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苦乐说散文
没有哪件事经历了如此时长，22年，人生一大时间节点，是一个婴儿长成青春小伙的时光。我说的是编散文年选。自新世纪千禧年始，悠悠二十余载，编了“太阳鸟文学年选——中国最佳散文”（近两年易名为散文精选）。前不久，为寄发样书稿酬事宜，还与搭档潘凯雄说及，这长年月，是不是也累了该歇息了？
是的，一事经年，甘苦自知。如今生活快节奏，文化快餐化、碎片化，编书著书，慢工细活，“知我者谓我心忧”。坊间这类年选也多有七八家，南北各地，仅北京就有多种。花开各枝，无多区别，也难出彩。况且，力争好中选优，避免人情，不选自己，还找话题作序，又与作者签约，要地址卡号，一应琐细繁冗，不足以与外人道。看着书架上各20本（2001年—2021年）的散文和随笔，不知如何坚持下来的。如再续下去，惯性运作，混同于市面大同小异者，无多新意，鸡肋之嫌，于自己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心结。恰好，出版方想有变化，说是“改头换面”，再起炉灶，不及我等奉告，就有了计划，算是不谋而合，善哉。那天得知，即与潘兄说及，暗自高兴一番。
的确，文学之事体大，编书之事，认真起来，也关乎责任，传承、能力，最不济，以你的名号行事， 往大里说，得有担当，对得起白纸黑字，不至招读者指摘。让那些认可自己作品入选的作家朋友信任你， 认同你们的编纂标准，更不可马虎。再说，史上有风范，“典型在夙昔”。古有《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后有赵家璧主编，有胡适、鲁迅等人编选的十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始至“文革”前，仅散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多卷年选，成为书架上保留图书。这一众选本的范式，文化积累之功，影响深远，为后学殷鉴，如是，岂能怠慢。
记不起什么缘由，沈阳《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与辽宁人民社熟悉，顺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小说等兴起，应邀主编“太阳鸟文学年选”，我和潘凯雄接下了随笔散文。或许好朋友好说话，或是我与潘兄1993年就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过《当代小说名家的散文》，当代活跃的小说名家五十余人的最新散文和“散文观”，悉数收入，是当下小说名家散文最早的集大成者。建法吩咐时不容分说的口吻，历历在目。这位文坛大侠、文评刊物大佬，晚近重病不治，一月前不幸离世，我有句挽悼：识荆忽忽三六载，刚胆柔肠获人心。生来披执文武剑，归去湼槃缪斯魂。奔走南北为刊累，穷研中外著述勤。西行或解沉疴苦，文坛一角轰然倾。呜呼，好人命舛，故友凋零，睹物伤怀，就此作罢，或可为自己心灵得一平静。
林建法是丛书分主编，挂名领衔的是王蒙。他与王蒙老熟悉，那时王蒙还住在东城南小街的四合院，建法几次来北京，约我和凯雄去拜访。不记得，与王蒙老何时说及编这皇皇系列的年选事，丛书十五周年时，出版方借北京全国书市纪念，老先生笑谈，搞选本是吃力不讨好得罪人的事。好了，并不有好评，不满意的可以吹毛求疵，你认为是最佳，也有人说，我为什么不是最佳，见仁见智，自找麻烦。他也知道，主编多是摆设，神仙角色，也因为与几位小字辈的交情，我们拉为大旗，其实，有些名号也是出版方营销策略，最佳与否，无法量化，那时好像有几个版本都用了这名头。当然，内容上，总主编们宽容，多是选编者自以为是罢了。
之所以应承此事，也与散文发展状态有关。散文随笔虽不是文学宠儿，也为大众所青睐，与社会文化相向，与时代文学同步，经历着兴废起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都市文化和周末文化兴起，在都市报章杂志的推促下，大行其道，有悖于新时期八十年代深挚的人文传统，软糯甜腻，小家气象，之后，有季羡林、余秋雨、韩少功、周涛、南帆等人，新学人散文行世，有《美文》杂志倡导的“大散文”等，在《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杂志的加持下，一时间，人文散文和文化散文热闹，文史传统，乡土伦理，自然生态，人情世态等，散文的气势和状貌，得以提振，渐为硬朗深阔，时有新变，出现了新散文家，像周晓枫、刘亮程、张锐锋、祝勇等人，陆续登场。躬逢其盛，年选其事，以厚重的人文情怀和涵永及物的人间烟火味，为遴选标准。责编陶然女士是资深大编，我们按约定俗成，将散文随笔一分为二，写人情，有故事，以描写为主，就当散文，而思想性强，杂感辩驳，论述说理为主，权当随笔。换言之，前者描写情感，直抒胸襟，绘万物情状，写人生百态，接地气，而后者直面人文世相，有理性锋芒，生发人生问题，激浊扬清，以气势见长，又不同于当年洪迈和鲁迅们对随笔界定为轻短文字，“随即记录”（洪迈《容斋随笔·序》）。散文着重于情，而随笔着眼于理，所以，对时下文化现象有较深入的剖析和介入，篇幅长短与否，有别于前辈定义了。同时期为百花洲文艺社编辑了五年“年度思想随笔排行”，也循此理。
回看最初年选，不无感慨。选文不难，各自分头收集，好在那时各地重要文学刊物都有馈赠，先从主要刊物和重点报纸上找，以原始的剪刀糨糊法操作，再互换甄别，逐一敲定。每每秋冬之际，陶然温情地提醒，一直到她退休，我等也青丝变华发，这个“最佳”情结，联结了与出版社交谊。每有序言，找合适角度，“惟陈言之务去”，谨慎下笔，以免有损名家们珠玑文字，常自嘲“为赋新词强说愁”。前两期，轮流执笔，之后各自为文，各有侧重，张扬个性。近20期的年选序，林林总总，散文重要话题几乎打捞一遍——有归类扫描，有问题追问，有关键词生发，有现象综述，有类型化的归纳。欣慰的是，多篇承蒙人民（包括海外版）、光明、文汇、文学报、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有人戏言，年年序言二十载，真难为了两位啊。
虽苦也乐，首本年选编讫，听各方反映，慢慢找感觉。前三期封面或中国画装饰效果，或印章古雅有书卷味，一期一变，形成抢眼厚重风格。文字不甘示弱，打名人牌，以怀念性主题整合人文话题，一册在手，尽览年度优秀，感知社会世相，思想人文，自然物事，是年度社会人生的文学表达，重要的是要有史的意识，经得起赏读。前几期，友情与人生是主题，文化老人，史实故事，相得益彰。巴金写郑振铎，季羡林写胡适，铁凝写孙犁，有写茅盾、丁玲，记胡乔木、冯雪峰，年轻的作者有周晓枫、刘亮程，风趣幽默的刘齐，老艺术家黄永玉文字俏皮亮眼。2003年选本，有蒋子龙的《六十真好》，是文学为老年化的现实人生的共情之作，多年之后，仍为人乐道。年选编成二十多本，几乎穷尽了当下最优秀的散文家，年度优秀文章，或可为某一时段的文学史乘。当选家，最忌自选自，散文园地山花烂漫，不缺你那一朵，权利走私，瓜田李下，何必授人以柄。
一段时间后，轻车熟路，内容扎实，发行量也看好，竟有了盗版本。有人找到了一本以迟子建的《落红萧萧为哪般》为题的盗版书，堂而皇之的是原书名原主编，塞进了不伦不类的“私货”促销。与责编商议，也自嘲，没法向迟子建交代。那时盗版书猖獗，打不胜打。多年后年选不再风光，正版书发行也萎缩，倒也留下了一段谈资。
编年选是个得罪人的苦差，所选的文章，虽多熟人名文，有时来不及告诉，也没成太大麻烦，于今仍心有歉意。有的因通信不畅，没及时寄样书稿酬。也小有麻烦，一位关系不错、得过茅奖的女作家，不知何因就是不让选入，也有因文结友，留下佳话。将军诗人、散文家朱增泉先生，一介儒将，上过战场，获过奖(诗集《地球是一只眼睛》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战争史笔记》洋洋百十万言五大本，奠定了其散文家位置。年选收入他写苏德战争人物的长篇散文，忽一日，责编转来一信，是朱将军的问责，他的《朱可夫雕像》散文收入年选本人不知，更不该将写朱可夫的文字缺失一页，文气不接。将军一何怒，问责之书投向出版方。究竟在哪个环节出问题，因多手工粘贴，不好确定，之后，作为选编者自责沟通，缘于以前会上的交集，年选一小错，竟让我们成为忘年交。之后，他创作勤奋，晚年在书法和红学诗词研究上，投注热情，颇有收获。编书结识，我们笑言，不打不成交。
时下的散文，我以为，貌似热闹，多有隐忧。最尴尬的是，文体的不确定性，被说成是无所不可，集众家之长，无边界的文字。然而，也就失去了个性，被当做几大文体中唯一不确定的。抒性灵，写情怀，纪实写真等等，散文有别于其他近亲，如小品特写随笔等，有其自在自足的风格特色。散文的情感生发，无可厚非，但为了生动，强调诗化，细节情节过度渲染，搞穿越、粘贴与嫁接，渲染而做作，在当下的作品并不少见。散文是主情文字，有我的文字，是节奏感强烈的文字，也是有节制的文字，不能一味地洋洋洒洒，把纪实类报告特写当做散文。散文的轻盈精简，是人们喜爱的主因。虽有大散文的文化长调之说，举凡史上的优秀篇章，优秀作家，比如近当代，鲁迅、周作人、梁实秋，以及近人汪曾祺、史铁生、原野等人，都不是以长著称。宏大叙事，高头讲章，容易空泛，不应为散文品性。当下散文出现新变，有生态散文、新乡土散文、伦理散文等等，这些多走纪实报告类之路，在文体渐为分化细化、较确定的当下，散文的生命，是轻快而灵动，是实在而可信，凝练内敛，是诚实的艺术，是合逻辑，经得起验证的文学叙事。有些类型化的文字，纪实性文字，长长篇幅，虚化的人物，渲染的细节，以及飘忽的思想，让散文有了负面名声。如今散文产量大精品少，功利主义消解了文学的质地。我以为，首要是遵循鲁迅当年告诫：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在散文乱象中，年选的甄别，好中选优，淘劣去伪，多么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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