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港》2022年第4期｜田鼠：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在酉水河畔度过。人们习惯称酉水为大河。那是相对于它的支流而言的。在县城附近，有三条河汇入酉水，最上游……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我的这条河，叫酉水。
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在酉水河畔度过。人们习惯称酉水为大河。那是相对于它的支流而言的。在县城附近，有三条河汇入酉水，最上游的叫小河，与酉水交汇的地方叫小河坪；居中的叫龙洞河，与酉水交汇的地方叫河坝梁，是我们游泳的首选之地；最下游的叫蓝河，与酉水交汇的地方叫庆凤山，是一座小山的名字，也有人叫团结桥，自然是桥梁的名字。这是一座建在酉水上的石肋双曲拱结构的桥梁，兴建于1962年，1965年竣工，连接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不远处的蓝河上有一座石拱桥，叫接龙桥，据说是当年为了迎接贺龙的剿匪部队而建的，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我家就夹在蓝河和酉水的另一条支流新峡河之间。
那时候，学校明令禁止下河洗澡，但每到夏天，我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去。被老师逮着了还要狡辩，说我们是去游泳的，没有洗澡，把老师气得小死。在老家的方言里，洗澡一词包含有游泳的意思。老师越是反对，有些同学就越要去游，为此，我还给周华健的歌《朋友》重新填了词，至今都还记得：
这些天，几个人，不上课，去下河。酉水河，龙洞河，哪条河我没去过？
真去过，才会懂，会着（方言，读chuó,被的意思）汶（方言，溺水的意思），会死人，总有你，总有我，在行动。
朋友一起去下河，那些日子真洒脱！班主任的课，不放过，别的课，还用说？
朋友一起去下河，那些日子真好过！一句话，一辈子；一跳水，一哦豁。
在我们的方言里，哦豁不仅仅是一个语气词，还代表着死亡。说一个人哦豁了，就是说他死了，有对死亡不屑一顾的态度。
一句话，一辈子；一跳水，一哦豁。这首词是我写给一个死去同学的，他的名字叫杨启林。
那是1998年的事。还没放暑假，那场著名的洪水也还没来。那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我崴了脚，回寝室休息去了。睡得迷迷糊糊，被杨启林摇醒，他约我下河洗澡，马上出发。我自然拒绝了，崴了脚没法游泳。后来我听说，他还约了好几个同学，但他们不敢逃课（尽管是体育课）。下课后，他跟外班的几个并不太熟的校友去了大河，就再也没回来。他之前约的那波同学，去了蓝河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游泳。据跟杨启林一起下河的校友说，由于他们跟他不熟，一路上也没怎么说话，杨启林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后面，到了河坝梁，他噗通一声跳下去，半天没起来，当他们觉得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
这件事曾困扰了我好一阵子。杨启林跟我小学六年级就是同班同学，我知道他不会水。上初中后，我曾约他下河，并承诺教他游泳，他都不敢去，而那天他竟然主动约我，约不动我又固执地约其他人。更离奇的是，他的一个隔房的爷爷那天正好在河坝梁的一户农民家干活，没有人知道他俩的关系，那个爷爷竟然在杨启林被冲到岸边时恰好到河边洗手，然后为他收尸。所有的情节好像事先安排好的，就连小说都不敢写得这么巧合。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我爹说没什么好奇怪的，天要收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安排他去做。
在我的酉水上游北岸老家，人们对死亡的态度都很坦然，尤其是土家人。我们从不避讳“死”字。我第一次读鲁迅先生的《祝福》，短工说祥林嫂“老了”，接下来“我”诧异地问“死了？”读到这里我感到莫名其妙，曾一度怀疑编课本的人搞错了。后来弄懂了，更觉得莫名其妙。死了就是死了，为什么要说老了呢？按照我们的理解，一个人死了，就意味着他回到了他来的地方，亲人们应该高高兴兴地相送，有什么好忌讳的呢？
土家人的葬礼中，有两个重要的环节在外界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一个叫穿花，又名打绕棺，亲友们在道士先生的带领下围绕着棺材载歌载舞，欢送亡人；另一个叫闭敛，也就是遗体告别，道士先生打开棺材盖，让亲友们跟死者见最后一面，按说，那场景应该是悲伤的、凝重的，土家人则不然，没有人会哭，人们认为这时候哭，尤其是眼泪掉进了棺材里，是极不吉利的，会给亡人带来牵挂和负担。此外，还有一大禁忌：任何金属的东西不得放进棺材。金属是重的，会拖累亡人，使得他没法轻松上路。
有时候，活着比死去沉重。
我有个初中同学，叫兰术超，家住酉水河岸。他的理想是当道士先生，当年没少被我们嘲笑。一下晚自习，他通常第一个跑回寝室，坐在床上，把他吃饭的搪瓷碗倒扣过来，一边用筷子敲击碗底，一边念道士先生超度亡灵的经文。前几年我再次跟他取得联系，聊起这十多年来各自的生活，不禁感慨万千，然后写了一首诗，发在《江南诗》杂志，标题就叫《道友兰术超》：
二十年前，在接龙中学的
学生宿舍里，兰术超
夜夜击碗而歌，高唱
道士的经文，把卧谈会
唱成了追悼会
二十年来，兰术超
开过网吧和当铺
都倒闭了
像一只钟摆，他总在
无业游民和个体老板间
摆来摆去
二十年了，兰术超
谁也没能超度
土家人的道士分两个等级，低等级的叫道士或者先生，还有人叫道士先生，高等级的叫老士，也有人音译成老师、老司。不管低等级还是高等级，都统称道士，或者道士先生。不熟悉语境的人听上去会觉得很混乱。事实上，老家人的信仰本身就很混乱，当然，我更喜欢用“开放”“包容”“博大”“广泛”这类词。
去年12月中旬，我回了趟老家，采访了一位道士先生。先生很热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还给我看了他的经书，有《胎苦经》《十王经》《弥陀经》《观音经》《地藏经》等，却没有《道德经》《南华经》和《冲虚经》，这让我十分不解。先生告诉我说，土家族的道士跟我们理解的道教的道士不一样，他们综合了道教、佛教以及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是一群泛神论者。这一点，我深表认同。先生的经书中，有一本封面上没字，先生说是请神用的，我摘录了其中几句：
佛道供应天龙上圣
创仪立教梁武皇帝
兴权启教阿难真者
传科演教诸位宗师
城隍土地庙王等神
家堂香火司命福神
五方五帝禁忌龙神
生殁土地里域正神
天真地圣水哲阳贤
三界十方百亿万灵
……
大行普贤愿王菩萨
大悲救苦观音菩萨
大量福田势至菩萨
大愿本尊地藏菩萨
……
开教本师释迦文佛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西宫渡人阿弥陀佛
……
从这段经文中不难看出，请神请的除了“神”，还有“圣”“佛”“灵”“皇帝”“真者”“宗师”“阳贤”“菩萨”，统称为“神”。请神是葬礼的第一步。先生说，亡人生前的所作所为，将决定他们死后的去向，有的进入人道，有的进入鬼道，有的进入畜道，诸神扮演着陪审团的角色。
我喜欢陪审团这个词。陪审团的成员不必固定，只要他是正直的就可以参加。后来，我又拜访了我母亲娘家大河镇的一位道士先生，他的经书则以道教和原始宗教的居多，跟佛教有关的只有《观音经》。据我所知，观音是佛道皆参的。
除了葬礼，老家人的泛神论还体现在逢年过节时的家庭祭祀，老家人叫敬菩萨。其中，除夕那天的敬菩萨最为隆重。
那天，家家户户炖好猪头后，将咬着尾巴的猪头和两杯酒装在一个大盆或托盘里，猪脑门上插一双筷子，先从“家先”敬起。家先就是神龛上贴着的各种神位，红纸黑字（或金色的字），中间写着“天地国亲师位”，右边（人看的视角）是“九天司命太乙府君”，左边是“××堂上历代祖先”。××堂是堂号，比如我家的是“紫荆堂”，相传先祖救过一位没落皇帝的性命，将他藏在一棵紫荆树下才幸免于难，该皇帝赐紫荆堂。敬菩萨的时候，要点两支蜡烛、三炷香，烧一堆纸钱，纸钱快要烧完的时候，将酒倒在上面，然后磕三个头，或者作三个揖。家先们吃饱喝足，再端到户外，依次敬土地、山神，如果附近有河流，还要敬河神，有古树的敬树神，有溶洞的敬洞神。敬完这些菩萨，再敬守护牲口的神——姜子牙。
传说，姜子牙封完神，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老伴儿马氏来讨要神位，姜子牙不允，马氏死缠烂打，姜子牙拿出打神鞭，怒吼：“瘟神，还不速速离去！”马氏不懂姜子牙的方言，不知道瘟神是骂人的话，以为给她封了神，欢天喜地地走了，去人间享受香火。后来她知道了瘟神并不是神，恼羞成怒，你不是说我是瘟神吗？我就让牲口遭瘟。一时间，人间的牲口病死无数。姜子牙得知后，亲自守护牲口圈。后来，人们就在牲口圈上贴上“姜子牙在此”的字样，吓唬马氏，保六畜兴旺。我家的牲口圈上就一直贴着这样的字条，跟家先一样，也是红底黑字，一贴一年，腊月三十敬菩萨的时候撕下旧的换新的。也有人家为了对姜子牙表示尊敬，贴的是“姜太公在此”。父亲说，名字是用来叫的，神灵并不认为直呼其名有什么不敬之处。
敬完姜子牙，回到厨房，敬灶神。父亲说灶神是一家之主，我深表认同。民以食为天嘛，食物需要在灶上进行加工。
老家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也相信神明就隐藏在草木山川之中。他们心存敬畏，心怀感恩。
土家族历来有赶仗（围猎）的传统。冬天农闲时节，村里的男人们扛着枪，围追猎物，等猎物走投无路了再开枪，每次赶仗阵势很大，收获甚微。他们并不在乎打了多少猎物，在乎的是协同作战的快乐。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还跟他们一起打过野猪。后来，国家对枪支的管理更加严格，乡亲们自制的火药枪全部没收了，但赶仗的传统还在，可以去公安局办理持枪证，用双管猎枪赶仗。2003年，我离开老家的时候，村里的森林防火宣传栏上写着“严禁使用明火枪打猎”。去年秋天，我回老家参加一个文学笔会，采访了一位老刑警。据他介绍，持枪证并不是谁想办就可以办的，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核，子弹也是限量配给的，更重要的是，猎人们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打，什么东西不能打。他还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猎人赶仗，将一头麂子团团围住，麂子见走投无路，反而变得大义凛然，迎着猎人的枪口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年轻的猎人瞄准麂子，正要扣动扳机，一位年长的猎人用手里的枪一格，将年轻猎人的枪口格向天空。年轻猎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挨了一耳光，年长的猎人厉声喝道：“你眼睛瞎了？没看见后头还跟着个小的？”年轻猎人定睛一看，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一头小麂子怯生生、颤巍巍地躲着。老刑警说：“赶仗有赶仗的规矩。带崽的动物可以围，但不能打；怀孕的和正在交配的动物，围都不能围。哪个要是不守规矩，不用我们管，其他猎人自会没收他的枪。”
枪支管理严格后，村里大部分人用不起双管猎枪，改用捕兽夹，老家人叫套。用套规矩也多。不能用小套，要用大的。大套很重，我上初中时一个人手脚并用，都没法将夹子掰开，需要两个人协作，一个用脚踩，一个用手掰。但大套有一个好处，小动物踩上去，套不会跳，伤不到它们——老家人把动物踩上捕兽夹，捕兽夹合起来这个动作叫“跳”。记得有一次我跟堂哥大清早去收套，见一个套的前后都有动物脚印，套却没跳。回到家后，堂哥不住地惋惜，说他敢保证那脚印是白面（果子狸）的。村里一位老人则说没什么可惜的，踩到了套没跳，说明那白面小，我们有什么权力吃小家伙呢？
捕鱼也是。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篇写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武陵，就是武陵山区，包含整个酉水流域。可见，老家捕鱼的历史由来已久。在我们村，除了小孩子没事儿做去徒手捉鱼，村里的主要捕鱼工具是渔网。渔网必须用大网，保证小鱼能顺利地游走。我有个同学，自己动手将渔网改密，被他爹往死里揍了一回，从此再也不敢了。那时候村里采石场多，雷管炸药自然就多，有一次我自制了几个土炸弹去河里炸鱼，回来也被我爹狠狠地揍了一顿。他边揍我边说：“你还要不要那张×脸？鱼是用来炸的？小鱼都被炸死了，二天（以后）你还想吃鱼？狗卵都没得你吃的！”当时我觉得很委屈，河水是流动的，我能炸死几条鱼？不过能打一次牙祭罢了。后来想想，我爹是对的，要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想，都炸鱼，河里的鱼恐怕早绝种了。陶渊明之前的历史姑且不论，从晋太元中到现在，酉水河依然很清，河里依然有很多鱼，我想，这跟老家人的这种敬畏之心不无关系。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写道：“我们的饮食习惯、冲突和性欲之所以是现在的模样，正是因为我们还保留着狩猎采集者的头脑，但所处的却是工业化之后的环境。”这句话，适用于我的父老乡亲。老家人保留着一种原始的敬畏。但他们同时也是包容的。土家族是古巴人的后裔，是武陵山区的世居民族，苗人和汉人是外来族群。大家在一起生活了成百上千年，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因为族别的不同或信仰的差异而发生大规模冲突。土家人似乎很愿意接受外来文化。前文提到，先生的经书中有佛经，而佛教无疑是外来宗教。
从小河坪沿酉水逆流而上，拐一个大弯，就到了一个叫仙佛寺的地方，当地人叫佛潭。那里有一座大型石窟，位于酉水北岸。岩壁高百余米，中间是三尊大佛，高约5米，大佛两边有许多小石佛。据1988年修的《来凤县志》记载：“前清时期，在地中掘出残碑，上有‘咸康元年五月’字样，清同治《来凤县志》推断最先造像时间为东晋咸康元年，称前两尊大佛为‘咸康佛’。”有学者对此质疑，认为“咸康”应为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年号，即公元92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仙佛寺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不仅寺庙被付之一炬，大佛也被砸得面目全非，小佛则更惨，全被斩首，佛头早已不知去向，很有可能被红卫兵小将们随手扔进酉水，被河水冲刷成了沙砾。先父曾回忆说，在我们村也有一个叫佛潭的地方，香火很旺，也同样遭到了破坏，所有佛像被推入天坑。时至今日，村民们敬菩萨时，仍会喊一喊那些跌入深渊的神明。只要是劝人向善的神，乡亲都十分乐意接纳。
我第一次去仙佛寺，是在读高三那年。那时仙佛寺还没有重建，石窟下方的栈道上搭了一排简易的棚子，棚子里供奉着一些陶瓷佛像，岩壁已经被香火熏黑，跟白色的观音像形成鲜明对比。乘船到湖南，才看得见棚子上面的石窟。有个女同学看后热泪盈眶，然后跪下，深深地磕了三个头。那时候我还很叛逆，看不惯她的这一行为，认为她这样做，无非是祈祷考个像样的大学。直到三年前，我去重修的仙佛寺，拾级而上，到达佛像面前，才体会到那个女同学心中的悲悯。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酉水河畔生活的那几年一直都很叛逆。
记得小时候，酉水两岸的民居大都是木房子，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会建起两层的吊脚楼。不管哪种房子，堂屋都不设大门，只有门框，没有门板，里面摆着一口大水缸，总是装满了水，水上漂着一只瓢。行路人至此，口渴了，自己取水吃，不必征得主人同意。如果碰上了下雨，堂屋的板壁上挂有雨具，以蓑衣和斗笠为主，条件好的人家会挂上雨衣甚至雨伞，赶路人自取，天晴了再还回来。后来到城接结合部上初中，我看不惯的事情就像酉水里的河沙，数也数不清。城里每家每户都装上大门，有些还是金属做的防盗门。我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那几年，只要看见装有防盗门的人家，我就会盯准机会跑上去，照着防盗门一阵猛踢，享受着哐当哐当的快感。而现在，我们村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大门，木门和铁门都有。或许杜拉斯说得对，故乡是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
杨启林的死并没有令我们对酉水及其支流产生畏惧，相反，我们下河的频率变得比之前更高，这让我有更多机会目睹死亡。
1998年洪水退去后的一天，我的游泳瘾发了，约了一个同学去下河。这次，我们把地点选在了庆凤山脚、团结桥边、蓝河汇入酉水的地方，那儿曾经是县自来水厂（后来搬走了），水深，好跳水。我们到的时候，见河边站了一群人。凑过去一听，知道淹死人了。死者的父亲，40出头的样子，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请大家把他儿子的尸体捞上来。我俩一听，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在绿油油的水里，我看见了尸体，小学生模样，由于水实在太深，我再也潜不下去了，必须上去换气。我同学水性比我好，潜到了河底，还摸到了尸体，但也因为气不足，不得不放弃打捞。上岸后，我俩开始互骂，骂对方没用，连个死人都捞不上来。我们就这样一直骂着，翻过庆凤山，进了城，遇到另一个同学。我们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他，被他耻笑，说我俩想钱想疯了。于是，我俩将他暴打了一顿。我们跳下河，那是因为里面有一具尸体，有一位长辈在岸上干着急，根本没想过钱的事。
老家人尊敬年长的长辈，这是一种基本礼节。老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走路时不得从年长的长辈面前经过。一桌子吃饭，晚辈起身盛饭，直接从年长的长辈面前过要近得多，但所有晚辈会选择绕一圈。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去下河，跟另一个同学的爷爷狭路相逢。小路挂在山腰，一侧靠山体，一侧是山崖。爷爷背靠山体让我们过，我那同学想了想，竟然选择了跳下山崖。结果，他摔断了腿，打着石膏、缠着绷带，整个夏天没能再下河，只能拄着拐棍在岸上眼睁睁看着我们的精彩。我比他聪明，自己背靠山体，让爷爷从我面前过，不失礼节也不用摔断腿。其实，年长的长辈们很少有人倚老卖老，爷爷主动让我们就是一个明证。老家有一句俗语，叫“要得好，老敬小”，意思是说年长的长辈要懂得尊敬晚辈，这样才会好。
或许你已经发现了，我在“长辈”前加上了“年长的”这个限定词。长辈并不总意味着年纪大，在家族内，更多的是指辈分高。酉水流域的人家族观念非常强，“乱亲不乱族”，这里的“族”跟《左传》中所写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指家族，而“亲”专指姻亲。在李连杰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中，黄飞鸿跟他的十三姨关系暧昧，我的很多大学同学认为他们有乱伦的嫌疑，但在我老家人眼里，这再正常不过了，黄飞鸿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他十三姨娶进门。只要不同姓，怎么开亲都行，先父那一代人中，表兄妹通婚的比比皆是。“姑家女，隔河娶；舅家要，隔河叫”，表兄妹通婚有优先权。先父那一代人还流行扁担亲，即你娶我的姐妹，我娶你的姐妹，像扁担一样挑起两段婚姻。但同姓结婚，则是大忌，哪怕男女双方隔着十万八千里，只要同姓就不能通婚。我读高中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女同学曾令我目眩神迷，一见到她就会呼吸困难、心跳加速，但我不敢对她有任何非分之想。
我有个初中同学，姓朱，父亲姓王，她随母姓。据她自己说，她父亲也姓朱，是从北京来的军转干部。由于二人都姓朱，不能通婚，不得已，父亲改姓王，这才成就了一段姻缘。据我所知，在酉水流域，历史上改姓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过继、土司赐姓、逃避仇家隐姓埋名，等等。但在我那同学的父亲之前，改姓都不是因为爱情，她家开了个先例。
乱亲不乱族，同姓不仅不能通婚，家族内尊卑长幼的顺序也不能乱。我在村里的辈分大，在正式场合，我的同龄人多半都要叫我满满（叔叔），少数人还得叫我公公（爷爷）。但在非正式场合，我都要求他们叫我的名字。极少数吊儿郎当地学古惑仔，叫我太哥，我也答应。老家还有一句俗语，“同龄叔侄当兄弟”，对于年龄相仿的长辈，有些礼节不必太讲究，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有时候，家族内的尊卑长幼也会受其他因素影响。我有个儿时的玩伴，叫许修林，他的语文老师叫许玉松。按照辈分，许老师应该叫许修林公公。一天，许修林家办酒席，他俩坐一桌，许修林仗着辈分大，堂而皇之地坐了上席。他爹见了，揪着他的耳朵（具体哪一只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左耳就是右耳），一直揪到堂屋，让他跪在神龛前面，读家先上的字，“天地国亲师位”。在老师面前，辈分不管用。
在我的记忆中，酉水河里每年都有人淹死。
千百年来，酉水携手其支流，带走了我们无数的亲人，但我们依然爱它。酉水河里有多少条鱼，它就给过我多少欢乐；有多少只螃蟹，它就给过我多少笑声。
在河坝梁捉鱼、翻螃蟹是要讲技巧的。由于地转偏向力的作用，湖北这边水深一些，没沙滩；湖南那边则有大片沙滩。捉鱼一般在湖北，鳜鱼和角角鱼（黄辣丁）喜欢躲在堤岸的石缝和土洞里，小伙伴们集体潜水，围追堵截，总会有收获。翻螃蟹则要去湖南，在水浅的地方翻开石板，螃蟹就会落荒而逃，伸手一抓一个准。那几年，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光的折射作用。如果要论收获，翻螃蟹明显要多得多，一个人一只桶，个把小时就能装满。我们吃不了那么多螃蟹，就在河边架起一口大油锅，炸螃蟹卖，五毛钱一只。每到下午五六点，有些城里人会相约来游泳，我们的螃蟹就会很快售罄。卖螃蟹的钱大家平分，去城里打街机游戏，把钱又还给城里人。这叫取之于城，用之于城。
那时候的城里人不像今天这么娇贵，他们来游泳，跟我们一样，要穿过稻田，在田埂上享受稻穗轻抚肌肤的感觉。酉水两岸都是成片的稻田。可是到了2000年，湖南那边的稻田减少了，多出了不少瓜田，于是，偷西瓜就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日程。
那些年，来凤、龙山两县既没有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龙山那边的西瓜大量滞销，瓜农们骑着正三轮摩托车四处叫卖，一块钱一个，任挑任选。两只螃蟹就能买一个大西瓜。买西瓜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而偷西瓜的快乐则是无与伦比的。
偷西瓜都在晚上进行，不然就太没仪式感了。夜幕降临后，穿着裤衩游到对岸，轻手轻脚，半蹲前行，先查看瓜棚里有没有人，如果有人就得等，等他睡着了再下手。有一次，我跟几个同学或趴或蹲在瓜沟里，见瓜棚里亮着一点红色的火星，断定里面有人在抽烟，就继续蹲着喂蚊子。被蚊子叮了一身的包后，同学们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只有我觉得时机已然成熟，可以行动了。那火星子的亮度一直没变，可见那不是抽烟，而是点的蚊香，如果是抽烟，会忽明忽暗才对，况且过了这么久了，要是抽烟也该抽完了。听完我的分析，两个个子矮的同学用标准的匍匐前进的姿势爬到瓜棚边一探究竟，守瓜人的鼾声极富节奏感。
其实，偷瓜这件事本身也没多大技术含量，难就难在把偷到的瓜运过河。必须顶在头上踩水。有胆偷瓜就得先练踩水。我们一般在白天练踩水，将衣服裤子鞋子顶在头上，过了河要是谁的衣服湿了就揍谁。
由于我家不住在河坝梁，偷瓜次数少，从没被发现。我那两个家住河坝梁的同学成了重点怀疑对象。有一天，对岸的瓜农装了满满一三轮摩托西瓜到了其中一个同学家门口，二话不说就往屋里搬瓜。我同学的父母纳闷，问他们干什么，瓜农对我同学说：“想吃瓜白天去摘，莫大半夜黑灯瞎火地去，把藤子都绊断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偷过瓜，但保持着练踩水的习惯。
我于2003年离开老家到昆明求学，离开前，我对酉水的认识并不深，活动范围仅限于仙佛寺到鲤鱼壕，也就十来公里的路程。酉水的支流我也只熟悉蓝河从三胡乡到庆凤山、新峡河从将军岩到排沙沟水电站一段，加一块估计也不会超过20公里。那时候，我误认为酉水一直是湖南湖北的界河，其实不是，来凤县城附近的酉水是两湖的省界，河水流过鲤鱼壕后，只有几公里是界河，然后全部流到湖南，再然后又成了界河，接下来全在湖北流淌，离开来凤县的百福司镇后，流到重庆的酉阳县，再拐进湖南，汇入沅江。沅江是长江流域洞庭湖支流，酉水是沅江的最大支流。我熟悉的酉水，仅限于酉水的上游。
在百福司镇，酉水走完了它在湖北境内的最后一程。我们习惯称百福司镇为卯洞。卯洞是镇内一座大型溶洞，酉水灌进去，成了一条阴河（地下河），参观完洞内的风光再游出来，变回阳河。我只去过一次卯洞，但记忆深刻。那是我读大一时的寒假，去一个同学家玩儿，他妈做了一桌子菜，基本是肉食，红烧肉切得大坨大坨的，目测每一坨的体积为5cm×5cm×5cm左右。在他们看来，只有切得大才能彰显热情好客，而我却实在难以下咽。
卯洞人不仅保留着传统的饮食习惯，有一部分人至今还在使用土家语。在CCTV12还叫西部频道的时候，曾播出一部名叫《拯救土家语言》的纪录片，拍摄地就在卯洞。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说汉语方言时，用的竟然是土家语的语法，句子结构为“主宾谓”，而不是“主谓宾”，吃饭说成饭吃。听我同学说，他们那儿的女子出嫁，还要唱哭嫁歌，哭得死去活来，唱得肝肠寸断。这符合酉水的气质，她离开湖北娘家，进入重庆时，也不安静，水流湍急、险滩频生。遗憾的是，我身为土家人却一直没机会听到纯正的哭嫁歌，我妹妹出嫁的时候，只是象征性地干号了几句。
关于鲤鱼壕，还有一件事需要补充。以前鲤鱼壕附近没有桥，过河主要靠渡船。撑船的是河对岸的湖南人。他们家世代摆渡，子承父业已经数百年了。乘坐渡船是免费的，吆喝一声就行。到了春节期间，船家就会拿着麻布口袋在两岸挨家挨户收粮食，给多给少主人家自己看着办。有一年收到我家，父亲让我多撮一点。船家走后，我对父亲说，我们家已经很多年没坐过他家的渡船了，为什么还要多撮一点？父亲磕了磕他的烟锅头，说：“我们种田，出门的时候晓得能回来。他不一样，热天发大水，他们俩爷儿的命就漂在河里的。”老家人不说爷儿俩，说俩爷儿。先父的这句话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离开老家后，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我都处处碰壁，总觉得自己跟城市格格不入。城市里的太多规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按照赫拉利的理论，这大概是因为我身在后工业社会，却保留着狩猎与农耕文明并存的民族的头脑吧。而这种头脑，在我熟知的酉水流域还在传承，就像酉水至今没有断流一样。
田鼠，本名田冯太，男，土家族，1984年出生于湖北省来凤县，现居云南昆明，供职于某文学杂志社。写小说，写诗，不吐不快时也写散文。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诗刊》《中国诗歌》《星星》《江南诗》《长城》《大家》《边疆文学》《延河》《文学界》《山西文学》《厦门文学》《文学港》《滇池》《鹿鸣》《百柳》《金沙江文艺》《文艺报》《东方早报》《云南日报》等报刊。获第二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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