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那碟炒鸡蛋
童年去舅家，是走亲戚行门户的大事。要穿戴齐整，梳洗打扮，还要带上礼物，一盒煮饼、二斤糖、几斤麻花等，以示重视。大多数时候，舅家也会拿出好的吃食，这是我最期盼的日子。因是家中最小，没人与我争宠，只能眼睁睁看着我，随着父母得意洋洋地走了。
不过十里地，穿过两三个村子就到了。乡下的土路，坑坑洼洼，特别是一场大雨过后，更是颠簸难行。我们家最好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很难快速飞驰，何况爸爸的自行车上，承载了三个人的重量。
自行车再颠，也无法影响我的好心情，更不能妨碍我打瞌睡。母亲在后座上一会儿捅我一下，“不能睡着啊，小心夹了手”。车前梁就是一根棍，要保持平衡就要抓紧车把，因为睡迷糊，小手不经意会放进捏手轧的地方，父亲若一捏手轧，很容易夹了我的手。“马上就到了，姥爷家有酥梨吃，还有你最爱吃的烤核桃，菠菜纸卷配上小蒜辣椒，还有……”于是，一路上不断被叫醒，妈妈越描述我越想睡，梦里馋得我直流口水……
好在路不远，打个盹就到了。那座大院子四季有景，丰富而繁盛。姥姥家的院门朝东，舅妈家的院门朝南。中间隔着一堵土墙，却留了一个门，可以自由出入。儿时，姥姥家只有南房，西侧搭了一个凉棚，放些草料和农具。还有一张老旧宽大的罗汉床，夏天，姥爷爱躺在上面歇晌午。
我自然也爱这里，院子一览无余，安静得如同一幅图画。葡萄藤架密密匝匝像把院门隐藏一般，门上拴了铃铛，若有风或有人推门，就能听到清脆的声响。院心的苹果树、伙房门口的杏树、窗户下的石榴树，墙外边斜长进来的枣树，一大丛的大丽花和各色月季……满园植物兀自开放、结果，美好到能刻进我的心里。
鸡也爱这里，不仅有草料可以刨食吃，还有它下蛋的窝。听见母鸡咯咯哒地炫耀，姥姥都会打发我去收鸡蛋。几个鸡窝轮流去摸，新下的蛋烫烫的，自小大人们就会说，快用鸡蛋敷眼，长大了眼睛亮。这样做是否有科学道理，至今无从查对，但我从不怀疑，信以为真。小心翼翼地攥着鸡蛋，一个或两个，敷在眼睛上，一直等鸡蛋温了，才跑过去递给大人。
两家一个院，有堵墙隔着，各自过活，泾渭分明。可鸡是分不清的，有时会乱下蛋。姥姥称之为“下野蛋”，她火眼金睛，能分辨出哪个是自家鸡下的，哪个是舅妈家的鸡下的。每到此时，她就会让我把鸡蛋送到前院去。
舅妈个子不高，胖胖的，腿脚一直不好，走路有些摇摆。说话声调很高，透着热络和家常，是我喜欢的长辈模样。印象中她总在地里劳作，若在家，听到我呼唤，就掀开门帘，笑吟吟地说，“我家鸡又下野蛋了。”一边伸手把鸡蛋接了，进西厢房最南头的厨房，案板底下有个瓦罐，里面平素放粗盐，为数不多的鸡蛋，就临时放在这里。
上世纪70年代，食物匮乏，鸡蛋是农家重要的经济收入。能够吃得起的人家算上富户，大多数时候，要积攒多了，拿到集市上去换钱，是主妇们重要的一项收入。再用这些钱买来油盐、肥皂、煤炭等生活用品。
有一回，见我来送鸡蛋，舅妈拦着我让等会儿。她进了厨房，让我站厨房门口看她在灶前生火，再用一个舀饭勺子，倒一丁点油，点了一把柴，油热了打进一颗鸡蛋，黄澄澄的颜色别提多好看，馋人的香味钻进了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我的心里头。儿时，炒鸡蛋的美味到了上初中前，离得多远也能闻出来。舅妈用筷子拨拉几下，放了一点盐，倒在一个搪瓷印花的盘子里，转身放在小桌边上，“过来，快吃吧，趁热。”舅妈干活真利索，我还在香味里没有走出来，她就摆好小板凳，示意我过来，眼里满满的鼓励。
我很少与舅妈这般近距离对视，印象中，大人们都很忙，匆匆说几句话就走远了。那时，姥姥和舅舅分开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大表哥。大表哥从小没了妈妈，舅妈是后妈。在姥姥眼中，后妈就没一个好东西，只有她才是自小没妈的表哥的依靠。后妈，在文学作品和民间戏曲中，被涂上了一层恶的色彩，例如童话《白雪公主》和蒲剧《芦花》。然而，现实是后来的几十年，舅妈和大表哥相处得很好。奶奶再好也无法替代妈妈的角色。
咽了好几口唾沫，抵挡不住炒鸡蛋的香气，更无法忍受它黄澄澄的色泽。我不管不顾地扑过去，坐在小饭桌几口就吃完了，印花的盘子底还留下些渣子，真想舔一舔。见舅妈看着我，没好意思，依依不舍地放下筷子，撒腿就跑回姥姥院子。用还留着油渍的嘴，向姥姥诉说刚才发生了什么。显然，她早就从拉风箱生火的动静中猜到了什么，女人的敏感是天生的，婆媳之间尤其如此，天然的有着某种默契或相爱相杀的意味，举手投足，就能明了对方会做什么，想着什么。
姥姥95岁离世，舅妈前几年也离开我们。曾经的院子几经修建，高门楼子大瓦房，气派宽绰，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痕迹。而那碟炒鸡蛋的香气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不时带着我重回小院，梦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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