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财富
我的父亲最初是一名乡村教师。1966年他从海安墩头中学初中毕业，没钱读高中，只好回到邓庄，在柴垛小学当代课教师。后来转成民办教师，薪酬是6块钱一个月。1977年恢复高考，他已经28岁了，也想考大学，可是没念过高中，他就想办法请读过高中的同学教他功课，竟然就考上了。他在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中文系读了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被分配到海安曲塘中学教书。曲塘中学是一所完中，他大概觉得知识不够用，又报了扬州师范学院的函授本科班，由此完成了从初中生到本科生的转变。
由于自己坎坷的求学经历，父亲分外重视对我的教育。父亲给我订阅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叫《看图说话》，每一期新书来了，他都会骑上好几里地，到南莫镇上的邮政所去拿。还有《儿童时代》，到现在我都记得里面的连载作品“我带小杰游上海”，作者叫任溶溶，这位1923年出生的老先生现在还健在。到曲中后，父亲教的班级里订了好几本杂志，左上角用锥子钻个洞，用纳鞋底的白线或红塑料绳穿上，挂在教室后墙上。我常偷偷溜进去，趴在最后一排的条凳上翻看。我看得最多的是《小说选刊》，阿城的《棋王》，冯骥才的《感谢生活》，还有张贤亮的《绿化树》，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幼学如漆，那些鲜活的角色、炽烈的情感、风起云涌的时代、跌宕起伏的人生，极大地影响了我。
父亲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曲塘中学的宿舍门前有一大块荒地，长满蒿草，他空闲时开荒种地，四季青菜长势喜人，放学回来我常帮着捉虫子。母亲还在厨房墙角圈养了几只鸡和鸭，每逢雨后，我就捡拾路上几近溺毙的蚯蚓喂鸭子。父母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县城，直到海安中学校园里的土地实在过于稀缺，才算作罢。质朴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离开土地的人们都像他一般恋旧，更多的人正竭力掩饰身上泥土的气息，忙于和苦难的过往割裂。
那时我已在镇上读完小学，父亲也调进海安中学，我们全家迁到了县城。和后来的若干次变动一样，看似羸弱内敛的父亲总能在命运的转角，精准地设计自己的未来。他更加勤奋地工作，我在半夜醒来，时常看到他枯坐在写字台前，跟前一堆摊开的讲义，或静默，或沉吟，或奋笔疾书，或抓耳挠腮，头顶上烟雾缭绕，窗帘布不止一次被烟灰引燃而他浑然不知。为了督促学生晨读，他一大早就骑车走街串巷，一家家敲学生家的门窗。在强手如林的县中，他很快站稳了脚跟，成为带高三毕业班的不二人选。在人生地不熟的小县城，他还很快结识了一帮朋友，三天两头地聚会，喝酒，聊天，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好不容易从苦水里蹚出来的人们那扬眉吐气的声音。
唯一让我父亲感到力不从心的，大概就是我的学习。那时我迷恋上了练习武功和踢足球，根本无心向学。我还喜欢上了画画，抱着一储蓄罐的零钱，到人民中路的新华书店换了一本齐白石画册，甚至一度受黄俊培老师的鼓励，夹着一个讲义夹子，一个人躲在海中校办工厂小河边的树林里写生，幻想走特长生的路。教工子女多优秀，我却是例外，自尊心极强的父亲很是难堪，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他曾用红色圆珠笔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衬着从作文簿子上撕下的纸，正反面都写满，足有四五页，压在我的书桌上。时隔多年，我已经想不起这封信的内容，我只记得看到信的那一刻，自己如被子弹击中。
后来，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接着读了研究生，拿到了律师执照。我像一只候鸟，有了自己新的栖息地，除了每年寒暑迁徙的短暂碰面，和父亲渐行渐远。大四冬天的一个深夜，我早已入睡，突然有人敲宿舍门，打开门，竟然是父亲，裹挟进一身北方隆冬的寒意。为了能把沪上公务员考试的报名表及时送到我手中，他一大早从海安坐车到上海，连夜坐飞机到北京，再从机场拼车，赶到昌平已是下半夜，路上还为路费和黑车司机起了争执。研二的夏天，他和母亲一起到学院看我，从裤腰上抽下牛皮带，神秘地对我一笑，原来皮带内侧还缝着小口袋。他缓缓打开拉链，从里往外取出我的学费，都是一小叠一小叠的纸币，有100元的，有50元的，叠得整整齐齐。“再也不怕坏人抢了。”他得意地说。
辗转多地后，我到省城南京工作。我住在法院分给我的宿舍里，父母来看望过一次，带着大包小包，装着锅碗瓢盆。母亲在厨房里烧菜，我带着父亲在大院里散步。这个院子实在太有名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曾在这里风云际会。我一一给他介绍院子里那些建筑的前世今生。在毛主席的大理石雕像前，父亲仰着脸，表情凝重了起来，虔诚地站立了许久。
2007年我回到地方上工作，父亲也退休了，却不安分起来。他说：“我这样的资深中学高级教师，南通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在家给你带孩子是浪费啊。”他拿着简历去漕宝路的光大会展中心，和一堆应届大学生挤在一起应聘，到处面试，乐此不疲。他先后在真如中学和培佳双语学校当老师，其中在真如中学的时间最久，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风雨无阻，还在那里结识了好几位好朋友，袁老师、戴老师、李老师、王老师……其间，他还到泰州的春兰学院，和李俊杰老师一起带高考补习班，每天像年轻教师一样，守在班级里，一直忙到熄灯。
父亲给我讲过一件很小的往事。他在墩头读初中的时候，爷爷给他送菜油，一不小心，油瓶打碎了，爷爷急得蹲在地上，想用双手舀起来。那时父亲刚好在和同学疯玩，听到有人喊他：XXX你还玩！你父亲油瓶子都打翻了，正趴在地上舀呢！父亲说，从那以后，他好像一下子就懂事了。不知怎的，我时常想起这个故事。
父亲走的那一天清晨，我从病房里爬起身来，轻手轻脚折叠好躺椅，扭头一看，父亲正安静地看着我。前一晚，我已经帮他办理好出院手续，联系了救护车，我乐观地认为，他能坚持到我下班到家。我走过去轻轻握住父亲的手：爸爸，我上班去了啊。他用眼睛看着我，不说话。事实上他早已说不了话。走到床尾，我又回过头去，冲他摆了摆手：你要等我回来啊。父亲躺在那里，平静地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在父亲去世近十年后的今天，由于疫情居家，我得以有时间仔细盘点他留给我的遗产。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很富有。我一直有个信条，“不要让别人后悔遇见你”，这就是骨子里流淌着不屈和勤奋的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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