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米花开
东方机床厂职工医院坐落在厂区绿树……
父亲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头顶满天繁星眨着水汪汪的眼睛，一轮胖胖的月亮吃力地爬了上来，跟赶夜路的父亲和我捉着迷藏。
东方机床厂职工医院坐落在厂区绿树掩映与鲜花环抱中。出厂子大门，是一条宽宽的水泥路。左边是正在扬花的水稻，稠密如一锅粥的蛙鸣亢奋响亮，此起彼伏。右面是一条曲折蛇行的铁路，不时有火车喘着粗气呼啸地来来往往。从这儿步行回家，要穿公路、越铁路、走小路，大约十多里路。
我又饿又困，开始打瞌睡，心里直埋怨父亲看起病来忘了时间。父亲见我瞌睡，要我跟他做游戏。父亲在前方走，我像跟屁虫似的尾随在他后面。父亲身材不太高，或者说我个子不太矮，恰好到他的腰间。我上身前曲，探头顶住父亲的腰，闭眼边走边左右手攥成拳互相绕着顺时针转，像缠一个线轴一样，还喋喋不休地反复问：咕噜咕噜到了吗？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耐心答：快了。就这样一问一答，父亲在前掌握方向，我追随在后，像是与父亲焊接到了一起，枯燥无味的行走变得童趣盎然，肚子不再像青蛙那样紧迫地叫了，讨厌的瞌睡虫像苍蝇被驱赶走了，时间不知不觉地飞快流逝。我感觉父亲似乎抬腿要上楼梯了，猛地睁开眼睛，四周灯火通明，咦，到家了！
现在当我回忆起这情景，关联的一切都被记忆的撬棍启动了，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清晰地重现在眼前。
首先跃出镜头的是炸爆米花。之所以是这个，是因为那个左右手互相绕着顺时针转的动作，与炸爆米花的老头摇动转炉的动作太相似了，而且那些夜晚我的确嗅到了爆米花的香气，它与水稻扬花的味道一模一样。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还淌下了长长的口水，有几次在睡梦中被轰的爆炸声惊醒，“呼隆”一声腾地坐起，你千万别替我担心，原来是要上厕所了。
像走亲戚一样，炸爆米花的老头又来了。他银白的山羊胡子，像一把能屈能伸的钩镰枪，每次都准确无误地将我钩到他身旁。他就像经常走动串门的亲戚一样，不等我把上次的爆米花吃完，又推着家什来了。不过，这丝毫没影响我们欢迎他的热情与兴奋。
仍旧是在楼头的老榆树下。那株榆树太老了，不知比我们早了多少年就站在那儿了。等它枝条上千瓣万瓣鹅黄的榆钱渐渐变绿了，它披头散发随风跳舞，就像一支倒立的须发怒张的毛笔。它的树干会流出清清亮亮的眼泪，有时毛毛虫躲在树叶搭成的房子里拱出小脑袋向外张望，兴致来了，拽一条亮晶晶的“秋千”悠来荡去。
老头可不管这些。他看中了树下这块地儿，生着炭炉，架起转炉，摆好家什，像搭台要唱一出热闹的戏。不用扯开嗓子吆喝招揽，已经有人早早地看到了。这不，我们都相互追撵着送米上门排队了。不一会儿，他的身边已经排起了长龙，长龙开始时笔直整齐，慢慢就拐向了一边，像一条越流越远的小溪一样。但不是一个个的人，而是形形色色的容器，有碗、盆、茶缸、塑料筐等等，大小不同，高矮各异，里面盛着白花花的大米和糯米，还有黄灿灿的玉米与黄豆。不消说这些容器与里面的粮食都代表了一家家一户户，它们和它们的主人同样有觉悟，不会加塞儿，老老实实地代替主人排队，沉默不语地等待那一声声激动人心的轰响。
老头一手缓缓地拉满风箱鼓足了劲头，又用力地推送了回去，那样子就像将一张弓扯得如满月后在呼啸中寻找目标。另一只手咕噜咕噜地摇动转炉，顺时针几圈，逆时针几圈，像冰刀在透明冰面上流畅地来回滑翔旋舞。火在转炉身下舔着激动的舌头，有些被黑炭头似的转炉镇压住了，另一些却趁机跑了出来，聚拢在转炉两旁，像许多燃烧飞扬的红绸子。他慢悠悠地摇着，转炉上的压力表被架到火上烧烤。压力表沉着冷静，屏住心跳，不紧不慢地埋头赶路，像一个真正高明的跟踪者，在等待一下子痛快释放。时间一秒一分地摇过，在我们看来，就像摇啊摇摇过外婆桥、摇过千山万水一样漫长。我们眼巴巴地盯着旋转不停的转炉，还要按住扑扑乱跳的心，防止一不小心让它蹦了出来。终于，他起身拎起转炉，对准又长又宽敞的麻袋，待转炉伸进半截，使劲一踩，只听惊天动地“嘭”一声轰响，那些开花的粮食哗啦啦地滚入袋中。我们紧张地捂上双耳，但在袅袅升腾的蓝色烟雾中，粮食绽放的香味潮水似的涌入我们鼻孔，我们贪婪地猛吸几口，直到完全陶醉。
常爆的是大米和糯米。它们需要的时间短些，爆出后体积庞大了不少，一茶缸米可以奇迹似的膨胀成一大口袋，重量却没改变，似乎还轻了些。一粒粒洁白轻盈，聚在一起像一大堆雪。还有黄豆，它耗时长点，爆后体积变化不大，但一颗颗都张开了嘴，许多拥在一起挤眉弄眼，仿佛听得到清脆爽朗的笑声，像接踵纷沓的波浪。
我最喜欢的是爆玉米。它们有的像黄金一样金黄，有的像象牙一样亮白，代表了不同的质地与口味。它们一旦脱离了母体，一粒粒单独看上去，就像一颗颗坚硬的牙齿。它们被一股脑儿地倒入转炉，被架到火上烘烤，在漆黑的炉中发酵成了微笑的种子，你胳肢我一下，我胳肢你一下，忍不住哈哈大笑。快乐像空气萦绕与弥漫，渐渐被热情与激情感染，不由自主地膨胀。等到那一声炮响，它们一窝蜂地涌出暗室，像无数照片重新曝光，纷纷滚落到阳光下，统统笑开了花。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是笑的，不是微笑，是乐开了怀的大笑，仿佛听得见声音。芬芳甜蜜的气息浩浩荡荡，横冲直撞着我们，好像一刹那人间万物花开。
挨到天黑，还没轮到我。老头仍然咕噜咕噜地摇啊摇，红艳艳的火苗映透了他专注的脸庞，也照亮了我们焦灼的面孔，他脸上密集的汗珠像花瓣竞相开放在皱褶中。他随手抓起一把把开花的玉米塞到我们手中，却不看我们，仍然慢腾腾地摇啊摇。
到了冬天，寒风怒号，大地冰封，隔着厚实的棉鞋仍感觉得到那种干燥实在的冷。老头像号准了我们那根馋的神经，往往赶在春节前几天来到老榆树下，集中三四天炸爆米花。在广袤无边的寒冷中，炭炉像一个微型热能发射器，不停地热身，又不停地散热。我们呵着手、跺着脚围拢在它周围，努力吸收着这不断丢失又不断聚集的热量，近距离地聆听那一声声炮响，直至火熄炉冷，夜深人静。红红火火的春节就在这香喷喷、热腾腾的味道与气氛中不请自来了。
这一幕幕情景站在重重岁月背后，像那种泛黄了的老照片，想起来就觉得浑身温暖。
许多年后，我久别重逢似的邂逅了一个炸爆米花的中年人。他栖身在别人屋檐下，四周没有孩子与笑声包围，当然也没有形形色色的容器替他们排队，这让他身旁显得很冷清。他看上去很寂寞，机械地摇动转炉，咕噜咕噜的声音听得出单调，鼓风机煽动炭炉不停地吐着长长的火舌。
我却一下子被触动和吸引了，眼前恍然串起了那一张张黑白老照片，甚至执拗地相信他与许多年前几千里以外的那个老人有着某种必然联系。究竟是什么联系，我一时说不清，也许并不需要说出来，仅仅默默感受就足够了。
我终于听到了期待中的那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也眼睁睁地看到了期待中的无数玉米笑开了花，它们欢笑着大步流星地扑向我。这些坚硬如牙齿的颗粒原来可以笑得这样灿烂，就像我掉了门牙的儿子，轻轻敞开门笑笑，就让阳光与风一起灌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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