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六篇：读杨贵妃题材古典文学作品六种
【题记】
高度繁荣的大唐帝国那秀丽的山水滋润出了中国古代最美的女人——杨玉环。她天生丽质，雍容华贵，她承足了帝王恩宠，也享尽了荣华富贵；但安史之乱改变了帝国命运，也使杨玉环香消玉殒，留给唐明皇无尽的伤感，也让当时与后世的人们或痛快、或惋惜、或深思。
对于杨玉环，历代文人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李白以浪漫主义笔调描绘了杨玉环的美貌和风情，其中不乏诗人对“安史之乱”前帝国危机的隐忧；杜甫从“红颜祸水”的观念出发，对杨玉环进行深恶痛绝式的批判；白居易和杜牧则借描绘李杨故事联系现实，抒发自己的情感，并由抒发自己的爱情情感进步到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感；白朴和洪昇却把李杨爱情升华到对人生价值乃至社会价值的哲理性思考，并由迷茫走向清醒。
今天，人们还在谈杨贵妃，但是人们已不把她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也不再联系自身实际，也不会动脑筋思考什么哲理，人们喜欢把她和西施、王昭君、貂蝉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谈她的美，谈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美。“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人生也罢，历史也罢，如果“只如初见”多好啊，李隆基仍做他的大唐君主，也自行承担安史之过，杨玉环仍做她的绝代佳人，也自行凋谢于青山绿水之间，“红颜”永远成不了“祸水”。今天，杨玉环终于从“祸水”走回“红颜”，成为大唐留给我们的美丽的古董，成为比唐三彩更精致的艺术品，这对于杨玉环，对于大喜大悲的大唐，都是最好的安慰了。
名花倾国，君王含笑：读李白《清平调》
李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有一日，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观牡丹花，命李白写新乐章，李白写了三首清平调词。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三首词语语浓艳，字字溢香，把杨贵妃的美与鲜花浑然融为一体。
第一首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高度夸张、思维丰富等特征的典型体现，词化用神话传说赞美了杨贵妃超凡脱俗的美。以云、衣裳、花、面容等意象的相互交错，给人以扑朔迷离笼罩下的花团锦簇的感觉，使现实中的杨贵妃成为云端翩翩起舞的仙女，而天上原来的仙女倒显得失色了。以“露华浓”点染花容，使杨贵妃的脸庞显得艳冶和晶莹剔透，也以风露暗喻君王与杨贵妃一夜风流的欢愉，同时，还暗喻了正是君王的恩泽才使杨贵妃的面容更见精神。这样，瑶台、云彩、鲜花、君王所蕴涵的精华全部融为杨贵妃的美了。
第二首赞美杨贵妃不着脂粉都超过新妆赵飞燕的天然绝色。“一枝红艳露凝香”，红扑扑的脸蛋，香喷喷的体香，杨贵妃不仅具有天然去雕饰的美，而且如露珠般光鲜剔透得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云雨巫山”一句借用楚王与巫山神女的典故，既强化了杨贵妃高贵典雅的美，也暗喻着只有天子才有可能配得上杨贵妃这样的尤物，赞美了天作之合的李杨配。后两句通过贬低本来就是千古美人的赵飞燕来表现“环肥燕瘦”的异曲同工的美，赞美了杨贵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貌，把杨贵妃的美升华到美的几乎唯一衡量标准的高度。
第三首赞美花在阑外人倚阑干的杨贵妃的优雅风流，进一步挖掘了杨贵妃美的内涵品质。“春风”在这里代指君王。杨贵妃在牡丹花旁倚栏而立，人面名花不再是相互辉映，杨贵妃沉鱼落雁的美，已经随着她的依阑默立而完全沉下来，从而笼罩住花的美了。这一幅美人依阑、低首嗅花的工笔画不仅写出了杨贵妃超越花容的美貌，更写出了她内外兼修的优雅。君王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君王的笑不仅仅是对心爱的美人的满意，更是对大唐帝国的雍容华贵的志得意满。
李白性格狂放不羁。据传说他曾让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磨墨，因此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得到李白写杨贵妃的这三首词后，向杨贵妃进谗言，说李白以赵飞燕之瘦讥笑杨贵妃之肥，以赵飞燕之私通赤凤讥刺杨贵妃之宫闱不检，是欺君犯上。李白的词中如果真有这种意思，是不可能瞒过也算博学多才的唐玄宗的，杨贵妃本人也是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何况，李白的这三首词并不纯粹是应制之作，是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创作心理受到激发而创作出来的，三首词毫无矫揉造作的痕迹。再者，李白也是个珍惜生命甚至还幻想通过炼丹实现长生不老的人，他没有两个脑袋，背后讽刺讽刺发点牢骚也就罢了，他岂敢当着皇帝和贵妃的面骂他们呢？当然，杨贵妃并不认可高力士的话，据说，她特别喜欢这三首词，并把它们抄写下来，长期放在寝宫，时常拿出来吟哦。
在统治制度开明，工农商市发达，物质财富丰富，天下和谐太平的开元盛世，从民间到上层，歌颂唐玄宗，赞美杨贵妃和李杨爱情的文学作品一定数不胜数，但是，流传下来的却远远没有当时和后来批判李杨爱情与对李杨爱情作其他思考的作品多，究其原因，应该是文人对历史历尽铅华过后的凝神观照所致。“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急剧衰落，李杨爱情开始引起文人们的深入思考。李白的这三首清平调词记录了李杨爱情生活高潮时期的情形，也向后人描绘了杨玉环那令人沉醉的“红颜”。
语语刺讥，声声慨叹 ——读杜甫《丽人行》
杜甫与杨贵妃是同时代人，他在《丽人行》中用最恶心最厌恶的语言辱骂、讽刺和批判杨贵妃。
《丽人行》没有直接写杨贵妃，而是通过场面、情节描写来展示杨贵妃骄纵荒淫的生活，曲折的反映唐玄宗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揭示了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的诱因和最终国势由盛转衰的必然性。在诗人的笔下，杨贵妃不是迷人的美女，而是祸水红颜，是集美、富贵、妖淫于一身的罗刹。
请看“美女相”：诗人先写众丽人之美，“态浓意远”，肌理细腻，骨肉均匀，服饰光鲜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诗人笔锋一转，把对众丽人的描绘转向突出丽人中最美的女人，即杨贵妃的姊妹们，杨贵妃的姊妹们尚且如此，杨贵妃的美貌就可想而知了。
请看“富贵相”：“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多么精致的器皿，多么珍美的菜肴，但这么好的美食，丽人们竟厌腻了而久久不动筷，她们如此，那杨贵妃的食欲就不言而喻了。
再看“妖淫相”：“杨花雪落露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以典故暗示杨氏兄妹通奸乱淫，这不禁使人想起杨玉环曾侍唐明皇父子二人的史实和与安禄山有染的传闻。至此，令人作呕的罗刹妖女的形象已非常鲜明。诗人描写杨氏的美和富贵时，好像不露声色，但当笔触转到描写杨氏的妖淫时，我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深藏全诗的对杨氏的厌恶之情和讽刺之意。
一代倾城倾国的美女缘何令杜老夫子深恶痛绝呢？这是与杜甫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杜甫生于官僚世家，自称“奉儒守官，不坠素业”，他是个典型的儒家门徒，潜心读书是为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但他的求官之路却极其坎坷，35岁时来到长安，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引荐，并多次向唐玄宗献赋，指望天子欣赏他的文才，但种种努力都是枉然，到他创作《丽人行》时，已是公元753年，他已滞留长安八年，早已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心力憔悴，他对封建贵族集团由向往转为怨恨和厌恶，他彻底看清了他们堕落腐化的面目。
公元753年，虽然距安史之乱尚有两年，但社会繁荣的形势下已潜伏了种种危机：一是中央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百姓困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开始激化；二是唐玄宗宠爱杨玉环，沉湎于声色之乐，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趁机当政，政治变得昏暗；三是安禄山仗着天子宠信，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最高统治集团生活于歌舞升平之中，看不到这些危机，但生活于下层的诗人杜甫通过自己的不幸看到了国家衰败的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决定唐帝国命运的一场大动乱即将爆发，杜甫以《丽人行》对弈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的荒淫误国和杨贵妃及其家人的穷奢极欲“语语刺讥”“声声慨叹”（青浦起龙《读杜心解》），向最高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联系自身，感叹惋惜 ——读白居易《长恨歌》
白居易有过二三十年追求真挚爱情而不得的漫长经历，他从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故事中看到了荒淫误国的一面，但更看到了真爱的珍贵。诗人以“长恨”二字为诗题，“恨”在文言文中意思是遗憾，足见诗人对李杨悲剧的惋惜、感叹和同情。
公元806年，时任盩庢县（今陕西周至）县尉的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五十年前的李杨旧事，相与感叹，三人约定各以李杨故事为题材写一首诗或做一篇文。王质夫的作品已失传，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则留传至今。
白居易诗中的杨玉环是一位堪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人。她姿容绝世，让“六宫粉黛无颜色”；她风情万种，“回眸一笑百媚生”；她楚楚可怜，“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她娇媚迷人，“云鬓花颜金步摇”，“缓歌慢舞凝丝竹”；而“梨花一枝春带雨”更是以传神的比喻写出了她伤心落泪时让人怜爱的动人仪容。杨玉环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多情的，她含泪凝视唐明皇，无言中诉说别后的相思，发出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心声，这一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誓言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痴情男女。
当然，诗人在赞美杨妃美丽多情，肯定李杨爱情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妃使“君王从此不早朝”从而“占了情场，驰了朝纲”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事实，言语之间存在着批判色彩，但批判的力度是很微弱的，诗人把安史之乱甚至把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把杨贵妃得以色事君都迁怒于那帮臣子，诗人不厌其烦地用优美的语言叙述一个婉转凄美的故事，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刻骨铭心的爱恋和没完没了的相思与遗恨，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也随着李杨二人的爱情波澜而跌宕起伏。
安史之乱刚刚过去五十年，人们的记忆还没有褪尽，为什么白居易不像杜甫那样痛骂杨妃红颜误国呢？这大概与白居易生活的士气正值元和中兴天下相对稳定繁荣而白居易又不像杜甫那样太不得志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白居易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诗人用自己的爱情体会和爱情理想强化了李杨故事的爱情色彩淡化了李杨故事的政治色彩。
白居易十岁时随母亲迁至父亲在徐州符里（今安徽宿州境内）的任关所在地，与小他四岁的邻女湘灵成为青梅竹马的玩伴，几年后两人开始进入恋爱状态，白居易在十九岁时有一首题为《邻女》的诗赞美湘灵美丽的外貌和动听的嗓音，委婉的表达自己对她的喜爱之情。
二十七岁那年，白居易离开符离前往江南叔父处求取功名，一路上写了三首留恋湘灵不忍分别的诗，“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做深山木，枝枝连理生”，可见，经过十七年的相处，两人的感情已经极深，已到了考虑结婚的程度，但两人均已是大龄尚未结婚，别说是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应该属于“二等残废”了，也许是白家盼儿子潜心读书造成“正果”而禁止儿子“早婚”，也许是湘灵父母对女儿另有打算，但以后他们的经历表明不是这样，应该是白家看不起湘灵的出身，在门阀制度还很严格的唐朝中前期这是很正常的，尤其是老人更是不能接受当局对门阀制度的打击，虽然他们年轻时也许也曾反对过门阀制度。
两年后，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授官校书郎，为了搬取老母，他先后两次回符离，并再三恳求母亲允许他娶湘灵为妻，母亲坚决不同意，甚至连他们见一面都不允许。
婚姻无望了，但白居易和湘灵的爱情却并没有结束，他们在相思中煎熬着。到创作《长恨歌》时，已经三十五岁的白居易仍然单身，而三十一岁的湘灵也没有嫁人。欢乐的爱情时光和痛苦的爱情追求使白居易悟出了男女追求爱情的正义性，诗人正是从自己的爱情经历出发羡慕李杨真挚的爱情并同情李杨爱情的毁灭，因此，诗人的爱情经历和爱情理想是《长恨歌》创作的思想基础。
前事为师，讽喻时事 ——读杜牧《过华清宫》
杜牧写过三首《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寄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人面对晚唐统治集团置危险国运于不顾而醉生梦死荒淫享乐的现实，借古讽今，写下这首咏史诗。
苏轼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常作岭南人。”荔枝，产于亚热带和热带，岭南（两广一带）是我国古代的荔枝产地。荔枝果肉新鲜时呈半透明凝脂状，味甘美，放置时间一长就变质变味，因此北方人吃荔枝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到岭南去“作岭南人”。
杨贵妃身居长安，其尊贵之躯不可能长途颠簸到岭南去吃荔枝，于是唐玄宗就派特使快马加鞭到岭南去采荔枝。杜牧《过华清宫》就以这一事件为题材，诗人以特写镜头向我们展示了两个瞬间：一是宫外的一名特使骑着驿马奔驰而来，身后扬起一团红尘；一是宫内的杨妃听到佣人报告特使将到的消息时嫣然而笑了。好一个“妃子笑”，我们不由得想起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而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致亡国的典故。《过华清宫》 因选材角度的巧妙新颖而使其批判的深刻性不亚于杜甫的《丽人行》，“一骑红尘”和“妃子笑”构成鲜明对比，遂未直言杨贵妃的恃宠而骄和唐玄宗的荒淫好色，但更深刻地揭露了李杨为满足私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最终荒废国事引发动乱的事实。
但是，杜牧是闲着没事拿一两百年前的一件旧事来批一批？是简单地复述历史吗？不!杜牧是在借古讽今。
杜牧时期，唐帝国虽然还没有灭亡，但已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时期的社会有三大毒瘤：一是宦官专权。宦官乱政自玄宗后期高力士始，代宗时宦官李辅国已掌握大权，到杜牧生活的时代，皇帝已成为宦官的傀儡，公元820年杜牧十八岁时，宪宗被宦官陈弘志杀害，六年后，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可见朝纲之乱。二是牛李党争。安史之乱后，中央官僚渐渐形成倾向于门阀地主和倾向于庶族地主两大派别，相互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到杜牧时期，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牛党和毅力德育为代表的李党之间的斗争不仅极其激烈，而且历经六朝达40年之久，到杜牧四十六岁时才告终结。三是藩镇割据。藩镇割据始自安禄山，安史之乱后便纷纷出现，新老藩镇各据一方，拥兵自重，甚至籍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天子之志，可以说，杜牧生活于一个接近春秋战国式的时代。皇宫宦官专权，一乱朝政，二占良田美宅；朝廷牛李党争，使统治阶级内部陷于混乱和分裂；地方藩镇割据，国中生国，战祸连绵。这三大毒瘤成为唐后期顽疾，使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国家到了这种地步，皇帝和上层官僚在干什么呢？公元824年，唐敬宗继位。敬宗之前的几个皇帝如宪宗、穆宗均荒淫无度，敬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每月至多只上一次朝，他长年要做的事就是：到鱼藻宫观竞渡，到天台山采药，在宣和殿“陈百戏”，并大兴土木在东都洛阳修缮宫殿城阙，跟三千佳丽淫逸享乐，并仿周幽王、秦始皇、唐玄宗三个败国之君做出带妃子游骊山温泉的败国之举。作为知识分子和贵族家庭出身的杜牧邮路国家前途，他一面怀念盛唐时的国富民强，一面思索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原因，这首《过华清宫》以“回望”总结历史教训，讽刺当局的荒淫奢侈，告诫统治着：如不悬崖勒马，革除弊政，大唐亡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人生之感 ，兴亡之叹 ——读白朴《梧桐雨》
白朴写李杨故事，已离开故事本身，而借李杨爱情的悲喜抒发自己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对兴亡难料的叹息，带有浓厚的宿命观和幻灭感。
在杂剧《梧桐雨》中，白朴对李杨故事的倾向性很不鲜明。一方面，他赞美杨贵妃的美丽和能歌善舞，“晕娇颜”，“呈蜂腰”，“燕体翻”，一方面，他又批判唐玄宗沉溺于杨贵妃的美貌而误了国政。当李林甫报告说安禄山起兵反唐时，唐玄宗怪罪李林甫搅了他看贵妃舞蹈的雅兴，但是贵妃死后，作者又大力渲染唐玄宗对贵妃的朝思暮想，作者是在赞美李杨的真挚爱情吗？好像不是，因为作者多次强调杨妃身侍玄宗父子并与安禄山勾搭，甚至七月初七长生殿盟誓时她还想着安禄山，作者会颂扬一个淫妇的爱情吗？
褒不像褒，贬不像贬，作者究竟想干什么？到了第四折，我们发现，作者写李杨的分分合合，是为了描摹盛衰变化，抒发自己对人生和世界无法捉摸的感叹。杨妃死后，唐明皇独对杨妃画像，缅怀两人曾经有过的纵情生活时，难以入睡，窗外，梧桐树上的潇潇秋雨，“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稍”激起他无尽的烦恼。请看最后一支曲子[黄钟煞]，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运用大量形象鲜明、新颖贴切的比喻，把唐玄宗不堪回首的哀伤和对世事难料人生盛衰的感叹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淋漓：“一会价紧呵，似玉盘中万颗珍珠落；一会价响呵，似玳筳前几簇笙歌闹；一会价清呵，似翠岩头一派寒泉瀑；一会价猛呵，似绣旗下数面征鼙操。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 兀的不恼杀人也么哥! ”各种各样的雨声破人美梦，惊人魂魄，勾人旧恨，添人新愁，情景交融构成一种悲沉苍凉的意境，是唐明皇兴亡盛衰的国事与人生之叹的形象写照。
白朴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翻出新意，抒兴亡之叹发盛衰之感，是受时代因素和他自己历经战乱的经历决定的。
唐末宋初，统治中原上千年的汉族终于走向衰落，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兴起，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它们与汉族之间你来我往不断发生战争，“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此后，先后出现宋金对峙、宋金蒙对峙和宋元对峙，直到元统一中国，中国第一次被少数民族控制。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书写了汉族和有关少数民族盛衰无常的哲学，将大汉民族千年羊城的优越感击碎，幻灭的意识自此笼罩在汉族同胞的心头达上百年之久，这应该是白朴创作《梧桐雨》的大气候。
白朴的父亲白华曾在金朝任枢密院判官，与著名诗人元好问交谊很深。白朴的童年在金朝首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度过，还算幸福，七岁时，蒙古军队包围南京，父亲随金帝逃亡，母亲死于战乱，所谓“幼经丧乱，仓皇失母”。白朴随元好问逃出南京，以后便在元好问家度过少年时代，跟元好问学习写诗作文。成年后，白朴继续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常有山川满目之叹，元统一全国后，有人推荐白朴做官，他蔑视功名，坚辞不受，他已经历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和人生变化，他已无所追求，决意隐居。这应该是白朴创作《梧桐雨》的小气候，他正是把自己对人生的幻灭感熔铸进李杨故事中，将一个人人熟知的历史故事写得百转千回。
热情讴歌，领悟人生 ——读洪昇《长生殿》
清初，戏曲创作取得很大成就，代表性的作家是并称“南洪北孔”的洪昇和孔尚任，洪昇《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堪称清代戏曲作品的“双璧”，三百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长生殿》是以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创作的，作者在思考李杨故事时，沿着白朴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不过，白朴走进李杨故事只看到人生无常和生命的虚妄，他深陷幻灭的泥潭不能自拔，可以说，白朴走进李杨故事便没能走出来；洪昇则不同，他从李杨故事中成功地走了出来，他一方面热情讴歌李杨的生死不渝之恋，一方面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沉缅于情欲而给国家带来危难，更可贵的是，洪昇面对李杨爱情悲剧没有无望的叹息，他已清醒和理智的头脑试图从中探索人生哲理和社会规律。
作品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描写李杨爱情的发展过程，从声色之好到情重思深。唐明皇纳杨太真为妃，起初只是看好她的美貌和肉体，只是出于生理需要而把她作为泻欲工具，所以他们的故事就从纵情声色开始，他们整天整夜的游山玩水、听歌赏舞、做爱作欢，作者对他们的这些误国的荒淫行为作了讽刺和批判；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渐渐的李杨之间出现了超越肉体之外的爱情，从《定情》一出开始，作者让李杨二人四次相互为爱情盟誓，愿“牢扣同心结合欢”，作者的态度也开始从批判中游离出来。到了下卷，作品着重描写李杨二人的刻骨相思并对之寄以深切同情和由衷赞美，唐明皇不能见到杨妃则朝思暮想茶饭不思“识破愁滋味”，玉环因争宠而受委屈则“情深妒亦真”，李杨的爱情感染了作者，作者撇开历史，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笔墨让李杨二人登上仙籍得到一个永远团圆的结局，这个结局不同于旧文学中模式化的大团圆，它是作者的感情随着作品主人公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毫无斧凿之痕。
洪昇并没有局限于对作品情节的描写，他一方面作为“当局者”跟主人公同呼吸，另一方面又作为“局外人”站在情节之外思考李杨故事所包含的人生和社会哲理。作者在描写李杨纵情声色荒政误国的时候，字里行间至少透露出这样两条社会规律：一是古往今来，身为人君者若贪恋女色必招致祸国之灾；二是大唐帝国在极盛时期出现贪恋女色的唐明皇和美艳绝伦的杨太真，实在是盛极必衰的天理。作者在描写李杨在历尽劫难遍尝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后大彻大悟，代作者宣布“情缘总归虚幻”，作者以佛家出世思想让情缘获得超越和实现永远美满，这实在是洪昇比白朴“爽”的地方。
洪昇对李杨爱情的思考比前代更理智更丰富，这是受文学发展的现实决定的。一方面，明代理学思想对人性的压抑自明中期就受到进步思想的抵制，到了清初，批判理学反对封建礼教讴歌爱情更是成为社会思想潮流，洪昇讴歌李杨爱情正是从这一社会思潮出发，其积极意义大大超越白居易从个人经历出发对李杨爱情的赞美。另一方面，宋代即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经元明两代特别是明代的发展，到清初，市民阶层已非常壮大，市民文学也历经数百年发展而大大提高了市民的文艺欣赏水平，单纯叙述故事的小说和戏曲文学已不能满足清初市民的口味，叙事文学不断从稚嫩粗糙走向成熟深刻，《长生殿》从故事中提炼生活哲理正是遵循了叙事文学的这一发展规律。此外，清初比较发达的文学理论研究也为叙事文学的思想内容走向深刻提供了理论工具，很显然，洪昇吸取了时代文学理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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