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东渐探微 ——兼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楔 子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在中国当代文坛纷纭拿斗，曾经腾跃过、隆动着而今仍在腾跃和隆动乃至新崛起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西部文学。一九八五年．当《当代文艺思潮》将西部文学正式推上文坛，并将她送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望远镜下，这位“巧珍”却早已度过丁七年（《灵与肉》的发稿》）直至十七年（闻捷、武玉笑等老一辈作家创作）乃至更为漫长的（历史正剧）“待字闺中’生涯。八十年代中期，西部文学的“新嫁娘”是怎样地使今天的读者着实激动过一阵子。而随之以来的则是静观、漠视、冷眼评说，继尔不屑（？）不卑以至更或跃跃欲试地争做起“新”来一一“新嫁娘”的际遇与幸会并非谁人谁个所专有、所独享。于是，西部文学东渐由发韧之初的涓流渗溢进而顿成一泄千里之势，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塞外海天到处都嘹响了喜庆的吹打：遍地一“新”。这就是人们喋碟不休今天仍在不休喋喋着的寻根文学。
西部文学东渐道理何在？西部文学之寿“归西”否耶？“寻根”之于“西部”究竟是怎样的姻缘？中国当代文学将向何处去？ 适巧，这正是笔者本文所感兴趣的。
现在，于拙作尚未有展开之前，还是让我们首先给西部文学、西部文学东渐来一番定义吧——
五十年代末，一列满载饥谨和希冀的客班在无垠的大草原上奔驰，李秀芝和她的女伴们拖着疲惫的弱躯偎依在一起。这时，天山脚下，一位群管劳教的“活囚”正在执鞭游牧。此刻，苍天如盖，瘦马一匹，面对着广袤的漠野进行着灵与肉的裁决者，这就是许灵钧。不久，在与此相毗邻的一弯黄土路上，高加林翻山越岭，踅身入城，刘巧珍流下了孤苦的泪。这七十年代末出现于当代文学书中的一页，后来被智者搬上银幕，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非同凡响的反响。随之一位哲人提起“西部电影”，《当代文艺思潮》的热心编辑们忽发“奇想”起“西部文学”来，则西部文学即一发而不可收抑。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西部文学。
西部文学东渐，指的是中国当代反思文学从酝酿到勃兴的整个进程中的“西部文学一寻根文学”的东渐。或者说，是西部文学思想、审美理想由西而东的横向推进。倘说八十年代早期，逶迤的天山、广袤的草原、如豆的窑洞灯光、嶙峋的黄土路，使西部文学西部题材作品初具西部色彩，当代作家的审美观照开始从王晓华、谢惠敏、李铜钟的身上向后延伸，延伸到五六十年代的刚刚过去，那么八十年代初以来，特别是八五年整个当代文坛的审美触角则向更为广阔更为幽邃的历史纵深窥觑，从而赋予西部文学以更为广泛更普遍也更深刻的美学意义，是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其说西部文学是以开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矫人类中性化的雄性觉醒为标识的西部精神的自然表露，无宁说是廿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反思时代情绪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西部文学是反思时代反思文学的先遣，而寻根文学则为反思文学远征的殿后与中军（倘说新时期十年文学真的有所谓主潮，而西部文学一一寻根文学的东渐则正是这种主潮，舍此而无它），西部文学东渐则具体而微地记载了时代变革和社会思想解放的当代中国的形象历史。
上篇 ：文化、文明与文学
—— 西部文学东渐的历史原因
不武断地说，恐泊没有谁会否认，人类文化、文明与文学是人类从森林中携手而来的一胞姊妹与孪生。第一个将菩提树叶编织起来围腰系住，临坐溪边将一朵小花插上鬓前，或者第一个手执“石箭”面对着苦苦挣扎的牝鹿发出了会心微笑的“猎手”，首先完成了人猿相揖别的伟大壮举，同时，她（或他）也最先赋予了人类所特有的文学之最初的定义。倘说“坎坎伐檀兮”开启了人类社会文学艺术的“吭育吭育派”的肇始，是记录声音的文学，那末石刀切割的文化、骨针穿起的文明、一双毛茸茸的手钻隧迸出的火花而点燃起来的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象牙首饰、图腾崇拜，则是这种文学得以表现与产生的实际文字。
站在现代文明的制高点上，向幽邃的历史纵深窥去。人们不难看到，从山顶洞人的参差处落，到廿世纪的危楼穿空，从半坡村的缕缕饮烟到现代锅炉的万丈囱口，直至蓝夭白云之间喷气式飞机偶尔扯起的“绢带”表明，西部文化是以怎样的步履走向东方，走向世界，又是以怎样的幅度跨进当代文明；其间，文学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倘若我们有所勇气挪动一下认识的脚踱，则可以看到，在《诗》、《书》、《春秋》、《论语》、《礼》、《易》……面前，“司母戊”大方鼎显得是多么渺小，秦俑、北京人、皋陶拓片又是何等地可怜巴巴。毕竟，当人们惊异于五彩缤纷的现代文化文明，灼目于绚丽多姿的当代文学时，蓦然回首．怎得不见历史纵深的“灯火阑珊”？又怎能不缅念中华民族人类走廊尽头的“西部”？
我们无法考证我们“坎坎伐檀”的先人俯仰于“河之干兮”当初做着怎样的人类未来之梦，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无论尼罗河还是密西西比，与我们的“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天上之水”怕都为两码子事。而西周之于镐京，后七雄叩关于秦，楚人咸阳间鼎，曹阿瞒中原指靳．陈桥兵变……是为史书，为文学？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文明肇始于西部，中国传统文学自西部始。西部，这华夏民族的摇篮，哺育了东方古国的文化文明发祥，同时哺育了中国文学。和氏璧的光灿辐射了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辽远海相沉积，一个拥有先进文化文明的古老民族崛起了。于是有了“十五国风”，“诸子争鸣”，“汉赋”，有了“魏晋风骨”、“齐梁之绮”，有了李白，有了“市井说话”……有了中国当代文学。
当读者欣慰地瞩目于西部文学工程于廿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此难道不正是黄炎子孙自豪于自己祖国的灿烂文明并热切地期待着、憧憬着古老文明的重铸、再造与更新的那种铭心刻骨的缅怀和由衷的祝祷么？热爱祖国，心系本土，四海不离其宗的开拓精神和忧患意识（中国没有悲剧，则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极致！）是典型的东方性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骄傲！
我国自有文字历史以来，记载了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发育、发迹、发展过程，我们的祖先没有漫待过文学?恰恰相反，它的嫡传正是通过文学来实现的。换言之，我们的先人从一开始就将文化、文明与文学一起视为自己的孩子。从耶酥诞生之前至廿世纪，三千年时间长河完成了中国文化文明的东渐，地球的运转似乎将这种不舍昼夜逝者如斯的东渐流枯了源头，而源头之枯又将是人类何等可怕又是何等可悲的景象呵。终于，在幽黑黛暗的历史深处，第一位诗人站在汨罗江畔发出战的钝吟；中古时代的“岑参们”追求着《国殇》般的悲壮；近代田园牧歌式的梦死醉生及接踵而来的于夷人的利炮坚船面前的诚惶诚恐，以及现代西方世界后工业社会之“荒谬感”、“无为意识”及“末日心理”的侵入，人们似乎早已忘却自己本来是“唱着来唱着去” 的铁血民族，忘记了并且窒息了历史所既定予人的生存权利的寻找，而漫溢为浮萍流觞之逐了。因此，远古图腾的魔力，重新唤起了有志有识之士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再造与追寻。开拓精神、忧患意识为特征的力矫人类中性化的雄性觉醒成为八十年代中期西部文学的无尚追求。在二十世纪划时代的今夭这一追求本身就涌动着强烈的时代感，直至导致声势浩大的西部文学－一寻根文学的东渐。在新的中国诞生以前，确切些说，在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上一个年代末．会有谁敢于作此奢想呢？温与饱，安与生，早已将人的一点可怜的“灵长”意识吞噬了。“仓廪实而后知礼节”，况且，文学岂不更是如此？
君不见，在中国历史上，西部文化文明东渐了三千年，文学也随之东渐了三千个地球围绕太阳的旅行。而在当代，在今天，西部文学自命名之日起到全面东渐之完成尚未有超过太阳亲近赤道的一个周期性回归。这不也启示我们，在钟情于祖先文化文明的同时，又怎能无视和忘怀于当代，忘怀于今天？以文明跨进速度水准为表征的时代不也正是历史与未来的结合么？现在不也正是过去与今天的结合么？有谁见过一件完整的当代文学作品是先秦甲骨的出土，又有谁看到哪一篇文章是下一个世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焚物？我们再也无须在“历史感”与“时代感”之间作无谓的劳神了。
扼言之，中国西部文学的出现烛照了历史，揭开了当代精神文明变革的帷幕。开拓精神、忧患意识及力矫人类中性化的雄性觉醒为旗帜的西部文学，汇聚了整个中华当代文坛的审美逐鹿。西部文学—寻根文学的东渐是历史规律使然，是西部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同时，这又是由社会主义文学的审美理想的统一性、相似性和趋同性这一基本特征所规定了的。这就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中篇：改革、开放、搞活
——西部文学东渐的社会原因
西部文学东渐，从根本上说，是西部文学思想的东渐，是西部文学率先由文学的主体性一一本体性回归的同时代觉醒和民族性格之高扬的横向推进。在这种东渐推进过程中，体现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然色彩。
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点告诉我们：美，源于实践。文学是美，美学家们谈美的时候，无不与文学维系在一起。美生来就遭到文学的纠缠，美与文学与人类社会与生俱来。一切人类艺术之美无不基于文学。西部文学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广泛瞩目，并且以迅猛之势东渐整个华夏，首先得益于其文学思想之美。而这种文学思想之美恰恰与社会主义中国当时代改革开放相表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划时代改革，为文学之美由文学的主体性—本体性回归提供了可能。而富于战略意义的“西部开发”，则直接为西部文学问津当代文坛、带来契机。以“改革、开放、搞活”为宗旨的时代改革首先对人的思想的解放使文学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权利。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作家有可能“用自己的大脑而不是用自己的臀部”进行思考了，作为精神产品的作品可以不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实现其自身的审美价值。这两个方面共同完成了文学主体性自觉，并渐趋于文学本体性回归的可人势头。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而高于生活，无须社会学家们婆妈相嘱，庸人自扰；文学既脱胎于社会，脱胎于时代．也无须时代妈妈情神耽烦，口衔之，心系之。谁能否认文学本身汩汩涌动着的就是时代妈妈的血浆呢？倘说文学是一面镜子，若或反映于文学镜子中的时代不美，这时，我们不应该作一番深刻的自省么？乐于自省的人是智者，乐于自省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时代自省的显著标志。否则，就没有时代的腾飞，更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西部文学。西部文学的阳刚之气、犷悍之美是中华腾飞的精神表征。许灵钧的今非昔比，高加林的反身入城（当然不必讳言其后来的被遣返），“他”（《北方的河》）的奋进搏击，章永麟的雄性恢复，岂不正是时代狂飘突进扶摇的写照么？于是读者看到，《明天，还有一个太阳》、《古尔特的精灵》、《黑骏马》、《肖尔布拉克》、《盗马贼的故事》、《麦客》、《清凌凌的黄河水》、《麦尔冬草原》、《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在伊犁》……等等和着时代变革节奏的西部文学集团掘进，并且，这种掘进唤起了九州方圆神州大地上的共同审美努力，这当是引为欣慰的。
辩证唯物主义启示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国体政体之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思想和审美理想的同一性。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作为精神文明之一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审美指向的统一性、相似性和趋同性：如果说《绿化树》不是西部所固有的，则《北方的河》即不能为通常意义上的西部文学所涵纳。倘说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邵振国的《麦客》、张宇的《活鬼》、郑义的《老井》、《远村》（西部文学习惯指称西北五省区，本文引例已不限于此，后两者属于包括山西等在内的广义的西部）是典型的西部文学西部题材西部风格，那末郑万隆的《野店》、陆文夫的《井》、冯骥才的《神鞭》等又当作何解释？更有阿诚的《树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扎西达娃的《洛达镇》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并马原、晓剑、艾煊、汪曾祺、刘绍棠、古华、王兆军、周梅森、李奎武、包立伟、彭见明、叶蔚林、陶正、张曼菱、韩少功、莫言、朱晓平、李宽定、张炜、洪峰、聂鑫森、陈世旭、邓友梅、谭甫成、陈洁、陆星儿、赵本夫、陈村、程乃珊、孔捷生、乌热尔图、林元春，白雪林、贺彤彬、有景宜、孙健忠、蔡测海……等又当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它的社会性，表现在文学上，即为文学审美理想的趋同性。文学思想的审美具有强烈的先天的社会性特点。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格格不入，《红楼梦》不同于《三国演义》不同于《西游记》不同于《聊斋》不同于《拍案惊奇》；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奋斗亦不可同日而语一一海明威不同于马克.吐温不同于卡夫卡不同于福克纳……只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社会思想和审美理想、美学趣味才会导致文学的审美趋同性（不单文学内容，即使在文学形式上，人们不是频频慨叹“各领风骚没几天”么，其道理盖源于此）屏此，得不出任何解释。
下篇：作家、作品与读者
一一西部文学东渐的自身原因
前面，我们考察了西部文学东渐的历史、社会原因，并且是从西部文学思想角度就其健康发展宏观方面而言的；而从文学艺术的自身角度说，从西部文学作家、作品与读者等微观方面看，则西部文学东渐尚存在如下诸多复杂，并不能不引起读者注目。
首先，西部文学领衔作家不甘寄审美趣味于一庖一隅，或者说躁动不安的当代文坛，急骤的时代变革、多元化社会思考，使作家不能踯躅于某一领地盘桓。作家作品的文学观照于宏观审视之下在审美指向微观把握上的游移和分化，形成西部文学出现暂时解体和东渐流向的势头。
其一，作为西部文学领衔作家之一的张贤亮，继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推出的《灵与肉》和《绿化树》等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篇以来，使人看得出作家耕耘于西部题材范围内的躁动不安，作家不再拘囿于特定审美圈中的文学创造了。在他的作品中，如果说许灵钧的《灵与肉》的理论裁决早就暴露出有逃逸西部的倾向，则章永麟的于美国饭店中的“红袖漆香夜读书”表明，《绿化树》本来就不是西部文学所特有的。特别是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更走了极端，与西部文学相去甚远，并向哲学巨人委身巧笑，致使不单西部文学而且让文学本身“肾亏”。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沉默，作家将向读者献出的不再是让作家自己出人头地的西部作品，也不是《男人》＝文学＋哲学杂交生成的又一代新种，而是翻出了中学生生活为题材的新花样《早安，朋友》，作家同时不无得意地宣称其再见“轰动”。这位被人们称为“当代文学中的理性主义者”其理性到何种程度，读者将拭目以待。
其次，领衔作家开始富于战略意义的反思文学远征，使西部文学在与寻根文学的短兵相接中主帐空虚。
与张贤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读者公认为西部文学的大手笔张承志于《北方的河》之后，他的文学犁铧则更为自觉更沈毅地插入西部文学纵深地带开掘，同时矢志不移地力求将西部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审美层次。他在自己的一篇散文（光明日报86年11月2日《金积堡》）中表示：“不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写作。”由此可见 他对于西部文学的审美追求将持之一贯于社会学、历史学、美学、人文地理学角度的刻意思考从而赋予其更深刻、更厚重、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即一如《河》一样，则为一般意义的西部文学所涵纳，所牢拢。路遥的长篇新作《平凡的世界》也将读者的视线从西部高原黄土路上牵向更为广漠的人生社会川塬河野。尽管这时的张宇、郑义等中坚作家抛出了一系列重型炸弹，但似乎并未能引起文学界的十足惊觉，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的寻根文学浪潮中又似乎显得吨级不够。纵然柯云路的《新星》（原名《古堡》）光照四野六合，然而毕竟未能抹去读者心目中羁旅孤军之悲凉。至此，西部文学东渐已成定局。
再次，西部文学东渐，表现为西部文学一一寻根文学东渐。西部文学自《灵与肉》、《人生》始。真正的西部文学工程建设则奠基于《当代文艺思潮》发起的“西部文学笔谈”之后，即1985年。短短一年，西部文学大厦未见耸起，倒汹涌起寻根文学的热浪。这是西部文学的研究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西部文学东渐自然形成，大势所趋。“寻根热”文学批评冷却不了寻根热，批评处心积虑，无力回夭。历史规律使然，可见人为力量的局限。
于此同时，西部文学——寻根文学追求招致了一些缺乏准备的写家们的东施之效，使寻根（包括西部）文学泥沙俱下，又使西部文学自身声誉受损，从另一意义上加速西部文学东渐的进程。
复次，西部文学东渐，有其先天的必然性。西部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创作上的豁达气派、吞天慷慨极不相称，表现在对山西、西南作家群的携手团结上，流露出一定的“小家子气”。后来《当代文艺思潮》作了大量工作，包括组织座谈、笔谈、约稿等，但终未能得到藏文学界等的广泛支持。尚且，缺乏一个坚强的过得硬的文学中坚。除少数具有相当审美定势的中坚力量外，大多数西部作家尚处于扪烛扣盘的非自觉摸索中。西北边陲新疆不仅缺乏西部文学大家手笔而且对西部文学的理解也似乎仅仅是停留在狭隘地域意义――边塞文艺上。从另一方面说，西部文学的威信，于正在崛起的时代面前，似乎很难得到文学意气的承认，在精神（文学）领域，无神论者反对任何权威。
最后，八五年下半年至八六年中寻根文学浪潮以浩大之势囊括西部，并以其汹涌澎湃的逆向迎接取而代之，使西部文学呈全面解体之势，最终以寻根文学席卷当代文坛从而完成西部文学——寻根文学的全面东渐。
八五年初，当西部文学工程营地未扎、蓝图初描之际，东北、东南、西南的有志有识之士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了。微言之，当张贤亮还在惨淡经营着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张承志未遑捉笔，抑或正在设计着他的《金牧场》，路遥们正在他们的“平凡的世界”里长途跋涉，这时，塞北海南东瀛西土却早已隐隐传来苍凉的进军鼙鼓和沉郁悲仕的“四面楚歌”：郑万隆的《野店》、陆文夫的《井》，贾平凹的《野山》、扎西达娃的《洛达镇》、王安忆的《小鲍庄》、程乃珊的《女儿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孔捷生的《大林莽》、马原的《喜玛拉雅古歌》、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根绳子》、何士光的《远行》、何立伟的《山雨》、韩少功的《爸爸爸》、冯骥才的《神鞭》、阿诚的“诸王”……操刀挟盾，长矛短铗，覆压而来，好一派腾腾杀势，着实令人眩目。气象万千的中国当代文学反映（无须用表现）着气象万千的廿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变革，反映出中国现阶段整个社会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文明的擅变与突进。时代思想指向通过文学表现出来，文学永远遵从先驱者的无声指令。文学时代规定着时代文学的审美选择，开拓精神、忧患意识与雄性觉醒较之西方社会之荒诞感、末日感、无为意识尤显得弥足珍贵，且更为实惠。人类就是讲实惠的人类（真、善、美一家），时代也正是讲实惠的时代（现实口号）。让《百年孤独》永远“孤独”去吧，《圆形废墟》终归是一堆“废墟”，《第廿二条军规》束缚不了“尤索林”，而人的世界又怎能摆脱人的束缚？请直面人生吧，朋友！“一千步”的“领袖”只能赢得历史读者的钦敬，却很难得到现实人们的认可。
另外，在寻根文学逆向迎接西部，在西部文学全面东渐之大通融、大汇合的浪潮翻卷之中，有几支脉脉细流的注入一一奔腾跳跃而来颇令人注目，且耐人寻味。其间，不乏深层审美观照下的微妙：扎西达娃宾至如归般地在他的洛达镇上信步，张承志如鱼得水在他的北方的河中徜徉，贾平凹、李杭育、古华、刘绍棠自有他们的江河湖海、瓜田李下自不消说，而一贯以“贴近时代”著称的“改革文学”旗手蒋子龙也于和乔厂长一阵亲热之后，端起了“锅碗瓢盆”敲敲打打了一阵子，最后不得不奏起“燕赵悲歌”来，素称“甜美”的王安忆拈起了那片“金灿灿的落叶”，走完了“本次列车终点”的最后旅程，倒也在“小城”之中恋上了一回，最终还是在“小鲍庄”里找到了归宿。张洁深感“翅膀”的沉重而有“方舟”，刘心武长短“镜头”打过踅进了“钟鼓楼”……此不也给人以启示么？
统而言之，西部文学一一寻根文学全面东渐之完成，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时代反思，反思文学发展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主潮，是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主要标志，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时代繁荣首先是思想繁荣的主要标志，这种繁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将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本文收入拙著《送你一片草珊瑚——当代文学跟踪》，人民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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