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月亮
1
又是一场雪，时大时小，纷纷扬扬飘了一天。这已经是立冬以来的第三场雪。才到小雪节气，往年是很难见到这么多雪的。
小山村里的冬天分外萧条，没有收尽的玉米秸秆东倒西歪站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裸露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门前，两棵大榆树早在立冬前后就落尽了叶子，这会儿它们正裹紧粗糙的树皮，屏住呼吸，小心地保存着体内仅有的一点热量，任雪片一层层覆盖着自己的身体。突然有凌乱的风猛卷过来，瞬间便吹乱了雪片整齐轻盈的节奏，也冻醒了半睡半醒的大榆树，它们几乎是同时猛地打了一个寒颤，浑身的雪花便被抖落下来，有的整块地倏然落下，有的烟雾般弥漫，散开。
在老院子旧基上盖起来的两排大瓦房空落落地矗立在雪中，像童话世界里的城堡，孤独而神秘。父母曾在这老院子里奋斗了四十多年，直到他们亲手垒起的几间小屋被我招呼来的铲车连根推倒，掩埋，再没留下半点痕迹。新建的过程虽然苦不堪言，但母亲心里一定是充满了自豪和希望。那是最匀称的椽子，最硬强的檩子，双层的合金门窗，大门能宽裕开进去一辆小型卡车。从几百公里外订购的最好的红砖和烤瓷大瓦，就连院墙顶上，都是和房面一个颜色的筒瓦和滴水。材料采购过程中，母亲曾一遍一遍地数着一沓沓崭新的钞票，那是我好几年的积蓄，也是母亲这辈子数过的最多的钱。为了尽可能节省，父母和几个工人师傅一起挥汗如雨劳作了大半年，最后整得父亲形容枯蒿，母亲更是瘦了一大圈。
那一年的冬天不怎么冷，新建成的高大瓦房里炉火熊熊，两个印着金黄色“福”字的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屋檐底下，将夜色中的半个村庄照得红彤彤的。那个大年夜，菊帮着母亲做了满满一桌菜，伴着“咚咚”“哔哔啪啪”的声响，我家院子上空盛开着一团团五彩斑斓的烟花，父母对余生的憧憬和我多年的心愿紧紧地拥抱着，在母亲和菊跳得有些夸张的广场舞的节奏中笑得前伏后仰。大半辈子都不曾唱过歌的父亲，像一个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很多老师的小学生，不停地挪着脚，害羞似的抠着手，在母亲的怂恿下五音不全地唱出了他毕生唱的第一首歌：毛主席的光辉，嘎拉哑西喏喏……
如今，母亲住在距离老院子大约一公里远的南山脚下，这会儿站在大门口便能远远地看到。那里平日里就很冷，不知当下更是冷成怎样的场景。雪，漫无边际地飘着。有的落到头发上，有的落到衣服上，更多的落在地上。在这个白得有些刺眼，冷得令人窒息的雪天，所有的生命都选择了蛰伏或冬眠。冻土层下，酣睡着的生命正打着雷鸣般的呼噜。地上，连一声鸟叫都没有。我不停地跺着脚，裹紧身上宽大的羽绒服，还是抗不住那比针尖更细密比刀刃更锋利的风头，它们好像正将自己对这个冬天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我的身上，冲击，倒灌，刮割。
还是在儿时，我就曾无数次地想过逃出这座老院子，后来的确逃了出去。如今，父亲跟我到了城市里我那个坚硬的火柴盒一样的家，想着本可以放下关于这小山村里的一切，可有时候依然身不由己，总是一次次神使鬼差般地偷偷回来，哪怕只像现在这样独自呆呆地长椅上坐上半天，再或是在冷冰冰的土炕上蜷缩一夜。
炕角挂着的石英钟缺电了，秒针一前一后滴答滴答原地踏步，时间早被冻结在了墙上。雪的世界，即便是在熄了灯的黑夜，依然散射着一种奇妙的光芒。透过窗帘缝隙，能够看到屋檐下那一张比八卦图更复杂更神秘的蛛网正在随风摆浮，若隐若现。
2
初春的雪才刚刚化开，河对岸的柳树已经生发出朦胧的绿意，庄院后阳屲处的小草们调皮地探着尖尖的嫩绿的小脑袋左顾右盼。布谷鸟早早地回来了，将还在睡梦中的春天吵得心烦意乱。母亲病了。起初只是阴雨绵绵的寒意，没几个月便转为电闪雷鸣的凌厉。辗转几个医院，半年后的最后一次手术后，母亲昏迷了两天两夜。苏醒后的母亲身体出乎意料地恢复得很快，没几天就能下地走动。母亲颤巍巍地站在电子秤上，秤盘显示四十九公斤。“手术前是整一百斤，瘦了两斤。”母亲笑着说。姐姐陪母亲笑着，趁着转身的瞬间偷偷地抹去眼泪。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刻癌细胞像非洲大草原上饥饿而疯狂的狮群，正在她的腹腔里席卷而过，我似乎听到了它们令人心惊胆战的嘶嚎。医生说母亲的病根在胃部，检查发现陈旧的发病痕迹，可能与曾长期经受某方面的刺激有关。站在手术室外，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根羽毛，在楼道里无序晃悠，轻轻飘落。
“在医院整整三十二天了，大夫说还得两三天才能拆线，没病都得急死。”母亲自打进医院就天天数着，从做了手术就天天嚷着出院。她说回家了要去看看上庄里的二奶奶，去看看下坪子的姨娘，豁岘口卖酿皮的胖婆娘，还有一起扭秧歌的姊妹们，随便一说，便是十几个。母亲说等自己病好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种地了，年轻时差点苦死气死，除挣了一身病外一辈子啥都没挣到。“人一辈子啥都是闲的，身体比啥都重要。老人说缩头椽子耐雨，还是你大（爹）人家凡事看得开，想的通，该吃吃，该睡睡，大半辈子不也平顺过来了……”母亲终于含蓄地肯定了父亲。
母亲想的最多的，最想见的还是十八里铺她结拜多年的回族妹子，是比我们更后的后山里的亲家母。只要提及亲家母，母亲的心情总会出奇地好，在母亲心里，亲家母是和亲姐妹一样亲的人，甚至更亲，亲得无可替代。
“时间过得可真快，细算，你到咱家整整二十年了，如今日子多好……”母亲抚摸着菊皴裂的有点粗糙的手，语气中满是感慨。二十年来，关于菊的所有，母亲记得比菊自己还清楚，哪怕是很小的事都不曾遗忘。
天花板上的吊灯映在母亲的眼睛里，亮得像两颗突兀的星星。
在那个漫山遍野绿得能挤出水来的盛夏的傍晚，刚满二十岁的菊像极了一只刚离开母鹿的小梅花鹿，闪烁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走进了我家大门。那是我的一篇幼稚的小说草稿惹的祸，它蛊虫似的迷惑了菊。
菊好奇地注视着家里每一个人和每一件物件，敏锐地嗅吸着这个陌生的有点异样的环境。尽管她一时肯定说不清这种陌生和异样源于何处。菊的突然出现，给了母亲莫大的惊喜，也给了她一个措手不及。菊口香糖一样黏着母亲，甜着母亲，在母亲的心底吹起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泡泡。母亲的脚步很轻很快，像我儿时记忆中的那样，她开始帮着祖母一起做饭，和父亲一起忙里忙外。祖母的牙龈萎缩严重，多年前配的那套洁白的假牙彻底成了摆设，但这并没影响到祖母连在睡梦里都是笑着，那是她一生中最灿烂的笑，那是没有任何敷衍的笑，柔软而神秘，让人心生悲悯。父亲的精神也明显地好了起来，他沉睡了多年的演讲欲开始慢慢地苏醒，一有空闲就又是天南海北高谈阔论。菊时不时也会插补几句，算是对父亲的回应。
菊把自己澄清得像一桶清澈透亮的胡麻油，小心地涂抹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涂抹在这个家的角角落落，清香润滑，无声无息。弥漫在院子里多年的硝烟味在不知不觉中淡了，散了。就连厨房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炊烟中，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柴草的香味。母亲心底的火药还有库存，母亲也曾几次按捺不住，无奈受了油水之潮后再也无法轻易点燃。母亲叫着菊的声音，和我儿时在母亲怀里听到的是一个声音，那是她这辈子最温柔的声音。家里的过年猪，母亲舍得将一半送给亲家母，她给自己买衣服时也会给亲家母买一件同款，还会将我给她的并不宽裕的零花钱偷偷地塞给亲家母。
母亲对菊和岳母的好，惹得庄里的婆姨们眼泪汪汪。她们中曾有人当着菊的面说过，你个瓜（傻）女子咋想的，到那家有你娃娃一辈子受不完的苦。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大多时候说着梦话，一会儿轻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一会儿又像是给父亲嘱咐着什么。几百里外的乡下，有母亲一手养大的准备过年的大肥猪和大羯羊，还有几只只有在乡下才能见到的纯粹的土鸡。包谷该扳了，洋芋苫好了没？母亲的梦境里，是长不大的我们，是老院子后面她爬了四十多年的大山，是家里那十几亩靠天吃饭的黄土地，是灶台上的米面肉油，是和父亲大半生的磕磕绊绊……所有这些，是一幅母亲用自己大半生的心血彩绘成的岁月长卷，有春的和煦夏的激情，有秋的喜悦也有冬的凛冽。
3
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了下顿，正读小学四年级的父亲便辍学帮着祖母干活。十八岁那年，父亲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一直干到了包产到户。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偶尔说起，父亲能将几百人的生产队账目算得分厘不差，特别是珠算里一种叫做“狮子滚绣球”的乘除综合算法，被父亲打得出神入化。据亲眼见过父亲打算盘的人说，那十三杆算盘珠子在父亲的五根指头间上下翻飞，快得根本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个算盘珠子同时在动，只能听到珠子之间相互碰撞发出的噼里啪啦炒麻麦般的声响。父亲获得过全公社“优秀会计”的荣誉，他平时背着的帆布挎包里，装着一本红皮笔记本和一支黑色水笔，那是公社书记亲自发给他的奖品。
父亲有一个有别于其他农民的爱好，就是喜欢看书看报。不论是糊在墙上的旧报纸，还是扯成半截的旧书，都能让他着迷，且但凡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父亲平时话虽不多，但只要有人和他说起历史说起庄稼，他便能从三皇治世说到改革开放，能从民国十八年说到眼下。只要有人听，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估计都说不完。在庄稼人眼里，父亲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方圆几十里都有些名气。母亲操心的是一家人的衣食起居和她养着的牛羊猪狗们的热冷肥瘦，父亲则更多关注的是古今中外的天下大事，两个人的思想完全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相交的可能。
除了拨算盘子儿，父亲的手脚平时像是借来的，就是传说中迈左腿不会甩右手的那样，更不屑说干其他精细活，比如给漏气的架子车内胎打一个补丁之类。父亲的智商太过浩渺，将自己所有的情商统统淹没。有乡邻来串门若正赶上我家开饭，父亲也只抬头一笑便只顾自己吃，从来不会请别人端碗。来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哪里还好意思再端碗。再比如好不容易喊来父亲吃饭，刚刚掏完粪坑的父亲手也不洗直接就抓起了饭碗，母亲若偶尔让父亲搅和猪食，情况则会更糟，父亲会直接把猪食槽端到灶台上盛泔水。父母的炕上，总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汤土，柴草也是随处可见，父亲干活回来，从来都记不起拍掉身上的尘土和草屑。我曾无数次仔细观察过父亲洗手，只是左手握成拳头在右手掌心转几圈，最多右手握成拳头在左手掌心再转几圈，绝不展平手掌分开手指，好像生怕漏掉生命中某个永远的秘密……
“看你那匪败势，就不能多操一分钱的心，连衣服都能穿成这样！”父亲穿的衣服，经常要么是纽扣错位，要么一侧扎在裤腰里一侧吊在大腿上，祖母实在看不过去时也会训诫父亲几句。可是不管母亲怎么唠叨，也不管祖母怎么训诫，父亲从来都记不起也不当回事。
我曾大胆怀疑，父亲的大脑里除了文字和数字之外，再便没有什么能与生活中的具体事务联系起来的思维符号。或者说，除此之外剩余的思维想象空间全都是真空地带和原始森林。我这样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凡父亲手中经过的东西，随用随放，再很难出现在原来的地方。凡原本端正放着的东西，一经父亲的手，则要么是斜卧要么是倒立，再很少有放到原来模样的可能。如果母亲正忙得两只手都感觉不够用，只要不喊父亲帮忙，父亲便只捏着两只手站在一旁看着。母亲经常说自己心寒，大约就是源于此类情形。我太了解父亲，他一直坚信万物自有命数，富贵求不来，生死躲不过。
父亲的私心很重，他始终相信自己的亲人们都是上好的命运，特别是我的。
父亲七岁那年祖父便去世了，那是正值很多人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六零年。祖母带着父亲和五岁的姑姑吃草根嚼树皮勉强才保住性命，哪里再能顾得上指教孩子这些生活中的细节。这是我替父亲找的理由。后来听二爷说了一件事，当年土匪经过村子，曾祖父溜出大院子，将头伸进一个狭小的水窟窿里，大半个身子撅在外面整整一下午。
“你大和当年的你爷一模一样，多少干点活能把人气个半死！”气急了的祖母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数落父亲。
母亲说父亲是故意气她。可我知道父亲绝非故意，平日里只要母亲有一秒钟笑容，父亲便能陪笑到春暖花开，母亲要是心情不好，父亲的脸色则更重。总之，但凡母亲表达出来的某种情绪，父亲总会表现得更胜一筹。
母亲对上庄里大奶奶的一句话一直心存不满。大奶奶给很多人都说过，给娃找媳妇最好别找穷人家的，既邋遢还不晓得好歹。在母亲年轻的生命中，穷成了她心里最疼的痛，有时候会疼得令她彻夜不眠。包产到户后，母亲嫌家里分的土地不够种，就连一些爬山虎都上不去的高处，也被她拽上父亲一起开成了几步宽的梯田。母亲恨不得能再生出两只手来，两只手干活，两只手用来拽住西斜的太阳。她想着一定要给自己争口气，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奇迹，让大奶奶那貌似精辟的论断彻底成为谬论。
4
父亲大半辈子只做主买过两件稍微大点的东西，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四十瓦的台灯。收音机是给自己听新闻的，台灯是作为我上初一时语文成绩第一的奖励。有了收音机后，只要在家里，父亲总是将它抱在怀里听，那个入迷的程度，任母亲怎么叫喊催促，父亲都能做到心静如水，无动于衷。母亲骂的是装死，父亲压根就没有听到母亲在说些什么。父亲对于古今中外的历史洞若观火，却从来没发现在这不温不火磕磕绊绊的日子里，有星星点点的火药正在母亲的心底沉积。
“桃子，桃子，赶紧吃饭！”桃子是姐姐的小名，母亲一直就是这样叫父亲的。
“桃子，赶紧曳一桶水，缸里没一点水了！”母亲腾腾地擀着面，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
“桃子，赶紧堵牛，牛透圈了！牛跑了！”
“桃子，桃子，桃子……”
桃子在呢。这会儿的父亲正侧卧在上房炕上，早已被怀里收音机里的国际新闻搅乱了神思，再加上喇叭里几乎八十分贝的噪音，任母亲怎样的喊叫声也只能飘散在风里，一直飘到大门外很远的地方。
终于有一次，母亲怒气冲冲地夺过父亲怀里的收音机扔在地上，等父亲反应过来时，收音机仰面躺着，正发出一阵紧似一阵嘶哑的惨叫。父亲默默溜下炕头，捡起收音机，关了开关，小心地放在写字台上。第四天，母亲喊叫着桃子的声音又开始急促地在风里飘散着。父亲正抱着收音机紧皱眉头听两伊战争的紧张形势，像是担心那些飞毛腿导弹随时会飞到自家院子上空。母亲对收音机的芥蒂越来越深，经过几番较量后，某一天下午，可怜的自恃为坚不可摧的收音机终于没了声音，零件散了一地，惨不忍睹。那是母亲急着套牛去磨面，已经嚷了半个小时了，气得一只手捂着胸口直跺脚。父亲抠着手，一声不吭。接下来的几天，母亲连目光都刻意躲着父亲，父亲的沉默能憋死一头牛。最后母亲实在拗不过，面无表情地和父亲搭言，母亲比谁都清楚，如果想等父亲主动开口，不晓得要等到哪个猴年马月。
时间在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中过得很快，转眼我初中毕业。父亲越来越沉默，母亲也越来越烦躁，两个人时常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发生矛盾，有时候甚至只是盆盆罐罐之类的小事。父母不再像先前那样和公鸡比醒的迟早起的迟早了，母亲将大部分时间打发在看电视上，父亲整天磨蹭在田间地头，每天很晚才晃晃悠悠出现在门前的土路上，怀里吊着几件长短不一的衣服和裤子，两只破布鞋蹭在地面上“扑哧扑哧”地响，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某一个冬天的深夜，有巨大的声响和激烈的叫骂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声音是从院子里传来的，父母在吵架，吵得很凶，好像还动了手。早在我刚记事那会儿，父亲和母亲就曾动过一次手，那次母亲眼睛充血，红肿了好几天。我始终都无法将父亲和打人联系起来，除非当时发生了什么我至今都不知道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天刚亮，母亲便背起一个很大的包袱出了家门。父亲随即跟了出去，既没叫住母亲，也没替母亲背上包袱，只是远远地跟在母亲后面。母亲肯定也是看到了后面的父亲，便加快了脚步，但不论快慢，她和父亲之间那二三十米的距离却没有变化。母亲停住了脚步，父亲也停住了脚步，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母亲转身往回走，等让过了父亲，父亲也转身往回走，还是和母亲保持着先前的那么一段距离。祖母一直踮着小脚趴在墙头上观望，两只手轮换擦着眼睛。
母亲蒙头睡了一天，一口饭都没有吃。晚上，母亲赌气不让父亲上炕，父亲便一声不吭退了出来，挤在我和祖母的炕上。又一场冷战开始，感觉整个院子里都裹着一层坚固的冰。冷战好不容易结束，一场实力悬殊的白热战又在父母之间爆发，感觉半个村庄里都是硝烟弥漫。有好心的乡邻循着火药味走近我家院墙外偷偷观战，最后都是唉声叹气地离开。
“这日子是纯粹过不成了！你大这是把我往死里糟蹋啊！”母亲哭得很伤心，骂的也很难听，气得喉咙里只打结巴。那是父亲将下雨天穿过的沾着泥水的裤子直接塞到柜子里，等后来母亲打开衣柜时，满柜子都是霉味，裤子和几件挨着裤子的衣服已经生出了隐隐的白毛。父亲先是坐在上房台阶上，眯着眼睛一动不动，雕塑一般。听母亲还在没完没了地唠叨，父亲便干脆找来一本书翻开，目光像是钉在书上一样，那是真正的泰山崩于眼前而不眨眉头的坦然。每每这种情形，母亲的愤怒便更是火上浇油。母亲也会连带着埋怨远在城里卖罐罐茶的外祖母，哭诉当年哪怕把自己撂去喂狗，总比送给这家人要强得多。母亲姊妹五个，当年家里穷得和我家有一拼，后来外祖父和我刚刚成年的舅舅相继去世，一家人的生活便更是艰难。外祖母无意中听一个远方亲戚说远在后山的祖母刚三十岁就守了寡，带着两个孩子吃糠咽菜的心酸故事后，据说难过得当场落泪，主动说愿意将自己的三女儿许给这个孽障的娃儿。后来外祖母见到了祖母，夸自己的三女子麻利得和风转一样，就是性子有点急，要祖母平日里多多指拨，多多担待。
“好我的大姐吆，这是我和娃八辈子才修来的福哩！”祖母激动得有点哆嗦，就差没给亲家母磕头。
5
老院子墙根的碱土一层一层地剥落着，凹进去一道很深的土槽，几间矮小的土房子战战兢兢地立在风雨中，似乎随时都会飘摇坍塌。这一切父亲和母亲都是看在眼里的，但是他们谁也不说，似乎这些与自己没有半点的关系。某一次父母争吵过后，父亲将他口袋里仅有的十五元钱塞到我的手里，交代我好好读书，好好听奶奶的话。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眼泪。我手里攥着十五元钱溜出门，躲在堡子地高高的地埂下，看着手里五元纸币上灰黑色的炼钢工人发呆，一直躲到太阳下山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家里。后来再想起父亲当时给钱时的神情和那些话，才觉得后背发凉，幸好，父亲还在，母亲和祖母还在。
我特别羡慕姐姐，大多时间都是在城里陪着外祖母。外祖母可怜，先是丈夫去世，后来唯一的儿子也没了。四个女儿相继出嫁后，她便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城里摆起了罐罐茶。见外祖母实在孤独，母亲便打发姐姐去了城里陪着外祖母，顺便在城里上学。姐姐虽比我稍微幸运一些，但依然没能彻底摆脱家庭氛围的影响。刚满十七岁那年，姐姐出嫁了。一年后，十五岁的我背起一卷破被褥，挤上了东上内蒙的火车。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华年，在大后套平展展的麦地里挥汗如雨，在没有防护网的建筑高楼上胆战心惊。
后来的后来，偶尔和父母谈及往事。“日子过成那样，咋就没听你们提过离婚两个字？”我试探着问母亲。“你外奶把她的这疙瘩肉撇在这家了，就是熬也得熬死在人家屋里，哪里有再走的道理……”母亲说这是她的命，她早就认了。父亲抬起头，躲开我的目光，一言不发。“命是真的。”好久，父亲才低声说。那四个字，像是从地下艰难地钻出来似的，一个个灰头土脸。这一年，八十岁的外祖母再也摆不动灌灌茶了，别人问她张三，她说人家要借钱，外祖母一辈子积德行善，到这个时候想到的还是别人的难肠。母亲放心不下外祖母，便把老人家接到了我家里，一日三餐小心侍候，直到三年后外祖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八抬棺木浩浩荡荡从我家大门口抬出时，很多庄里人都来送行。外祖母去世四年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春上午，年近八旬的祖母也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旅程，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她的身边，将满一岁的小重孙跌跌撞撞地挪着脚步，咿咿呀呀地唱着……
虽说已经立春，但毕竟还是六九天气，能有这么暖的太阳真的是出乎意料。或许是天气突然好转，母亲的精神明显好了很多，和前来探望她的乡邻们聊了很多几十年来的往事。母亲说等过完年自己好起来了便要赶紧抓两个猪儿，再抓几只鸡娃，说当年猪儿抓的迟了就不托肉了。等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已是傍晚时分，趁着白天的余温尚未散尽，加上客厅里炉火正扯得通红，姐姐和菊给母亲洗了头发，换了睡衣。母亲的头发好像从没这么干净过，柔顺得像一缕缕黑丝线。
母亲安静地躺在热腾腾的炕上，伸出枯瘦的有些冰凉的手指轻轻地捏抚着我的手掌。我感觉母亲在拉我的手，我凑过身子，母亲缓缓地抬起胳膊，将我的头轻轻地揽到她的胸前。听着母亲的心跳，那是好多年都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听到过的声音，像和煦的春风吹拂下万物苏醒的声音。四十四年前的我就是被这个声音唤醒，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
我将头深深地埋在母亲的怀里，在感触到母亲心跳的那一刻，记忆的放映机便瞬间接通电源，一帧帧清晰的画面在眼前延伸开来，如梦如幻，却又无比真实……
6
母亲很清楚地记得，那是立冬后第十天临近中午，等祖母戳着一对三寸（不对，差不多有四寸）金莲跌跌撞撞从农业社的梯田地里赶到家门口时，就隐约听到了我猫叫般的哭声。厨房窑里的土炕上，刚满二十岁的母亲看着自己身边躺着的那个小不点儿，实在是太小了。当看到我两腿间的那点小鸡嘴时，母亲干皴的嘴唇舒缓地抿开了，这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她用自己那条平时舍不得勒的红头巾将我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拳头大的脑袋露在外面。铺了半截竹席的土炕很烫，很快便蒸干了我头上那几根稀里巴拉的，卷曲着的绒毛。
“好的很，好的很……”祖母边说着边麻利地收拾着炕上的赘物。一切很快收拾妥当，祖母这才顾上看我，一句“才尕着丑的很”，便对裹在头巾里的我做了最恰当的描述。祖母拉开炕角的小门箱，小心地从一条绒裤夹层里摸出两个鸡蛋。
荷包蛋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厨房窑里，两个荷包蛋母亲只吃了一个，却把一碗粘稠的加了少许白面的蛋汤喝了个尽光。午后，父亲回来了，肩上斜背着一个很旧的黄帆布挎包，脖子上骑着冻得满脸通红，鼻涕长垂的姐姐。父亲从祖母的怀里把我接过去，有点笨拙地将我捧在手上，他这种端饭碗一样的手法引起了我的强烈抗议，却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老猫般的嘶嚎。姐姐踮着脚趴在炕沿上，嘴里咬着半个荷包蛋，好奇地伸长脖子努力往父亲手上看。
月子里的我很是乖巧，可刚过满月，我便白天黑夜地哭，闹得母亲如坐针毡。父亲叫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将我扒了个精光，翻来覆去也没看出有啥毛病。父亲掐指一番盘算，说他是水命，我是火命，父子相克，我这是犯了干爹。母亲说得很神奇，说父亲用一包红糖给我请回来一个干爹，简单的仪式过后干爹在我的脖子上系了一根绾着一枚铜钱的三色线绳，没一顿饭的功夫我便安安静静地睡了。那一睡就是一天一夜，一声都不吭，倒是把她吓了个半死。
半岁后的一天，我的嗓子突然肿得厉害，看着光张嘴，奶也喝不下，气也出不匀。父母不敢等到天亮，两个人大半夜里轮换抱着我往城里跑。四十里的山路，黑摸着爬山过沟。母亲说，跑到医院里时她能听到远处的鸡叫声。等叫醒大夫，怀里的我上气不接下气，脸蛋烧得像两团火。母亲说那一刻她浑身打着冷颤，脸上却很烫，像被人左右开弓扇着巴掌。还好，有惊无险。回到家里还没过半个月，我的脖子又从外面肿了起来，没两天便肿起了一个小鸡蛋大小的包。父母叫来了上次看过我的那个赤脚医生，他从棕红色的，正面方方正正印着一个红“十”字的药箱里拿出一个铁盒，右手徒手抓起一片手术刀，左手三根手指夹起一块酒精棉顺着手术刀上下一擦，便直接将一滩脓血放到了土炕上。然后在我的惨叫声中挤尽残脓，针都没缝，直接擦点酒精压上纱布。那情景，仅是听母亲说说就能让人毛骨悚然。
在我喉结偏左两寸的位置，一弯淡红色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月牙般深深地镶嵌在肌肤里。
7
牸牛下牸牛，三年五个牛。谁都想不到，包产到户分牲口时那头瘦骨嶙峋干脆没人要的老牸牛，被父亲拉回家后养得浑身油光，三年连着下了两头牸牛犊子。
不止老牛油光，我家的小日子也开始过得风生水起。母亲干庄农活是一把好手，至少能顶三个父亲。母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激情，像极了厨房窑后花椒树上那些黑白相间的大蝴蝶的翅膀，有力地煽动着父亲作为男人的最大责任和最高荣誉，他每天天刚麻麻亮就拿起铁锹提上粪篼出门了。我家很快成了村子里的“暴发户”，有着几乎顶住房顶的粮食拴子（草编的粮仓），母亲每年都养一两头大肥猪，半拃厚的肥膘呼呼闪闪的，直看得人心潮澎湃。母亲先是和父亲紧靠西院墙盖了一间和上房差不多大小的仓房，然后张罗着盖起了南房，后来又雄心勃勃地挖倒了厨房土窑，盖起了门窗上镶着玻璃的厨房。再后来，母亲张罗着放倒了家门口一棵老榆树，请来两个木匠，做了电视柜、大衣柜和宽大的写字台。那段时间，院子里整天都是木匠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从推刨里冲出的一团团雪白的刨木花，像一朵朵白牡丹绽放在母亲的心头。
连着几年的风调雨顺，到了碾场时节，连院子里都堆满了黄橙橙的小麦和淡青色的扁豆。父母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粮食，多得让他们为腾出存放的地方而发愁。母亲先是用其中的一部分换来了一台缝纫机，接着又托熟人从城里买来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翻年秋天，家里又多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调试好天线的那一刻，荧光屏里有很多人在奔跑，喊杀声震耳欲聋。祖母惊得半张着嘴，指着屏幕上的那些灰白色的小人儿，满脸疑惑又无不自豪地给前来看新鲜的二祖母和五祖母说：“我的天老爷吆，这么多尕人人，都是咋钻进这电匣子里的……”父亲扳着指头数过，它是整个村子里的第四台电视机。
祖母五十多岁时就掉光了牙齿，母亲带着她拔掉了最后一颗在嘴里来回晃荡的老牙根，补上了村子里的第一套假牙。那口假牙，假得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让人产生错觉。记得有一天家里来了很多祖母的娘家人，其中一个笑嘻嘻的牙齿很白的半老女人偷偷地塞给我一把什锦糖。塞糖的人是谁并不重要，我只在意糖的个数。直到亲戚们都散去了，我无意中发现先前给我塞糖的那个半老女人正在厨房准备做饭，这才觉得像是在哪儿见过。是的，何止是见过，我在她的怀里爬了足足十年。装了假牙的祖母，假得愣是连我都没认出来。
我们十来个小伙伴就像花果山上的小猴子，不但无忧无虑，还无法无天。那时家家户户养羊，暑假里我们的身份就从学生转成了羊倌。其实放羊只是名义，搜肠刮肚的各种玩才是我们的正经活儿，打纸包，抓牛儿，捞蝌蚪，捅鸟窝，挖松鼠，荡秋千，猜硬币，打土仗，地面上早已被我们整得尘飞土扬，奈何法力尚浅，还没能闹到南天门上。
夜幕降临时分，一轮圆月倏地跃出马脊梁一般起伏的黑黝黝的南山大梁，整个村庄和半边河沟里瞬间便铺满了一层淡黄色的月光。河岸上，陆续传来大人们焦急的叫声，那是一个个能难倒汉语言教授的乳名，尕斜儿，闰斜儿，骚娃子，尖娃子，斜娃子，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我这个红娃子。能这么大声地叫着我的乳名的，肯定是母亲。大家这才准备回家，先是将羊群赶在一起形成一个包围圈，然后寻找自家那头最肥最壮的大羯羊，乘其不备，忽地窜上去抓住羊的后腿，然后再抓住那大而弯曲的角，就势翻身上背。受惊的羯羊驮着我们几个比无赖还无赖的瘦羊倌们横冲直撞，“驾——驾”“嗷——嗷”的喊叫声和找不到妈妈的羔羊焦急的呼唤声交融在一起，喧闹着整条河谷。
有年龄稍大点的小伙伴扯着嗓子在唱，空旷的回声一波波穿过水一般的月色：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8
湿冷的河风夹着干硬的雪渣横扫过街道，我正穿过一条冷风乱窜的巷子，巷道里没有路灯，只偶尔有车子急速驶过，车灯的光芒刺射得让人感到瞬间的眩晕。走出巷口，没有了任何遮掩和阻挡的风更大了，很大的雪片在风的教唆下横冲直撞，发出哇唔哇唔的啸叫，卷成一个个白色的漩涡，像宇宙中新生的黑洞。我在狭小的洞口挣扎，已经能看到这深邃的黑洞里无穷无尽的虚无和无边无际的黑暗，一百光年都无法穿越。我听到不远处有轻柔的涛声，也能看到前面隐约的苍茫的山峦，我感觉自己突然一脚踏空，流星一样滑进那无底的黑洞里，像一粒尘埃，在陌生，凛冽、坚硬的空间里被旋风般地扬弃，摩擦，碎成只有在几万倍的显微镜下才可能看到的粉末。
耳畔传来轰隆隆的声响，像是从远山深处滚滚而近的雷声，正试图淹没着我的呼吸。突然听到母亲的声音，在那巨大的声响中若有如无，像是在耳边，又像是来自遥远的天际。猛然惊醒时，母亲正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着什么，父亲在离母亲不远的炕角熟睡着，鼾声如雷。
“月亮……”
“看——红……月亮……”
起初我以为母亲在说梦话，等听清楚母亲在说月亮时，我才下意识地扭头去看。真的是月亮！窗外，一弯橘黄色的月芽挂在院墙外的榆树梢上，清晰，锐利，像刚刚脱离熔炉和钳锤的一弯铜镰，正散发着灼热的金属味道。距离月亮不远的山头上，飘起一朵浅黄色的云，宛若一片深秋的黄叶，很薄，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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