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2年第4期｜王剑冰：江河的远方（节选）
诗人出身的作家，诗性总会高于、深于修辞地在他们后来的写作中烙下深刻的痕迹。多年来王剑冰一直在行走，他于行走中采撷而来的散文多为短制，但无不散发着独一的诗……
主持人语
诗人出身的作家，诗性总会高于、深于修辞地在他们后来的写作中烙下深刻的痕迹。多年来王剑冰一直在行走，他于行走中采撷而来的散文多为短制，但无不散发着独一的诗性气息与不蹈袭前人的感悟。他更修炼出一种文字的炼金术——总是竭力在生活里提取与之产生通感的诗学品质，在看似平常的叙述里，他字斟句酌，惜墨如金，他用诗性激发出笔下人与物内在的灵光，深蕴着他对民间生活的赞美与对历史的敬意。
在《江河的远方》里，恰好我也认识文章中的这位主人翁，这些原自20世纪80年代高扬着爱国主义大纛的“长漂”勇士，恰是因为置身三江源，才开启了他们30多年保护“中华水塔”生态的眼界与行动，在如今水天一色的三江源头，更高扬着有杨勇和同道们薪尽火传的人间道义。王剑冰不仅仅将赞美融入笔触，而是在不露声色的描述里，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江河保护者的艰辛与眼泪。
《楠溪江畔》则书写了王致远建造永嘉书院的历史。王剑冰没有大段抄录古籍，而是不断用现实与历史相互穿插，让现实的山水凸显出王致远的音容笑貌，他的感叹也是那么自然而然：“山影在水中晃动，那些树木已然长在了山上，可能是太阳偏移的缘故。太阳正在赶路，它想带出又一个明天。历史就是这样，匆匆的时光中，有多少人隐在了太阳归去的夜晚，被大山和流水带走，又有多少人在新的朝霞出现时还在，不是在这山头，就是在这楠溪江中。”
恰如王剑冰所言：“无论什么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那就是看着好看，看着舒服，顺眼，入心。”如果以此反观他的散文，实事求是地说，他实现并抵达了自己的写作之美。
——蒋蓝（散文家）
一
第一次见到杨勇，是2017年6月6日，在玉树结古镇太阳湖酒店，他也是寻根源文化考察团成员。杨勇是大家早就口口相传的人物。这次在这里相会，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这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大将。
杨勇是环境地质高级工程师、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他还是中国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西藏自治区自然保护与生态建设基金会科学顾问。我曾经读过反映雅鲁藏布大峡谷科考成果的纪实文学，杨勇当时作为“雅漂”队队长率队漂流雅鲁藏布江并穿越大峡谷。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我面前的这个奇人，更像一个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山野之人”。他头发蓬乱，胡茬凌乱，满身风尘，原有的一头黑发也变成了白发。听别人说，杨勇还有“怪癖的奇人”“疯狂的海盗船长”“胡子拉碴的怪人”“中国民间最艰难的环保考察践行者”等称谓。
这些称谓都给人一股雄气勃发的感觉。听说他以前驾驶的是一辆黄色的越野车，现在换成了更加威猛的大型皮卡，一看就是那种遇山开路、遇河冲水、牛气哄哄的怪兽，跑起来瞬间就无限远去。这在没有红绿灯和速度限制的高原，绝对符合杨勇的脾性。近三十年来，杨勇以一颗赤子之心，走遍了雪域高原的大小山野、冰川绝地，一直深入到大江大河各条支流，顺流考察真正源头，足迹遍布黄河、长江、澜沧江、金沙江、怒江、雅鲁藏布江、雅砻江、大渡河……
二
在玉树参加完寻根源文化启动仪式，我们便赶往长江源头第一县治多。途中先去寻访通天河。长江在这一段叫通天河。天上不时下起了小雨，再往高处上，又飘起了雪花，道路变得十分泥泞。而羊肠似的小路还总是分出岔子。我们的车子在行进中又一次停下，那是一个路口，我以为又是辨别不清方向。一辆牛气冲天的皮卡车从后面杀了过来，直接到了最前面。
杨勇对这一带的环境十分熟悉，在他的引领下，车队在一片山原中走着“之”字形，在远处看，看不见那里隐藏着一条道。中间有车子在转弯处打滑，陷落，大家下去推车，最后冲出来，翻上了一个制高点。弃车而上，终于看到了通天河第一湾的磅礴景观。这里的一切都还处于原始状态，没有任何保护设施，如果在内地，早就是一个5A级景点了。杨勇说他几年前已到过这里，这一片原始风貌已经处在脆弱的边缘，不加保护，会逐渐消逝。他凝重的表情，透出他的忧患意识。
离开治多后我们再奔杂多县。在杂多，我们住在了县里安排的一处招待所里，招待所似乎很少接待这么多人，有些房间久未打开过，显得很潮。但是由于旅途疲累，大家很快入睡了。高原反应也是各自知道。第二天，县委书记才旦周和玉树州文联主席彭措达哇共同主持了寻根源文化——澜沧江源头和长江南源考证座谈会。杨勇显得并不疲累，或者说他对于这种高原的境遇已经习惯，不像我们几个，一个个显得没有睡好似的，疲惫与高原反应都挂在脸上。
在研讨会上，杨勇的发言并不声高言重，慢条斯理的述说中，带有知识分子的哲理思考，以及探险科学家的审慎姿态。他着重提出了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提出了对未知领域的关注，以及自己行走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思考。
杨勇说，三江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供给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维系着全国乃至亚洲水生态命脉，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源头的共同特点是地广人稀，经济滞后，生活着原住民族，在当今发展中处于落后的地位。人们对于源头的生态、文化、民俗缺乏了解，也缺乏保护，比如古人留下来的岩画，目前还没有着手研究，应该投入更多的力量研究发掘。
杨勇还说，江河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人类进步的策源地，而人们往往忽略了源头。源文化有其重要的影响力，毫不夸大地说是国际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把视野拓宽，眼光放长远，这一次文扎先生发起的寻根源文化考察活动很有前瞻性，意义重大，这是在世界文明当中的首创，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试点的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
同杨勇的交流中，知道他对杂曲十分熟悉。2015年10月，中新社曾经发文，称杨勇在澜沧江上游重要支流杂曲流域发现了300余平方公里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并称这一区域为“青藏高原最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杨勇说，那次从澜沧江源头考察回来，当时还是杂多县县长的才旦周，从手机里翻出几张昂赛的照片给杨勇看，他认为这是一处丹霞地质区域，希望杨勇去看看。杨勇便马不停蹄地赶到昂赛，沿着杂曲河谷向下，沿途海拔逐渐降低，而风光愈加秀丽，还出现了成片的古柏森林。此种柏树的树形极像一个个大蘑菇，有人称之为“小老树”。
当天不可能看完，他扎下营地，第二天终于看到了这里的丹霞奇观，在海拔3800米左右的澜沧江上游的昂赛乡，一场地质的沧海桑田巨变图在他的脑海里呈现。杨勇说，这是青藏高原发育最为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其与石灰岩冰缘地貌，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新构造运动、气候变化、冰川作用、流水侵蚀、古柏森林、人类活动古迹等信息，为地貌学、冰川学、河流学、构造地质学、植物学、历史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处极好的天然博物馆。走进大峡谷会看到格仲儿女，他们是大峡谷的子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祖祖辈辈生命延续，让人感觉出生命的坚忍与坚强，你看身着彩色服装的小朋友，在河谷中开心地唱着跳着。
杨勇说，进入峡谷，危险无处不在，道路十分狭窄，一忽沿着江边，一忽又盘上了悬崖，而就怕对面来车，两车避让是十分危险的。悬崖下面就是澜沧江，能够发现从山上翻滚下来的事故车。那段路看起来是有点吓人的。
开完了会，我们要去澜沧江源头，杨勇因有另外的考察项目，带领他的团队同我们“分道扬镳”。分手之前，杨勇对大家讲说了这一带的地质环境，对后面行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提醒，有些路径专门作了交代，因为那都是些无人区，而且都是他先前摸索过的。而后就各自上车出发。
杨勇驾驶着那辆狂野的大皮卡，消失在茫茫山野间。让我感觉，他终是要做一个独行者。
三
我们第二次相见是2017年8月4日，也就是两个月以后，在格萨尔王后珠姆故里治多县举办的源文化论坛上，杨勇讲解了三江源水系、山系、区域划分，生态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矿产资源、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处理，强调资源是全民的，应该合理开发，形成新的发展途径，让老百姓成为受益者，让原住民成为源头的管理者、参与者，以达成利国利民、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多方共赢。
杨勇说，我们对大自然，是需要认识和亲近，而不是征服。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岁的增加，杨勇这位探险家、科学家在大自然面前，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敬畏。
杨勇多次从格拉丹东雪山西坡的曾松曲源翻越分水岭进入长江源区水系，一是希望掌握更多的藏北内外流域区第一手资料，二是对格拉丹东雪峰冰川群开展全方位调查。
对于科学的严谨性，杨勇说了这样一件事。2009年，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刘少创带领科考队，以当曲与沱沱河的交汇处囊极巴陇为起算点，通过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测绘仪器，测得当曲最长的源头且曲长度为360.34千米，比沱沱河最长的支流尕恰迪如冰川末端的长度348.63千米长11.71千米。当曲的流量和流域面积均大于沱沱河，由此得出当曲源头应为长江源头的结论。2009年7月,三江源头科学考察成果通过了青海省政府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评审，并且根据确定源头的标准和方法，确定长江正源为当曲。就在专家评审委员会确定当曲为长江正源4个月后，《成都晚报》刊登了杨勇的采访，透露出他们的惊喜发现：长江比过去增加了10里，并且不同意将当曲确定为长江正源。
杨勇认为，格拉丹东是长江源区最大的现代冰川分布区和水源地，沱沱河作为长江正源更具有象征意义，从水文特性和自然要素来看，当曲作为正源有些牵强，它本身是沼泽地，没有冰川，水源以泉眼为主，水量很小并呈退化趋势。杨勇说，主要是从唐古拉山下来，有很大一股水流到了当曲，这样当曲的水量才大增，而在这个汇合处以上，当曲的水流量是很小的。从长江正源格拉丹冬来看，他认为水量最大、水文总量最大、地质景观奇特，河的顺向更具备正源特征。因此，长江源水量60%来自格拉丹冬冰川群和唐古拉山脉中段冰川，长江发源地水文特性是以冰川消融补给为主，因此认定沱沱河为正源是恰当的。
杨勇还认为，青海省之所以确定长江南源当曲是正源的观点，可能因为格拉丹东地区已经为西藏安多县实际管辖，如果是为了“三江源”的名至实归，而使沱沱河边缘化，将会对格拉丹冬雪山冰川的保护不利。对此，曾经考察长江三个源头的专家罗钟毓、杨联康等也支持杨勇的观点，直到今天，长江的正源是从格拉丹冬而出的沱沱河仍然没有改变。从这一点上说，杨勇并没有因为同三江源地区的感情深，而不尊重地质的科学性。区域划分是行政上的事，江源的问题是大问题。这也正是杨勇长期在江源地区行走的缘由。
四
杨勇的这种探险式科考，一直是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运行，这种炼狱般的坚持，是一种自我价值观的人格体现。他用徒步、攀登、漂流、驾车等方式的实地科考中，不知遇到多少次的车胎爆裂、车陷沼泽、路断激流的境遇，甚至还有断水断炊的情况下苦等接应却数日未果的情形。杨勇说，有一次真的是弹尽粮绝了，吃完最后一顿晚饭，杨勇向队友宣布了当前困境，希望明天各自想办法回家，杨勇没说两句，就泣不成声。杨勇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绝望。
谈话间，能够感觉出杨勇内心对江河的歉疚太多，尽管这些歉疚不应该由他这种单个的个体负责，但是他发出的是单个的个体声音。他的声音里，有对于一些地名的含混以及不确定的提醒，比如他在杂多的研讨会上就说：“杂多、治多、囊谦的山系命名如今是一个空白带，从地理上这三个县的山系无法命名，是孤立的，从科学系统看要命名归类，因为山系命名对地区传播影响很大，这一项工作要尽快衔接上，我大体考虑应该归为大横断山脉。”还有对于一些地方的开采以及经营的提醒，有对于一些水源地的卫生保持的提醒。比如要在杂曲建昂赛地质公园时，他连说了三个“慎重”。他希望要按照国家和世界地质公园的标准来规划，处理好地质公园建设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对于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确实需要杨勇的时刻提醒。
正是这种个体性的户外考察，使得杨勇更加具有灵活性、机动性和冒险性，他不需要集体决策，或者听从哪一级回应，只需要一个人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往往又是在地理条件异常恶劣的情况下，承受了多方面的、非人类可以忍受的极限挑战，杨勇的穿越探险价值体现得越充分，科考的成果也就愈加与众不同。从他的讲话中，你能够知道，他走的路是同他人不一样的，他走的是多数人没有走过的空白区，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和探险性。在人员极少，没有道路和任何标志，没有通信保障的条件下，是很危险的行为。
但是杨勇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行了，通过科学考察，从而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发表了大量科考论文及科普探险游记。也许他的宿命就是长久地与自然接触，与江河为伍，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杨勇团队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冰川、沼泽、湖泊及相关地表环境温度进行了定性粗测。一方面不少湖泊面积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原本多是绿色或稀疏绿色的高原在短短20多年后就变成茫茫荒漠或是灰色戈壁。杨勇对此十分在意，青藏高原走向暖湿化的趋势无法更改，如何应对挑战，甚至把握机遇，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磨合、共处的必经之路。人类必须大力实行节能减排，彻底改变高能耗、高消费、高排放的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给我们的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
杨勇认为，5000～6000米高处的温度升高主要还是人类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飘逸在青藏高原的大气层中吸收热量所致。国外科研成果表明，沼气、二氧化碳、氧化亚氮、二氧化硫、颗粒微尘等多种有害物质的混合物，其吸光和吸热能力是干洁空气的7～22倍。
杨勇说，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机制和影响是错综复杂的，人类要应对的是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退缩——雪线升高——极端气候频发——各种自然灾害加剧——青藏高原气候调节功能减弱——荒漠化、沙漠化扩展。同时活跃的地质活动相伴而来的地震、地质灾害共生，气候变暖时期将生成一系列灾害链。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蒲健辰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冰川持续退缩会带来严重后果，河流径流会增加，随着退缩加剧，最终导致河流径流减少甚至断流，造成土地沙化。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杨勇作为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向世界展示了青藏高原江河冰川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快速退化的事实，呼吁世界关注青藏高原；“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杨勇第一时间向政府提出重新审视西南水电开发，关注地质和生态风险，正视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隐患……
五
从这一个个提醒中，我们感到，实际上很多的事情还需要花大力气去关注，去整治，去认定。从我这次走过三江源区，我也由此感觉，在一片荒原中，你很难找到一条正经的道路，那些道路年久失修，并且每时每刻都会遭到山水的破坏，而这种破坏对于怀有“任务”的旅行者来说，实在是无法想象的艰难。那么，长期在这一区域考察的杨勇，必然会时时遇到这种艰难，他没有退缩过，他还不像我们人多，遇到困难大家还能抱团取暖，鼓励向前。他是要承受更多。但是你能感到他是乐观的、达观的。正是一个乐观达观之人，才不会将这一切放在眼里。
我看到一张小黄车奔驰在雪野中的照片，前方就是莽莽雪峰，车子就是一直往那里开去，就像一头不知回头的野马，直向着雪峰撞去，哪怕撞得一头冰雪。杨勇说，找水过程中对人的挑战和对车的挑战都是超乎想象的，只有在探险的路上，才会把人和车都发挥到极致。平时生活中自己的境界能到达什么地方，是看不到的，你也不知道车在极限状况会给你带来如此惊人和无尽的力量。没有车，考察就无法进行下去。
杨勇讲起一次探险科考中，4个队员去找水，为了拍到冰川退缩的照片，有个队员离开大部队，向远处的冰川走去，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杨勇意识到他可能迷路了。茫茫雪野，是无法辨别方位的。杨勇想都没想，立刻叫随行考察的儿子杨帆和另外一个年轻人前去寻找援救。杨勇说，这种时候我只能派他去。好在都安然归来。
在这个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又有多少像杨勇这样的人热衷并常年奔波于此呢？他这种个体的人文价值，以及由这种价值所生发出的民族价值，当不会被冰雪世界所埋没。
但我还是想提醒杨勇，前路茫茫，兄多保重。有大担当之人，有大责任之人，心胸必然是宏大的、广阔的，他的眼睛里永远都是雪山一般的高拔，江河一般的纯净。我们等待他更多更好的消息。
……
（全文刊载于《广州文艺》2022年第4期）
王剑冰，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钟山》《花城》等报刊发表数百万字作品，出版《绝版的周庄》等著作42部。散文《绝版的周庄》入选上海高中语文课本，刻于江苏周庄；《吉安读水》刻于江西吉安白鹭洲；《天河》刻于湖北郧西天河广场；《洞头望海楼》刻于浙江洞头景区；《陕州地坑院》刻于河南陕州景区；《朝歌老街》刻于河南淇县街头；《观音山》刻于广东观音山景区；《时光里的黄姚》刻于广西黄姚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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