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做把壶
2015年12月21日,我和顾景舟弟子葛陶中先生,受央视《读书》栏目之邀,赴京做一档围绕《布衣壶宗》的访谈节目。在北上的动车里,陶中先生兴致很高,一改过去的寡言少语,讲述了很多紫砂界的陈年往事,其中最出彩的部分,就是顾景舟当年如何教授他用“古法”制壶。
之前,为了写作《布衣壶宗》,我曾经多次采访过他,基本是一问一答的路数。他是诚恳的,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但是,出于某种谨慎,他对自己与顾老的关系说得不多。“古法制壶”之类,基本没有说到。
那次北京之行,听葛陶中讲故事,于我是十分意外的收获。
后来与陶中先生交往颇多。在他的工作室喝下午茶,庭前花草,树影婆娑,与他慢慢笃笃描摹当年学徒生涯的语调很搭。有些活色生香的细节,鲜活且有回味,都融入了茶里。其中,关于“古法制壶”,常常是我们茶叙的核心话题。陶中先生认为,师父当年教他的以古老手法来制作一把茶壶,续接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其精神脉络,一直可以接通到《阳羡茗壶系》和《阳羡名陶录》。其意义超出了技艺层面,是对紫砂文化的一大贡献。而这一点,在拙著《布衣壶宗——顾景舟传》里,尚未有足够的展开。他认为,当下真正掌握这些“古法”的艺人不多了,如果不以做壶的方式,把它详尽地记录、传承下来,用不了多少年,它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在陶中先生略带沉郁的讲述里,我仿佛看到时光深处有一口紧闭的油漆剥落的箱子,深藏其间的制壶秘籍已然隔世许久,作为一个知情者、写作者,如果不去把它打开并且传之于世,它本身也会被时间氧化的。
基于陶中先生的信任,我决定来写这样一部“古法制壶”的书,我把它看作是《布衣壶宗——顾景舟传》的续章,是他的衣钵弟子对其精神的一种续接和弘扬。
陶中先生是个散淡的人。当时我们相约,从2017年的夏天开工,他按照“古法”,准备做两把师父传下来的壶,一把是《满瓢》,一把是《茄段》。我最初的工作是在现场记录,除了文字,还有视频音频。我们的配合还算默契,不过事情的进展,常常会因为我的缘故停顿下来——或是外出讲学采风,或是接待来访来客。陶中先生古风扑面,总是不急不躁,顺其自然。其间,2018年,我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因缘,去比利时和台湾地区采访,导致另一本书稿《忘记我》的催生,“古法制壶”的事,就被长久地耽搁下来,他也不催,笃笃定定。但只要我有空找他,他便立即可以进入工作状态。其为人做事之认真、诚恳,令人感佩。
时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黄小初先生得知我正在写“古法制壶”,当即表现出一个职业出版人的高度敏感——按过去我们的情谊,他几乎是给我下达了命令,书稿必须给出版过《布衣壶宗》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并且,他表示,和《布衣壶宗》一样,他要来做这本书的第一责编。小初兄还与编辑室主任张黎专程赶到宜兴,在葛陶中工作室一锤定音,把书名定为《做壶》。
之后的两年,因为写《忘记我》,我不得不把《做壶》放下了。但在心里,我还是会经常想起它。一直到2020年春天,我终于从“二战欧洲”的氛围里走出来,当我挥别《忘记我》,再次坐在葛陶中的工作室里喝茶时,感觉时光荏苒,岁月不居。真有一种“壶依旧,人已老”的感觉。
用近10万字做一把纸上的壶。让不懂壶的人能看懂做壶的奥秘,并且生出许多意趣和怀想;让懂壶的人读后也觉得受用,从中获得他们之前没有的视野和认知。并且,要回答什么是“古法制壶”,我这个定位有些偏高。通过几年来的阅读和书写,终于明白一个道理,茶之真香,要靠茶壶来催发,所以,“宜茶性”,是一个壶手首要考虑的东西。茶性通人性。所谓古法制壶,就是古人在制壶的时候,总是想着,如何让饮茶者,通过这样一把壶,最大程度地焕发茶的灵性与韵味,并且,把这种灵与味传递给饮茶者。
其次,要相信,茶也一定会以它的灵气来熔铸壶魂。一把壶的气质,还要茶来养。所谓壶魂,也是一团气。茶入壶中,要对味,就像一对伉俪,处到最佳处,会有夫妻相。茶和壶的气息融到一起,还会熏染持壶人的气息,壶面即人面,所有的气息加到一起,便是包浆。
所以,你可以改壶型,可以变气质,可以塑灵气。前提是,你得尊重自然法则,把最大的“真”还给真。
这应该是顾氏赋予“古法制壶”的内涵。
我喜欢《做壶》这个朴素的名字,也为写此书尽了最大努力。我得承认,写这部作品的难度,超过以前写的那些紫砂散文。制壶领域里,很多生涩的术语、行话,做壶过程中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手势、作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让我在写作中举步维艰。我也不止一次有过实在写不下去的状况,只能拿起电话,于是葛陶中来了,他总是自带一个保温茶杯。我们一起反复调看他做壶的视频,然后他为我耐心地讲解某个我不理解的细节,一边讲的时候,还拿过一张纸,把原理和步骤画给我看。这样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很是温馨。
2020年11月,书稿完成。江苏文艺出版社新任社长张在健一行人为了《做壶》一书来宜兴看我。我们一起到葛家拜访,当一起站在顾景舟的紫砂雕像前合影时,我的内心不免感慨。此书得此关爱,这是《做壶》的造化,也是紫砂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