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2年第7期｜陈冲：幻想博物馆（节选）
他回：暴雨天到上海去邀请你，我装模作样地谈着故事……
那是一个……
我给姜文发微信：我想写一篇参演《太阳照常升起》的文章，你有什么可分享的资料吗？刺激或提醒一下我的记忆。
他回：暴雨天到上海去邀请你，我装模作样地谈着故事……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俩在兴国宾馆聊天。我依稀记得湿土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巨大的雨点敲击着一切，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照亮一片青草，雷声隆隆响起，天色渐渐暗下来……聊了些什么却已淡忘。我有模糊的印象，他买了一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但完全不记得他邀请我去演里面的什么角色。我怎么会记得天色和气味，却忘掉了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他记错了？
好像是博尔赫斯说的，我们是我们的记忆……那个不断变形的幻想博物馆，那堆破碎的镜子。从逝去的时间里，记忆只选择某些碎片，我们似乎总是在企图用碎片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现实，而记忆的选择又往往不是在发现，而是在隐藏事实。
我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影片里四个证人，各自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但都同样可信，从而破坏了我们对绝对真理最基本的信任。后来心理学家们用这个概念发明了“罗生门效应”这一科学名词，来形容目击者记忆的“不可靠性”。
其实《太阳照常升起》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主观的记忆和想象。
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是在姜文的工作室——一栋坐落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内的红墙房子。按他的话说，那是他的“文化人民劳动宫”。门前种着常青树，院子里似乎总有些跳双摇、挥高尔夫球杆之类的活动，厅里似乎总有那么一群“快乐的单身汉”。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每次我去，大家都会做起平板支撑、俯卧撑、瑜伽，或者什么其他时髦的健身动作。我常会被叫出来跟某个陌生的小伙子比赛俯卧撑——我每撑一个，他得撑五个。小伙子一般都会上当，因为我那时候能一口气撑二十个，女人里挺少有的。
那一天，姜文带我进了他的放映室，让我坐在一张舒适柔软的单人沙发上，嘱咐身边的人拉上窗帘，开始讲他脑海里的一部电影。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半坐半躺在另一张沙发上，闭着眼睛形容起一个村庄。一会儿，我也合上了眼睛，世界就只剩下了他的声音——
图片陈冲与姜文在威尼斯
……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呢？那种旧黄色的墙，和头发色儿的草顶。我们一般看到的草顶，是变旧的，是黑色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村庄有些新草顶。新到什么程度呢？它有时是黄的，但是这草在黄之前，它还绿过。所以还有嫩绿的草顶，甚至让我们觉得这草顶是活的。
有些草顶上可能站只鸡，有些草顶上永远有只鸡，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在上面了。还有徽派建筑式的房子，白墙黑瓦；还有像吊脚楼似的，全木结构的。这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已经被错落地放在村子里面了，似乎在有人住之前，这村子就已经这样了。
……这村儿有雾，雾到什么程度啊，不是每天有。一旦有的时候，就像眼前的追光似的，随着人走，有一个直径四五米的范围。你往前走，所有的东西就像舞台穿过追光一样渐显，通过你再渐隐。
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尤其动物呢，经常是一头驴，一头牛，似乎它们不是为了干活的，一直到蹄子那儿都是干净的，焗了油，而且色儿跟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驴，可能是黄色的驴，可能脖子上这两道是红的。总之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没有那种扎眼的不一样。
第一印象是熟悉，对，比对还对。第二印象开始发现，哎……这驴是见过，这色儿没见过。于是渐渐开始有上当的感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植物也是这样，可能有一种像滴水观音似的植物，但是上面长着西红柿……你让小孩画一张画，他会特别自然地把植物安排在他想要的位置，但跟实际是不一定有关系的，包括颜色。这个分寸在于，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不能立刻让人猜疑，一定要是第三第四眼的时候，已经认可了，已经熟悉了，也已经上当了。
另外呢，雾还分上下层，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脚，看不见头；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胸，看不见脸和脚；有的时候，看见脑袋，看不见人。这雾还能走，这块是平的，另一块“唰”就过去了。所以随着人的视线在雾中走的时候，除了动的东西渐隐渐显，静止的东西也渐隐渐显……
不知过了多久，姜文的声音停了下来，我慢慢睁开眼睛，窗帘的缝隙里透进一道金色的夕阳，屋里的几个人如梦初醒。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动，感到一种莫名的特权，好像有人跟我分享了他最难以名状的欲望和最原始的恐惧——他潜意识里的私密仙境。那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也不完全陌生，仿佛梦里见过，仿佛我被另一个人梦见了。
两年后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发信说，姜文要开拍新戏了，他想请你参演。我问，剧本呢？经纪人回，姜文说你已经听过了，他说你知道里面有一个非你莫属的角色。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天听到的故事里有哪个角色是非我莫属的，但是我二话没说欣然应邀——在我心目中姜文是个天才。
出发前一天剧本终于寄到了，摸上去很薄，好像最多二三十页。打开一看，里面的一张条子上写着：这是电影四个故事中的第二个，你的角色是林大夫。
第二个故事
一九七六年·夏·东部
76.日 外 校园
歌声继续。
从金色中渐显变亮。
这是一所大学，校园宁静，整洁，人迹罕见。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老舍依然古气，老楼依然洋气……
林大夫就在这个宜人的校园工作和生活。故事简洁、诗意，人物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像一种神秘的速写，隐喻着更复杂的经历。林大夫与老唐（姜文）有染，心里还暗恋着梁老师。我只是一路纳闷，姜文怎么会认为我是林大夫呢？她是我们上海人骂“十三点”“花痴”的那种女人。我在生活中十分克制，自认为跟那样的人相差甚远。
回想起来，林大夫的有些特征，或许是我给姜文的某种印象。比方我从来没有吹干头发的习惯，有几次洗完澡直接去了他工作室，头发还是湿的，他会说，湿漉漉的真新鲜！剧本里林大夫的头发和她的一切也永远是那么湿漉漉的。
还有一场戏，林大夫双手扒着二楼的窗台，笑盈盈地跟另一扇窗台上吊着的梁老师说：下面有草，松手跳下就行，我先走了。说着她就消失了。几十年前——我们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姜文和我在洛杉矶参加了个什么活动，结束后我带他到新搬的家里去玩。停下车走到门口，发现自己忘了带门钥匙。房子在山坡的树丛中，我爬上了一棵大树，然后跳到屋顶上，再从另一边爬到了客厅的阳台，从落地窗进了客厅。不记得那晚姜文是跟我一起爬的，还是我先爬进去，开了门让他进来的。也许姜文让林大夫爬窗，跟那次的经历有些潜意识的关联吧。
到达昆明的时候，大部队还在另一个景点拍摄，我独自逛了两天街。在邮件里我告诉丈夫，“昆明的空气比上海的要清爽许多，气候也四季如春，有些像旧金山，但是更滋润一些。老城的窄街上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还有从尼泊尔来的耳环手链。我给孩子们买了手绣的布鞋和银手链，给自己买了像一串串迷你葡萄那样的绿耳环，但是我还没有看见能为你买的东西，明天再去找找，希望能圣诞节前赶回来给你们。”
拍摄《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姜文和我只同演过一部《茉莉花开》。当时他是客串，我演一配角，好像只有一场戏跟他同框。有一天他拍完了自己的戏，在一旁看我，提醒我说，身体别泄着，挺起胸提点儿腰。我天生有些驼背，一辈子都在纠正，大多数人感觉不到，但是他马上观察到了。
我进组时《太阳照常升起》已经开拍两个月，演职人员都已进入状态，而我初来乍到，心里完全没谱，所以非常紧张。姜文随意地让我把林大夫的台词念一下。我一开口就感到脸红耳热，磕磕绊绊地完全不知道该使什么劲。姜文眼里流露出不可名状的疑虑，好像我跟他记忆里的人有出入。
那天我给丈夫发了邮件：“今天我让导演失望了。那些台词的分寸太难把握了！你知道我的脸皮多薄，很难在一个陌生的化妆间说演就演。而这个人物是那么不知羞耻地裸露，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那样的言行会让我无地自容的。我需要找到自信，好在这个礼拜不拍我，只做试妆造型……”
在服装间试衣服的时候，姜文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小时候我们大院，有个像林大夫这样的阿姨。她三四十岁，皮肤好身材好，鼓溜的，是一个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这个阿姨跟孩子说话，或者给个糖，或者胡撸胡撸头的时候，孩子会被家长拽到一边，说，别理她，她是妓女。虽然他们不懂什么是妓女，但心里会“咯噔”一下，而且从此开始明白妓女是怎么回事。没人解释过，都是无师自通。她衣服里隐约透出胸罩的带儿和三角裤，白布的胸罩带比现在的那种宽，从肩膀下来是反着的八字……
这故事提醒了我，那些男孩记住的不仅是她的内衣，他们也记住了她是“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林大夫真，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由衷。
一天姜文拍完戏后来到服装间，看见我在镜前试衣，皱起眉头说，这是一件医院的白大褂啊。我身边的造型设计、服装师、化妆师都有点懵了，林大夫不是就该穿医院的白大褂吗？姜文接着说，我要的是赫本在《罗马假日》里的那件白衬衫。屋里的人都警觉地体会着他的意思，但还是茫然。他接着解释，就是那种一眼看上去是件医院的白大褂，但其实完全不是。你们回去看看《罗马假日》，体会一下那种漂亮，帅。他指着白大衣的下摆说，“冲美”腿上的肌肉好看，你们得把这衣服剪短了，但又不要太短，正好露出一点膝盖上面的四头肌。姜文那些年叫我“冲美”，后来组里年轻人也跟着这么叫。
两天后我们重新试改过的白大褂，姜文又提出了他对袖口的想法：袖口不要纽扣，要露出半个小臂，但不要圈起衣袖，而是那种四分之三的袖长，开着点衩……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导演如此细腻、如此具体地设计服装。在日后的拍摄中，这件姜文记忆里、想象中或者梦里的白大褂，成了我的隐身服、林大夫的红舞鞋。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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