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是文物的家
一年一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不仅是博物馆的节日，更是观众们奔赴的饕餮盛宴。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博物馆的力量，积聚着历史和文化的脉动，厚植着以人为本的情怀，也彰显着一座城、一个国家的吸引力。本版特别开设“博物馆的力量”专题，邀请委员、文博专家讲述他们所感受到的“力量”。
——编者按
2019年10月2日，首都北京还沉浸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庆典中。我因为要写作《忽必烈大帝》的历史小说，便趁着国庆假期，踏上了蒙古国的土地，带上我的家人，开始了我的访古之旅。国庆节当天，我留在乌兰巴托，收看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国庆典礼。看到一辆辆载着各种先进武器的军车以及一个又一个方阵从天安门广场走过时，我的心情抑制不住地激动。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激动除了眼前看到的这一个隆重的庆典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公元1267年，大元帝国的创建者忽必烈决定将元朝的首都从蒙古高原上迁到北京。用了10年时间，在华北平原的荒野上，一座崭新的城市诞生了。
元大都建立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上，一边是无尽的草原，一边是广阔的田野。这座城市一俟建成，就成为十三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是忽必烈最为倚重的谋士，这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阴阳术数的汉人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少年即已剃度出家的和尚，说他是忽必烈的首席谋士，一点也不为过。刘秉忠遵循“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城邑建设制度，给元大都设计了三重城垣，并有着九经九纬的街道以及纵街横巷的路网布局。所有的街道都接东西南北四条大道。这四条通道的连接处，就是元大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
今天大家见到的天安门广场，比之元大都时期的广场面积小得多。更为不同的是，那时的广场并没有使用当时最好的铺地材料如青砖、石板等，而是全部种上了草。事实上，天安门广场那时还不叫广场，而是城市中心的一大片草原。
在城市中心开辟一片草原，这显然是忽必烈皇帝的主意。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哪里有草原，哪里就是他故乡。不同的世情风貌，在这里汇聚，各种文化的交融，各民族的融合，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
900年岁月的洗礼，当年的元大都，已变成了今日的北京城。最大的变化在于天安门广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天安门的草场改为广场，但规模小了很多，近一半的草场变成了千步廊及六部衙门的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建筑又有拆建。尽管如此，剩下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是世界都城中最为伟大的广场，经过900年的沧桑与变迁，天安门广场仍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地理标识之一，它是历史中的历史，国宝中的国宝。
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话题就此打住。我再说说那一天我寻访《燕然山铭》石碑的经过。
从乌兰巴托到燕然勒石碑所在地杭爱山，大约700公里。这一路没有高速路，连像样的二级公路也没有。进入东戈壁省之后，我们的越野车，只能像烈马那样，在茫茫戈壁中谨慎地择路前行。
10月初的蒙古高原，虽然仍能看到一些红叶，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已经蠢蠢欲动了。气候多变，让我们在一天中经历了风、霜、雨、雪以及正午的骄阳与夜半的冰雹。下午4时我们进入杭爱山中，但却无法找到燕然勒石碑的具体位置。正在我们感到沮丧甚至绝望时，忽然有一匹白马突然出现在一处山口，待车走近，它就在车前头给我们领路，在下一个路口，这匹白马又神奇地消失了。如是者三，到了下午6时，天空阴云密布，我们仍在白马第三次消失的地方，那几个荒凉的山头上到处寻觅。这里人烟稀少，远远地看到一个蒙古包，导游开车过去，给了那个孤独的牧羊人300元人民币，他才骑着一辆破摩托跑过来，将我们领到我们站立的那个山头的背面，直到走到离那片山崖两丈远的地方，才看到那方《燕然山铭》碑。
在这天荒地老之处，天阴沉沉的，偶尔还飘下几颗冻雨，我们都穿上了羽绒服。爬山时，我9岁的孙子走在最前面，他眼睛尖，最先看到了那片赭红色岩石上的文字，他兴奋地尖叫着：“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们几乎冲锋一样跑到石碑跟前。暮霭每分钟都在变化，眼前的景物开始模糊。我正懊恼天公不作美，却没想到奇迹再一次出现。
没有任何征兆，天空突然裂开一条缝，一道霞光从里面射出来，这一束炽烈而灿烂的光，直接投射到那个燕然勒石碑上。
据史书记载，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获得全胜，于是，在歼灭北匈奴的战场所在地燕然山，命随军的班固撰写《燕然山铭》，刻石纪功。从此产生了“勒石燕然”的典故。李白、王维、范仲淹等唐宋著名诗人皆有诗歌咏其事。
但近2000年来，《燕然山铭》虽然见存于史书，但《燕然山铭》究竟刻于何处，却一直未能找到。2017年8月，当地牧民发现了这一块山体上刻有汉字的石碑，于是报告有关部门，中蒙两国的考古学者组成联合考察组前来这里，最终确定这就是燕然山铭。我当时就看到了这座石碑被发现的消息，于是趁这次来蒙古国采风的机会，抽出专门时间前来探访。
霞光在天空扩大，杭爱山绵延起伏的数十个山头都被照耀得灿烂辉煌。相比之下，这块《燕然山铭》的石碑则显得寒伧凄凉，碑上的字体一多半都已剥蚀难以辨认，裸露的碑石，一些地方已经剥落或正在剥落。如果这样听之任之，相信过不了几年，这块石碑可能会完全消失。
在历史中产生的东西，最终又消失于历史，这应该是一种无法更改的宿命。那一匹若隐若现的白马将我引向刻有《燕然山铭》的山中，那一个拿了300元人民币的报酬把我们领到石碑跟前的荒野牧羊人，还有刺破寂静的我的孙子那一声兴奋的尖叫，更有那束在布满乌云的天空中突然射出的一束霞光，尽管只有短短的15分钟，这已经是在完全不可能的自然界中突然爆发的奇迹。文物不可能像艺术那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文物悄然的魅力以及凝聚的精神，将长久地引导我们一次又一次寻找历史的激情并谛听自己的心灵。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充当一名怀疑论者，我曾经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怀疑一切的人，这种持世的态度让我藐视历史。待我涉世日深，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我开始滋生了反省的能力。对历史的态度，我也从藐视变成了谦恭。20多年来，我到过很多地方，每到一个国家，每到一个城市，参观那里的博物馆是我必备的行程。我到过的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应该超过了1000座。中国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我也去了数百处。每一座博物馆，每一处文保单位，都让我看到了文物的力量。
文物蓄积了先辈的智慧，所有文物都是它所处时代的创新成果。文物是艺术的交响诗，它表达一个又一个时代，一个又一个王朝的生活状态、时代风貌。文物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创造它们的工匠们是虔诚的，无论是留存到今天的国宝还是一些极具考古价值的器物的碎片，无不都跨过了时间的深渊，从它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进步。文物是历史的摆渡人，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是信史还是谬史，我们深入进去，总会发现一些问题。文物为历史的发现与证伪提供了依据与选择。
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祖先留下的遗物：它们或者是一尊雕塑、一件器物、一座庙宇或一处坟墓；抑或是一幅书画、一帧诗文、一首歌谣与一种仪式等等，都能让我们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投射，如果我们能真切地体会到这种投射的能力，在你领悟的那一刹那间，你的文化自信就产生了。
由于自然的恩庇，大地上江河澎湃，鲜花怒放。由于文明的溯源，我们祖国的文明根脉一再被证明：它是古老的，也是多元的。在东方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的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文化灌溉着、滋润着这一条文化根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一句佛教的名言，可以用来解释文物与文明的关系。
博物馆是文物的家，有了这个家，我们的文物才得以保护，得到安全的保障。诚然，博物馆的力量来自文物的价值与魅力。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另一个客观的事实，博物馆的馆藏品只不过是历史文物存量的沧海一粟。爱我们的祖国必须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我们的历史更应该珍惜存世的文物。不管这文物是在博物馆还是在民间；是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还是在地老天荒的地方无人问津，我们都应该亲近它、呵护它并理解它。
拜访一件文物，就是拜访一位旷世的神仙；找到一件文物，就是找到一位漂泊在外的流浪儿；亲近一件偶尔相逢的文物，就是亲近我们自己的文化胎记。
这么一说，相信大家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不远万里，克服重重困难去寻访那一块《燕然山铭》的残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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