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文艺》2022年第1期｜陆春祥：在美院的日子
陆春祥，笔名陆布衣等，一级作家，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浙江传媒学院客座教授等。已出散文随笔集《病了的字母……
陆春祥，笔名陆布衣等，一级作家，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浙江传媒学院客座教授等。已出散文随笔集《病了的字母》《字字锦》《乐腔》《笔记的笔记》《连山》《而已》《袖中锦》《九万里风》《天地放翁—陆游传》等三十余种。主编浙江散文年度精选、风起江南散文系列等二十多部。作品曾入选几十种选刊，曾获鲁迅文学奖、北京文学奖、上海市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报人散文奖等奖项。
在美院的日子
文/陆春祥
夏天的飞鸟，在我窗前歌唱，又飞去了，飞到我生命中曾经的美院。
所谓美院
1984年的7月，我从“牛经大学”（戏称，浙江师范学院，学校处于金华高村，牛要经过的地方）中文系毕业，一脚跨进了美院，一待就是七年。
那年七月，记不得有多热了，我的心却是冰冷冰冷的。两只箱子，一只木头箱，一只纸板箱，它们从金华汽车站托运到建德白沙汽车站，再辗转托运到桐庐汽车站。两只箱子，暂时寄存在李增强家，他母亲和我妈同村，我喊她娜娜阿姨，她家就在汽车站边上。
两只箱子暂时寄存，是因为我不知道分配到哪所中学，我想，要是桐庐中学也不错，上届两位师兄就分配在那。夜晚，我去胡家驹老师家拜访，他是教育局长，我在百江中学的化学老师，而他夫人洪老师，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聊了聊学校的生活后，胡老师说，人事科已经分配你去毕浦中学。我一愣，想起我的修辞，随即不甘心：有没有可以边教学边搞研究的地方？比如教师进修学校、电大之类。那时，我已经知道《浙江师范学院学报》将择期刊出我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我也开始写研究王蒙小说语言特色的长篇论文。胡老师笑笑，语气里有种不可能更改的坚定：你刚毕业，情况可能不了解，县里面有不少老教师，他们都需要照顾。毕浦中学也是县属中学，那里有位语文老教师，今年调桐中，你去顶他，基层可以锻炼人的。
我爸在罗山公社当了两年书记后，调百江供销社当书记，彼时，因为妹妹要顶职，他已经退休，本来就不会求人，自然，我分配的事，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听天由命。想是这么想，心里还是有点埋怨，爸爸的不少同事，都在县城机关任职，要是他在县城工作，至少，我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汽车沿着天目溪方向一直往西开，大约一个小时，到了阳普村。毕浦中学就在靠山的脚下，学校前面有大片农田，稻禾正金黄得垂下了头，不少农家散落其间，红砖厂的一根烟囱在高空耸立。烈日下，青烟袅袅。我拖着两只大箱子，在知了的激烈鸣叫声中，艰难地进了学校。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美术学院为更好地结合工农，特地选择此地办学，学校搬走后，美院要求桐庐县政府，办一所县属高中。这里是毕浦公社所在地，于是就称毕浦中学，公社还有一所初中，以前也叫毕浦中学，外地人分不清楚，当地老百姓却有明确所指，县属毕浦中学，一直沿用其老称呼：美院。毕浦中学的老师们也很喜欢这个名词，美院嘛，高大上呀。
中国美术学院搬走时间不长，我进毕浦中学的时候，还有不少美院留下的痕迹，综合楼上的某个房间，堆着一些白色的雕塑，维纳斯、大卫什么的，不过大多缺胳膊少腿。我住进了教工宿舍的三楼，单独的房间，应该有二十平方米，宽敞得很，到底是大学老师的住房呀。别的学校新教师，多是安排两人一间。
终于打开了那两只箱子，纸板箱没什么问题，都是书。木头箱其实大部分也是书，它装了我认为比较贵重的书，比如辞典，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还有数千张文摘卡。虽然装得很扎实，却依然出了问题，箱子里有两瓶小橄榄油，渗出不少，将我的四册许国璋英语书弄得面目全非，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放进两瓶油？或许是哪一位同学送的（毕业大多送笔送书），或许是食堂饭菜票多余换的。总之，完全想不起来。英语书放进木头箱，是有打算的，再努力拼一拼，考个研究生，改变自己的人生。那种想法还很强烈，专业课我不怕，只是英语实在太差，那时研究生的英语很难，许多信心满满者都止步于此。
站在窗前看风景，前面是块空地，中间拦着网，应该是教师们打羽毛球用的。空地周边，一排粗壮的石榴树，树上的果子已经开始饱满，再下面，是红砖屋顶的大礼堂，食堂就在大礼堂的另一端。转身看看那两箱书，只能安慰自己，都为人师了，没有人可以依靠，一切都得自己打拼。
汉良哥哥是我在阳普的第一个熟人，他是堂姑的儿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因为是居民户口，高中毕业就分配到桐庐油灰刀厂工作，老工人了。阳普这地方，单位也不少，除了公社机关、公社中学、汉良工作的厂外，还有桐庐水泥厂、阳普医院、供销社、信用社、粮站、中心小学等。一个人的日子也是日子，汉良陪我去阳普供销社买生活用品。我们径直前往百货柜台，买脸盆、铅桶、牙膏、肥皂、毛巾什么东西都听汉良的，我只是低头在看，甚至都没注意售货员，实在没什么兴致，胡乱买点就可以。忽然一抬头，是被声音吸引的，那个拿东西的姑娘，齐耳短发，个子高挑，柔和流畅的鹅蛋脸，莞尔而笑，她居然讲着和我一样的本地话，是老乡吗？我试着问她，不是，她说是毕浦本乡人。没有更多的交流，但心里突地动了一下。她的笑容虽甜，却不能一下子消融我的沮丧。
语文组
相比桐庐中学、分水中学等的规模，同样县属的毕浦中学，规模不大，一共十二个班，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平行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进语文组的时候，组里有七位老师，初中四位，高中三位。
老教师乔国根，那时喜剧《乔老爷上轿》刚解封，很红，我们都称他乔老爷，比我早来两年的陈金国和早来一年的刘根美，还有一位林碧清，中年人，他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兼着一个班的课，他们四位都教初中。高中组三位：老教师汪秋泉，李建华和我。汪老师教高三，祖籍淳安，“文革”前上海师大毕业，老中文系，中等个，玳瑁眼镜，头发永远梳得整齐，口音里夹着比较重的淳安方言，整天手指中夹着根烟，笑眯眯的。李建华比我稍长几岁，教高二，他从分水中学调来，老家合村，我们都讲普通话。我是新人，教高一。
教学大楼一楼最东端的长条形办公室，就是语文组。窗外一片山地，有茶树和杂树生长。冬季，藤枯枝萎，有时，正批改着作业，窗外草窝子里，突然“扑扑扑”飞出一只或数只野山鸡，“咯咯咯”大叫几声，我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于是不再专心批改，开始闲聊。后来我想，中国美术学院当初选择此地，似乎也有些道理，风景就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学校并没要求强行坐班，但对我们新教师，抽查教案，督班听课，学生家访、督查等，管得还是挺严。印象中的语文组，老师们大多来去匆匆，大家碰头交流的时间并不多。我上一二两节，他上三四两节，备课和批改作业大多在宿舍，互不搭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行班，每人教的课都不一样，几乎无法讨论。
老教师有多年的套路，新老师只有自己摸索，不说黑暗里摸，和盲人摸象也差不了多少，因为发下来的只有一册课文和一本教参，还有就是我在海宁硖石中学两个月的初中教学实习经验，真是可怜了那些学生。
过了两年，陈金国调回杭州，林碧清也调走了，来了王域明、程黎明，还有江子龙，我临调离前一年，来了詹敏，他是本校高中毕业考进杭州师院，毕业又分配回来的。1991年8月，我调宣传部。至此，语文组的日子结束。
乔老爷退休后，住杭州女儿家，房子就在杭州日报社附近，他有时会摸到我办公室坐坐，精神得很，每天去黄龙洞爬山。王域明、詹敏后来从政，官都做得顺畅，刘根美、李建华偶尔见过两次，汪秋泉老师一直没见过，应该八十多岁了。至于那个江子龙，几乎没有印象，后来结识了著名作家蒋子龙，才想起，以前在语文组，也有一个曾经叫子龙的同事。现在想起来，语文组真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几乎没什么故事，还想得起来的一次聊天，主题好像是夫妻吵架的处理方法，乔老爷说，他吵了架常常生闷气，然后跑出去清静一下，过几天再自己找个台阶下。
我书房里有四个版本的《辞海》（缩印本），1986年买的扉页上这样写着：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创造有价值的东西留给社会。对于价值，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但爱因斯坦有句话我却牢记，今天依然记着，他告诫我们：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业余时间。
每天都有课要上，有作业要批，有作文要改，一堆杂事，不，作为语文老师，应该是正事，向学生传授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和妙处，这是正常的授业，但依然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在语文组的日子，阅读和研究成了我课余最重要的事情，虽没有惊世之作，但《语文开眼界》《中国语文系列表》（和人合作）两本语文专著，还有在《语文学习》《阅读与写作》《学语文》《中文自修》等杂志上发表的大量论文，都是语文组开出的花朵。
课堂
我踩着铃声走进课堂，有些急促地发出指令：上课。“老师好”，学生响亮整齐的高声可以传到楼外很远处，特别是男声，有一种喉结拔长的青春力量，我故作威严地还以中音“同学们好”，一堂课就这样开始。
在周而复始的问候声中，很快度过了两个学期。八四级，我已教了一年，自认为还过得去，但校长认为，年轻教师要多锻炼，应该重新起头，高一一直带到高三。于是，从次年新学期开始至1991年7月暑假，整整六年，我带完了两届高中。
面对那些大部分个子比自己高的学生，还是有点怯，两眼一抹黑，怎么教？这些学生，就是一群未驯服的马，野得很，思来想去，我实行一个简单的牧马原理：引诱马群去寻找草肥水美的地方。我的引诱方法，基本上是参考当时全国知名教师及重点中学的好经验加上自己的理解琢磨出来的。前段时间，我在八八级学生微信群里留了言，说要写这篇文章，请同学们帮我找找记忆。我就引用姚玉君同学的回忆，她基本梳理了我的课堂教学：
我们这样一群乡下孩子，到了陆老师课上，一个个乖巧得像小白兔，安静听话还带点腼腆。其实从物理上讲，陆老师并没有多大威慑力，他清瘦白净，个子不高，还戴副眼镜，讲话总是斯斯文文，不紧不慢，文弱书生的样子，同学们也从未见过他生气发怒。可再怎么喧嚣闹腾的教室，只要陆老师进来，目光那么一扫，立马安静肃然。真是奇怪。
多年后回过头来想，我分析，陆老师之所以气场强大，眼神只是表象，实质还是同学们喜欢陆老师的课，愿意听他的话。
对语文开始感兴趣，始于陆老师教我们对对子。他教对子，都在课堂之外。陆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晚自习时要坐堂监督同学们自习，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在晚自习时给我们讲一些课堂之外的东西。现在我还清楚记得他讲过的一些经典对联，印象最深的是苏东坡的一个绝对，他说至今无人能对出满意的下联。上联是：游西湖 提锡壶 锡壶掉西湖 惜乎锡壶。这个千古绝对伴随我至今，时不时在脑海中回荡一下，然而到底也没能对出下联来。
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某日，陆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了一个作业：每人每天找两个错别字。指令一出，同学们炸了，自己还错别字连天呢，怎么去找书上的错别字啊？！要说这一招还真灵，平时写东西马马虎虎的同学，一下子变得细致起来，写一句看三遍，就怕写出错别字来。大家到处搜寻印刷品，书报杂志、包装壳子、广告标语——但凡有字的地方，都会去读一遍，看看有没有错别字。这事情搞到后来，实在找不到错别字了，同学们就互相举报对方作业里的错别字。我同桌更是走火入魔，有一天看到黑板报上人家手写的连笔字，非得认为那是个错别字，把它拎出来当作业交了。
这场运动下来，同学们对错别字都有了条件反射，见到一个，如同发现小强，就想冲上去一掌拍死。只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印刷品也少，而且能印出来的大多也还经得起检验，看到小强的机会并不多，一天找两个错别字真是难度很高的作业。要是现在，信息爆炸，自媒体泛滥，广告铺天盖地，别说一天找两个，就是二十个两百个，也是分分钟的事。这场运动带给我的意义也相当深远。多年后，我给公司老板交年度工作报告，他看完，指出我报告里一个“的”字用得不对。如果说我思路不对，或者计划方案有问题，我欣然接受，但要说报告有错别字这个事，伤害性不大，侮辱性却极强。在简短地给老板上了一堂语文课以证明我没错之后，我抛给他一句：知道我曾经的语文老师是谁吗？作协的、办过报、写过很多书、得过鲁迅文学奖的陆春祥老师！那一刻，让我在老板面前如此自信！
找完错别字，陆老师又教大家认繁体字。还是晚自习的时间，陆老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书写出常用的繁体字和简化字对照，让我们一个个抄下来记住。当时觉得这个东西无趣又无用，繁体字很难写，而且考试也考不到，有什么好学的。
后来参加工作了，公司有几个香港和台湾客人，传真或邮件过来都是繁体字，部门同事都有认知障碍，但对我来说完全小意思，自然就成了公认的繁体字老师，顺带着我还能调侃同事：没文化，真可怕！
《林黛玉进贾府》，记忆中陆老师用了好几个课时来讲这篇课文。那时候我还没看过原著，对《红楼梦》的认知仅停留在家喻户晓的宝黛爱情故事上，对人物的评判也只有好人和坏人。林黛玉聪慧美丽是好人，王熙凤设计害死了林妹妹，是个坏人。陆老师讲《林黛玉进贾府》，先给我们梳理了荣国府和宁国府的人物关系，然后把文章掰开了揉碎了细细解读。完了又让我们给《红楼梦》人物写续篇，当然不是长篇续集，作文的篇幅即可。从这篇课文开始，我对《红楼梦》产生了兴趣。工作后自己拿钱买的第一本书就是《红楼梦》，从头至尾，细细翻阅不下四五遍。慢慢地，觉得林妹妹并不是那么可爱，王熙凤的光芒却让人着迷，也明白了世上不只有好人和坏人两种。
我们都是写作文长大的孩子。一开始是硬着头皮写，喜欢上语文课后也喜欢写作文了。每次写完上交，都很期待陆老师的打分和评语。总体来说，我的文风属于朴实乡土气息一类，都是农村孩子经历的真实描写和感想。陆老师给的分数也比较高，有时候还会被当作范文贴在墙上给同学们看。可有段时间，看了些风花雪月的散文后，很是艳羡那种忧愁美丽不食人间烟火的调调，一心想学这样的小仙女，于是变得矫情浮夸起来，拿个小本子，抄一些鸡汤诗文，时不时地在作文里抖两句，觉得很高级很文艺。然而，这些我自认为有文艺范的作文却从没得到过陆老师高分点评。
然后有一天，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再高级一点——比如，抖个英文啥的。于是，把英语课上刚学的自认为很拽的一句英文抖进了作文里，满心期待陆老师看了这样的高级文之后给个高分。结果，分数平平。陆老师评语只有四个字：去掉洋文。这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也让我意识到，忧愁美丽的小仙女调调并不适合我，而且写文章是不可以乱加洋文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日常有一多半的机会要用到英语，要不是当年陆老师及时刹车，估计我现在说话是这样的：Tina啊，CB工厂的那个offer太high了，我们需要一个competitive price，不然拿不到order呀！我非但没有这样去恶心人，我还带动老外学中文。几个经常要见面的客人，每人都有中文名字，不是约翰、安娜那种洋中文，而是地地道道的百家姓中文名字，比如郭国荣、李浩然、盖小龙——平常跟他们交流我也会夹杂几句简单的中文。到后来，老外发邮件也会主动用拼音来一句：xie xie， gong xi fa cai——“去掉洋文”，陆老师当年这一记闷棍，打得真是及时到位，功德无量。
一分钟演讲，贯穿了陆老师教我们高中语文的整个阶段。就是在语文课正式开始之前，按座位顺序轮流，每天一位同学上台演讲一分钟。第一次上台演讲，虽然事先可以准备，但依然是一个个紧张到无法呼吸，眼睛也不知道望向何方。陆老师给同学们打气，上台不要紧张，也不要在乎讲什么，随意，想到什么讲什么，只要能讲就可以，练胆量。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同学讲的是洗发水，说从报纸上看到长时间用同一种洗发水对头发不好，应该不同的洗发水换着用。同学讲得轻松自如，陆老师说这样就很好。哦，原来可以这样演讲，先不管内容如何，放松自己，说明白说清楚一件事最重要。到了高三，陆老师增强了难度系数：他准备了数百个题目，每人上台前抽一个号，即兴演讲。要知道，都能即兴演讲了，上台还有什么可怕的？
后来大学英语课上老师也要求同学们上台演讲。我口语并不好，可是上台演讲却没有发怵，用最简单的英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毕业后我应同学之邀到她舅舅公司上班，共同服务国外一个重要客户。我纳闷平时跟这个同学并无过多交集，怎么会想到叫我过来呢？同学说，记得有一次英语课，她看到台上演讲的我从容自信，对这一幕印象深刻，所以第一时间想到了我。哈，改变我一生的，正是那一分钟演讲。
姚玉君的文字，我基本没改动，她是挺能写的，我引用这么多，最欣慰的是她对方法的理解，语文课与她以后的工作关系挺紧密，不过，她还忘记了一个重要方法——“写周记”。我强调自由作文，除大作文外，每周必须写一篇自由命题的文章，长短题材均不限，因为放松，常常有好作文发现。就是这位同学，有一次，我发现她的周记里写到了毛主席像章的故事，极有趣，当时县文联正举行微型小说大赛，我让她修改后推荐参赛，结果得了个唯一的一等奖。
对姚玉君得这个奖，我并不奇怪，此前一届，八五级的邱仙萍同学，小个子女生，字写得螃蟹一样歪扭，文章却是漂亮，她的周记，常被人传阅。高二的时候，她突然在桐庐文艺界扔了颗炸弹，县文联《桐叶》杂志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老D大M中S与小R》，光读题目，就想看了吧。邱仙萍后来也从事文字工作，从桐庐报社考进新华社浙江分社的《浙江经济报》，大题材的通迅一版一版地发，她偶尔也写散文，文字清灵有趣。去年底，文汇出版社刚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向泥而生》，很扎实一本书。
课堂之外
语数老师一般都兼着班主任，我也是如此。三届学生，高一时，我都当班主任。虽然时间不长，但到现在我也认为，这项工作，太费神，我是说，要想做一个优秀班主任，就要全力以赴，五十几个学生，怎么管得过来，尤其男学生，大部分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会经常接到告状，其他任课老师的，值周老师的，学生告学生的，每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某次课堂，数学老师被一男同学惹毛，狂怒，他又无法释怀，于是怒砸教学用具，直至砸烂。教室里一片肃静，女学生低着头，不敢看老师，不少男学生却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看好戏。那惹老师生气的男同学依然不服气，梗着脖子，眼睛盯着老师。学生心里清楚得很，老师只能发发脾气，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某天晚上，我值班，巡视至我教的另外一个班，校长正在那生气呢。我问校长，怎么回事？校长说，他见教室后排有一盏灯不亮，就随口问了坐在后排的同学，那同学竟然这样答校长：灯不亮，我们怎么知道，问你校长呀！校长自然生气，就教训了那学生，学生不服，顶嘴，吵了起来。幸亏是我班上的学生，我将其一顿呵责，毕竟是课任老师，而且我这个老师，平时从不发脾气，学生见状，似乎吓着了，低头不再作声。
美院栽有大量的树木，果树也不少，石榴，枇杷，桃子，香橼，那香橼属高大乔木，我们叫它香泡。果子成熟的时候，也是值周老师最忙的时候，公共场所的水果，向来是对人品道德的考验。以前我写过一篇《樱桃树事件》的文章，线索来自我们报纸的热线，说某小区有一棵很大的樱桃树，樱桃熟了，很多住户都去采。主人不胜其扰，最后痛下杀手。主人说，就在砍树的时候，还有两个人不肯走，我们一边砍，他们一边摘，一包包装了拿走。老实说，我在学校的七年，从来没有尝过那些水果的酸甜，老师不让学生摘，主要是纪律与安全，但无论如何管，那些水果总是会神奇消失，不是掉地上，而是大多被男学生偷吃了。上月，八八级学生毕业三十周年座谈会，聊起这个话题，一时炸开了锅，他们笑着告诉我，厕所边那几棵香泡树的果子味道最好，他们还知道，哪座楼边上的什么水果好吃，我鼓励他们抖料：我们读大学时，不少男同学也常偷周边农家的水果甚至蔬菜。我索性将心中存了多年的疑问抛出：你们有没有偷过鸡？某次我养的几只鸡就被人偷了一只，但没查出来，养鸡是为了生蛋给陆地吃。有学生就揭发说，确实有人偷过，时间地点都对得上，但他们又重申，那是为了报复校长，我家的鸡属于误偷。一阵大笑。我是真好奇：如何处理偷来的鸡呢？他们又大笑，似乎笑老师书呆子，女学生提醒我：学校前面就是红砖厂，鸡偷来，糊上泥，往滚烫的窑孔砖上一丢，不用多长时间就熟了。那不是叫化鸡吗？全场再次大笑，笑完，在座两位老师感叹，唉，现在的学生，不会偷了。
走出课堂后，我和不少学生还保持联系。
我的驾驶技术，就是跟学生学的。我住浙大城市学院附近，某天，散步至学院边上的一个驾校训练场，里面一片繁忙，走进看了看，一位高个子喊了我一声。是林宏，他是我八五级的学生，在这里当教练。于是到他办公室坐，他就鼓励我学车，我摇头：眼睛不太好，怕，夜里汽车对面驶来，我都睁不开眼，我能开车吗？林宏笑了：只要老师想学，我一定将您教出来！自己能开车，我做梦都想，叫司机多麻烦。先去体检身体，色弱，还好，红绿灯能辨得出，再考理论，这个没问题，很快通过，于是开始场地训练。我住得近，有空就去摸几把，时间长了，林宏说可以场考了，没想到，场考时，下大雨，反光镜模糊得很，完全凭感觉，正庆幸要通过，突然碰了杆。林宏安慰我，老师，正常的，我们再练练。场考通过后，接着路上训练，一般都是周末去，反正我不急，我的目标是能上路开车，证无所谓。林宏也不催我，跟了一批又一批，某次，他安排去桐庐钟山摘梨头，我说太好了，正好实地训练。来回都是我开，反正他坐边上，我不怕，桐庐的路段有不少是弯道，他只叮嘱一句：永远开自己的道。两百多里路，而且回程还是夜间，这么一次长途训练下来，自我感觉好极了。见此，林宏说，老师，可以路考了。路考极其顺利，考官甚至还赞了一句：路上很熟嘛。不幸的是，林宏前几年因病离开了人世，说起毕浦中学，谈起学生，我常想起我的教练林宏。
教师们
因为任课班级的限制，与我有交集的教师并不多，一般的老师，只有教职工大会才会碰到，平时大家各顾各，但依然有不少印象深刻。
这似乎是一个群像了，我只能素描一下。
陈立群，浙江师院的大师兄，七七届数学系。我到毕中的时候，他已经是副校长了，身材修长，讲话声音清脆，逻辑性极强，和他共事只一年，后调窄溪中学当校长，再调杭州长河中学当校长。在长河，大师兄搞的宏志班，动静极大，不少学生称他为“陈爸”。又调学军中学当校长，他在学军中学时，我还应邀去做过讲座。大师兄从学军中学退休，去了黔东南的台江县民族中学做校长，又将那所学校带得风生水起，去年他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游宏，我到毕中的时候，他是校团委书记。他教物理，一头卷发，高大壮实，络腮胡，篮球队主力，游泳健将，围棋也下得好，他是毕中年轻教师的核心，大家都喜欢跟他玩。毕浦之浦，就是水边的意思，天目溪离学校近，水边也有不少沙洲，游宏常带我们去游泳、野饮什么的，有几次周末活动至今还记得清楚：一天清晨，他将我的门敲开，强拉着我出门，带我们跑步，从学校出发，一直往东跑，绕着田野与公路，跑了足有十来里地，我真是累得要趴下，他却轻松；某次，他带我们骑车玩，沿天目溪公路往西骑，骑过洛口埠大桥，往何宋村的山路走，七绕八绕，再从东溪的龙潭村出来，因为不太锻炼，这种高强度玩法，也累得够呛。他似乎什么事都操心，精力旺盛，后来当校长，再从学校调乡镇做镇长、书记，又当副县长、人大主任。我在桐庐的书院，就是他的倡议，他要我多为家乡做贡献，我只能嗯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听他的，临调出那一年，教务处主任方欣身体不太好，游宏要我做副主任，我就边教学边干学校教务。
方欣是我百江老乡，我在广王村，他在朱门村，现在都合并到百江村了。方欣清瘦，干练，头发也总是梳得整齐。他教初中数学，后来调县教育局教研室做主任，是桐庐县的数学权威。但我一直认为，他完全够得上省里特级教师的水平，可临退休时也没评上，只能安慰他，唉，人生哪能多如意，你儿女双全，女儿博士毕业，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外孙，哈，特级教师算什么！
章桂根，政治老师，罗山人，现在也并到百江镇了，算是同乡。他中等个，戴眼镜，长头发，穿着朴素，是我见过的最不苟言笑的老师。我和他都讲本地土话，我们开始讲话时，我一般用本地话，他却用普通话答我，往往我讲了若干句之后，他才用土话答我。他讲话慢条斯理，但在课堂上，讲到重点时会爆发出那种强烈的声音，而且语速较快。他业务极熟，教多个年级，后来调桐庐中学。最近一次学生会，我和他有过比较长时间的交流，他调侃说，他教过的学生，比孔夫子多多了，至少七八千人，我当然相信。
邹建生，个子不是非常高，但敦实，体育老师，钢笔字写得极好。我写《语文开眼界》，十几万字，打印成本高，为了多投几个出版社（蜡纸复印稿出版社不喜欢），是他帮我抄了整整一本，近五百页的稿子，我至今还记得。后来，他改行调县人武部，再到市军分区，又回县人武部当政委兼县委常委，和邹建生联系比较多，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夫人是我教的第一届学生。
章根明、王四清、詹敏，章、王教政治，詹是语文，他们从毕浦中学出发，后来从政，都做到了省直单位的正职。
孙衡，英语老师，一位特别的人物。
他应该五十多岁了，中等个，宽脸，肥肥的，头有些秃，牙齿似乎也掉了几颗，总是穿一件蓝卡其衣服，他住教工宿舍一楼最西面两间，我们往楼上去的时候，经常听到他房间有BBC之类的伦敦腔英语声传出，很神秘。除了教学，他基本不和人交往，我是班主任，也和他搭档，但我们交往很少，说实话，我有点怕他。没过几天，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是位经历坎坷的人，西南联大毕业，新疆劳动数十年，八十年代初才回家。先是代课高中英语，我到毕中时，他才解决了身份问题。前几年，我看过徐勤写的《种菜养鸡鸭的孙衡老师》，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回忆。课后，校园中许多空地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在种菜，浇水，施肥，除草，忙得很，似乎，没有明确禁止的东西，他都做。无论春夏秋冬，常见他戴着帽子，拎着袋子，捡垃圾，什么废纸废瓶废罐，他都捡，如果外人进校园捡垃圾，他会追着那人破口大骂，直至将人赶跑。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为生活所迫，后来事实证明并不是，比如他会将英语成绩好的学生，带到他那神秘的房间听录音，训练口语；他居然设了一个奖学金，奖励给每个班级英语成绩第一的学生。有学生陆续考进北大外语系、北外、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等，孙衡老师的外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是，他的形象，在我眼中一下子高大起来，他是在磨难中养成的习惯，自食其力，看不惯浪费，自我保护意识强，谁触犯他的利益就骂谁，活得真诚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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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统计了中国人婚姻圈的距离数字，方圆五十公里，也就是说，无论男找女，女找男，大多在周边。周边村，周边乡，周边县已经够远了，现在全国大流通，不完全适合，但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如此。
毕浦中学的教师，年轻人居多，除教学外，恋爱乃第一要务。当时恋爱的方向，以学校为中心，也就方圆几十里，除学校内部谈成的几对外，年轻老师的对象范围是附近的乡中学、供销社、粮站、瑶琳仙境景区，再远一点的分水人民医院、县城。一般来说，哪位老师陪着陌生姑娘，大方地在校园内外散步，那就说明，他有对象了，而且是比较确定的对象。
我进毕中学校后，第一次回白水老家，父亲就很关心我的个人大事。我说不急，还想考研究生呢。他慢悠悠地告诉我，那个潘玉兰阿姨的女儿，姓彭，听说就在你们学校边上的供销社工作。我说不认识。父亲提醒我：你忘了吗？潘阿姨是公社妇联主任。噢，想起来了，爸爸在东溪公社一待就是十七年，一直当副书记。彼时，东溪公社书记、副书记、妇联主任、文书，四个人的孩子都同年，三个女孩，就我一个男孩。某次，四个十四岁的孩子，碰到过一次，有点印象。
回学校后，我问汉良哥哥，第一次去供销社买东西，那位姑娘叫什么知道吗？他说叫肖红，我再要求他了解一下，肖红家住什么地方？供销社还有没有别的姓彭的姑娘？信息很快确定，肖红就是潘阿姨的女儿。
大约到年底，父亲作了一个决定，他带着我，去毕浦上王家村的潘阿姨家作客。都是多年老同事，上门作客，太正常了，不过，潘阿姨肯定看出来了，老陆这次来，带着大学毕业的儿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她家的姑娘。他们在聊以前的事，我自然插不上什么话，不过，肖红的父亲是个下放干部，以前在分水县做过农业局副局长，六十年代下放高潮时，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他是以前老湖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当过老师，绘画、京胡什么的都会，虽做油漆匠，骨子里却是个有思想的读书人，我和老人家聊读书，聊写作，很合拍，很愉快。这一次作客，算是认识，各方信息汇总，彭家溜溜的女子，有很多人在追，一个排是夸张，一个班肯定超过，国外华侨也有，但她父亲不同意她去国外。
1987年元旦，我和肖红结婚。此前的恋爱过程平平淡淡，周六周日，我会去上王家村，或者带她到白水，平时经常到供销社吃晚饭，店员大多住楼上，两排木板房，走廊里放个煤油炉子，肖红她们叽叽喳喳在炒菜。饭后，我们有时会去粮站后面的山上走走，肖红手上拎一个袋，袋中放着毛线，有空她就针织，织外套织背心织围巾，什么都会织。山腰上找块大石头坐下，晚霞满天，前方田野中农舍房顶上有炊烟升起，她织东西，一针一针，来回交叉，速度极快，我则坐在边上，给她讲学校的事情，讲以前大学的生活，自然还要讲我的修辞。俯瞰山下，肖红指点说，左边山脚有个洞，很深，胆子大的人常进去。九十年代，这个洞就开发成垂云通天河，桐庐县的著名景点。现在想来，坐在通天河上谈恋爱，也是挺浪漫的事情。
结婚后，有次我与向琦老师聊天，他是资深历史老师，华东师大毕业，教过肖红，向老师说起了我和肖红的事。他告诉我，肖红向他了解过我的事情。我很惊讶，向老师却笑笑：很正常呀，姑娘一定会多渠道考察对象的人品，我自然说这个小青年不错?，业务能力强，还搞研究，经常发表论文，能做研究的人很少的。聊着聊着，向老师又说，肖红到他这里了解我是不放心，此前，她找了食堂工作的陈阿姨，陈阿姨说陆春祥不好，养着长发，还喝酒，弹吉他，吊儿郎当的。瘦削的陈阿姨，住教工宿舍一楼进门的两间，我们基本没什么联系。周末，夏天的夜晚，山风习习，朗月照地，我们一些年轻教师会跑到教工宿舍楼顶乘凉，拎着录音机，带几瓶啤酒，几包花生，几杯酒下去，不管嗓子好不好，一定会有人放歌，我那时有把吉他，估计她看不惯弹吉他的人。陈阿姨不能这样定性呀，我当时很纳闷，我没有得罪过她呀。向老师又笑笑：你不要怪陈阿姨，都过去了，肖红这姑娘不错的，她的眼光也很好。不愧是老教师，真会说话。
1987年10月4日，陆地出生，此后的四年，都在忙乱中度过，考研究生的念头，也在不停的尿布洗涮声中逐渐淹没，不，彻底消失。2017年10月5日，陆地和尹嘉莉在运河边的契弗利酒店结婚，我现场贺词中有这么一段：我妈姓毛，我的亲家也姓毛，五百年前就是一家；三十年前，陆地同学出生在桐庐毕浦的“美院”，今天，他与毕业于美院的嘉莉牵手，这不是巧合，是缘份，希望你们珍惜！
重访
2021年1月10日，腊月廿七，细雨迷蒙，天气湿冷，我和肖红回白水陪爸妈过年，经过阳普，顺道重访毕浦中学。
毕浦中学党支部书记陈红华，特地从分水赶过来陪我。
红华是老杭大中文系毕业，此前，他已经出版过一本散文集《时光短笺》，我替他写了《语文组的日子》的序。正是这个序，我又起了重访的念头，虽然，它现在已经改为镇初中，但并不妨碍我的寻找。
寒假的校园，难得安静。行道两边都是大树，我和它们有七年的时光相遇，眼前，这些树更加蓬勃活泼，枝柯交叉，紧密勾结，我认得那些树，那些树也应该对我有记忆。细雨经过树叶的聚积，滴在伞篷上答答有声。直奔教工宿舍，它经常出现在我梦中，这梦很奇怪，有多次都是同样的镜头：房间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书，我都搬走了呀。尽管情节不清晰，但场景总是很确定，就在这个教工宿舍。或许，这是人生第一个工作单位，烙印特别深，别无他解。
教学大楼、操场、学生宿舍，显然，大部分建筑都改造过了。我在操场边站了一会儿，想起陆地在这里拍过几张照片，当时我带杭州师范学院的两个实习教师，何志英、许德伟，我们几个老师靠着操场护栏拍照片，何志英抱着十个月大的陆地。现在，何志英在县政协工作，许德伟是分水中学的书记。经过综合大楼后的那个池塘，水边的数十株红梅，以热烈奔放的姿态迎接着我，池塘已经完全改造过，池中还有一条灵动的石头雕塑大鱼。大礼堂锁着门，隔着门缝瞧了瞧，看不见什么，以前礼堂经常集会，我也站在台上讲过话。往饭堂的过道作了改造，长长的走道改成圆洞穹形，适合拍照。特意去我养鸡的地方看了看，记不清方位了，它就在教工套房边上，陆地出生后，我们搬到这里的三楼居住，是严兴华书记力排众议，替我争取到的，我在《黄昏过钓台》里写过，不再叙。
细雨依旧滴答，我们在校园里缓缓走着，每幢楼，每条路，每棵树，似乎随时都能连接起三十年前的时光神经而生动成影，然而，多少人事，已经沧桑，感慨一下，又接着感喟数声。
路旁林间不时传来三两声鸟鸣，噗，一只鸟从茂密的树枝中腾空而出，又忽地钻进了另外的繁茂树枝里。忽然觉得，美院，这所藏在树林间的学校，还是名副其实的，真美。红华也说，毕浦中学是杭州市美丽学校。
树木，树人，都是树，都需要时间，我期待所有的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我的美院，我的毕浦中学。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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