面目出现，仿佛处子，没有沾染一丝尘世的灰尘、污垢。而现在，它还掌握在博弈者手中，它短暂地占领一方城池，渴望冲锋陷阵，过关斩将。但它无法逃脱作为一滴水的命运，被这沙盘一样的转台所吸附。哦，无论你的欲望有多大，终归像一滴水一样会被一个巨大的黑洞给吸进去。有人欣喜若狂地捧着一兜筹码离去，但这种占有并不牢靠，只要他重新在这个转台边上出现，这机器就有信心让他将兜里的货币拱手相让。
那些熟客们，享有坐在凳子上的权利，嘴里咬着烟头，这简单的猜色游戏（红或者蓝为赌客赢，若是白色，筹码则全部归为庄家），却像最复杂的运算，让他们颇费脑筋。烟雾漫上来，升上众人的头顶。总有人叹息，为自己没有当机立断下注而懊悔，也有人拍台子骂娘。这无疑助长了赌博机的斗志，它的杆子一刻不停地旋转着，像一台忠实的水车，划过流水的生计和命运。
作为一个依然在写诗的年轻人，你不难看出这所谓的日记，带有文学的想象和比附，并非原汁原味的记录。1993年3月4日的日记记载：
夜总会在游乐园的山顶上。从屋子走到外面的露台时，便可以看到山下灯火璀璨的夜景。通常，山顶上的音乐像来自高处的洪水奔泻下来，巨大的声浪仿佛要将山头掀翻。
那些黑色的本田、皇冠、凌志，还有雅马哈、铃木，无声无息地滑向了山顶。珍贵的花木里面精心布置着射灯，使这些扶疏的植物看起来更加碧绿。这和那些闪烁在幽暗灯光下的脸庞比起来相仿佛。
1993年3月21日的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宿舍里来了两个新人。女的穿带白毛领的灰色皮衣，男的有一张黑瘦的脸，他们看起来像一对夫妻。文化馆老师们从经验判断，说可能是露水夫妻。他们把旅行箱搬进了我的宿舍，并在一张简易木板床上摊开了铺卷。据说，这是得到潘老板的指示。坦白地说，这个房间不过五六平方米，中间划拉一块蓝布算是隔成了两间。我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他们无所顾忌地弄着“那事”。有一天晚上，我在写《秋风漫过校园》（后来发表在《星星》诗刊1993年第9期上），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因他们动作过猛），隔壁床板发出断裂的巨响……
1993年10月25日是香港歌星陈百强去世的日子。在翌日的日记中我写道：
录像厅里光线炫亮，人群显得杂乱无章，一个个捕获者张开了瞳孔中的网，屏幕上的内容暂时与门口的广告牌无关。屏幕上这个男子，油头粉面，衬衣上的片甲闪闪发亮，他唱得很投入，可以说是深情款款，我注意到他眼角喜悦的泪花在闪动，尖叫声此起彼伏，随着他移动的步伐追逐他。他怀抱中的鲜花衬托着一张熠熠动人的脸。他唱了一首又一首：《一生何求》《念亲恩》《相思河畔》《摘星》……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唱歌，我觉得我有些喜欢他。
昨天，他在医院死去。据说他长期患有抑郁症，死时仅35岁。我来到顺德时，他其实已经在香港一家医院里成为植物人。死亡将他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上升为凄美。
所有美而破碎的东西，成为我的珍藏品。“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
1993年12月9日的日记，记下了当年往窗外的一瞥：
窗外是一幅高达30余米的广告牌，上面绘制的是一个新开发的楼盘：银河大厦。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一幅广告。阳光照在上面，油漆新鲜欲滴。两个背着铺卷的民工站在那儿目光茫然地望着面前的大街，他们正在等待某个包工头的召唤，让他们爬到脚手架上去，娴熟（或笨拙）地涂抹砂浆。那样的时刻，他的神情与现在不一样，而是显得生动、充满信心，虽然这工作包含着某种危险性。属于他们的这一时刻，还未到来。他们现在无所事事地摩擦着黑胶鞋上的泥块，袖着手（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出于习惯）……
这本日记，完全没有对文化馆老师言行的记录，他们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也许我太年轻，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把握不了。或者说我对“我们”生活之外的内容，更感兴趣。我怎么可能忘了那些场景呢？尤其随着阅历增加，以及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我对他们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对那个时代，对我县社会面貌也有着自己的认知。
广告公司当时还有两位设计人员。一位来自湖北，瘦弱的、谨言慎行的书生模样；一位来自江西大余，年纪稍长，脸上有一种大咧咧无所谓的神情。自然地，我们的到来，让他们本就不稳固的位置受到威胁。很快，他们就消失了。这让我感受到一种残酷性。我们这支精气神离预期有差距的队伍，在初始阶段，还是有些生气的。我们接受了制作一个彩车的任务，我是外行，只能看着郭佳明等老师自信熟练、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潘老板对我们的表现也很满意。
这是尚有春寒的日子，但也提前感到南国气候的燥热。游乐场每日播放陈慧娴的歌曲《红茶馆》：
红茶馆
情侣早挤满
依依爱话未觉闷
跟你一起暗暗喜欢
热爱堆满
你身边伴情侣一般
……
这样的时光似乎依然是温馨的。郭老师偶尔回去县里，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回来时，总带来杨老师做的莲花血鸭。这菜肴以超乎寻常的美味让我们感受到故乡的召唤。我们依然不适应粤菜的清淡，生活在赣西的人们舌尖若离开辣椒简直活不下去。
老师们放大了各自的缺点，在暗地里发泄对对方的不满。我裹挟其中，目瞪口呆地听他们说长道短，与我想象中的文人、艺术家形象相去太远。
我们其中一位是县剧团负责人，单位改革后，曾带队伍走南闯北，在沿海一带靠商演维持队伍不散，挣取工资。他非广告文案、制作技术人员，整日靠吸烟、思考打发日子。一年以后，他承包了另一个广告公司，自己做起了老板。有几位老师先后找到理由，回去上班了。与大部分离开乡土打工的农民不同，他们是文化人、国家干部，在与潘老板的相处中，丝毫没有获得尊重感——在潘老板眼里，我们这些人，与其他打工仔没有什么不同。大概半年不到，包括郭老师自己，文化馆干部一个不剩地离开了公司，留守下来的除了我，还有三个非文化馆的受邀者。我们几个，履行合同，坚守了一年——他们几个，后来与潘老板续签了合同，还在顺德做了好几年，我则回到了学校上课。此次南下之后，郭老师并未再返回县文化馆，他作为人才，调入了顺德市大良镇博物馆，成为当年珠三角地区文化、教育、医疗系统众多从赣湘引进的人才中的一位。
国画
1996年底，我来到机关，成为县委办的一名秘书。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转折。我从每日对乡村生活有限的感触，和小知识分子感伤的、诗意化的体验中，获得了整体性的理解本县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平台。秘书的职业属性，可以是很窄的案头具体文牍工作，也可以是在宏观地把握全局背景下，对现实发展的具体问题出谋划策。秘书是领导决策的重要智囊和助手。所谓“身在兵位，心为帅谋”。这一身份的转换，让我开始步入不一样的人生——虽然后来还是螺旋曲折地转回写作这个职业。秘书生活，对于我的写作大有裨益。尽管当初身处其中时，我感受到的并非愉悦，而是痛苦。当时，我的诗歌创作一度停止了。我可以选择像很多文笔尚佳的年轻人那样，从此以一手锦绣文章为职业生涯增光添彩而助益仕途——我很可能走上这条道路，但我警惕并抗拒成为这样的人。我在机关里接触到很多同事，不少人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诗，写散文，在他们行政生涯中这些成为只能缅怀和回忆的“文化遗产”。我初入机关写不出东西的煎熬和痛苦，我想他们都曾经历过。写作依然是我的理想。虽然，当时的我依然是在一个相对陈旧、窄小的机关大院里工作，这些内容难以成为文学的素材，它抑制着文学的想象力，不能上升为打动读者的情感和经验。在这里，文学的笔墨很难有发挥的余地。这是我当时痛苦的根源所在。今天回头来看，宽阔的视野和具有交锋性质的现实生活经验，恰恰是文学可以走得更远的支撑和底蕴。
正是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国画》这部小说火遍了全县（当然也火遍了全国）。虽然不能说到了机关干部人手一册的地步，但也大致差不离。小说作者王跃文曾是如我一般的基层政府的秘书，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仍在省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国画》的火热，似乎是对我理解的机关生活难以下笔的反证——相反，官场题材书写在明清时期大有作为，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读者并不陌生。《国画》开启了“官场小说”的书写热。一度，真实或臆想的官员生活的状态，大量出现在或精彩或粗制滥造的所谓“官场小说”中。《国画》始终是无法逾越的高峰，究其原因，官场只是标签，文学性与艺术性是这部小说畅销的根源所在。
我从一个相对开放，四周是草木庄稼、农人田野、朝露夕阳的生活图景中，来到了一个有铁门和门卫的高墙大院之内，在连咳嗽似乎都得小心翼翼、寂静得有些漫长、荒芜、坚硬的时光中，在一个坐着六个秘书的大间办公室内，整日与剪刀、糨糊、报纸、刊物、稿纸、文件为伴。电脑还没有普及，钢笔依然是我们主要的书写工具。拟好的稿子，自己拿到打字室，交给专门的打字员（通常是年轻的女性），打印出来后自己校核。
秘书性情各异，文字能力不同，头脑灵活度有差异，社交面和协调能力有大小——这都直接影响到其后的发展。我这个原先怕与领导干部打交道的人，开始要每日近距离地接触、观察他们。这些通常西装革履（在夏天则是白衬衣、深色裤子），手拿公文包，要么头发一丝不苟、要么秃头而通常都显得器宇轩昂、满脸红光的人，每日匆匆忙忙地在我面前出现。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一间间带编号的办公室内，在办公桌前（桌上插着国旗、摆着内线电话机、放着文件夹）奋笔书写、阅批，或与下属、投资者、拐弯抹角的来访者对谈；他们离开办公室，走下楼梯时的步履总显得匆忙，有人帮着拿水杯、提包；他们弯腰钻进楼前的汽车里，一溜烟地去向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地方。
成为一个秘书以前，我很少将目光聚焦在我们县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文化背景等这些宏观的主题上。我的关注点更具体，更细微，正如我在散文集《江南未雪：一九九○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序言中所说的：
一个乡村教师在黑夜中的感受，一个在田野里躬耕劳作的农民的内心想法，一个理发店里的小姑娘茫然的目光，一个火力发电厂的工人灰蓝的工装，一个乡村收税人骑着摩托一驰而过的背影；甚至一片山冈，一条村道，一片田野，一条乡村公路……
我以亲历者和目击者的身份看到并感知这一切。随着环境的改动，眼前具体的人和景（暂时地）消失了，我整日被抽象的数字、经济术语、形而上的声音和虚拟的蓝图所包围。在机关大楼冗长的白昼和沉沉的夜晚之中，我离一种有质感的、真切的生活越来越远。这是一个悖论。掌握实情，调查研究，本是机关干部特别是秘书的基本要求，但实际上，因其工作性质，远不如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的感受更直接。
这个机关大院，大概在民国时期就是全县的行政中心。我读小学时，有个好友就住在这个大院里。当时，这栋办公楼（建于1990年代初）的位置上有一栋古老的宅子，类似于乡间的祠堂（以前的公署），有个院子，住着几户干部家属。我同学家就在其间。这个院子，草木扶疏，在我成为秘书之前，我来过一两次。那时，我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去拜访县文联的彭老师。这位从乡土走出来的作家，已经去世多年了。我记得当时自己将发表的诗歌样刊给他看时，他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这是一间灰扑扑的房子，似乎常年没有打扫，窗子也不常打开，暗红油漆面旧桌上堆放着《今古传奇》《山海经》《故事会》之类通俗文学杂志及年代可以上溯到一年以上的沾着茶渍发黄了的报纸。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像一株模样怪异的菌群。桌边有一张布满窟窿的藤椅。墙上挂着一排用夹子夹住的账单式的文件，自上墙以后，怕再也没有被翻阅过。说实话，我当时对县文联的印象，实在不佳。县文联紧挨着县委宣传部。我叔叔大学毕业后，就分在宣传部工作，他以此为起点，做了一辈子行政工作。我似乎在重复叔叔的命运，在那个安静的大间办公室，陷入沉思默想。显然，我们的办公室与县文联至少在整洁度上不可同日而语。眼观六路、手勤脚勤，似乎是不教自会的功课。我们每日早早到办公室，打开水、拖地板、抹桌子是一天工作的序曲，其他秘书还会给领导办公室收拾。县委主要领导各配有一个年轻人负责内勤，他们就住在办公楼的某间房子内。我是县委主要领导的文字秘书，内勤事务由一名负责内勤的小伙子去完成。我曾经在宣传部一张玻璃板下看到用工整的楷书写的一行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位未曾谋面（已经调入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有抱负者，通过这种方式提示自己要勤快，同时表达雄心——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上私塾时刻在桌子上的“早”字。坦率地说，我当时并非完全是钦佩，而对这直露的表白稍有反感。天下毕竟不是谁都可以扫的。
当时，我们县是个贫困县，属于革命老区，人口少，产业不鲜明，农业缺乏特色，工业不强，储量丰富的煤炭开始枯竭。这里的人崇文重教，那并不辉煌的历史总为人们津津乐道，人们愿意相信并去“创造”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来让自己满意；同时，那质朴、渴望富裕的人们，在田间、集市、车间、街上，投来古老的哀愁般的目光，像午后的风，席卷在山岭和丘陵纵横的土地上。这片被吴风楚雨浸润、交织着诗书礼乐与巫蛊觋术之风的边地，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喜辣、喜血食，远在东周时期就有文明迹象出现——我自小生活其间，熟悉它的气息和人们脸上的表情，熟悉小贩走过街头巷尾的叫卖声、街头青年血气方刚（肩膀和脊背有刺青、头发染成黄色）的样子、青筋凸起的农人一边用黝黑的腿踩在水田一边鞭打黄牛、纺织女工温实然而空洞的眼睛、一个即将退休的干部松软的脖颈和灰白发鬓、一个卖菜老妪患有风湿的肩膀和膝盖……我仿佛全都洞悉。当我以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位乡村教师的眼睛去看待这一切，我总有一种想默默地走到桌前书写的冲动；而当了秘书后，我似乎成了一个肩负某种使命的人，参与到改变他们生活的行为中。我当时的这种想法，现在想来，显得多么可笑啊。
我成为秘书不久，有一天，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拜访我。此前我并不认识她。我不否认在那个光线明亮的上午，她的突然来访并没有给我造成困扰，相反让我感到愉快。我那时的办公室在四楼——还没有搬到三楼那个六位秘书共用的大间办公室。这是政策研究室的一间办公室，我和主任共用一间，恰好他出去办事了。我的工作主要是搞调查研究和撰写报告。这位女性带着刚走出校园不久的清纯，也带着善于沟通交往的潜力与我聊了一会儿天，称是我的师妹和仰慕者。说我那些发表在《萍乡日报》上的诗文她都读过——我当然更希望她说的是不在她视野范围内的《星星》《诗神》《星火》之类的杂志——然后，她拿出一篇稿子请我“斧正”。这是一篇演讲稿，这个幼儿园教师为即将登台演讲所做的准备。我看了一眼这篇手写的稿子，字体的笨拙与她姣好的相貌之间存在太大的反差——这让我想起约翰·契弗的小说《五点四十八分的慢车》中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一句话：“她的书法给他一种感觉，即她是某种内心——某种情感——冲突的牺牲品，这种冲突的爆裂程度破坏了她在纸上书写的笔画的连续性。”这位看起来信心满满、乐观的女性，自然会有与小说女主人公登特小姐完全不同的命运。她那天下午还在我办公室坐了好一会儿，我当时愚蠢到没有理解看稿、改稿其实也完全可能是个借口。许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有一天，县里的一个文友请我们吃饭，说几个非凡的女性想结识我们夫妻——她们以我们这对作家夫妻为荣。这几个在县城品位不俗、气质高雅、引人瞩目的女性——我当时并未一眼认出她也在其中，而那天的饭局也可以说是以她为中心展开的。她成了一名校长，全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知性的、成熟的美丽，与我当年初见之后对她未来的预想完全相符。
这样的插曲，在我的秘书生涯中，仅仅是一个细小的涟漪。此后，我逐渐进入状态，看起来与别的秘书别无二致，属于勤快地扫地、打开水、端杯子、写材料的角色。我很惊异，与我现在见到的机关干部八小时之外几乎不来往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办公室十几个同事之间在工作之余也很亲密。周末会轮流在各家打牌、吃饭，彼此的家属都很熟悉，搞得真像是一家人似的。
我自认为从来不是一个出色的秘书。一个有些人文情怀的年轻人，并不适合在机关里做秘书。他可以在学校、出版社、研究机构、文化单位发挥作用——正是这样，千禧之年岁末，我突然得到机会，调入了省城从事文学创作。我离开故乡有二十多年了。现在发现，故乡不是一个记忆、概念，不是一段情感、一种血脉，更不是一个背景，我们自己就是故乡的一部分。正是这样，我们在异乡，将自己活成故乡。
把异乡活成故乡
我很多未曾亲历的故事，来源于他——另一个郭老师（郭佳明的堂弟）的讲述。这个学者，正是当年我读师范时，在报纸上看到的凭着一组获奖照片，调到省城来的那个人。他身上有种莲花男人的典型特征：急公好义、质朴却头脑灵活、不善于家务但擅长交际，最主要的是家乡观念重。只要是故乡的召唤，他就会是二话不说首先响应的那个人。记得千禧年那年，我们县建成了据说是全省最大的县级广场，主政者倡议莲花籍在外人士捐款，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我记得郭老师捐出了五位数，在捐款者当中数额名列前茅。就在前不久，我们几个老乡一起聊天，一位记忆力超群者（他能完整地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和郭小川的《祝酒歌》，这些储存在他脑海里的篇章不下百篇）说起一个故事：那是另外一次家乡发起的募捐，这位在某厅担任处长的老乡，向郭老师看齐捐出了五千元，后来发现郭老师的五千元是在为家乡助力的一个项目中的扣款。朱某（这位“朗诵家”）半开玩笑地说：上当了！这很能说明郭老师急公好义但并非没有头脑。他身上有种感召人的热情，但表现出的却经常是一个批评者的、怒其不争者的姿态。他最大的兴趣是研究学问。通常，他身上却贴着喜欢打牌的标签。关于家乡的历史掌故，我没有见过比他更了解的人。他是从文化意义上、民俗学的角度来叙述这些故事的。每次有郭老师参加的聚会，我都特别兴奋和期待。我像个比读者更期待新的精彩故事的那个人。
他总让我想起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父亲，那个不可救药的即兴诗人，那个异想天开的剑术大师……”（《裁缝的布娃娃》）“父亲自觉地越来越远离了那个快乐的世界，逃进想全身投入的艰难晦涩的学术领域。”（《死季》）
有一天，我来到他在画报社的办公室。刚在一个已经显出破损迹象的真皮沙发上落座，我的视线碰到零乱的办公桌上一只仿佛从遥远的县文联暗红旧桌上移来的“像一株模样怪异的菌群”的烟灰缸时，他便急不可耐地向我谈起董其昌——新近他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董其昌的文章。他谈到董其昌“恶霸地主”的行径——“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更可恶的是，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紧接着，他突然话锋一转，大赞董其昌的书画理论“南北宗”：“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他几乎一字不落地把这段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深远的话给背出来了——我发现，在博闻强记的功夫上，他一点不落后于前面那位朱君。郭老师好抽烟，修长的脸膛通红，不再丰茂的灰白头发不时被电风扇吹起（他不断地用另一只手缕直，而夹烟的那只手，半天没动，烟灰像一只弯曲的、开着玩笑的毛毛虫），他睥睨的眼神里射出激动的精光，略微弯钩的鼻子一耸一耸，说话时，嘴巴张开——以一种等待回应或者思索者的停顿引导着对方的思路，牙齿经年遭受烟熏已变得黯淡无光，并略有黑黄色。他的谈话很有吸引力——他是那种很愿意交谈的、诚恳的人。我注意到，他桌上有研好的墨和一张册页大小已勾画了几笔山水轮廓的宣纸——他竟有些羞涩地说，他开始在学习国画。“首先要入古”，“在取法古人中获得技巧”，他接着说起宋元的范宽、郭熙、李唐、马远、王蒙、黄公望、曹知白及清初“四王”。他滔滔不绝，显然在绘画理论上已经走得很远，为即将退休从事绘画创作作了充足准备。他扫了我一眼——仿佛具有看透我心思的灵异功能，说摄影（他是全省仅有的两位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之一）不能算是艺术，最多只能算是科技+美术，是近代技术进步的产物，依附于绘画上的一个视觉艺术的旁支。他并非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而是建立在阅读、感悟的基础之上。他自豪地讲起老家“郭家里”的故事，说，你是作家，如果听我讲这些故事，可以写成厚厚几本书。他随口说起我曾写过的他家乡的“神祠”——丛林寺，一只身上插刀吐血而亡的猪（它倒地处成为神祠选址地）；那个村善出教师和算命先生——1970年代，村里的算命先生结队去县政府上访的故事，我至今印象深刻。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很懒，四体不勤，家务事不做一分。他用家乡谚语形容自己——“蛇钻入屁眼都懒得扯”！他自豪地说，小时候，因为不爱干农活，被村里耆老诟病，母亲义正词严地护短：我儿子是干农活的人吗？他将来是要做秀才的！
无论如何，郭老师出自一个社会结构复杂，同时人才辈出的村落。这个“郭家里”的地域，横跨了数个行政村。我们老家通常说：“郭家里，郭十里”（意即范围达十余平方公里）。这个村落，与擅长朗诵的朱君那个离县城一两千米的“莲花村”相仿。那个村子，有莲花桥等古迹，我们莲花县的县名与此有关。朱姓，在我县不如李姓、刘姓显赫，但出过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一门三进士（父亲朱之杰及两位都入翰林的儿子朱益浚、朱益藩——后者是清末光绪、溥仪两位皇帝的老师）。该村另一位进士朱寿慈，曾做过白鹭洲书院山长。朱家人骑马、坐轿，村子也叫花塘官厅——我未曾考证花塘官厅与我家所在的琴亭官厅二者之间的关系。琴亭官厅早已倾圮，花塘官厅历经百余年依然完好。
朱君曾在南昌一家酒店担任老总多年。那家酒店的特别之处，就是屋顶戴着一个金光熠熠的巨大皇冠——那象征气派、豪华的浮华标志，老远便能从洪城路的建筑群中一眼被认出。酒店顶着那皇冠从二十世纪来到二十一世纪，如同一个穿着一套旧西装依然不愿意扯下标签的人，时时刻意让你注意到它的存在。朱君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乡土味儿——我们那独特的口音，外人一听便知道来自哪里——每次他即兴朗诵，我在他身上，在那抑扬顿挫的气流造成的铿锵音节中，仿佛看到那戴着金色皇冠的酒店在眼前浮现。酒店门口有几个印度男子，盛装打扮，彬彬有礼地向宾客提供周到服务（他们不仅会说普通话，而且会讲地道的南昌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适应这里不给小费的习惯。一个高校副校长老乡，曾在一个小范围内介绍莲花男人的特点：一会写字（大多能写一手过得去的硬笔或毛笔字），二会做菜。会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在我们那里很能抬高门面。写字的传统，在家乡，可谓源远流长。这一点，也体现在朱君经营的酒店中，一楼的墙面和柱子，挂满了某次征稿收到的书法作品，作为装饰和酒店文化的一部分。这些书法，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像笑语喧哗的乡贤，带着某种遗老遗少们僵硬的、作揖客套的举止，望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们，而忘了时间并在时间流逝的无声中变得衰老的自己。
在酒店大厅那易于流逝而让人迷幻的时光，和酒店内部空间所营造的一种似是而非的梦幻情调中，我看到墙上的书法在哗啦啦地“唱歌”，就好像它们常年被压抑的某种品性得到释放，像一群循规蹈矩的孩子突然获得了放肆、粗野的权力。无疑，我这个老乡是始作俑者。他任性而直率地拉近了书法与百姓的距离，将它们从展厅、博物馆那高高在上的位置请下来，让它们来到普通老百姓身边——甚至，这栋涉外酒店，还成为推广国粹和传统文化的一个“民间舞台”。我们被朱君邀请到酒店品尝一道特色菜——莲花血鸭。这道据说“不亚于莲花本地手艺”的菜肴，是想激发我们这些异乡人的乡愁吗？一只游进城市的鸭子，头戴着金光闪闪的皇冠，是要告诫乡族子弟，摆脱乡土的羁绊才能真正成功，但最后，还是想回到那不可能回去的故乡？我记得小时候，听大人形容某家有实力，说“他家是开饭店的”。开饭店，无疑从小成为千万个孩童懵懂的理想。我想起开服装店的“摩丝头”，身上的神秘色彩和仿佛活在自己梦幻色彩中的特质，与朱君有着某种相似性。
记忆是生命成长、远航的某个起点。记忆是无时无刻不在累积的，拨开记忆错乱纷繁的迷障，总能找到那最初的原点——它始终在召唤、引导着我们回到故乡。
【李晓君，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时光镜像》《暂居漫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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