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家和他们的书
年轻时，偶尔碰到有意思的邮票，我会剪……
近代自有邮政以来，就有集邮活动出现。我想早期的集邮活动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更不会有人静待邮票增值，以此谋利。
年轻时，偶尔碰到有意思的邮票，我会剪下来保存，如果有同事喜欢，就送给他们。我也曾一连几年把生肖邮票贴在新年日记本的扉页上，纯粹是为了好玩。还有一次收到台湾朋友的来信，我发现贴的是纪念钱穆百年诞辰的邮票，就把它剪下来，贴在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上。这些年，如果说集邮界还有什么大新闻的话，多半是一张稀缺的邮票又在拍卖行卖出了高价。充斥资本运作的商业市场中，邮票成为一种投资产品，集邮和买卖股票、基金一样，是投资行为。不过也有一些人自始至终都把集邮作为爱好，并没打算以小小的邮票获得大大的利润，比如姜冶方先生和秦克诚先生。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某日逛宣武门内的旧书店，我发现姜先生把报纸上谈集邮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我顺手买了一册，在一个星期天一口气读完了。姜先生是湖南人，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后长沙的首任知事，他第一次见到邮票并且产生集邮的兴趣，是从他叔叔由国外寄来的信上发现了这种“新鲜玩意儿”。在很小的年纪，姜先生就把集邮视作自己的业余爱好，到后来他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出使欧洲，又得以领略世界各国邮票的风貌。姜先生在回忆自己的集邮活动时，穿插了近代史上与政治、外交、文化、贸易相关的逸闻趣事，读来十分有趣。
协助姜先生整理这本书的张白影说：“姜冶方收藏的我国1878年发行的第一套邮票——通称大龙邮票，有近九百枚之多，在国际上久享盛誉，早有定评。”谈及大龙票时，姜先生还提到他与夏衍的一段交往。1953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听说姜先生藏有大龙票，专程登门拜访，“星期天上午八点多钟，夏衍应约而至。我另外邀请作陪的田汉、周竹安、周鲠生三位也随后来了。夏衍不仅在饭前仔细翻看了我的全部邮票和封片，而且下午离去之前，又将我邮册中近九百枚大龙票细细观摩了一番”。夏衍与姜先生有同好，也收藏大龙票，但品类不全，“观摩”后，他给姜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他集邮有年，大龙票已有近百枚，唯独少毛齿新票一套，想请姜先生让他一组三枚全套，他愿意接受任何交换条件。当年，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百废待兴，夏衍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和有同好的朋友交流收藏心得。
在姜先生的书里，类似的人和事还有很多，我只能介绍一鳞半爪。
秦克诚先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他专门收藏、研究与物理学有关的邮票，撰写了独一无二的《邮票上的物理学史》。这本书以邮票为媒介，为知名的物理学家立传，为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书史，梳理不同时期物理学家的命运，借此呈现自己的研究与思考。这既是一本集邮书，也是一部科学史，为作者诗意的沉思，是从邮票中追溯物理学的发展。
秦教授在本书的前言中说，这本书是他在《大学物理》杂志专栏文章的结集，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配图都是黑白的，版面也受限制，从而导致邮票不能完整、真实地呈现。这次结集出版时是铜版纸彩印，世界各国及地区发行的与物理学有关的邮票得以有了精彩呈现。秦教授希望这本书“能够向广大集邮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介绍一些有关的物理学知识和物理学史知识”，因为其中展示了人类从古至今对自然的探索历程；当那些因坚持真理而死在断头台上的先知的事迹在一枚小小的邮票上结晶，会对观者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产生影响。秦教授以这种形式著书立说，借小小的邮票说自己的话，是有深意、有寄托的。
2005年是“世界物理年”，《邮票上的物理学史》在那一年出版，这是中国送给世界物理年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在浩如烟海的图书市场中，这本书还有吗？你家的孩子喜欢物理吗？如果喜欢，不妨买一本，这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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