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2年第6期 | 韩石山：我的两个小学老师（节选）
韩石山，曾用名韩安远、韩富贵。1947年生，山西临猗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山西文学》主编。2007年退休。有《徐……
韩石山，曾用名韩安远、韩富贵。1947年生，山西临猗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山西文学》主编。2007年退休。有《徐志摩传》 《李健吾传》《张颔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等著作多种。
从出生上说，我的家乡是山西省临晋县，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县了。上世纪50年代初，跟东边的猗氏县合了，叫成临猗县。不说县，只说镇，临晋县政府的驻地临晋镇还在。我家就在镇东边，跟镇的东关口隔一条马路的韩家场。按说这样一个地方出生的人，上学也只会是在镇上。多数情况下，我也是这样说的，简洁些也方便些。可到了写文章，强调跟家乡有感情，就不能光图方便了。
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小学，不全是在家乡上的。
这就要说到我的父亲了。
父亲叫韩永，早年加入解放军。建国后，部队的驻地，在山东的威海。转业时，给的政策是，只能在山东境内安置，地方可以自选。思家心切，他就选了一个离山西最近的地方，以扒鸡著名的德州。那时候带家属很方便，转个户口就行了，于是将母亲和我的户口转去，留下我哥哥在老家陪伴爷爷奶奶。去德州是1955年秋天，我已上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到了德州，上了父亲单位近旁的石芦街初级小学。这儿毕业，又考上建设街的完全小学上五年级。偏偏这年冬天，山东有个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叫什么说不准，实质是动员干部家属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父亲当时三十出头，又是刚参加地方工作，积极响应，主动报名，报名的第三天就将母亲、我，还有在德州出生的三弟，送上了返乡的火车。后来才知道，那些跟他一起报名的，只是将家属送回乡下，并未注销户口，风头一过又回来了。在这件事上，亲友中有人埋怨过父亲，说不该这么孟浪。我从未埋怨过父亲，早先是不知情，后来知情了，也懂事了，知道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在单位是怎样的处境。我家是富农成分，别看他是军人，我爷爷也未戴帽子，他还是有压力的。
回到老家继续上学，上的是三年前上过的临晋镇完全小学。离开时，是三年级第一学期，归来是五年级第二学期。过了一年多，考上临晋中学。三年后，考上运城的康杰中学，再三年，高中毕业，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
这篇文章里，我不想说那么多，只想说说我在临晋镇上小学的情形，主要的，想说说我的两个小学老师。一个是二年级教过我的景琴老师，一个是六年级教过我的王如心老师。
临晋镇完全小学校，简称镇完。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我想说得详细些。
镇完所在的位置，镇上人叫“官池畔”。从我们村去上学，出了村口，过一条宽不过十几步的土路，进入东关，两边都是铺板门面。再走，穿过东城门往前走上一截，朝北拐进一条叫祠巷的巷子，走到头就是官池。我们叫“池泊”。池泊大致呈四方形，四周全是砖垒的，南边是一条路，西边是进水渠，渠上有个砖砌的拱桥。进水渠挺长，连上池泊的南岸就更长了。走完长长的“官池畔”，就是我们的学校了。
最先看到的不是校门，而是一个古朴的牌坊。牌坊是木头的，木的支柱，木的斗拱，只有坐基，是圆圆的石鼓。整个牌坊，跨在路上，一边一个砖砌的台子。斜撑的木柱上，有铁箍子箍着。旧时走铁轮车，两个砖台子间的距离，比车轴稍宽些。我们上学的时候，已兴起胶皮轱辘车，要从牌坊下通过，就很勉强了。聪明的车主，为免去刮蹭，便在牌坊的北边绕出一条新的车道。不过车了，孤零零地立在那边，显得更古朴了。
牌坊的北面就是学校。
不是在路边，离路边还有一片砖铺的场子。校门是砖砌的拱形建筑，两边的砖柱里，嵌着石雕的对联。两边的墙，跟拱门不在一个平面上，呈八字撇开。拱门的上方该是个半圆吧，中间嵌着横置的石匾，刻的是“临晋县完全小学”。也就是说，当然是我长大后的理解了，这个学校是光绪年间清廷下诏书兴办学堂后，临晋县建起来的第一所新式完全小学。听爷爷说，他早年曾在这儿上学。有次犯了什么错，老师批评他，说你家老人还是最早的校董呢。
后来所以叫镇完，想来是县上别的镇，也有了完小，这儿只能叫临晋镇完了。
进了校门，里面之大，说了会有人不信。这么说吧，官池畔这条路，往西走是文庙，再往前走就是县衙。这是按旧时说的，我上学的时候文庙叫文化馆，县衙起初叫县政府，撤县以后一度空着。再再往前走，就是县城的西门，出了西门的村子叫西关。也就是说，这条土路是现成的东西中轴线。学校的南门在中轴线上，北墙呢？没有北墙，北墙就是县城的北城墙，好家伙，一个小学校，南北占了半个城的长，是够大的了。
所以有这样的格局，说开了一点也不奇怪。主要是临晋这个旧县城，实在是太小了，说是可怜，都不为过。一般的旧县城，多是明清时的规制。我看过光绪年间的《临晋县志》，周长仅四华里，南北长，东西短，平均一边500米，南边的和北边的城墙还不足500米。太窄了，一致无法将东城门与西城门直直对着；要对上就会像笑话上说的，东城门帽子吹落在地，紧赶慢赶捡起已到了西城门。为掩盖这个缺陷，修城墙时就取了个巧，将东门往南移，西门往北移，这样进了东门或西门，才会有纵深感。
县衙的北墙，也是借用了县城的北城墙，传统的说法是靠在北城墙上。学校和县衙南北对齐。这样你就知道，镇完是不小，也没到让人惊叹的程度。
说了规模再说里面的布局。进了校门，一条长长的通道，砖铺的，过一个月亮门，才是学校的主体。前面是四个单独的教室，排在中轴线的西侧，再往西是学生宿舍，也有好几排；那时高小学生多半住校。住校的多是乡下来的，我们是城里的，管得严了，就住校，不严就回家吃，回家住，叫“通学生”，有“通勤”的意思。
中轴线的顶头是一个大教室，原来想建成礼堂的。教室不够用，中间用木板隔开，分成一东一西两个教室。大教室后面是操场，操场的西侧是大灶。中轴线的东侧，跟四个教室对称，是一个大院子，有两间教室，两排学生宿舍。还有一排朝东的房子，分成单间，是教师的办公室兼宿舍。
小学教过我的，记忆最深的是景琴老师。
景老师还健在，年前什么时候还跟我通过电话，问她身体怎么样，一口脆亮的晋南普通话，说好着哩。过去通电话，我总要问她过了年多少岁了。实际我记不清她多少岁，这样问亲切些，好像我记得她当下多少岁，而算不出过了年多少岁似的。这次通话，我连这样的客套都没有，各自说了几句，末后我说：“景老师，多多保重，祝你高寿百岁！”挂了电话我就笑了，想起看闲书记住的一个笑话。有位年高德劭的长者，每逢别人祝他长命百岁，总笑盈盈地调侃一句：“我又不吃你家的饭，你怎么限定我活一百岁呢？”景老师的年纪当在九十六七上，祝她高寿百岁，听着是句好话，对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实则极不恰当，景老师若像那位诙谐的长者，完全可以训我一句：“这娃，你是说我只有三四年的寿限么！”
最后一次见景老师，差不多是在二十年前，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可在我的观感上，景老师什么时候都那么漂亮，那么精神。先是白，再是眼睛大，最最重要的是神态好，什么时候见了都那么和蔼可亲。我上小学，是1953年，当时临晋还是县城，机关多，干部多，孩子也就多。小学一年级收了两个班，我们这个班是男老师。第二年，县政府搬走了，孩子一下子少了，两个班并成一个班，带班的就成了景老师。景老师出名后，我见过一篇文章，说她从教几十年，代的都是一年级，我自然不会去更正，但心里知道，景老师是代过我们这个二年级班的。
或许是这边的教室要翻盖吧，二年级时，我们的教室是在牌楼南侧的一个院子里。那个院子很是宽敞，不像人家的宅院，像是一盖下就是做机关用的。听说原先是临晋县的党校，县委县政府撤走了，这个院子也就空了下来，学校是公家的，要用自然给用。原先是党校，也就有教室，我们搬过来，就成了我们上课的地方。院子的大门朝东，在祠巷的北头。我们进去，走的是与镇完大门直直对着的一个偏门。一进去就是教室。教室的南头，隔出一个单间，是景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她的卧室。
她不是一个人，还带着她的儿子，白白胖胖的一个小男孩，也就一两岁吧。说是叫奶娃。我听了觉得有意思，正在吃奶的就叫奶娃，会走路了，是不是叫走娃呢？后来才知道，人家叫迺峰。我们那儿给孩子叫小名，多是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再加个娃字就行了。
景老师上课的时候，像是有人照看孩子，下了课就去喂奶。我们这些小孩子，或许是为了讨景老师喜欢吧，景老师掩起衣服喂奶的时候，也不懂得回避，就那么直愣愣地站在对面，看着景老师亮出一片白白的肚皮。偶尔还会伸手摸一摸奶娃乌黑的头发，冲景老师笑笑。别人有没有，我记得我是有过一次的。每当此时，景老师总是慈爱地冲我们笑笑，好像我们不是她的学生，只是她的一个大点的孩子。
推算下来，那时景老师也就二十四五岁。细皮嫩肉，白白净净，衣着又时兴，显得格外年轻，也格外漂亮。我们都是附近村子里的孩子，不是上学，很少见上这么洋气的女人。说是逗逗奶娃，更多的成分，是想到景老师跟前蹭蹭，切近地观赏景老师的年轻漂亮。这是现在的分析，未必是当年的理智的行为。可这非理智的行为，不也更见出少年的真实的心态？
关于景老师的洋气——该说是时髦，我们小时候不会说时髦，只会说洋气——镇上还流传过一则轶事。说是有次，她从街上走过，街边纳鞋底的女人，有人竟冲着她的后背说：“烧包！”这话细究起来，跟我们说的“洋气”也差不多少，只是带了些贬义。给了别人，听见装作没听见，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可景老师不干了，扭身走前一步，用她那清脆的普通话说道：“你这叫什么话，我挣国家的钱，教娃娃们念书，穿得好点有什么不对！”
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升入三年级，换成个男老师，没上几天课，我就随母亲去了德州。现在能记得的是，升了级，我们就离开党校的院子，搬到校本部的一个教室上课了。
虽说只有一年，景老师一直记着我这个学生。不是说我学习多么好，人有多乖巧记住的。是她记着韩家场这一家人。我的姑姑她教过，哥哥她教过，我她教过，下面两个大点的弟弟她都教过。后来她出了名，调到运城的一个有名的小学去了，要是不调走，我的几个侄儿侄女，她也会教过。
景老师对韩家的孩子好，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年后一次电话通话中，她跟我说的。说解放初，1948年吧（我们那儿1947年就解放了），她刚和她丈夫结婚不久，她丈夫姓张，也是小学教员，都在临晋周围的村子教书。她在景家卓，张老师在胡家院。我爷爷韩儒倡也在胡家院教书，是主任教员，相当于小学校长。当时规定教员要住校，每到傍晚，我爷爷总对张老师说，你去景家卓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记得说到这儿，景老师换了声调，用我们那儿的土话说：“你爷爷那个人，可好啦！”她说这话，多少也是对我那死于非命的爷爷的一种追思。
当然，也不必否认，我出了点小名后，她在人前说起我，脸上也光彩。
说过景琴老师，再说王如心老师。
1958年从德州回来，已是春末。再次进入镇完，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上初小时，同学都是镇上人，上了高小（五年级），好些是周边村子的人。我舅家在南连村，离镇上五里地，他们村的卫大鹏就跟我是一个班的。
五年级没上几天，就升了六年级。
六年级两个班，王如心老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王老师当时也就三十几岁，人很俊气，中等身材，白脸，眉目清秀。最让人敬重的是，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现在想来该是髭吧。不像鲁迅先生的那么黑，但是俏，薄薄的一抹，离上唇浓些，往上就浅了，似显不显的融入肉色。
王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得一手好字。我说的好字，是指粉笔写的板书。第一堂课，行礼如仪之后，转身在黑板上竖行写了三个字：“王如心”。随后淡淡一笑，说：“这是我的名字，以后你们就叫我王老师好了。”不知其他同学看了王老师的字，感觉如何，我是暗暗称奇，三个字都可说是连笔。王字不说了，那个如字，轻轻一点，接下来是一个小叉，那个口字则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小点，心字更绝，干脆是平平的三个小点，只是末后一个小点，往回一撇而已。我知道这叫连笔字（当时而还不知道该叫草书）， 但写得这么优美，确实没有见过。现在我写如字，还是王老师当年在黑板上的写法。
王老师的宿舍，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推想家离临晋不会近。哪儿的，我还是前几年才知道，是三管村的。告诉我的，是运城的青年书法家王头先生。那几年，退休了，还在太原住着，王头来家里看我，说他们村有我的一个老师。一问，说是王如心老师，且说王老师还记得我这个学生，跟他提起过。他家跟王老师家离得不远，回去常见面的。说着问我要不要跟王老师通个话，我当然说要。电话拨通后，说明情由，王头将手机递给我，那头就传来王老师的话语：“是韩安远吧？！”这是我上学时的名字。我也很激动，连声问王老师好，身体可健康。交谈中，王老师说：“那时候你的作文就写得好，有一篇《我的家乡》，我还让贴了堂。”
那次通话后，我给王老师寄了两本书一幅字。他说寄到村里怕收不到，让寄到他儿子学校，记得是牛杜中学。
王老师说了贴堂，说了《我的家乡》这个题名，我也想起来了。当年为了这篇作文，王老师把我美美地夸了一顿。这篇作文的精彩处，是对家乡四个方位，各给了一句话，连起来像首诗似的。现在据记忆抄录如下：
东边汽车路四通八达，
南边中条山风景如画，
西边临晋镇生意繁华，
北边峨嵋岭半空悬挂。
现在我要说，这首诗——姑且称之为诗吧——不是我的，或者说不全是我的。没什么可丢人的，就说不是我的吧。是我哥哥的，他叫韩志远，比我大两岁。就是我去了德州，留他在老家陪伴爷爷奶奶的那位。我上五年级时，他已上初一了。记得是一次雨后，兄弟俩在门前的圪台上说闲话，他说他写了一首赞美家乡的诗，大体就是上面这么四句，我当时听了，很是佩服。最为佩服的，是说“峨嵋岭半空悬挂”。峨嵋岭，在临晋北边，本地人叫“坡上”，平平的一道梁，一点山气都没有，哥哥用了“半空悬挂”，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心里喜欢，也就记得清楚，待到了六年级作文时，顺手就“偷”了过来。
说到王老师，还得说我的一件丢脸的事。
就在六年级的下学期，离毕业没有多远，我犯了个大事被查出，叫全校大会点名批评。不光是点名，人还站在台子上，形同示众。
案情很简单。1959年的春季，灾象已然显露。对我们这些高小学生来说，最明显的是伙食质量差了许多。临晋是产麦区，刚上灶，还天天是白馍。后来变成一顿白馍，一顿绿豆面馍，再后来干脆全是绿豆面馍，只有过节才是白面馍，偶尔不是过节也会有一顿白面馍。还有汤，先前是白面汤，后来成了豌豆汤、扁豆汤，真正的豌豆扁豆又不多，舀在碗里跟泔水一样，又难看又难喝。
有一天后晌饭（一天两顿）是白馍，都很兴奋，吃完还不走，拥在大灶门口，看会不会一人再发半个。过去有过这种情况。等了好半会儿，没“相”了，渐次走开。大灶的门朝西，南边是水房，实际是开一个窗口，里面是一个大锅。上两个台阶，探身进去，可用马瓢从锅里舀开水。刚过了水房，有个同学跟我说，剩下的馍馍，满满一筛子，在案板上搁着，从后面的窗户伸进胳膊差不多就能够着。太诱人了，我俩一起过去。正有个同学，脚（鞋）尖蹭在墙上的砖棱上，一手攀住窗上的木条，一只胳膊使劲往里够，够不着，跳下来。见我手里拿的是筷子，说：“你有筷子，能够着。”他让开，我过去，也跟他刚才一样，脚（鞋）尖蹭住砖棱，一手攀住木条，使劲儿侧过身子，让胳膊多往里头伸些。嘿，扎住了！扎上一个递往身后，谁接住根本看不见。一连扎了七八个吧，身后没人要了，这才给自己扎了一个，跳了下来。
说实在的，当时根本没往偷上想，还觉得自己怪英雄的。睡下后，事发了，有人叫我去王老师房间，路上还在想，该不是又让我“贴堂”吧。去了一看，好几个同学已垂手站在脚地，老师也不呵斥，只说：“是你扎的馍吧！”没有狡辩，只有乖乖承认。一人一份检查，当晚写了交去。不就是多吃了个馍嘛，能有多大的事儿？
想得美！第二天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王老师只是办案子，处罚由校长执行。第二天到了吃前晌饭时间，我们都到了饭场，就是大灶前的一块空地。
这个饭场，也要说一下。一个班一行，前面是个小水缸，里面是扁豆汤。起初是一人一瓢挨住来，剩下了随便舀。往南，每隔几步，地上搁一个比尿盆小些的瓷盆，里面是熬的南瓜菜，这是从灶上打来的。待会儿领上绿豆面馍，各小组围成一圈吃饭。
这天，还没领下馍，传来全校集合的喊声。汤还未盛，我们便将各自的饭碗在菜盆一圈摆下，列队到了校部前面。校部是个大房子，在一个半人高的砖台子上。待队伍站好，校长出来了，一脸的肃穆。校长记得姓宋，叫明轩。那年头，镇完的校长，是很了不起的。
宋校长是个瘸子，不很厉害，走路总提着根细细的铁手杖，站住要跟人说话了，手杖往屁股后面一撑，两只手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回也一样，走到前台，将手杖撑好，厉声说学校发生了一件偷馍馍的案子，多么严重，多么可耻。接下来宣布偷馍馍的学生名单，一共七八个，头一个就是韩安远。以为只是说说，料不到的是，念完之后，大喝一声：“全都上来！”于是我们几个，一个个灰溜溜地上了砖台子，面向台前的队伍，脑袋低得下下地站好。宋校长又说了几句，这才解散吃饭。
我羞得没脸去饭场， 放在菜盆圈上的饭碗，是一个同学替我拿回来的。
纵然出了这样的事，王老师对我也没有怎么个不好，该怎样还是怎样。对其他同学，也都一样。
暑假过后，顺利上了临晋中学。
2022年2月22日于潺湲室
……
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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