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头生蛋
我总在找那一副完美的煎饼。小贩刷刷在滚热的圆形底盘上一摊一卷，敲入蛋裹入油条，熟练者不要一分钟就能做好，并不难，所用食材常见。可是我到处走啊走啊，在各处街边，在网上有好评的小店，在大饭店的桌上，或在菜场的门口，尝了各种煎饼，包括请山东朋友带回当地的，都买了也都吃了，总觉得不对。
别处的煎饼，摸起来不是味儿，咬下去也不是味儿，有的太软，有的太湿，太厚，太咸，有的加的料不对，有的人制作时过快，有的人又太慢，不是那个节奏，不是那个感觉。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所不断想要找到或者说验证的，只是记忆里的味道。童年在田林新村吃熟的那一副煎饼。
田林路东西向。热闹段是从柳州路到桂林路这六百来米。路北沿街，一列商店。大约是公交车一站路的距离内，一字列开布店、邮局、理发店、粮店、油店、日用品商店等，还有一家新华书店。一户居民八十年代初所有日常需求，这里都预设好了，也安排得明白。
我陪妈去粮店买米。妈交给店员米袋，米袋套上出粮口，出粮机高大如房中房，店员操作开关，巨人般的银色漏斗突突吐出米来，气势摄人，扬起谷物特有的尘与味。穿过这烟尘，妈去交费。除了交钱，还要交购粮证和粮票。走出店门，街上安静，但有时也有外地和近郊来的农民，候在门口，带着手工编织的藤椅土布和鸡蛋，想要换粮票去买籼米。
田林近郊野而远市区。影视作品里关于上海的描绘，比如说西式建筑、咖啡舞厅或奶油蛋糕。这里都没。但这也是上海。市区徐汇的一角。八十年代，昔日的田和林上，矗立起上海市新辟的12个居民住宅小区之一。名为新村的房子，一律是灰色六层楼，楼与楼外观一致，楼宇间的绿化带整齐划一，的确规整如田，挺立如林。
有了新房子，各处的人们像迁徙而来的种子落脚，开始舒展生根。单位人的时代，每一个片区的入住，都带着各自原先的色彩和风味。有的随着新搬入的工厂而来，也有社科院的专家，还有明星演员。后者的面孔和声音出现在电视和广播里，也出现在田林新村晨练的队伍里，和田林路的商店街上。
我们一家也在这时从市中心搬过去。这是我记事的开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田林路名字的由来，符合上海向来为路取名的习惯。比如位于市区东北杨浦区的道路多以东北地区的省市地区命名。这片新被纳入市区西南角的地区，就多以西南地区省市地区命名。比如桂林路和柳州路，比如百色下有一个田林县。田林路得名于此。
就在位于柳州路和田林路交叉出的方块里，我家所在的新村的门口，有一株几层楼高的大雪松。厚厚的松枝覆盖着一间自行车棚，靠门单辟一间小屋，住着一对山东籍的老夫妇，看车棚，兼管两台公用电话亭。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一两个新村，几百个人，合用这么两台电话机，也够。凡有来电，老夫妇负责接电话和传呼，拿着喇叭急切地走到居民楼前开喊：某号几零几室有电话哟。接着便听到某处的窗户砰地打开，有人探头出来应答。
有时我睡到半夜，也能听见老夫妇的声音。“有电话哟……”翻一个身，还能听见那悠长的和沪语有别的韵味：“电话哟……”若是此时窗外路上有车辆开过，会将一道水波般的光影投在室内的墙壁上，光线在屋内快速地掠过，从家具和家具的阴翳间大步跳过，带着急切，似乎为这呼喊配了影像。
山东夫妇两人均是白胖的圆脸，如同一对过年贴在门上的年画。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小屋里架起两只煤炉，门口竖起黑板，开卖山东杂粮煎饼。周边除了菜场和商店街，再无商贩，也并无可去处。周日和放假的早上不用上学，我就去看他们做煎饼。
两人配合默契，老头收钱，老太做。有人光顾时，老太在一个炉子上热油条。在另一个炉子的圆盘上，用一根丁字形的小竹杆将一勺预调好的面糊逆时针推开，粘稠液体，变成一个淡白色的圆形饼皮。然后再在饼皮上敲入鸡蛋，再推开，蛋液凝固，饼面从白变黄。老太依次涂抹辣酱、甜面酱，撒上葱末。再不紧不慢地包入在第一个炉子上烘热的油条。卷完，再把整个蛋饼放在炉子上烘脆几秒钟，最后拦腰切半，一声裂响。
做煎饼时老夫妇不说话。但有时老太一边做着，一边有人到自行车棚敲打小窗，老头拉开窗子，对方说，有急事，要来打电话。外头的风从这开着的窗吹进来，吹动炉子发出白气，吹动老头老太头上露出的白发，来打电话的人摘下围巾，嘴里呼出的白气也被吹动。窗外，是寒假里的雪，静静落在田林新村的房与路上，落在雪松、腊梅、玉兰和结香上。一切都显得洁净。冬去春来，新村落成后的头两年就这样过去。
一副蛋饼当时卖1.5元。为了节省，妈总让我自带一只鸡蛋去吃，这样可以抵消5角。有一次我带着一只鸡蛋去，如常交给老太。老太掂量着那只蛋，忽然用浓浓山东口音说，“哟，是个头生蛋。”
“什么叫头生蛋？”
老太说，“是母鸡一生中下的第一枚蛋。”
“你哪里看出来？”我盯着那只鸡蛋，看起来和一般蛋无异。
“我一看就知道了。”老太说，又在敲开前格外仔细端详蛋。
这天做完煎饼。老太郑重其事交给我。我记得她认真看着我咬下第一口，弄得我紧张起来。仿佛我吃了这用头生蛋做的煎饼，也会经历什么不寻常的事。那会是什么呢？
老夫妇用的小煤炉，我们家有，邻居家也都用。刚搬入田林新村最初几年，煤气未通。父母每周要去买煤饼回家。新建社区，稍微偏离主路，皆是泥。一次父亲傍晚推着一车煤饼回家，雨后土路泥泞，父亲一只鞋子陷入土中拔不出来，眼见夜幕降临，四周也无灯火，黄鼠狼开始出没。他只好穿着一只鞋子匆匆回家，第二天原路返回一看，白白的日头下，遗落的鞋子一半朝下，一半插在凝结起来的泥路中间。
但渐渐，修路的工人来了，浇上水泥铺平道路，树立电线杆和路灯杆，新村和新村之间的荒地上，又长出新的工地。水泥搅拌机彻夜运转，嗡嗡发出低沉的声响，浸透每一个在新村长大的小孩的梦境。有时是打桩机的声响，轰然震动，让人一怔。同样让人一怔的，是屋内的电冰箱开始制冷的启动声。普通人家也添了电冰箱、有了彩电。小屋内变挤了。屋外的社区变高了。
最后通进社区的是煤气。
所以我还记得生煤炉时代那最后的光线。放学时分，我经过校外两边在建工地，经过一片围栏护住的杂草荒场，跑过自行车棚，一路走回家上楼。楼层一梯四户，走廊上竖起4个小煤炉冒着炊烟。妈在听广播，广播里放着音乐，她从煤炉上小心端下正在汩汩冒泡的饭锅，压着盖子倒出一碗米汁，嘱咐我喝。这无线电广播的旋律和米汤的滋味，这炊烟和新村，是属于我童年的声与色。
它既不属于上海的传奇花园洋房，也不属于与邻居面贴面分享一切的弄堂，它没有车水马龙的城市喧嚣，但它也不是乡土村舍。它属于我的田林。是一片日长夜大的有生命力的活物，崭新的，属于我们的。我看着它长大、丰富、变得完善和热闹，一如它看着我。
我还是时不时陪妈去田林路买必需品。只要带钞票就行了。票证压在饭桌的玻璃台面下，不再有人动。而粮店门口，开始有个女人架着小炉子做春卷皮卖。日用品店零拷的雪花霜罐头外，陈列出几个昂贵的日本动漫里的玩具，有一阵子顾客排队而至，买溜溜球。但我最喜欢的是布店。布店上空架着牵引线。柜台店员签单后，将单据和钱夹在线上，嗖地飞到店堂另一头收银员的手里。等收银员清点完毕，敲章后的单据附着找零，又嗖地飞回我们站立的柜台前。一整个店里，魔法世界一样头顶飞来飞去票据和零钱。多么有趣。但就在店外，开始有小贩在田林路上街沿摆摊，叫卖南方来的女士衣裙，是平日街头少见的花哨和款式。
我们开始习惯，在固定的商店外，可以在流动的个体化摊头挑选。同样穿插两者间的，还有在店和摊的缝隙中站着的“打桩模子”，晴天雨天，他们踮脚起伏，一边眼睛搜索着经过的路人，一边轻声默念“外币有伐，啊有外币”。
原来在被安排好的生活之外，还有别的生活。在已知的范畴外，还有别的世界。在被预设好的日常需求之侧，人们还可以生出那么多别的需求。
当发现家里最后还有几张粮票时，妈拿着它们去田林路尽头，从小贩手里帮我换来一只塑料儿童椅。后来搬家几次，我们总一直带着它。像带着我们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与当时新生的田林新村，须臾不可分割。
后来田林路上，不断更新迭代，开出那么多小店，卖那么多吃食。像新的植物完全覆盖了老的。那条被规整列出布店、邮局、粮店等的静谧的路还在。但也永远消失在时光里。我知道那对老夫妇早就不卖煎饼了，正如我知道随着电话的普及，新村门口的公用电话设施早就被撤。但我还是会忍不住——在上海的街角或者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头，当我看到有人在做煎饼、或者类似煎饼的点心时走过去。像手持一块拼图，还想要找到契合的另一块。
我后来还去找过那一株大雪松。雪松还在，但似乎没我记忆里那么高大，自行车棚也变小了。
曾经在每个周末清晨，我像捧着不为人知的稀世宝藏一样，独自带着鸡蛋走去自行车棚，等待老夫妇给我做煎饼。等买了热呼呼的煎饼回家，我坐在妈妈用粮票给我换来的小椅子上慢慢吃。日子悠长，仿佛永远过不完。
那时我坐在刚刚被纳入市区西南角的田林。田林的一部分曾属于上海县。而上海县的另一部分，还在黄浦江之东，几年后，江东的那部分会被融入一个更庞大的板块，并拥有一个新名字：浦东新区。那是整个上海，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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