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2022年第3期 | 李洁非：帝与王
李洁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著有《天国之痒》《野哭》等多部。1990年代以来，在本刊发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写“钟山记忆”栏目文章（2……
李洁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著有《天国之痒》《野哭》等多部。1990年代以来，在本刊发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写“钟山记忆”栏目文章（2008-2012）、“文学史微观察”专栏（2013）、“太平天国笔札”专栏（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专栏（2019）等。首发于本刊2009年第5期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21年1期始在本刊撰写“品宋录”专栏。
杜牧咏秦之变，首句“六王毕，四海一。”王、毕宜品。六国既灭，嬴政特更尊号曰“皇帝”、称“朕”，而自居其“始”，以表“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1）伟业。此“皇帝”一物，之前不但中国无，全人类也从不知它存在。
全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译者于第三章就“君主政体”一词注谓：“罗马帝国的君主政体和我国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差异，无法相提并论。就拿皇帝来说，也不如我国那样专制，只能说是披着共和外衣的个人专政而已。”（2）所言极是，惟“封建制度”字眼换作“帝制”始洽。
约晚两个世纪，罗马的共和制解体，诞生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然须知此处“帝国”与“皇帝”皆为汉字，且近代才用于罗马史。中国最早述罗马的《魏略》《后汉书》，于其君主皆用“王”而未用“帝”字，也不知近代是中国人抑或日本人率先改译如此。推想起来，大约近人立足全球史视野，鉴罗马共和制既亡，过后规模和治理明显有别于罗马旧有王政，较近秦代以来中华面貌，遂借“帝国”“皇帝”译之。虽然这相似性中国古人也抱同感，《魏略》和《后汉书》皆书罗马帝国以“大秦”，目作“西方之秦”，但“罗马帝国”与“罗马皇帝”名称确含一定误导。英文Empire（帝国）与Emperor（皇帝）所源，显是阿庇安（95-165）《罗马史》序言所说，“他们称统治者为大元帅（imperators）[皇帝]”。（3）《不列颠百科全书》“Emperor皇帝”词条：
在共和罗马（约公元前509-前27），imperator指得胜的将军，他的军队或元老院这样称呼他。在帝国时代（公元前27以后），统治者通常把此词加在姓前为名，逐渐演化应用于他的职务。在中世纪时期，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国王查理曼于公元800年圣诞节在罗马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4）
“皇帝”本应作“大元帅”，于兹颇分明。考以历史实际，大元帅或大将军浮现，在军事强人凭借武力威柄废黜共和、实行独裁。这是自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手上所成之事，尽管他一生只做过罗马的独裁者，却未妨后人以“恺撒大帝”相称。但我们却要心中有数，此处“皇帝”字样并无类似中国海内一统、万乘之尊的意义，只有一种力压群侪、大权独握之地位。从恺撒开始，个人专权取代经选举产生且有任期的共和体制，成为罗马的新权力式样，并经屋大维正式延传，后者遂为“帝国”首位“皇帝”。前27年，经元老院提议，屋大维获得具神圣意味的称号“奥古斯都”，加上之前从其舅公那里继承的“恺撒”，全称“大将军·朱利斯·恺撒·奥古斯都”（5）。这才是“罗马皇帝”的本称。之后，诸帝皆称“奥古斯都”，又“从哈德良即位开始，‘恺撒’用来称呼皇帝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帝国的预定继承人”（6），亦即在位者称“奥古斯都”，皇储称“恺撒”，亦有理解为“副皇帝”者。而在体制各方面，罗马帝国皆与秦式帝权有明显差别。例如皇位虽用世袭，法律上却仍经元老院走其“选举”过场，且从未形成中国那种“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以子继，兄终弟及”严密继承规范，最常见情形居然是“用领养或联姻的方式”（7）使帝系延续，恺撒传屋大维即已如此，过后“这个家族靠着收养的形式”传位，竟为“一百多年来的习惯”（8）。不知他们为何如此行事，总之制度既较粗疏，又明显有自相矛盾处。俟暴虐的康茂德皇帝遇刺身亡，帝位由禁卫军假“推举”名义掌控直至公然出售，便是制度不周的后遗症。此外，罗马行省制亦非真正的中央垂直统治，许多边远行省并无“郡县”之实，略近“羁縻”，充其量是殖民地。所以，罗马“帝国”“皇帝”虽经翻译有之，名与实却都不能与中国帝制相比。
尽管如此，罗马帝国毕竟令欧洲首度结为一体，从而始终是欧洲有雄心与野心者眼中丰碑，“帝国”样式与“皇帝”名号也在此意义上被心慕手追。八、九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势力北抵波罗的海、南至亚得里亚海，稍稍有复罗马帝国往昔之盛，遂经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重居“奥古斯都·恺撒”，是即“查理曼大帝”。又过一百来年，查理曼帝国分崩后东法兰克形成德意志王国，其王奥托一世亦由教皇加冕为帝，祖述罗马和查理曼大帝，建“神圣罗马帝国”。由于欧洲王室血缘交织极密，历来践其帝位者，德、意、奥、西、波西米亚、匈牙利、波兰诸地国王兼而有之，但德国人却以首创在己，独视“神圣罗马帝国”为“德意志第一帝国”。1806年，存世甚久却十分松散、徒具其表的“神圣罗马帝国”为拿破仑取消。六十年后普鲁士王国统一德意志、再造帝国，称“德意志第二帝国”，复萌霸统欧洲夙愿而蹈亡于“一战”。又二十年，纳粹选举获胜，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首以“第三帝国”指其“新德国”并着手征服全欧，纳粹党旗底色用“罗马红”（今意甲罗马俱乐部球衣亦用此色），举臂礼乃罗马军礼，所呼“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亦自罗马口号“恺撒万岁（Hail Caesar！）”而来……这诸多勾连，皆因罗马帝国寝灭后欧洲一日未绝其梦，时欲重致一统，包括近代“帝国主义”一词也根植于对罗马荣光的憧憬。
梦想归梦想，“皇帝”在欧洲却终属稀有。罗马皇帝不宜与中国皇帝等视如前述，“神圣罗马帝国”即使极盛期亦未真正达成中央集权，诸帝拥名而已，于其领地外诸侯无管辖权。传统两强法英更是游离未与，自身有“王”无“帝”。法国至拿破仑始建皇帝名号；英国虽于十七世纪后广有美、澳与埃及印度等地，渐称“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但君主始终称“王”。中世纪接近全欧“皇帝”地位的，非世俗君主，教皇或许近之。教皇本称pope，拉丁语作papa，即“爸爸”之发音，“源出希腊语papas，意为‘父亲’”。（9）际兹欧洲裂国无数、莫能一统之时，惟罗马主教假教众领袖权威可号令天下，遂借意缀之，附会“皇”字尊为“教皇”。而彼时外界欲通欧洲，咸视教皇为代表，如忽必烈“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致书一函，“命他们赍呈教皇……大致命教皇遣送我辈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10），赍书近代“由伯希和（Pelliot）在教廷档案中发现”（11），此是教皇为外界所尊之证。但教皇虽凌乎众王却非真帝，这样的角色，西罗马帝国后，世俗欧洲其实没有。
古与“皇帝”字样沾连的，以外有俄罗斯大公于十五世纪拜占庭倾覆后自居东正教世界首领，续用“古代罗马的帝王称号caesar”，称tsar，“又拼tzar或czar”，亦即沙皇。（12）还有东亚日本，撮合神道教与中国皇帝概念，从“天照大神”和“皇帝”各取一字，称“天皇”。周作人于所译《古事记》注云：“此种谥号系模仿汉族文化而设，自大化革新，始有年号，始于公元六四五年。”（13）但具体年代未必如此，现多断《日本书纪》里的《大化改新诏》经改篡而成，较可信的依据应为701年《大宝律令》，小岛毅教授说“在这个时间点，天皇称号与年号也都齐备了”（14），天皇名号创置于八世纪初已是“目前日本古代史学界的基本常识”（15）。
至是，有关帝制可得两个知识点。一、中国首见，率先形成。二、后起之别处，发育都不够充分，都有些残缺。归结起来，十足而彻底的帝制统治实仅中国完整建立。此于世界面貌关系甚大。欧洲加冕“皇帝”者多如过江之鲫，有效政体则为封建王政。中国在周代也是这种社会，却自六国被灭已与之告别，进入另一形态。而近数十年，我们却比附欧洲史分期，对秦朝至清朝的中国也用“封建社会”概念，复经学术和教育输送，使国人多不知中国之“告别”，造成历史认知一大不足。
二千余年中国所走道路十分独特。不单欧洲不同，连同处东方的日本亦自有别。后者虽在汉代与中国接触后渐构“天皇”系统，推衍神武为初代天皇、杜撰前660年为“皇纪”元年，却是纸面多于实际。隋唐之际采学中国，立法“天皇为一国之君，臣下不可复事他人”（16），进推“大化改新”，“非改革不足以强皇室，非仿唐制不能以平内乱”（17），降诏“以土地为国有，人民直属于天皇，罢世袭官吏”（18），短暂建有“一统之中央集权政府”（19）。然不过数代，皇权旁落于权臣，“所谓天皇，实太政大臣为之耳”（20）。藤原氏衰，权柄复自贵族移诸武人。十二世纪末源赖朝击败平氏，创幕府制度、首任征夷大将军，日本从此为武家所统治。足利室町幕府初期有六十六国，到元龟、天正年间，蕞尔小岛竟有“三百个诸侯割据”（21），天皇徒居名义至尊，政治、武力、财赋一切实权，尽操武家大名之手，直至“明治维新”。
“帝”“王”之别下，世界图景约略如上。影响所及，则使社会发展与样态殊相其异。今以教育和学术误导，不知区分，轻率相混。常见国内字幕组将欧洲影视剧片国家君主译称为“帝”，近观德帕迪约所演《哥伦布传》原名《1492: Conquest of Paradise》，01:12:03处中文字幕于伊莎贝拉一世即作“尊贵的皇帝”，而这位哥伦布的支持者，虽日后外孙查理五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本人当时却只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与“皇帝”毫不沾边。这一字之差，在古可谬以千里。举左近之例，朝鲜受封中国天子、隶为臣藩，只能称“王”，宫阙城制亦以此自卑一格；日本却自有“天皇”名号，遣使如华“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22）。内中不但朝鲜所受限制日本一概不见，而且三国间交往及历史恩怨，深受“帝”“王”称谓掣肘，断不容误。
帝制有无与完备否，曾两度决定历史轨迹。纪元前后世界因之明显拉开差距；十八、十九世纪复以此别，拉开另一种差距。后者近在眼前，欧洲及日本，近现代转型因帝制轻浅而步履轻松，中国则以相反缘故羁绊深重。但是，如今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近代中国被帝制拖后腿，不知古时曾领其惠。
且从“纯知识”讲起。某日于电视报道见南非行政区划称“省”，忽有所触。因想起日本直至近代仍称“国”无数，江户时代受儒学影响，始渐避用“国”字代之以“藩”，故当1869年版籍奉还、1871年废藩置县写作“藩”，但日本其实并无“藩制”只有领国制。复思当今全球，北南西东率曰“郡”曰“县”曰“州”曰“省”，这些名称在不少地方，短则数十年长不过几百年，惟中国早至二千三百年前。自兹迨至中古之世，设若中国人与日本人或意大利人相见，所谈“国家”迥不能通。后者口中之“国”，皆前者口中“州”“府”而已，而前者所谓“郡”“道”“路”（今省级行政区划）之属，后者恐怕不知所云。续及种种设施，诸如官制、选举、学校、征榷、兵役、乡亭、治狱、邮驿等等，更将话不投契。
这都是随“皇帝”而有。
帝制或“中央集权”，中国历时太久以至麻木。欲重拾新奇，不妨变身马可波罗，从中世纪“封建制”臣民的角度看中华帝国。藉之将讶然得见，彼时中国不特独享社会、经济及文化全面繁荣，且创新不断，就权力认识与规划、人才造就和选拔、社会系统架设等，遍予斟酌、每有鼎革，仅选举和台谏两项制度创新已足世人惊。今于帝制观感普遍为龙钟老迈、朽瘁疲敝，但那是帝制末期投影，而在幼年与壮年，并非这番景状。
帝制云何，以及为何中国惟一完全建成，需要溯及其始。
首先，“地大”乃一先决条件。中华导往“帝国”之路，拜广袤大陆所赐，心胸因此而宽，不以一隅所囿。中国哲人之祖老子，世传年代比孔子更早，所著《道德经》虽止五千言，粗予统计却见“天下”字眼出现六十次以上，远多于“国”，是彼时眼界已然如此。设若弹丸之地，则必无以致。比如日本虽从中华学得“天下”“天下人”说辞，并不真知其胸襟和底蕴。世界其他较古文明如西亚、埃及、印度，地虽不甚仄，却被沙漠、高山、海洋所隔断，除不便“交通”，复令部族猥多，难有天远地广、万物混同一统观。所以，中国早持“天下”之念、速有“四海一”现实，不独人力所致也。
次而是文明早熟。说到这一层，自然条件相近下的鲜明反差在欧亚间。它们同属一个大陆，气候、土壤与动植物出入不大,然而东边硬是比西头早慧，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已星罗棋布、蓬蓬勃勃，西边主体仍处蛮荒，仅东南一角以邻近美索不达米亚而方兴，待彼各处初脱蒙昧，时间已至纪元后。这反差，至今并无让人信服的解释，但文明的不平衡着实长期制约了欧洲。鼎盛期罗马帝国，体量虽与同时期两汉相匹，所依托地带却主要是文明发育早的西亚北非，“正统欧洲”区域占比甚少。如今欧洲虽将罗马帝国揽为己之荣光，后者基石却并非“欧洲”。而“欧洲”真正崛起的记号，恰恰是西罗马帝国覆亡。当时，蛮族作为罗马文明推翻者从历史登台入场，而东罗马之于拜占庭续命，实亦得益于彼处文明落差较小。以后西欧诸蛮族改弦易辙，欲复罗马往昔之盛，仍为文明不平衡所苦，令“神圣罗马帝国”宏愿难遂。
帝制由中国首创，里外似有必然。进察来路，也非突如其来。现皆视前221年为标志，是年齐王建被获，嬴政称帝，“改年始”（23）。帝制之始，于年份可有记号，历史认识却不宜以此为限。中国为这演变所做预备，渐进有历。如至关重要的“郡县制”，以为始皇所创则误。郡县最早作为“区域划分”名称，见于《周书》作雒篇：
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24）
周公平“三监之乱”“作大邑成周”，时间约在前1040年，属西周早期。当然《周书》真伪存疑，郭沫若断其“可信为周初文字的仅有三二篇”（25），作雒篇不在其中，清代早有学者以“周无郡”为由断本篇“是晚周先秦书无疑”（26），故而我们暂不以为中国郡县起源之凭，不过，《左传》哀公二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27）一语，间接证明中国郡县起初确如作雒篇所说县比郡大“县有四郡”，而郡处县上是后来变化。无论如何，就算郡县萌芽没有周初那样早，春秋总不成问题。当时记载频见，如《左传》襄公三十年（前543）“绛县人或年长矣”（28）“赵孟问其县大夫”（29）、昭公二十八年（前514）“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30）。《史记》秦本纪亦写“武公十年（前687），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31），太史公亲口讲过所用史料惟《秦记》完好，故而武公事必出原始秦记。总之“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32），中国郡县化始于春秋，秦置三十六郡不是开端只是收束，始皇创举非设郡县而是从全境取消封国，亦即“四海一”。
郡县制是表现，实质在观念。今谓“中央集权”，旧曰“大一统”，初由“统”字来，“统，纪也”“引申为凡纲纪之称”（33），到《春秋公羊传》发展成“一大统”之说：“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大一统也”，何休解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34）。这观念在中国孕化颇久，郭沫若说将它彰此为理想的是孔子，而孔子源头在《尚书》：“《帝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特别是《禹贡》，可以说整个是这个大一统理想的表现。”（35）换言之，中央集权观念在中国萌生，远早于秦代和皇帝制度。
借机谈个小故事。日本最新大河剧《势冲青天》主人公涩泽荣一，明治初任职大藏省，欲效西洋创立邮政，初不知何以名之，但依俗语称“飞脚”“飞脚钱”，后其下属自汉典查见“邮”字以示，此字日本过去竟“很少使用”，涩泽采纳后，定名“邮便”。可我们在中国溯觅其踪，却见《孟子》曾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36）。即便此语是假托孔子，至少战国已“置邮”莫可疑。由此知中日社会、制度与历史的悬殊。日本凡事师法中华而独于此字无用，以致孟子时代已行之事，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仍付阙如。
所以，中国实现中央集权虽在前221年，酝酿与生长却有好些世纪。
但始皇功业与个人作用，并不因此冲淡。他许多倒行逆施为后世暴君作了垂范，笔者过往谈及惟有唾骂。然而，建成中国和人类首个大一统王朝，的确包含卓越眼界。当时他本人对此便有明确认知，知己所为乃何种事业与意义所在。改制后，大力鼓励群臣歌功颂德，遍刻石碑以纪。二十八年琅邪所立之碑，上写：“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明指世间“法度”为之一变，历史从此开辟新纪元。这并非“自吹自擂”，从中国率先跨入中央集权，到晚近数世纪全球普遍行此架构，嬴政确系“作始”之人。这制度为何了得，碑文也头头是道，一一说在点子上——“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生产将以农业为基础获空前发展，农民翻身有日、致富有望，假中世纪欧洲日本农民犹为领主之奴以观，立知帝制下中国“自耕农”之有福；“普天之下，抟心揖志”，统一的政权和国家将使社会团结成整体，从而爆发空前凝聚力；“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生产、交通、度量等工具采用共同标准规格及文字消除歧异，必大大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方伯分职，诸治经易”，职官与政府缘新式权力改革更变，使政治更见条理和效率；“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集权将致诸业可引导有调控，政策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更利追求经济主动繁荣；“黔首安宁，不用兵革”，撤国除藩令战乱釜底抽薪，民无其忧，安享太平同时专心殖产……（37）此皆《琅邪碑》所列功德，平心度之，并无一条言过其实。讽刺在于，嬴氏因其他倒行逆施而速败，并未领受其福。设若建此丰功之余，不去做焚书、禁言、禁学、以吏为师、粗暴灭古文、重赋苛役、求仙封禅等等歹事，不但秦祚久存可期，自己声望亦不难越乎一切“有道明君”。其实他距此仅仅一线之隔，那便是长子扶苏。当初坑儒、“发谪徙边”，扶苏切谏，若知悔有改而非驱之北监蒙恬于上郡，岂但亡羊之牢可补，死后江山又怎至落于胡亥、赵高一班妄人之手？
“百代都行秦政法”，骨骼已铸，历代增损而已。然而所谓“增损”却非修修补补那么简单。所损何须损，所增何宜增，不惟需要识见，也以无数生命为代价。帝制以来，中国劫波不断而屡仆屡起、起死回生，极言之皆因孔子作《春秋》。《春秋》的价值，不在就某言某行、某人某事给出具体义理和褒贬，而在高悬“以史为鉴”旗帜。《春秋》生《左传》，《左传》传《史记》，嗣后班、范、陈、房……华夏周流不止，王朝生生死死，惟“史鉴”传统扎根不倒。于是，凋残的败叶苦果，都化作肥料与种籽，催发新的生长。
将大国历史归诸一本书似乎匪夷所思，但那又岂是一本书而已，它令举世惟中国拥有史撰体系。当时中国与世界不同一眼在此。中国既将其独一无二建成，复置为政治设施，用作准绳，导引治政。类似之物现代为法治，而法治形成前普遍用宗教，惟中华“以史为鉴”，用史不用教。事实证明，相较宗教，准酌于史是治理社会的更好依据，愆尤知所纠，教训落实处，而不虚蹈空论。
总之秦创帝制虽未一蹴而就，中国却能不断拗失补正，“摸着石头过河”，挺过各种考验。其间暗礁遍布，风云莫测，时陷樯倾楫摧之危，幸有“史鉴”系统发挥指南作用，使不偏航半途而废。如此难关迭克，渐出激流、履于平涛。
此刻便是宋代。中国帝制史，秦宋明显各为支撑点，一前一后，分拱两端。秦居首创，宋集大成。秦辟其时代一千年，宋亦有启后面一千年。
何以见得？有个显著标志。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8）此《三国演义》开篇语也，复历数七国并于秦、楚汉并于汉、献帝后裂作三国，以为八字之证。其后，晋继以五胡六朝，唐崩作五代十国，亦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历史规律”续获其验。故当罗氏立为叙事总纲，人皆谓能得历史秘辛。实际上，在《三国演义》创作的年代，这“规律”已从中国悄然退场，不复是必有劫数，惟距离未拉开，尚不能识。而今天我们则有十足把握宣布八字失效，中国大分裂“绝唱”明确定格在五代，之后“合久必分”断然已被“合久不分”取代。元、明、清、民国以迄当今，大一统牢不可破，分裂苗头纵现亦迅即熄灭，无力炽彰。朱明与清廷两个王朝终点，单视其分裂潜能，真不亚于汉唐之末，可是所有割据势力与企图，一概草草收场。中国的分裂于宋后绝迹，已是千年来显著而根本的变化。
这大结束与大开端，舍宋治别无依凭。是它弋获大宝于支离破碎，肩承前启后之任，彻查得失根由，方方面面革新鼎故，以整套制度筑永固之基。诚然，宋承唐末五代之疲，未能尽扫腥膻、混一宇内，但它却从自身细密反思，将教训熔在一炉，蝉蜕蛇解、刮垢磨光，将强汉盛唐未奠其安的中华大一统，于己手注塑成形。惜后人不能登高眺远，每将“弱宋”挂在嘴边。为此，本文特借回眸帝制演进纠驳其说，从全局角度还宋代一个应有历史定位。
很明显地，中国帝制诸多持续性危机于宋代解弭，变得百密不疏、铜墙铁壁。对此以往泛言“加强”“强化”，既不确切也欠深入。应该说，从前221至960年，起嬴政迄赵匡胤，帝制探索的全程才尘埃落定。始皇帝的确只有“始”的作用，远未克其成；后面大约又用千余年，来将皇帝制度门道摸清。
商君曾指国有“六虱”，我们亦谓帝制深蕴“五蠹”。其行世以来，计生五大顽症——外戚、奄祸、强藩、权相和宵小。历代有齐发并至，也有轻重不一，总之不能尽除。前汉先显强藩之忧，后隐外戚之患。后汉则强藩、外戚、奄祸、权相四弊相踵，末年因外戚干政与宦官弄权内外交困，导致地方刺史趁乱雄起，而董卓、曹操坐大擅权，挟持天子，汉遂以亡。魏既代汉，司马氏复效曹家故伎，篡魏为晋。西晋惩之，崇隆同宗子弟以防“乱臣贼子”，而又亡于八王。到唐代，玄武门之变实质为强藩夺嫡，武后篡唐实质为外戚造反，中晚唐复因外戚（杨国忠及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等）与宦寺镇臣并乱，大唐遂一蹶不振。以上是宋前，宋后朱明之世除无够格之权相，其他一应俱全，而奄竖、宵小尤猖獗，永乐以还横行，一日未歇，外戚势焰亦时有所逞，宪宗万贵妃之万氏兄弟、孝宗孝康张皇后之张氏兄弟、熹宗乳母客氏等皆是，藩祸则有“靖难之役”及宸濠之叛。“爱新觉罗氏”（39）清廷对各种前车之鉴颇为警觉，饶是如此，犹生“三藩之乱”，末叶慈禧几演武后之一幕，奄祸也有死灰复燃之势……总之，较大朝代除“非典型”蒙元其弊另论，五大痼疾都与帝制形影不离，而为膏肓之症。
然而独有一代，基本远离这些，近乎“五无”。不必说，那便是宋代。若非徽宗间有童贯、杨戬、高俅等人，“基本”二字甚至可以拿掉。正常讲，帝制与那五大痼疾原来“本是同根生”，而宋代既将帝制深化，却又避开某些命数，好像不合逻辑。
帝制，优势在权力集中，危险与灾难也在。偌大帝国，百足之虫，千头万绪悉归“圣裁”，史上未见如此巨大的权力。且不说那独坐龙床之人也是肉眼凡胎，以至难保不愚呆昏聩，就算无比贤明圣睿，亦必不能独理，而必假以帮衬。此又如何？只能留待制度解决。而当制度尚未跟上，皇帝却需用人之际，彼属意于谁、信任者何，一目了然。自然是亲近之辈，诸如血亲、姻亲、贴身近侧等；帝制与五大痼疾所以“本是同根生”，即由此来。帝制早期汉代极典型，初以分封屏皇室，削藩后则转倚外戚、重用亲倖，如桑弘羊“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轂之下”（40），少年追随武帝，直至膺受当国之任。这样的用人思路，客观上确有其不得已。至隋唐，制度终于跟上。科举成定制，用考试公平选人，皇权终于不缺“齿轮”“螺丝钉”。中国因帝制而有此创新，也算意外之喜。但抡才渠道既广，不等于皇权劣根性随以自除。无边权力集于一身，必长贪欲，极易将公权视为私产。我国古代非无“公权”意识，《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证其有。但儒家既讲“天下为公”又讲“忠君”，本身自相矛盾。当时政治智慧，不足以设计出兼顾集权与公正的完美制度，指望道德从旁约束，自不能遏权力私欲。这是制度已备，皇权仍蹈各种旧辙的原因。我们于朱明观之极明，朱元璋鉴汉唐双双毁于奄祸，曾设严戒，“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41），规定内侍毋许识字，置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42）。然而太祖死才数年，成祖全都抛在脑后。原因不止是宦官助燕王谋反有功，更在于朱棣为皇位无忧必倚体己。反观朱元璋，知防奄祸，却以血亲藩王拱帝室，实质一也，都是将天下视为一姓私产。
职是故也，宋朝独能跳出五大痼疾窠臼，愈发使人好奇。
关键在“立国”之思，陈亮曾指“本朝以儒立国”（43）。此语正式写在奏章，显为国家政策之引述，且表述端庄，明非个人之见。“立国”字眼，分量实重，断乎根本。惟过往对宋之于“儒”，主要从文化角度解读，其实它更是政治情形，有关权力设计和运行。
体现是，治国施政纯用士大夫。一切事务，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到军事，完完全全交给士大夫，不让其他人插手。满朝上下，只是皇帝与大臣打着交道，舍徽宗一朝几无“皇帝身边人”踪影，边事不用宗亲，内政疏离戚属，太监不倚、宵小远之，也不置鹰犬旁伺。这种单纯或“单调”相当罕见。
不必说，纯用士大夫得益于科举健全，然而实质不在此。
明朝人才培养选拔与宋无异，却对士大夫极尽钳制羞辱之能事，英宗、武宗、熹宗朝更将信任与实权彻底委诸走狗。清廷虽不刻薄至此，又因民族缘故而戒意深存，于汉臣职权设限、亲疏示别，并屡兴文字之狱。这两个后来者，取法于宋同时兑以权术，将翼护“家天下”置于首位。反观宋代，虽皇权提升、权力进一步向皇帝集中，“家天下”却未随之加重。的确我们可以多方说明宋代君权放大，却不能说国柄日益为皇帝私有，被他玩于掌心。极佳对照仍是明朝，中国皇帝至此真正变为极权人物，从心所欲，无法无天。从朱棣恣行诛戮、挥霍民力到朱祁镇、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由校等任性胡为，难怪明遗民称他们“光棍”。宋代显然不是，宋代皇帝实际受各种限制，用权先须“合规”、继讲程序，权力集于皇帝不等于集于个人，主要只是国家层面集权强化。我们看其权力运行过程，也杂质锐减，不确定性降低，皇家主动屏蔽私人因素干扰。这样自限边界的集权，其实反有助“权为公器”。
宋室提升帝权，重心不是努力使其姓“赵”。“以儒立国”正反映着这方向与寄意的不同。纯用士大夫，初因“偃武”而来。武人坐大致天下靡乱：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44）
“收”，一是收归君上，一即收向文官。地方军、政、财、法各环节，皆由中央派文臣接掌。而中央改造也相同步，掌军令的枢密院，初犹以武人任之，“开宝九年，以曹彬为枢密使，令忠武军节度使，带节度自此始也”，过后“以文资正官充使”，最终“儒臣为枢使兼使相”成定制。（45）
“偃武”，后人不知为何差评累累。有怨其隳坏武力、致宋“积弱”者，有愤恨皇帝贪权、沮抑功臣者，却少见从当时现实出发，体念其拯民于水火的用心，更未察看收权武人后宋室努力使国家权力趋于正确的处置。
枢密院改造，绝不仅仅是诎抑武人。这机构唐代宗初创，“始以宦者为之”（46），“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47），其实是皇帝以私人侵宰相之权的产物。五代惩唐之失，“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转用“腹心”（48），仍是权柄不离私近左右的思路。宋室收权武人，目的如在赵氏一姓，大可援唐旧例将它重归近倖，而却委诸朝堂正途士大夫。这是自有枢密院以来的一大变，明显使这要害部门正常化，纳入国家体制，不复隶于帝王之私。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49）
叶适所言，尽显宋政一统之极。然而“权归于上”“皆人主自为之”的想法，其实古无例外，惟每每析至血缘、戚属、私人、走狗；宋代变化无非是，统统收归皇帝本人后，将所有旧势力排除于外，只分配到新兴职业官僚集团施行。这在权力认识上是有突破的。
突破即权力之防恰恰在亲不在疏、在近不在远。越将权力托诸私近之人，越适得其反。最终使皇帝架空以至国家取祸的，皆此辈。反倒是非亲非故，用规则与框架加以掌控的权力，不易生变。一直以来的误区终被察觉，但此事并非用某些人、不用某些人那么简单，而要有新机制。于是，官僚政治形成。
宋代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开端。虽然职官制度甚早，起码周代已以“官”治，却不能说已有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特征，在制度严密、程序规范，从而循规蹈矩、刻板僵化。情态倘未至此，即非官僚政治；包括欧美在内官僚政治显然也是近代制度趋于刻板的产物。中国从宋代开始现此情形。凡事有其一便有其二，循规蹈矩另一面，是有规可循、有矩可蹈。就此也可说，中国政治从宋代才变得讲究规矩、注重章法。
变化源自基于利益认同，而达成一种政治契约信托机制。士子经相关标准和程序遴选出仕前，已就权力合法性和整套秩序与官家达成共识，内含事君之道、为官之道和官家待臣之礼，彼此信守，谓之“纲常”。“纲常”体现于官制，赋予官僚相应权力，保障他们应有的政治物质利益，同时附以监督考核机制，黜陟以序，任免以据，迁换以时，恒有法度。所有这一切，即是契约信托关系的基石。中国文官政治非自宋始，然而制度整饬确待此时。只见“权归于上”“皆人主自为之”，不见体制健全及对政治契约的尊重，不足以言宋。宋代是特重“誓约”的朝代，信约以治、“集权”不“逾矩”、以万乘之尊而守则，可谓宋代特色。太祖戒杀文臣言官及与柴氏誓、与契丹盟，俱系“誓约”。而赵氏家风颇能如约，向有践守表现。其间徽宗毁约自亡，高宗很快纠正乃父所为，重回祖上路线再以缔约和金。后人笑其懦弱，却不知运用契约原是赵家习惯思路，无论对外与对内。
黄宗羲说，帝王嗜权出乎“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50），然于宋代寻其迹，则为难事。宋隆崇帝权，初衷和冀待明显是终止战乱、防范分裂及使中央权威牢不可破，此意昭昭可鉴。围绕这些目标，它殚精竭虑、不遗巨细集权，“集”出了历史新高度。
地方。“知县”“知府”等我们耳熟能详，至今日本还有“东京都知事”那样的职名。但人们或许不知，它历史不长，只是宋代产物。以前地方长官为“令”为“史”或“太守”，宋代渐不用，改“知县”“知州”“知府”。最早见于太祖建隆三年：
三年，始以朝臣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朝臣知县，自大理正奚屿、监察御史王祐等始。）（51）
起初像是临时举措，“知”字亦含此意；最终却推广开来，以“知”为正式官制：
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诸府置知府事一人。（52）
后来《醉翁亭记》“太守谓谁”是借用古称，欧阳修并非滁州“太守”，庆历五年对其处分为“出知滁州”（53），在那里当“知州”。新旧官制之别，尽在“权知”。“权”是暂且、姑且；“知”是了解、使了解及主持某事。旧时“令”“史”“太守”等，明确赋予任职者以一方主政地位，“权知”则否，仅作为中央派出人员，代皇帝在某地暂理其事。目的无疑是削权，让地方变弱，“唐藩镇权重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权轻却不能生事”（54）。“这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他的本职还是一中央官”，“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55）对地方弱化，不止改“守”为“知”，又置通判，以及路无长官而设漕、仓、帅、宪四司，而于地方的吏治、兵权、财赋、司法各方面，通通“达成上层机构集权之目的”（56）。
军令。朱熹批评枢密典兵，“枢密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若有紧急事变，如何待得许多节次？”“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无意外仓卒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并举苗刘兵变为例，“苗、刘之事，今人多责朱胜非、吕颐浩，当时他也是自做未得”（57）。高宗被挟，正常环节打断，竟致枢臣无措手足。防来防去，最后使皇帝自悬险境，似乎好笑。然而我们却须注意它宁愿胶柱鼓瑟的用心——一次发兵须四道手续：枢密院先拟计划上呈皇帝，获准后发还枢密院，枢密院再将已获旨意以军令形式交付殿前司，最后经殿前司下达执行，四环节缺一不可，所有手续有条不紊走一遍，军令方始合法。皇帝环节关乎有旨无旨，枢密院“出纳密命”（58）即领旨形成正式军令使发出，殿前司则“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59），纯为执行机构。从中可见，这套发兵程序不只将权力集于皇帝，更特重法度，连皇帝也不能甩开枢密院、殿前司径直行令，目的显然是密其规章，从国家层面防范武力失控。
相权。真宗、仁宗间名臣王曾，从副宰相做到宰相，以从政经历著《笔录》。内谈相制变迁：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请坐而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60）
“旧制”即宋以前情形。帝相早朝相见，共同议事，赐茶而退。之后宰相自拟政令送宫，叫“熟状”；皇帝阅可用印，叫“印画”。“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61）。宋代却变“熟状”为“劄子”，进呈的只是“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62）；旨出，宰辅署名走其形式，王曾谓之“尽禀承之方”。过去皇帝与宰相商量着来，“坐而论道”；现在宰相只提建议，“面取进止”，皇帝拿主意，宰相奉命行事。礼遇亦损，“啜茶之礼寻废”，宰相的尊崇不见，权力规格下降，“宫廷”独大。所以严耕望先生说“宋代宰相绝对的只是皇帝秘书长之职”（63），实已启明撤相位之门。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神宗改制相权转强，徽宗时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公相”（64），“公相领三省，则权侔人主”（65），南宋则韩侂胄、史弥远一度强势。但这非宋政一般面貌，视乎帝王“有为”与“无为”；“无为”相权则轻，“有为”随帝王进取而相权转重。
宋以集权出名，但其思路又有“分权”。钱穆先生谈此视为缺陷，“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66），将“散”与“弱”并提，暗示“散”系出于“弱”。其实，打散权力是主动追求，是加强集权的迂回形式。
地方政权易“守”为“知”，是分权。置通判直属中央，与知事均礼、诸政同署并负监督之责，是分权。路无元首、漕仓帅宪四司分领众务，还是分权。
军令备四道手续，是分权。同样，“诏中外所上书疏及面奏制可者，并下中书、枢密、三司中覆颁行”（67），也是分权；这里规定帝旨须经合法程序发布以生效，后来南宋宁宗初登基闹得沸沸扬扬即为此。监察御史吴猎奏：
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岀一纸去宰相，明日岀一纸去谏臣，昨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一种政治贬抑），中外惶骇，谓事不岀于中书，是谓乱政。（68）
径出手诏，未经中书，非制，所以吴猎敢言宁宗“乱政”。
而分权一揽子体现，在中央机构改造。“《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言海内无不统焉。”（69）宰相称“宰”，由来在此。“民政、军政、财政及其他一切行政权，宰相无不综揽。”（70）随着宋代架构重设，这一页彻底翻过。范镇描述为，“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71）。亦即政权归宰相、军权归枢密、财权归三司，确乎化整为零，以致严耕望先生以“几可谓三权分立制”（72）来形容。
当然，此“三权分立”非彼“三权分立”。宋以皇权单方面分割臣权，民主政治则将权力整体拆分，使其多维。但至少有分权思路，而且目标相同——借分权为制衡。元丰改制，“议者欲废密院归兵部”，被神宗否定：
帝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73）
精髓即“互相维制”，赵氏颇得其要。先前真宗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74），亦是此意。
权力有制衡，上下改制皆为此。台谏变迁，尤具“互相维制”之考量。唐时御史台“属门下省”，为宰相属官，“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宋左右谏议大夫，原先名义上分隶门下、中书，然其人选渐不许宰相过问。“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见任辅臣所荐之人”，“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及至高宗，谏院彻底独立，“诏谏议大夫不隶两省，别置局于后省之侧”。（75）钱穆先生于其效果讲得生动：
于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76）
相当于“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我们参考性地用于民主政体的反对派，似大差不离。宋之谏官，“以立异为心，以利口为能”“所以使人厌也”（77），议事“至于再三，或累十数章，必行其言而后已”（78），“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79）。国家养这批人，专门鸡蛋里挑骨头，以致某些时候“有宰相奉行台谏风旨之讥”（80）。
这种“清议”无民选代议制背景，与现代反对党的相似度皮毛而已，但那毕竟是千年前，政坛这般“异论相搅”，不独对当道者掣肘添堵，也让诸多决策面临质询，尽量降减政治风险，总是一番开明气象。
自古，人类自我治理主要共历三模式：神治、人治、法治。它们基本为递进关系，立足法治、否弃人治理所当然，法治确胜人治百倍；而法治形成前，相较神治，人治则为更优模式，其善果较著已由古代中国发展所验，宋便是它臻乎其极的顶点。但“人治”积极面，及自我愆尤纠遏能力，也就到此为止；途穷路绝，欲更前行非另起炉灶不可。这是宋代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所在。它从“人治”内部，摸着了秦以来老大难问题命门，调整权力结构，避其崩乱覆辙，将帝制推至一个千年泰然期。然其集权之思后遭区别对待，利乎君权独大者，得继承发展，对君主有形无形之约束则徒具其表，以至不顾（明代上演很多这类活剧）。于是，“权归于上”“皆人主自为之”，从宋代一种权力程序，演变为明清赤裸裸独夫家天下，“人治”从此遍体脓疮，惟待溃破迸猋。就这点论，宋之于帝制中国，虽可谓其“最好时代”，却也开始走向“最坏时代”。
本文注释：
（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161。
（2）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吉林出版集团，2008，页50。
（3）阿庇安《罗马史》序言，商务印书馆，1995，页13。
（4）《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六册，页55-56。
（5）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第6卷《罗马和平》，台北三民书局，2008，页28。
（6）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页59。
（7）同上书，页58。
（8）同上书，页61。
（9）《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十三册，页409。
（10）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11。
（11）同上。
（12）《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十七册，页227。
（13）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132，
（14）小岛毅《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页143。
（15）平泉澄著、梁晓弈译《物语日本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页102。
（16）陈恭禄《日本全史》，页18。
（17）同上书，页19。
（18）同上。
（19）同上书，页23。
（20）同上书，页28。
（21）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九州出版社，2012，页25。
（22）魏征等《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中华书局，1982，页1827。
（23）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162。
（24）《逸周书汇校集注》作雒解第四十八，页530。
（25）同上书，李学勤序言，页2。
（26）《逸周书汇校集注》作雒解第四十八，【汇校】引郝懿行，页530。
（27）《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页4682。
（28）同上书，页4368。
（29）同上。
（30）同上书，页4600。
（31）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五，页123。
（32）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907。
（3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页645。
（34）《春秋公羊传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五册，页17-18。
（3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页99。
（36）《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页229。
（3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166-167。
（38）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
（39）近读香港开明书店2021年12月版《启功口述历史》，称“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兹从《现代汉语词典》附录《历代纪年表》。
（40）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2019，页243。
（41）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何洲周恕，《明代传记丛刊》第63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页281。
（42）张廷玉等《明史》职官三，中华书局，1974，页1826。
（43）《宋名臣言行录》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四九册，页826。
（4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七〇二册，页593。
（45）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717。
（46）同上书，页1713。
（47）同上书，页1715。
（48）同上。
（49）叶适《始论二》，《水心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一一六四册，页91。
（5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页2。
（51）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909。
（52）脱脱等《宋史》职官七，页3972-3973。
（53）谢旻等《江西通志》卷七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五一五册，页575。
（5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七〇二册，页603。
（5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4，页86。
（56）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页181。
（57）《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七〇二册，页592。
（58）脱脱等《宋史》职官二，页3797。
（59）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739。
（60）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全宋笔记》第一编三，大象出版社，2003，页266。
（6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80。
（62）同上。
（63）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页184。
（6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全宋笔记》第六编七，大象出版社，2013，页157。
（65）点校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2961。
（6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81。
（67）脱脱等《宋史》本纪第五太宗二，页86。
（68）同上书，列传第一百五十六，页12086。
（69）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05。
（70）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页185。
（71）脱脱等《宋史》食货下一，页4353。
（72）同上。
（73）同上书，职官二，页3800。
（7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三，页5169。
（75）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36-1437。
（7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84。
（77）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38。
（78）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一，页10897。
（79）同上书，列传第四十四，页9607。
（80）同上书，列传第一百六十七，页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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