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2年第5期｜孙郁：他乡异客（节选）
孙郁，本名孙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作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有《寻路者》《鲁迅忧思录》《思于他处》等。
他乡异客（节选）
孙 郁
偶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
孙郁，本名孙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作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有《寻路者》《鲁迅忧思录》《思于他处》等。
他乡异客（节选）
孙 郁
偶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回答起来都有点儿复杂。我的籍贯与出生地，仅仅是远去的背景。这两个地方一个没有生活过，一个住的时间很短，所以它们与自己的关系似乎只是文字上的。我上小学前，住过多个地方，最后随父母落脚于复州，十八岁又离开那里。那么算是复州人吧，可是也有不确之处，复州朋友就从没有感到我是那里的人，认为我是客居于此的外来者。我后来去沈阳读书，接着到北京工作、生活，可是又觉得自己漂在异乡，浮在大而深的都市的上面。到底哪里是自己的故乡，还真成了一个问题。
但早期记忆最深的地方，无疑属于复州，想一想，是有扯不断的藕丝的。算起来，除了在北京度过的三十余年时光，我在复州城待的时间最久。这座城是辽南的古镇，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全辽志》对复州有过描述，契丹人、女真人与古镇关系很深。这样的古镇在辽南有多个，风格差不多是一个样子。相当一段时间，我对于辽南历史一直模糊，直到读了一些书，才知道古城的一些沿革。古城的形成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商业活动所致，二是军事需要。我搬到复州城时，以上两种功能都已经弱化。镇子上多是老的住户，但也是成分多样，一类是原住民，祖籍山东与河北的多；一部分是满族人，乃一些八旗的后代。还有少数的回民，大概明代就到此定居了，口音有点儿西北人的味道。这些不同背景的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复州城里，有千百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去的人少，进来的人稀，空间似乎是凝固的。
如果一户人家在城里生活了三代以上，那就算本地人了，城里的风水也摸得清清楚楚的。那里的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套无形的逻辑，存在着许多的禁忌，众人默默遵守着。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家被城里百姓视为异乡客，他们听到我们的口音，就觉得有点儿陌生，眼光自然也有点儿好奇。外来人得入乡随俗，不然会被歧视。所以你必须和胡同的孩子一起混，最好是更为顽皮或讲义气，才能被大家认可。可惜我生性怯懦，不太爱在街中疯跑，每每被疏远也是正常的。在古城里生活了多年，一直觉得无法融为一体，遇到一些挫折，也自不可免。
我后来多次去日本，发现在那个国度，也有类似的情况，外乡人要被接受，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也许是东亚人的特点吧。想起我的古城生活，酸甜苦辣都有。外来人也不都一样，有的很快融入古风里，有的却保持着自己旧有的风格。印象中有几户人家是五十年代末迁过来的，这些人多工作于医院与中学，并没有都被城里人同化，无形中也带来许多新风。比如饮食观念，辽南人很少吃早茶，但有些老师家里却有。母亲的同事何老师，是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外甥女，来自浙江，丈夫在部队工作。有时候过节，她会送来自己做的甜点。夏天到了，本地女子很少有穿布拉吉的，母亲却是穿的，她在沈阳、长春工作过，是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受过一点儿洋风的熏陶。城里人觉得母亲怪怪的，衣着打扮不该那样。我记得“文革”初期，学校有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资产阶级的裙子》，说的就是母亲。此后有几年，在夏天很难再看到穿裙子的女人。何老师有时候到我家闲聊，偶尔也善意地提醒母亲，一切最好都要低调。她懂得时风里的规矩，自然活得比我的母亲要明白。
古城里人的保守是怎样养成的，至今也不清楚。大家处事都要讲究一个度，那时候越朴实越好，不能花枝招展，也不能过于寒酸，否则也会受到嘲笑。城里有位教师，喜欢作诗，他好像是师范学校分配来的，说话有点儿口音，头发留得长，像个俄国人。大家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对他就有些怠慢。十几年后，他的作品被读书界注意起来，人们才知道这人的价值。民风是个天平，在此要找到一种平衡感，稍有失衡就会招来非议。古人说的不偏不倚为上，就是这个道理。我对于中庸二字的理解，最初就来自于此类的经验。
其实在这座古城的历史中，外来的人一向很多，风气也是不断变化的。古时几个知州的诗文，带有一点儿洒脱之风，好似没有受到儒教的束缚。辽代以来的官员，很少本地人，清代还有传教士的活动，天主教堂就留下一些神秘的影子，至于清真寺内外的故事，也都很有意思。如果从古街里走一趟，见到有趣的古物，当可想见往日的景象。上数三四代，古城的开放风气，偶在一些老人的谈吐里可以听到一二。这座城后来的空气渐渐凝固，说起来原因复杂。
我们家最初住在张家大院。这个院子住了多户人家，以本地人为主。我对复州风俗的了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张家的主人见过世面的，为人随和。他们讲究礼节，长幼有序。春节时，在客厅里摆供，张灯结彩，仪式感也很强。如何行礼，怎样祭拜祖先，都有一套程式。但外面搬来的人，就简单得多。像我的父母，早年是左翼青年，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认为那些是封建遗风。有一年过节，我随张家兄妹一起在供桌前给灶王爷磕头，还被母亲训了一番。现在想来，我们家人像浮在空中的尘，远离着地面，自然，对于行走在城里的人的冷热，也知之甚少的。
张家大院住的人各异，有一年新搬来郝先生一家，住我们家对面屋。郝先生在城北一家厂子任厂长，爱人是上海人，儿子的名字有点儿洋气，叫雅蒂。这一家人南方人的味道十足，衣食住行都有点儿特别。城里人喜欢吃海物，但他们大概是食素的。有时吃一点儿甜点，喝喝茶。这在我们北人看来，过于清淡了。郝家人喜欢打牌，过年过节，招来邻居在桌前玩到深夜。雅蒂的母亲话不多，文静，但很讲究，与人相处时有点儿矜持。但不久城里有了大的风暴，大约一九六六年的年底，郝先生受到冲击，不幸离世。雅蒂与母亲一时陷入绝境，每天都以泪洗面。郝先生的单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至今不太清楚，想来是暗影重重，扑朔迷离的。母子俩无依无靠的样子，让人可怜，不久就迁走了。他们的离开，曾让我有点儿不舍，这家人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曾见过的东西，有一点儿明快的色彩，精神是飘动的。古城没有留住这家人，他们也拒绝了城里人，说起来也是伤心之事。
辽南人沿袭了山东的许多古习，城里有许多人是信鬼神的，算命先生颇吃香。不过到了五十年代，算命都是地下活动，不太敢公开露面。有的家里人病了，会找旧的郎中看看，病重者，则到城外的狐仙洞求医。在城南杏树园村的一座山前，有个狐仙洞，总有善男信女去烧香、求拜，场面很是庄严。那时候开始讲移风易俗，政府宣传科学精神，但民间形成的积习要改变起来，其实是难的。而真正在科普方面有成效的，是外来的几个医生。
城里有座县第二医院，位于横山书院不远的地方。院长姓郭，是很雷厉风行的人。他很有本事，调来不少能干的人。有的是省里下放的右派，有的是医专刚毕业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后来搬到医院的家属院了，认识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城里人过去看病，多是中医，但要做阑尾炎手术和胃肠手术之类，非西医不可。自从有了新式医院，四周人的卫生观念渐渐变化了。那时候有位杨医生很有名，他与夫人是医院里的业务骨干。据说因错划为右派落难于此，却看不到多少失态的样子。杨医生的外科手术远近闻名，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他的夫人是内科专家，也颇受尊重。记得我父亲有一年得了大叶性肺炎，农场的卫生员认为没救了，回到城里被杨医生的夫人治好了。
在复州，医生的家庭往往得风气之先，知道的事情比我们要多。比如懂得养生之道，饮食比较讲究。记得曾结交了一个叫晓东的朋友，母亲是北京人，也在医院工作。他们家在家属院对面，房间的布置与寻常之家不同，干净、典雅，有一点儿文气。我在他家，第一次看到人体解剖图、玻璃器皿，还有消毒用品。此后知道了一些简单的卫生常识。晓东的母亲是耳鼻喉科的医生，曾教我们这些孩子如何正确刷牙，怎样避免流行病。她为人耿直，不像周围一些人那么圆滑，说话直来直去。我喜欢听她说话，响而脆，有一点儿爽意。她与人相处的时候，简简单单，有时候只认理，不讲情面。这大概也带来一种麻烦，是要得罪人的。但老百姓有病都找她，信誉很好。她与郝厂长夫人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儿像，带有一丝“心清冷其若冰”的气息，在城里也算难得一见的。
六十年代后期，学校在闹革命，大家几乎都不读书了。但有几个大夫的孩子，却没有放下书本。城里最早自学英语的，是杨医生的儿子小宁，我们叫他宁哥。我与他同班，是很好的朋友。宁哥很聪明，爱好甚广，每天在家学习英语。同学们那时候觉得奇怪，学校在闹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学英语有什么用呢？但杨家人不是这样认为，他们的眼光在众人视域之外，日常言行也与众人不同。杨医生的古文很好，有一些藏书。我曾经在他家里看到几册《乐府诗集》，线装本。我读了几行，不太懂，杨医生就给我们讲内中要义。吟咏之调，如水声潺潺，煞是好听。很长时间，我喜欢与宁哥一家人接触，在他们那里，总能得到学校里没有的知识。但很可惜，“文革”后期的时候，杨家突然迁走了，邻居们很是不舍。他们的离开，对于医院的损失，也可想而知。
古城的流俗，力量很大。逆路而行者，总还是苦多乐少。但过于自我，其实也有一点儿麻烦的。比如初中的时候，班里转来一位同学，我们称其为祺兄。他们家从部队转业来的，本来应回到北京老家，因为受历史问题影响，暂住在城里。祺兄的父母保留着老北京人的味道，喜欢京剧，常常在家与票友小聚。他们住在南城边古店铺改装的房子里，比较宽敞。和他父亲一起谈天的是“老头店”的一名员工。这“老头店”很有名，乃卖食品专用店，员工多是旧时过来的商人或职员，年龄偏大，也略通一点儿文墨。这人与祺兄的父亲关系甚好，两人大概都喜欢谭派，常常讲些梨园旧事。有时唱《空城计》和《打渔杀家》，声音高而脆，袅袅的余音，从窗口传到城墙的上空，一时不能散去。
宁哥没有搬走前，与我经常到祺兄家。谈天的时候，顺便听他的父亲与朋友的自弹自唱。这一家人很儒雅，谈话时带出某种文气，说他们有点儿古风也是对的。隐隐地能觉出经历了不少风雨，这些城里人并不知道。总觉得祺兄一家紧闭着大门，与外界有些隔膜。他们住在古城里，是有些寂寞的。熟悉他们的人也觉得，那时候的风气，对于这个外来户有点儿不适，但也不得不如此。说起那位祺兄，是很有几分才情的。他谈古论今，趣味较广。接触多了，知道他看了许多书。他的文章很好，善用古语，文白相间的句子，偶有妙思过来。一九七五年我到乡下插队，他因照顾老人留在城里。那时候有一个政策，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以不到乡下去。我们分别前，曾有一次小聚，祺兄说了许多心里的话。我平生第一次在他那里听到怀疑“文革”的言论，有一点儿惊异，他眼里忧郁的神色，让我久久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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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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