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为什么思念文会
《曲终集》，是孙犁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在“耕堂劫后十种”中，这是最厚的一本书。我常读这本书，每读有获，常读常新。这一次，我读的是《暑期杂记》中的第一篇《思念文会》，一篇很短的千字文，1991年，孙犁先生78岁时所作。
引我兴趣的是，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文会是孙犁先生从战时到进城后多年相交的老朋友，而且，也是一个文人。但是，在孙犁先生以前的文章中，从未出现过这个名字。在以往的文坛中，似乎也未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么，为什么晚年的孙犁先生突然思念起了文会呢？
晚年孙犁先生的文章，基本分为回忆写人和读书笔记这样两大类，所谓“芸斋小说”，其实也归属前者。关于写人，在《曲终集》中，有一则短文《我的戒条》，孙犁先生明确指出，有两类人不写：“不写伟人，伟人近于神，圣人不语”“不写小人……于作者，是污笔墨；于读者，是添堵心”。所以，晚年孙犁先生，在回忆中书写的人物篇，是文坛故旧、乡里亲朋和平凡的普通人这样三种。前者有《忆康濯》等，中者有《乡里旧闻》等，后者有《记秀容》等。
文会是这三种人中哪一种呢？我读《思念文会》后，觉得说是上述三者中之一，是，又不是；可以说是这三者的结合吧。同为乡里，同为少时参军，属于乡里加战友，并非纯属乡里；爱好文艺而转业地方文艺团体，又爱好文学写作，且常有交流，也应该属于文坛故旧，只是他从未写出过什么东西，和康濯等文坛风云人物似乎又不相同；看他的命运，更像一个普通人，但以他的资历看，他绝对又不是一个普通人。
在孙犁先生晚年忆旧写人的篇章中，这一篇《思念文会》极为特殊，似乎很少有人论及，几乎湮没在《曲终集》中。
孙犁先生为什么要思念文会？
在《思念文会》中，可以看出文会病逝得早，孙犁先生说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写篇文章悼念他。”那么，事过经年，为什么忽然想起了文会，写成此文呢？是什么缘由？或者，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值得细细品味。
这篇《思念文会》，孙犁先生勾勒出文会的这样几段人生轨迹，虽是粗线条，但很清晰：少年参军——因爱好文艺，进城后转业到地方文艺团体当领导——结婚之后，家庭负担，因受刺激，“一度神经失常”——顽强写作，却始终没有成功——“文革”之后，半身不遂，过早病逝。
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悲剧。如果这样写，以此怀念故人，自也有其意义。但是，仅仅这样写，恐怕就不是孙犁先生的文章了。孙犁先生如此思念文会，肯定有其特殊的意义在，而不会只是我们常见的悼念文章中生命过程和交往过程流水账式的回顾。
仔细读这篇《思念文会》，会觉得很有意思。和以前白洋淀风格完全不同，孙犁先生晚年文字，删繁就简，剔除所有抒情描写等铺排的臃赘，而愈发瘦骨嶙峋。在文字的骨缝之间，尽显象外之意，有清风或冷风吹过。这就是孙犁先生自己所说的：“人越到晚年，他的文字越趋简朴，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也与把握现实、洞察世情有关。”这是孙犁先生的自觉追求，其味道和嚼头，便也在于此：把握现实、洞察世情。如《思念文会》这样的短文，虽说是怀人之作，但是，孙犁先生并不是把它当作叙事体详尽去写，而是把它当作绝句来对待的，凝练的文字中，浓缩着节制的情感和思绪，乃至弦外之音。所以，需要文本细读。
我们先看，文会资历不浅。孙犁先生在此，只写了这样一笔旁白：“他如不转业地方工作，生前至少已成为副军级无疑。”
可文会爱好文艺，非要早早转业，孙犁先生在此，也只写了这样一笔旁白：“地方文艺团体，这不是成全人的所在。”
两处均是惜墨如金，点到为止，却有余音。如果文会没有转业，依旧在部队，会是如何的一种命运结局？孙犁先生绝不深说，却是在旁白中两相对比，将一个人命运的转折，与一个人的性情性格，以及环境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世事茫茫难自料的不可知性，如此密切相关，勾勒得骨感清晰而尖锐，让人喟叹。
进城后的家庭生活，也是文会命运变化转折的因素之一。除“老母多年卧床不起”外，孙犁先生加了一笔：“文会进城不久就结了婚，妻子很美，家务事使他分心不小。”进城不久结婚——妻子很美——家务事分心，这三者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孙犁先生没有写，留白甚多，却足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一定是发生过什么样的变故和刺激，否则，文会不会达到“神经一度失常”这样严重的地步。
文会是因为爱好写作才转业的。但是，他“在创作上无主见，跟着形势走，出手又慢，常常是还没定稿，形势已变，遂成废品。”孙犁先生说：这“成为他写作的一个特点”。指出文会为文失败的原因。
孙犁先生又说：“他的用心是好的，出发点是真诚的，费力不讨好，也是真的。那时创作，都寻正途——即政治，体验，创作。全凭作品影响，成功不易。”其“正途”二字，既是对文会为人品性的表扬，也含有对当时文坛的感喟。后一点，有弦外之音。
这个弦外之音，是这篇文章的关键之处。我猜想，如果没有这样一点弦外之音，也许孙犁先生不会写就这篇文章。有了这样一点弦外之音，才让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寻常见惯的怀人之作，而蔓延出文会个人命运之外，而对人生、对文坛，有了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这样的意义，在我读来，有这样两个方面，即孙犁先生所强调的“把握现实、洞察世情”：
一是把握现实，即对文坛所存在的不良现象的批评乃至批判。在论及文会那时创作虽是失败却归为正途之后，孙犁先生紧接着书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今天则有种种途径，如利用公款、公职、公关，均可以使自己早日成名。广交朋友，制造舆论，也可出名。其中高手，则结交权要、名流，然后采取国内外交互哄抬的办法，大出风头。作品如何，是另外一回事。”数点这一切，恰非正途。“正途”二字，才有了对于今天的分量。
这是这篇文章的骨头。在这里，孙犁先生指出的利用公权力、结交权要名流乃至资本力量造势、相互吹捧哄抬乃至日后出现的站台吆喝，这样三种现象，在当今的文坛上，不是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吗？
二是洞察世情，即对朋友的慨叹。在这篇文章中，孙犁先生前后两次提到“好人”的概念，他称赞文会“外表粗疏，内心良善，从不存害人之心，即此一点，已属难得。”“现在越来越觉得文会是个大好人，这样的朋友，已经很难遇到。”一次说“已属难得”，一次说“很难遇到”。这样的话，在孙犁先生的怀人文章中，很少见到，由衷的赞赏之外，更有深深的感喟。
晚年孙犁先生的文字中，有不少论及友道。这和他的切身经历有关，特别是“文革”中所见曾经的风雨故人反目成仇、由友为敌的变化中，有着一般人难以品尝到的滋味。孙犁先生曾经对简化字“敌”有过这样锥心刺骨的评论：“自从这个‘敌’被简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因此，故人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只有读过孙犁先生这样的文字之后，再来读《思念文会》，看他在文中称文会是大好人，而且，“已属难得”“很难遇到”，才能够格外体会到其中的意味。好文章，是朴素的，是大味必淡的，是意在笔外的。
转眼到了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了。谨以此文表达我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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