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2年第3期｜张新颖：得书记
张新颖，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
张新颖，一九六七年生于山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九讲》《沈从文的前半生》等；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斜行线》等；随笔集《迷恋记》《有情》《风吹小集》《读书这么好的事》等；诗集《在词语中间》。曾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得书记
□ 张新颖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失书记》，一位朋友说，何不再写一篇《得书记》？
这如何写法？我不是藏书家，没有什么珍稀的宝贝；普通的书又不算太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交代。就挑几本，说说来历和相关的人事吧。
其实也不是挑，不需要在书架前逡巡，它们就在记忆里，牵连着不同时期的经验涌出，漫过书的形式和内容本身。
一九八五年上大学，中文系男生宿舍在复旦东区的十五号楼，我住三楼，对着楼梯口。八三级住二楼，有我的一个中学校友，也住对着楼梯口这间。我赶紧来见他。他读高中时就在《青春》上发表了小说，这可不是件小事，马上传遍整个学校。两个人坐在桌子和床之间的窄道里说话，说得磕磕绊绊，倒不觉得尴尬——原来他是和我一样不善言谈的人。沉默的间隙，他伸手从床上靠墙放着的一排书里抽出一本，送给我。
《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印成“塞格林”，我用钢笔给“格”和“林”划了个对调符号。要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九六三年作家出版社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过这本书，就是施咸荣翻译的。我们大学时代读的塞林格，除了这本，还有《九故事》，班里那几个写小说的兄弟，差不多把《九故事》当成了短篇写作的秘笈，说起来，那可真是“抓香蕉鱼的日子”。
《麦田里的守望者》到现在出了很多版本，我自己就有不少，但一直保存着师兄送的那本。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很少，都不是爱交际的人。回想起来，有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某天傍晚远远地看见他，一个人踢足球，对着一面墙，踢过去，弹回来，再踢过去；再就是，有回不知道怎么聊起写作，他说，如果写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就要写成《伊甸园之门》这样的东西。
我在中央食堂前的书报亭买了Morris Dickstein这本书，有些激动地读过一遍，上面画满了直线和波浪线。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我代陈思和老师当代文学史的课，一个学生录了音，整理成文，题目是《重返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开篇讲的却是《伊甸园之门》这本书，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它在校园里的风行。
师兄毕业后回山东，在省广电中心工作。我大三下学期实习，他那时候下淄博记者站锻炼，我联系了他，就到淄博去跟他同吃同住，跟着出去采访，过了很快乐的三个月。
大概是读研究生期间吧，我在老孙头的宿舍看他买的英文旧书，看的时间有点长，猛然听到他说：“这本送你了。”
我略有吃惊，却也没客气，带回了自己的宿舍——兰登书屋出版的《弗罗斯特诗选》（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First Modern Library Edition，1946）。
老孙头和我同班，从本科到研究生，所有人第一次见他，先注意的一定是他的高，而且瘦。这么一个挺拔的内蒙小伙，不知道怎么被喊成老孙头。读研期间我在台湾文学上花过一些工夫，那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找台版书，图书馆要么没有，要么有，你也得开了证明才能看。幸亏有老孙头，我沾他的光，读到不少。他的导师专研台湾文学，他从导师那里借来，看完了我看，还回去再借。王文兴的短篇集《玩具手枪》和《龙天楼》、长篇《家变》和《背海的人》，欧阳子的短篇集《秋叶》，等等，就是这样有借有还，匆忙认真地读来的。我有一阵子写过几篇台湾作家作品论，所以动笔，其中的一个心理原因或许是，看了要赶快记下来，否则就忘了，没法重新读；假设这些书是我自己的，未必能产生这样的紧迫感。
老孙头读完研究生到上海大学教书，我和同学小乔骑自行车去看他，他的宿舍前有个院子，院子里竟然有口水井。大夏天，我们汗淋淋地找到他，他从水井里提上来一个大西瓜。现在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具体位置了，当年隔不远就是农村，如今自然是被城市覆盖了。
很多年过去了，那本《弗罗斯特诗选》依然是我常常翻阅的书，随手翻开，读三五页，放回去；下一次，也许一两页。好像从来没有一次从头读到尾。几年前在我的“中国新诗”课堂上，讲到卞之琳的《鱼化石》，第一句“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忽然想起弗罗斯特的Devotion，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这首短诗：
The heart can think of no devotion
Greater than being shore to the ocean-
Holding the curve of one position,
Counting an endless repetition.
写完了，才松一口气：万一写到一半忘记了怎么办？定了下神，对学生说，参照一下，这也是一种“怀抱的形状”——海岸朝向大海的“怀抱的形状”。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进《文汇报》当记者，万般不舍学校生活，一有空就往导师家里跑，坐在贾植芳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听先生聊天，仿佛还停留在学生时代。
有一天先生送我德国传记名家爱米尔·路德维希的《人之子》英文本（The Son of Man，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45），说他年轻时候读过这本耶稣传，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孙洵侯一九三七年出过一个译本，希望我能重新译出来。
先生一向重视翻译，四十年代末译恩格斯《住宅问题》，五十年代初译《契诃夫手记》；他也一向喜欢推荐书给身边的年轻人翻译，我随手就能举出几个例子，如任一鸣译《勃留索夫日记抄》，谈蓓芳译《晨曦的儿子——尼采传》，陈广宏译《一个中国人的文艺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晨曦的儿子》先生自己早年翻译过，译稿却在动荡的生活中丢失，谈蓓芳的译本出版后，我见过先生的兴奋。
《人之子》也就十四五万字，我用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整个过程都是在一个近二十人共用的办公室里进行，在写完新闻稿之后人来人往的喧闹中，或是晚上空荡荡的安静里。那时候的电脑，DOS系统，文字处理用WPS，输入法正处于初期的竞争状态，我学的是报社推行的一种，现在都记不起来叫什么名字。译稿完成，打印在分页折叠、两边有洞眼的打印纸上，叠起来很厚实，拉开来很长，像一条窄窄的道路。
书在一九九八年初出版，那时候我已经回学校读博士快两年了。
外滩那座《文汇报》社大楼，后来消失了；那个几乎占半层楼面的办公室，我工作了四年的地方，想起来很是怀念，那里的同事一位位都那么善良，宽容地看着新进来的小青年拿着一本英文书对着电脑打字。先生离世已经十多年，他给我那本书，是将近三十年前的情景了。
二〇〇二年春天，我去韩国釜山大学做交换教授，住学校的国际公寓。房间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东西，桌子上却端端正正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夹着一张英文手写纸条：“如果你喜欢，请收下。祝生活愉快！住在这里很不错。我是你来之前的房客。”
——挺让人温暖的，是吧？
书是Three Novels of Ernest Hemingway（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2），包括《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和《老人与海》。这三部小说，我大学时都读过中译本，没想到英文本还能合成一本书。既然不期而遇，闲着的时候就随手翻翻，翻到哪页读哪页，断断续续消磨掉不少时光。
认真读的，倒是导言。每部作品都有一篇导言，作者依次分别是Malcolm Cowley，Penn Warren，Carlos Baker，这三个人，哪一个我敢轻忽懈怠？更何况，Malcolm Cowley，看到这个名字我立即想到年轻时读他的《流放者的归来》——眼前展开他为《太阳照常升起》写的“Commencing with the Simplest Things”，时时唤起当年读那本书的印象，感受交织叠印，惊奇莫名：仿佛时间掉了个头，去捡拾起将近二十年前的几片光影。
《流放者的归来》与上面提到过的《伊甸园之门》是同时出版的，一九八五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了一套“美国文化史论译丛”，其中的这两本，最受年轻读者欢迎，那些年读中文系的，不少人到现在应该还有印象吧。如果你注意细节，会发现这套书作者的名字，都直接写英文，并不译成对应的汉字（我这篇短文有意照此处理），仅此也透露出一点点时代氛围。
二〇〇六年秋，我到芝加哥大学做访问教授，讲两门课之外，空余时间大多在图书馆里闲散打发。Regenstein图书馆门口，常有剔除注销的书，免费给读者。我有时会翻上一会儿，但考虑到回国行李的重量，没有拿走的念头。有一次忽然想，做个纪念也好啊，就挑了两本：
Memoir of Thomas Bewick（Written by Himself 1822-1828,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1），选这本，是因为里面有多幅木刻，动物和鸟，一刀一刀精细不苟；
另一本Memories of Scarritt（by Maria Layng Gibson, Cokesbury Press, 1928），这个年份的出版物，在国内的图书馆，还不能随便看呢。拿回去一翻，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明信片，笔迹和邮戳都清晰可辨，时间更早：一九〇六年圣诞节。
某年宋明炜回国，送我一本埃德蒙·威尔逊的文集，The American Earthquake（First Da Capo Press edition 1996），说是花一美元买的。明炜知道我的阅读喜好，他不知道的是这本书还被我派了别的用场。
据说很久以前，中文系研究生的专业英语，以《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 A Study of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作教材，但没几年这位老师出国了，后来的老师有后来的教材和教法。我自己学专业英语课用什么教材，已经完全记不起来。到我招博士生的时候，面试有一个环节是英语口试，我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考生面前放一本《阿克瑟尔的城堡》，请他随便翻开一页，读一段，然后翻译成中文。
明炜送我这本书之后，考生面前放的就是两本威尔逊了。
有那么几次，我忍不住问了一个我其实知道答案的问题：你看看这两本书的作者，你知道他吗？知道多少？
感谢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诚实：不知道。
一个大批评家，但现在过世了。前几年我开一门读书的课，恰逢他的《到芬兰车站》中译本出版，就让学生读这本书，讨论了一次。但也就只此一次而已。
明炜任教的韦尔斯利，我去过两次，每次他都会谈到纳博科夫，还带我去看纳博科夫当年在此教书的研究室。到他家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送我，《劳拉的原型》（The Original of Laura, Alfred A. Knopf, 2008），纳博科夫最后一部小说，写在卡片上的原稿，书即由手写卡片影印而成。明炜指指书架，说自己还有一本；然后又抽出一本《布罗茨基英语诗集》（Collected Poems in Englis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给我，说这个他也还有一本。他喜欢一本书买好几本，似乎时刻准备送朋友。
二〇一五年秋天，明炜带我逛哈佛周边的书店，他选了一本波拉尼奥的小说Woes of the True Police-man（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结完账出来，他把书递给我：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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