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的婚事
谁是未来的姑夫，我们亲堂兄弟姐妹九个猜测了足有半年之久，难度在于每次媒婆领上门来的不是同一个人，高矮胖瘦、黑白俊丑差异颇大。有伶牙俐齿的，有吞吞吐吐的；有说话和我们相同的，也有带着兰州口音的，或新疆那边的……。这让我们很为难，不知道支持哪个。尽管之前我们得了糖果，并相互商量表示公开支持他成为姑夫时，又来个新面孔，给的糖果比上一个人还多。我们自认为我们的意见很重要，除了站在院子里，齐声向客房里的媒婆喊“谢谢姑夫的糖果！”外，还有直接给姑姑建议的机会，很多时候这种喊话效果并不好。
每遇这事，姑姑通常不在家，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妈佯装生气的样子对站在院子里的我们说：“小屁孩不要乱嚷嚷，哪里有你们的姑夫？！都到外面玩去，别在这里添乱！”看到我妈一脸怒气，我们只好离开，相约直接找姑姑面荐。
这次来的是个矮子，比我的个头大不了多少，上身高下身短，走路时直晃屁股，挺可爱，他给的糖果比前面几位都多，我想这位姑姑能镇得住，打架时一定能赢，她会在家里当家长，说话算数。
我们把村子里姑姑可能去的地方找遍了，最后发现姑姑就隔壁堂叔家和闺蜜咬耳朵，窃窃私语。从门帘的缝隙里，我们看到她板着脸很少说话，只听对方说。她俩的谈话我们在门外根本听不到，鸡叫狗吠的嘈杂声遮住了屋里本来就很小的声音。我以代表的身份在窗子外面大声地告诉我姑：这个小矮人可以当我们的姑夫。话音刚落，屋里的两人都咯咯地笑起来，院子里的众兄弟姐妹也在白花花的阳光里朝我响亮地大笑，我想这样的问话可能有问题，便败下阵来，但这并不能改变矮子在我们心中“准姑夫”的位置。
吃完香喷喷的白面条，他油光满面地跟在媒婆后面出了大门，手里拎着空空的塑料桶，看见我们还聚集在街道上向他张望着，他两只手在身上的衣兜里四处翻找，终于找出了三颗小白兔奶糖，给了我和前面的两个弟弟，我们的努力总算获得了一点回报。他的脸在巨大的笑容里显得不很真实，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光，像一颗棕色的油面皮球。衣服是刚洗过的，皱褶还很明显。他的脸也是洗过的，但在屋里出了一脸的油汗，此时在阳光里泛着红光，黑里透红，成了赫色。在我们看来脸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给我们这些小孩带来好处。
我们多长时间没有洗脸了，已经很难记清楚，这要看天气，如果下雨的频率高，我们的脸上身上，还有穿的衣服就会干净些，如果十天半月没雨，我们只能保持着和尘土污垢的亲密接触，享受着它们贴近肌肤的保护。有些季节，因为长达几个月不下雨，我们都改变了相貌，连自己的父母都认不出来。我们没水洗脸，厚厚的垢痂像一身盔甲穿在身上，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如果时间太长没洗脸，变得面目全非时，母亲会用收集到澄清了的洗菜水给我们洗脸，一股浓浓的青菜味，让我们很难受，清除脸上的污垢并非易事，因为积垢时间太长，它变成了皮肤的一部分，要从十二三岁孩子的脖上，手背上剥除，如同剥皮一样痛苦，得花一个星期时间经过多次重复性清洗和刮剥才能除去一部分，这是一项间歇性、重复性的工作，在时间里是去除不了的，我们正在成长的皮肤经不住外力的挫刮，时不时会挫破皮肤弄出鲜红的血来，这时候需要停下来，等伤口好了再来。直到上高中时，我们身上的垢痂和虱子才会减少，否则，在课堂上因有虱子爬出衣服而被同学耻笑，或因为手太脏而没人和你交往。我们必须自觉地让自己干净起来，将头发和身上用清水每天用洗衣粉洗，用敌百虫洗，功夫不负有心人，等一学期下来，我们都变得干干净净了。学校和宿舍里有充足的水源供我们洗浴，如果愿意花一元钱，周末去城里有专门的澡堂子去洗个热水澡，完全有条件让自己香蓬蓬的。
清除垢痂的痛苦一般来自新学年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每个学期开学，老师的首要工作是检查学生是否将手脸洗干净，说尽管我们缺水，但新学年要以新的面貌来迎接，不能蓬头垢面。事实上我们不论男女都是“蓬头垢面”的，头发像一堆蓬勃的杂草，根本无法梳理，用手指弹一下，头上尘土飞扬。实在没有办法，母亲会将我们的头发用剪刀剪掉，我们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电光头”或“光头强”，风从上面拂过，清爽得像是头上流淌着一条河。妹妹的头发是要留下的，母亲只好多费工夫了。学校要求每天洗脸洗手，否则，不让进校门。这让我们很不习惯，甚至感到痛苦，觉得上学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洗脸和洗手。母亲有时也很生气，说水这么金贵，哪有洗脸的。说归说，如果想让孩子上学，手脸还得洗。
开学的时候，我们的脸上五颜六色，散发着七滋八味的气息，有的因为短时间过度的搓揉让脸部或脖子里渗出了血色，十分怪异。我们学生的手脸干净与否和眼下雨水是否充足有很大的关系。雨量充沛，我们和庄稼一样光鲜明亮且茁壮成长，否则，死气沉沉、蔫那巴几。有些女孩子因为不愿意成为光头，家里又没人帮忙处理头发，只好以辍学的代价来换取。这让我们一次次感觉到水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水决定着我们这些农村学生的命运，因不洗脸而辍学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班的三十六个学生，到五年级毕业时剩下了二十五个，中途一半的女生没水洗脸，或提前被订婚而退出了学校，少数男生也因为“不讲卫生”，被经常罚站，导致辍学。我在洗垢痂的痛苦中坚持了下来，终于熬到小学和初中毕业。坚持就是胜利，只要方向对，面前的困难永远是暂时的。
每天清晨，我和弟弟在睡梦中被母亲喊起来，朦胧中抬着水桶到三里外的山沟里去找水。在正常年份，老天会赐给我俩一桶还算浑浊的泉水，这是我们一家五口人一天的零用水，包括洗菜洗脸；如果出现旱情，我俩就不那么幸运，空着水桶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怨不得我们，我们去时，泉里什么也没有了，泉边上还放着五只空桶和像我们一样的学生或家长。上学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学生没有时间等待，必须无功而返。第二天早起一刻钟，只是空桶从五只减到三只，结果还是空桶而归，这样的次数多了，不敢进门，我们兄弟俩只好独辟蹊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到其他地方看看，运气好一点的话，确实能从沟的上部或下部弄一桶水回去，像抬着沉甸甸的成绩或年底得了“三好学生”奖状似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洗衣服成了问题，全家人的脏衣服已经发臭，庄稼也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像是对生长不抱任何希望的样子。这也得等到下雨的时候才行，没有水，所有事情免谈。水和阳光成了周围生命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我的记忆里缺太阳的日子并不多，缺水的日子几乎每年都有。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会长时间地在外面跑，说是申请“121雨水集流”工程。晚上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有些地方已经用上了窖水，能把天上下的雨水全部集中在“窖”里存起来，等到没水的时候用。他描绘的情景像是和用自来水一样方便，甚至和眼前刚引来的洮河水一样甘甜。可我们公社还没有，父亲和公社干部正在向县里争取，说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会用上窖水的，那时我还在小学四年级。有了水窖，我们会把所有从天上掉下来的与水有关的雨雪，哪怕是冰雹，千方百计收集在大小器皿里，然后全部装到“窖”里，有多少装多少，不会因没有容器而让珍贵的降水白白流走。这场梦一样的美好情景激励着我们兄弟一天比一天起得早，甚至是彻底不眠地等在泉眼边，把瞌睡留在课堂上或上学的路上。缺水的日子让我们有了特殊本领，在上学路上边走边睡，如果不被什么绊一脚，到校门时会睡醒。当然也有不小心摔成重伤的。成年之后，在路上开车时，有过睡觉的体会，但太危险了，相信那时我们睡着走路不失为缓解疲劳的一种有效方式。
一场雨水之后，我们兄弟俩无须再早起，可以在父母湿漉漉的身影里多睡一会，他们忙着清洗衣物，顾不得我们。在这样的清晨上学，感到精神饱满、干净整洁。田野里的树木像艳妆的新娘，水灵灵的，婀娜多姿又多情。学校的桌椅板凳、全校师生的面容和我们一样焕然一新，朝气蓬勃。
上学归上学，究竟姑夫这顶桂冠落在谁的头上，也是我们隔三差五争论和预言的事。姑姑在高三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便回家务农了。她是我们五十多户人家村子里第一个女高中生，她找什么样的对象成了全村的焦点。如同毕业生就业似的，姑姑这年夏天高中毕业，还没等爷爷和父亲决定她要不要复读时，上门提亲的人已经排成了长队，给她张罗合适的婆家，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后来我姑说，如果她复读一年，肯定能考上大学，此后的人生将不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不是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她至少是乡镇长或者县里的干部。她说命运不济的罪魁祸首是媒婆，她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作了荒谬的阐述，以至于打动了爷爷，虽然我父亲以大队长的身份，郑重其事的对爷爷说，灵妹是块读书的料，还是让复读一年吧，到时考不上，她不后悔。爷爷看着不断涨上来的水缸，重复了媒婆的话。我父亲知道爷爷已经下了决心，不让姑姑复读了，便不再劝说。
从姑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时起，爷爷家清澈见底的水缸一直保持着恒定的深度，即使三个月不下雨，那几缸水足够对付以后的干涸日子。一家养女百家求，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可登门者按俗定要拎三五斤家里最清的水来，这在平常年份，也没什么，但在干旱的日子里，水就显得比油还贵重，来者带来的那桶水也够爷爷一家六口人一天的饮用。爷爷对这件事不满意，不想让人说自己借闺女收敛那么点可怜的水资源。爷爷说解决水的问题还得从长计议，不能在孩子身上打主意。要从根子上解决缺水的问题，还得有一股源头活水，还得把两百公里外的洮河水引来。他说深情地说，1958年那项“引洮上山”工程虽然半途而废，但那可能是解决陇中人吃水的唯一途径。如何找到水源，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虽然他从大队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让小学毕业的父亲接任。但他为村民寻找稳定、安全、可靠的水源，仍然是闲暇时间思考的问题。他把我父亲叫去商量了一下，说在大队部的有关会议结束后，私下里给干部们透出信息，就说我姑已经有对象了，有意求婚的暂时不要来啦。
这个信息自然是有效果的，但持续时间不长，没出一个月，信息嗅觉比狗还灵的媒婆找上门来，想落实一下谁家找媳妇没通过她独自来的。她终日无所事事，凭着那条所向披靡，有时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三寸不烂之舌，走东家串西家，做了一件件的好事和坏事。她是职业媒婆，早对这块即将到嘴的肥肉垂涎三尺，她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让自由婚姻挑战她的地位，争夺她的势力范围，这是关系今后职业生死存亡的大事，她不能轻易丢掉任何一块领地。在她的脑海里记录着周围几十个村庄的未婚男女，比包村干部更清楚。每介绍成一桩婚事，她能从中得到包括钱财在内的很多好处，如果家里缺水，肯定会有人愿意送两桶过来。她是我们三乡五镇的名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网红，是知名自媒体人，多数人还是抬举她的。
爷爷见媒婆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耐烦地说，我家闺女是高中生，对象至少得高中生吧，有句古话说婚姻要“门当户对”，您介绍的哪一位是高中生？这不明摆着不尊重咱闺女么！此话问得巧舌如簧的媒婆张口结舌，半天没回过神来。爷爷让她放下那根一尺来长的旱烟管抽一颗纸烟。媒婆摆了摆手说，我看重的是人家的家底厚不厚实，吃水条件好不好！咱农村人靠力气吃饭，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只要不是文盲会数钱就行啦！这高中生方圆几十里地没几个呢！爷爷坚决地说，我家姑娘得找个高中生！
如果换了他人，媒婆会竭力狡辩一阵，可面前是前大队支书，说话一句顶十句，她只好三缄其口，不再言语。自知无趣的媒婆抬腿出了客房门，院子里的光亮刺得她几近睁不开眼睛，甚至有点头晕眼花。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和眼下的季节差不多。院墙边的杏树、梨树和苹果树的枝叶在飒飒叫着，掉落的叶子随风在阶前打旋，媒婆突然觉得霜降之后的阳光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么劲道了，透着阵阵凉意。街道上除了三五个小孩子跟她讨要糖果外，没有大人，秋收将全村所有的劳动力赶到庄稼地里忙碌去了。街道里的风将树叶和秸秆卷起来紧随在她的周围，她第一次感觉到“婚介”这份职业已经开始收拾行李，要弃她而去。她第一次体会到失败和失意的滋味，体味到读书带来的重压，原先隐藏着的皱纹从媒婆的脸上逐渐显露出来。她拄着拐棍，微胖的身体装在满是皱折的灰色土布衣服里，躬着腰身走出村子，融进通向山顶的那片忙碌收获的田野里。最后，一闪身消失在白云和山顶的交际处。
对我们来说，有没有水并不重要，每日三餐是父母的事，我们只要把作业做完，把脸和手洗干净，按时上学就可以了。我们关心的是糖果和美食，还有在田野里无人管束地疯玩，但对谁是姑夫的事我们也很上心。
媒婆走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父亲像是比以前忙了很多，多数时间在外乡转悠，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已吃过饭睡觉了。
第二年端午节的前一天，父亲从集市上来时嘴里哼唱着花儿，有一阵没一阵，调子可能也不准，但他哼得极为响亮，在村口被风吹过来，全村人几乎都听见了：
“八个湾的洮河八百里长
三回头的波涛白云间唱
俺哥哥踩着羊皮筏 浪尖上走
吼一声尕姑舅哩嗓门门痒
啊 洮河浪花开 洮水花儿香
牛羊花儿开在那洮河儿女的心尖上
儿女的心尖上 心尖上
九十九朵浪花往岸上望
红艳艳的牡丹满串串香
尕妹妹手搭凉棚棚 深情地唱……”
那时，已经快中午了，我们把新柳枝和鲜嫩的艾条一起编成各种图案，插挂在门窗缝隙里，四合院瞬间被一股浓烈的香气笼罩住了，我们高兴地闻着艾香。父亲的哼唱声就是此时从村口随风飘来的，我们全村的人都听到了。
父亲背剪着手从我家门前经过，只看了我们一眼就头也不回地直接去了街道那边的爷爷家，他对这些香气无动于衷。那时爷爷奶奶和三叔、姑姑生活在一起，我们和二叔都独立出来另过了，但遇到大事，爷爷还是要和我父亲商量，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大，兄长如父，爷爷和我父亲就像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兄弟，有时亲近有时疏远。
我们跟在他的后面，想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竟然让父亲过家门而不入。两个父亲在客房里经过一番自言自语般的讨论后，沉默了半晌，当姑姑给父亲端来一碗甜醅时，深思熟虑之后的爷爷发话了，说“就这么定了，就他了，我觉得可行！”这样，在没有媒婆的参与下，就把我未来的姑夫人选确定了。这事除了我妈之外没人知道。
村里的人，包括那个媒婆，对姑姑的意中人也有过猜测，但不久她就推算出来了，因为方圆内高中毕业的学生也就那么几个，掐指一算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用不着动多少脑筋。但我们小孩子却不知道，我们也在猜测。没过几天，一个瘦小精悍，圆脸白晳，和姑姑看起来像一对龙凤胎的人，在父亲叫张家爸的老人带领下来到姑姑家，说是来和爷爷商量姑姑的终身大事，但只是礼节性在家里转了一圈，吃过午饭就走了，我们一帮小孩拦在街道中间，不让他走。姓张的老人笑呵呵地从衣兜里掏出糖，仔细认真地给我们每人一颗，不多不少，最后给我多给了一颗，我没说感谢的话。我们没把他看上眼，他太抠门了，像数钱一样数着他的几颗水果糖，不像先前来的抓一把丢给我们。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们只是静静地嚼着唯一的糖果，心里充满了不快，因为村里这样的时刻确实不多。
第二年的端午节，爷爷家酒气熏天，是给姑姑定亲的日子。姑姑嫁给谁，这个长达一年的谜语，终于在这天向村里村外的人打开了谜底。这个姓张的男子竟然是姑姑的同班同学，学习比姑姑差了些，我妈说两人有夫妻相，他像父亲的堂弟。
后来我们知道，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听母亲说，他家有三颗水窖，即使三年大旱，也能挺过去。爷爷派父亲考察了半年，就是为这个。他和其他求婚的人相比对我们并不热情，给的糖果非常少，每人只有两颗，我们以沉默表达反对意见，甚至背地里喊他“大个子”，但收效甚微。他不肯正眼看我们，满脸的自以为是，像是这桩婚事志在必得的样子。“大个子”的出现竟然让姑姑也漠视我们的存在，不肯和我们一起玩了。这让我们忐忑不安，却又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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