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长诗不能缺席
——在陆子长诗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长诗的写作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的一首《离骚》，可以说是开中国文人长诗的先河。其中，民间乐府诗歌中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曹操的《苦寒行》，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文天祥的《正气歌》，唐伯虎的《桃花庵歌》，曹雪芹的《葬花吟》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长诗长廊中的瑰宝。
外国的经典长诗，值得一提的，也有很多。比如弥尔顿的《力士参孙》，歌德的《罗马哀歌》《浮士德》，华兹华斯的《永生的信息》，柯勒律治的《老水手行》，海涅的《抒情的插曲》，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雨果的《惩罚集》，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叶芝的《或许可谱曲的歌词》，拜伦的《唐璜》，还有艾略特的《荒原》等等。
中国长诗进入白话时代，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就更多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回延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叶文福的《将军，请不要这样！》等等，为中国长诗登上现代舞台可以说是做足了弥足珍贵的铺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长诗创作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好作品一直层出不穷，比如海子的《弥赛亚》，安琪的《轮回碑》，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王久辛的《狂雪》，大解的《悲歌》，刀歹的《广州故事》，郑小琼的《魏国记》，高世现的《酒魂》，包悦的《玛吉阿米》，方文竹的《内循环》，梁平的《重庆书》，莫言的《饺子歌》等等，都为中国长诗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自己不同程度的应有的贡献。
陕西的长诗创作，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伟大时代，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己探索的脚步。别的暂且不说，前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一夜之间享誉大江南北，后有陆子的《中国，在汶川亮剑》《武汉：战疫之歌》登上新诗名刊《星星》，王琪的《那些花还未醒来》和横行胭脂的《十月》登上新诗名刊《绿风》的“大器”栏目，马慧聪的《浮生》斩获第四届中国长诗奖新锐奖等等，陕西长诗的文脉一直在三秦这块文学热土上潜滋暗长，生生不息。
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欢聚一堂，就是为了享受咱们咸阳诗人陆子的两首长诗《武汉：战疫之歌》和《中国，在汶川亮剑（长诗节选）》带给陕西诗坛和中国诗界的辉煌和惊喜。这次由咸阳市作家协会和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陆子长诗研讨会”的顺利召开，必将对陕西长诗创作和陕西长诗研究，必将对咸阳长诗创作和陕西长诗创作掀起新一轮的高潮，产生深远的影响
陆子的长诗《武汉：战疫之歌》，加上“尾声”，共六章243行。第一个章8节27行，诗性突出的是中国年将近时的喜庆性与“新冠病毒”猛然来袭时的突然性；第二章2节20行，诗性突出的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响应中南海号召，自愿请战武汉疫区的动人场面；第三章4节35行，诗性突出的是江城武汉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速度，和广大白衣天使与科研攻关人员应召抗疫的集体英雄形象；第四章5节36行，诗性突出的是各行各业的人们无私援助武汉疫区的心理瞬间或日常细节；第五章5节33行，诗性突出的全国各族人民自觉抗疫宏阔与伟大；第六章即尾声，4节42行，突出的武汉战疫最终捷报频传并让世界各族人民都为之赞叹的振奋人心的卓越成就。
整首诗，以“战疫”为诗维核心，以“武汉”为诗觉焦点，以点与面结合、正面与侧面交融、武汉局部战疫与中国全民抗疫兼顾的铺陈方式，激情澎湃地为我们诗性勾勒出了，在突然爆发的疫情面前，全体中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迅速取得让世界为之侧目的抗疫成果的壮烈图景。
这首长诗，结构浑然天成，诗语质朴无华，感情丰沛充盈，节奏明快自然，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诗歌读者与广大朗诵艺术家们的喜爱与追捧，在当时及时涌现出的一大批抗疫诗歌中独树一帜，为诗人自己，为咸阳诗歌乃至陕西诗歌，都赢得了至高的赞誉与荣光，是陕西诗歌近些年以来在长诗领域当之无愧并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陆子的另外一首《中国，在汶川亮剑（长诗节选）》，共四章105行。第一章2节23行，诗性渲染的是汶川地震突发后天塌地陷的悲惨情状，第二章5节23行，诗性渲染的是十万大军挺进抗震现场的恢弘画面，第三章7节34行，诗性渲染的是万众救灾的感人细节，第四章6节25行，诗性渲染的是人们经历天灾天难之后爱心的柔软与意志的坚韧。
陆子的这首《中国，在汶川亮剑（长诗节选）》，写于12年前，与12年后他新近所创作的《武汉：战疫之歌》相比，明显是两种风格。《武汉：战疫之歌》语言简洁、节奏明快，整首诗的文脉俯仰有度、张弛自如、慷慨洪亮，而这首《中国，在汶川亮剑（长诗节选）》诗语绵长，节奏绵密，整首诗的文脉悲凉沉郁、凝腻哀婉、浓粘幽凉，虽然在结尾处有意志的亮色，但其郁结于心的那种无论如何也剔除不去的厚幽是永久也稀释不了的。这可能与这两首诗的题材有很大的关系。
同样是在书写灾难，但疫情与地震不一样。疫情虽然至今还在整个世界的头顶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因为国人应对有方，应对及时，中国的天空是晴朗的。新冠疫情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而汶川地震不一样，是真正的天灾天难，自是有人事无论如何也无法抗拒的一面。
如是的风格迥异，既突显了诗人陆子在书写不同题材的人类重大事件时高超的诗性掌控能力，也突显了诗人陆子在面对人类不同的重大挑战时自如的诗性应变能力。从《中国，在汶川亮剑》到《武汉，战役之歌》，诗人陆子对长诗的驾驭，总体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捻达，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心手相应、炉火纯青。
在人类的重大灾难面前，诗人不能沉默；讲好中国故事，长诗不能缺席。无论是陆子的《中国，在汶川亮剑（长诗节选）》，还是《武汉：战疫之歌》，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诗人对世界的回应或对答。中国对诗歌作用的理解，自“诗经”、“离骚”时期，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界：“风”、“雅”、“颂”。其中“风”是启示我们诗人坚守民间，“雅”和“颂”是启示我们诗人入世庙堂。无论是坚守民间，还是入世庙堂，无论是抒写当下、透视未来，还是重新审视历史瞬间、多元反思人祸天灾，在这个多重美学要旨与多维人文伦理交汇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比任何历史时期，都任重而道远。
长诗的容量大，结构更为复杂，对创作的要求，对诗人的综合文学修养的要求，更高更严。如何用长诗的形制，展现自己的文学才华与情志胸襟，如何用长诗这柄极易穿透人心的利剑，刺穿时代的宏阔与人性的幽微，如何用长诗这道极易划破天宇的闪电，烛照哲思的阔远与伦常的天进，无论与中国长诗贤达，还是西方经典长诗所取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相比，无论是咸阳诗人，还是陕西诗人，很明显，都还有很远很远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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