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
有很多年，两个画面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中等个头，梳着三七开的分头，面孔粗糙，上边还有几个红色的青春痘，身穿一件褐色的长风衣，风度翩翩地从机关大院的圆拱门外走进来，朝着一排青砖公房朗声道：杜老师！在县政府招待所西北角的小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深夜我从睡梦中醒来，被满屋的烟雾呛得连连咳嗽，台灯朦胧，办公桌前，一个结实的身影时而伏案疾书，时而手夹香烟仰头凝视天花板发呆许久，继而再次埋头在稿纸上刷刷书写……这两个经典的画面，可能除了我，不会再有人记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让人难忘的年轻人来找的人是我父亲，在招待所同居一室的也是我父亲，但这一切，父亲似乎习以为常，而被一个少年摄入清澈懵懂的眼中，并长久地刻印在脑海里，成为人生最初的吸引和启蒙。这个年轻人叫王栋。
我认识王栋的时间要上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么说，有点别扭，但事实的确是这样。1985年国庆节后，父亲将我转学到建湖县实验小学读书，从此，我从一个顽劣自由肆无忌惮的乡村娃，成了县城系着红领巾的一名小学生，如无根的浮萍漂荡在城市的人流和烟尘中，茫然不知所措。又似幼兽进笼，从此被迫遵守无尽的规矩，逐一剪除野蛮的天性，努力学会长成一个正确而无趣的城市人。所幸的是不久，郁郁寡欢的我就看到了王栋的身影如一阵劲风般飘进父亲的宿舍，在他与父亲纵横捭阖谈古论今的话语和笑声中，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孤独和彷徨，被这种自由烂漫和充满无限诱惑的氛围所填充和替代。王栋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地来找父亲聊天，反正只要他到了，父亲自然会停下手头的事情，愉快地陪他闲谈，而不会像对待那些来找他办事或者闲聊的其他人，为正在进行的创作被贸然打断而不快。他们在狭小逼仄的单身宿舍里，一人挤进那张破旧的藤椅，另外一人只能坐在硬板床沿上，就那样或坐或躺，聊文学聊戏剧聊诗歌聊音乐。他们的眼睛里散发出奇异的光芒，脸庞被一层灿烂的无法形容的光彩笼罩。在边上的我虽然听不懂，但每次都无一例外地被深深吸引。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但我很喜欢和迷恋那种感觉，我希望将来成为他们，也有一两个能够如此敞开心扉气味相投的朋友，偶有闲暇的时候，也像他们那样，自由地出入于住处，随性地谈一谈那些普通人几乎不可能知道或者并不感兴趣的迷人的话题，没有目的，也不需要为下顿饭操劳地度过一个散淡而有意思的下午或者黄昏，甚至是一生。后来，我的孤独和迷茫好像被一股清风吹得越来越淡薄，慢慢融入了这个小城的日常，心情也渐渐舒展开来，仿佛所有在城里求学的不适和努力，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拥有理想的生活。十多年后当我也开始追求文学的梦想并且学着写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阵风，是王栋带来的。有的人就是这样，无意中将一枚珍贵的种子丢进了风中，幸运的是，这颗种子遇到了一片适合的泥土，不经意间发了芽，生了根，有的，慢慢长成了一棵花，有的，慢慢长成了一棵树。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文学艺术的最初向往和付诸半生的追求，除了毫无悬念地受到身为专业剧作家的父亲的影响，的确与王栋也有很大关系。当年，他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形象，他隽永清新的朦胧诗作，都曾经让我心生崇拜。
王栋和父亲曾经是同事。当时父亲在文教局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王栋从乡下学校调到局机关下属单位县文化馆，后来文教分立，父亲到文化局担任淮剧编剧，王栋依然在文化馆工作。不在一个地方办公，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事实上，很多人共事几十年甚至同处一室，也未必会有多大情谊，概因习性不同追求迥异使然，大凡能够走到一处或者亲密无间的人，无一不是受了共同的爱好和追求的指引，从而相互吸引，在茫茫人海中嗅到了同类的气息，进而循着气味与声息慢慢靠近，或惺惺相惜，或抱团取暖。青年王栋与父亲年龄上相差近十岁，但并不妨碍他们的交往与交流，就像相差近二十岁的我和他，同样能够一见如故一般。
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是一个让人怀念的时代。在我身边，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对理想、事业和个人精神世界的追求，远远超过对衣食住行的关注。那时候的父辈们，似乎不太热衷于名利，谋生之余，大都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看似无用的事情上。比如，有的人会废寝忘食地痴迷文学艺术和钻研琴棋书画，有的人会迷恋于精巧的手工和发明，有的人则布衣素食赏花望月看云听雨，他们不急不躁，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好像很少会为钱财和官位这类东西焦虑。那时的王栋迷恋诗歌，也到了心无旁骛的地步。他的创作激情常如地下的岩浆，在胸中激荡，一旦喷薄而出时，则浩浩汤汤，恣意汪洋。小时候，我曾亲眼所见，几乎每过几天，他都会捧出一本打字机打出来的油印诗集，交由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传阅。一叠薄薄的白纸上，是一行行长短不一的诗句，那时的我，尽管读不懂，但依然觉得那些参差的句子，有说不出来的美。句子背后，是一个诗情蓬勃胸怀旷达的青年男子对这个美丽世界的痴情和热爱，对当下和未来的思考与感悟。当然，这样的判断是后来的事。当时除了钦佩他的才华与旺盛的创作力，就是对他诗意人生的无限仰慕。
1985年秋天，县里组织人员编写第一本介绍全县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文化旅游方面的综合书籍《建湖概览》，小城两大青年才俊父亲和王栋毫无意外地被确定为主创人选，具体由父亲领衔主编，王栋协助。为了让他们专心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一本有质量有品位的“县情专著”，县里安排他们脱产入驻政府招待所办公。我由于年龄还小，不能独立生活，便跟着父亲也享受了一个多月的“专家待遇”。白天我上学他们编书，一日三餐我跟他们一起去餐厅吃“小灶”，只有周六晚上父亲才允许我看一个小时的电视，他和王栋也会就此放松一下，停下手头繁杂的工作，一起边看电视边吹牛聊天。我常常是眼睛盯着那个年头难得一见的大彩电，耳朵听着他们天南地北地闲聊，心猿意马。尤其是听到他们讨论文学和诗歌的时候，更是无法克制地走神。那些晚间，王栋常将自己新写的诗作读给父亲听，请父亲予以评价和指点。或者，互相交流对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心得与看法。两个人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坐在床沿，都是一手夹烟一手端茶，高谈阔论，间或猛喝一大口茶，再狠狠地吸上一口烟，随即畅快地从口鼻中喷出一大片浓浓的烟雾。浓雾中，两个男人面孔暧昧不明，但谈笑的声音高亢清朗。那时候不知道二手烟的危害，事实上，即便我当时知道这些，估计也还是会呆在房间里，听他们有关文学艺术的精彩讨论与交谈而舍不得离开。每天深夜，一觉醒来，眼前的场景几乎复制一般，日日如是——房间里浓烟弥漫，台灯像大雾中的路灯一样，散发着昏暗的光。办公桌旁，一个健壮的身影在伏案疾书，偶或抬头痴望，一番吞云吐雾后，将一只又一只烟蒂扔到脚下的水泥地上，发出“嚓”“嚓”的细微响声。这样的场景，不但会从深夜持续到黎明，而且从开始入驻招待所一直持续到任务结束离开。至于在我的心里刻下印痕，几乎伴随我成长的全部过程，那只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了。那段时间，父亲和王栋的工作自然是出色的、圆满的，《建湖概览》成功通过极其严格的审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建湖有史以来第一本县情类专著，父亲和王栋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不过，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并不深，倒是对王栋那些天“玩命”写诗印象深刻。他几乎每夜都要写下数首乃至数十首诗作，其中一部分会在第二天与父亲交流，更多的则被他小心翼翼地收在一个抽屉里。那一个多月的“外调”生活，我觉得他起码创作了几百首甚至更多的新诗，那个大抽屉，都被他塞满了草稿。我当时暗暗惊叹，这么有才情又如此勤奋，他的人生必将拥有普通人所不能想象的巨大幸福和无法企及的成功罢。然而，所有关于一个青年诗人美好未来的诗意想象，在后来越来越“开放”而混乱的现实中，被逐渐消弥，乃至最后，只剩下不足为外人道的惋叹与自己内心隐秘的不甘。
在文化馆工作没几年，王栋就毅然选择了跳槽。当然，这都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的事情。在那个年头，这可是个新鲜事，更是件惊世骇俗的举动。文化馆虽然是文化局下边的一个事业单位，但也算是旱涝保收的正经国家机关（当时机关事业不分），何况这个单位完全是一个政府养着的文艺部门，用人们的话来说，就是写写画画唱唱跳跳就把工资混到手的既轻松又清闲的单位，很多人头削尖了要往里钻，无奈因没有两把刷子或者没有足够的实力而望洋兴叹。王栋好不容易想办法从乡下调上来，居然不好好呆着，要跳出这个无数人羡慕的“米箩”，看来，的确如人们所说，文艺青年就是爱异想天开，而且做事还不计后果，想一出是一出。我估计当时一定会有不少人是真的这样来评价王栋的，但时隔多年之后，我以一个文学青年的思维和“成熟”中年的视角，给出了属于我的判断——他不是异想天开，他是一只鹰，他向往更辽阔的天空。虽然结果并不如人意。我不知道王栋后来有没有后悔过，但起码我觉得他当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和期望的。他为了远方的一片绿洲，便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脚下那片草地，为了能够在蓝天翱翔，主动决然地冲出安逸舒适的“笼子”。这一点，我觉得当时不太可能此后也不会有太多人认同。我希望我将来能有他的眼界和勇气，但事实上并没有。因此，我更加敬佩他当年的选择，尽管可能并不是一个常人眼中“划算”和明智的选择。
王栋当年离开文化馆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当中有十多年的时间我并没有从任何地方得知他的音讯，包括父亲，好像也没有透露过他的行踪。大概是在1998年初秋，我因为呆在闭塞而压抑的乡下中学教书，感到这周而复始的生活如一潭混沌的死水，人生了无希望，便一心想着往外飞。当时没有手机和网络，信息极端不发达，我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便是当时学校订阅的各级党报，我每天都会在上边寻找招人的信息，梦想着能够有机会尽快离开这个只有一条百米小街几家农货门店的贫瘠小镇和特别容易让人沉沦于小日子的氛围。暑假前的一天，我竟然在一张报纸的中缝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启事，这家报纸招地方编外记者。喜出望外的我赶紧收藏起这张报纸，然后乘周末回城的时候，悄悄骑了一个多小时车，到街上找到这家媒体的建湖记者站。这个当年给予我无限希望的媒体，叫《沿海经济信息报》。那天晚上回到家，满怀希望的我决定先研究一下这份报纸。我一字不漏地把那张报纸上上下下仔细地读了个遍，就在那时，我发现了王栋。准确地说，是我先发现了这家报纸的一个文艺副刊版面，选用的文章特别有文学性，更有青年人的意气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主持人是一个叫“天行健”的人，这显然是一个有着特别用意的笔名。他自己还开着一个专栏，专门解答青年人的各种生活、人生和情感方面的困惑。他的回复幽默睿智，常常在谈笑间将各种纷繁复杂的话题如疱丁解牛般化解，举重若轻，特别吸引人，也让人服气。我觉得这正是我向往的职业和人生状态。感叹间，我把这个版面给父亲看了，并且提示道，这个专栏主持不一般。父亲一看便肯定地说，这个天行健，是王栋。我大吃一惊，继而又心平气和。如果不是他，又能是谁呢？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接近现在的王栋，成为他的同道，或者，成为他。后来的结局并不理想，因为我发现这个所谓的记者站招募一个县级土记者的主要目的，不是协助他们完成当初宣称的新闻采编任务，而是通过给当地的官员、企业老板和种养大户写软文争取他们的支持，说白了，就是一个拉赞助的。失望的我断然拒绝了这种当时觉得完全是出卖灵魂的交易，回到学校继续寻找和等待机会。当时的女友鼓励我报考其他正规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后不要再因急于求成而被这些可笑的信息迷住眼睛。在扔掉那张报纸之前，我认真地向她介绍了副刊和主持人。听完了我关于儿时的一段美好往事的回忆之后，中文系毕业对人生充满美好想象的美丽姑娘感叹不已，并且表明，她之所以能从学校和小镇党政机关一帮青年中一眼把其貌不扬的我给挑出来，正是因为我身上的那股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文艺气质和不安于现状的劲头。她说，这要感谢你的父亲，现在，我还要感谢这个叫王栋的诗人。
后来因为诸多现实原因，我的姑娘最终离我而去，但她的话我一直记得。尽管没有能够接近我心目中向往的诗人王栋，但因为重新发现了他，加上永失我爱，我走出小镇的心意更加坚定。两年后，我通过考试和选调，进入刚成立的《建湖报》当编辑和记者，离开了工作5年的小镇和学校，也离开了曾经的一切痛与美好，重新开始了此后其实并不顺遂的人生。当记者的那些年，我一直希望能有一天见到王栋，和他聊一聊理想和人生，还有这别后十多年各自的奋斗与颠沛。然而，这一等，又是近十年。
2007年的一天下午，在县委办南二楼《建湖快报》临时的办公室，百无聊赖的我经过一个漫长而怅然的午睡后，正漫不经心地翻着一张根本看不下去的报纸，忽然听得里边审稿室里有人在谈话，门掩着，听不清说什么，但很快，就有一个健壮的身影拉开掉漆的大木门走了出来，经过我的办公桌，一阵风似地走向门外。我问跟着出来的主任刚才那人是谁，他说，你不认识吗？王栋。我暗吃一惊，哪个王栋？就是那个写诗的王栋，原来在盐城晚报记者站的那个王栋。我没想到，刚才这一阵风般来去的人，竟然是他。我问主任，他来干吗？主任说，他马上要加入我们了。我十分意外，但自觉不便多说，便闭了口。心想，马上真的成了同事，有些事自然会有很多机会慢慢谈的。自从2003年县级党报响应国家号召被“一刀切”之后，有背景的人很快被分流到了大机关，我则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闲散人员，先是在其他人全部到新单位上班之后数月迟迟没有落实分流单位，继而在我的不断追问下勉强被分到县广播电视台。从4个县委直属全额事业单位之一的县委机关报社被分流到二级差额事业单位广电台，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后来，通过努力，我作为“特殊人才”被宣传部临时抽用打杂。2004年的8月，县委决定重新办一份临时机关简报，县委办将我“抽回”继续办报。在这个新的所谓的“报社”，我既无正式身份，也无正规待遇，这种长久的没有根基和落地感觉的漂泊状态，让人无比惶恐而无助，不知道这种临时的工作能干到何时，最终又何去何从。正值壮年的我却控制不了人生的方向更无法预知结局。岁月流金哪！那些年，是我的漫漫黑夜。一晃三年，弹指一挥，大好年华如流水，没有一丝声响。在这个时候，王栋竟然会选择加入我们，来到小县城一个临时机构，和我一样做一个编外的没有任何身份认可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
成为同事之后，我首先就是向王栋求证，十多年前离开文化馆，这一路风光可好？此去经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王栋不见了，我眼前的也不再是那个口若悬河才思敏捷的青年诗人，而是一个疲惫沧桑的懂得节制的中年人。我不由暗叹，就像歌中唱的那样，不是我们改变了生活，是生活改变了我和你！王栋告诉我，他离开了文化馆之后，先后去了市里的两家报社，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的才华与努力，的确帮助他得到了想要的一些东西。他做过报纸编辑记者和版面主持人，后来做了家乡建湖和另外一个县的记者站站长，算是独当一面了。但后来，可能是觉得眼前的天空还不够辽阔，那片梦中的绿洲还在更远的远方，人到中年的时候，他在旁人眼中已经算是或者快要功成名就的重要时刻，再次选择了离职。后来具体做了什么工作，他没有详细告诉我，我也没有刻意打听，只知道他这次跳槽似乎没有成功，并且导致他最终在年过五旬的时候，重新回到家乡来，屈尊到我勉强混饭的所谓的临时报社打工。我能够想象，他一定是遭遇了很多的不堪，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二十多年后，从我仰望的师长成为我的同事，捧着一只同样悽惶的“泥碗”度日。所以，对于他的闪烁其词，我自然是心有戚戚且自觉缄口。成为同事后，我和王栋真正深入交流的时候反而并不多。我们几个临时从各个地方招集来的杂头班子，因为没有正常的运转机制和合理的政治经济待遇，大家几乎都是在应付，时间充裕得让人痛恨，但对于聊天特别是走心的闲谈反而显得兴味索然。在那种荒唐的人生境遇之下，前程黯淡，心境黯然，让我们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那真是一段荒谬痛苦而没有尊严的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王栋的重逢，自然多了很多无法言说的人生况味。不说也罢。
王栋来临时报社后，领导新开了一个创业的版面让他主持，组稿，编辑，校对，一条龙，全是他一人负责，一周两期，工作量不小。结果表明，他是游刃有余的，很快便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固定的作者，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然而，王栋在临时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大概是在2008年还是2009年的，我记不太清了，尽管当时临时简报有了新的身份，成为一个戴着事业单位帽子的单位（县委新闻信息中心）里边的一个内部报纸编辑部，但没有任何身份待遇少得可怜的他，还是慢慢地来得少了，直到最后，正式离开这里。
后来不久，王栋竟然再一次干了一件让我既大跌眼镜又心生敬意的事情。他创办了一个消费者互助协会，大概是从事消费方面维权互助之类的事务，看情况应该是一个带有公益性质的民间组织。我看过他的章程和创办的杂志，客观地说，仍然是理想化的元素多，而对复杂的实际形势估计不足。这个时候，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强大经济实力做依托的新生事物，要想打开局面，开创一片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时代早已不再是几十年前的时代，人也不再是几十年前的人。我对王栋的创业宏图怀有隐约的担忧和基于实际的否定。但我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他，我不愿意在他满怀信心重振勇气的时候，帮不上他的忙，还给他泼凉水。后来，大概不长时间，王栋的创业计划便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结果虽在预料之中，但我还是忍不住为他惋惜。有一次，我碰到他，站在马路上匆匆聊了几句。他无奈地笑道，一把年纪了，揪（方言，读qiu，方言，干，做及整人意）不动了，这辈子，注定是扑腾不起大浪啦！我报以同病相怜的苦笑，两个人就像是被这个现实的社会抛弃的孤儿，却又并不能够真正地相互照亮和温暖。这种感觉，让我莫名伤感。
一别经年。王栋似乎再次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期间，我向一位熟人打听过他的行踪，说是退休了，到盐城还是什么地方去了。我觉得也好，毕竟年近花甲，只要生活过得去，就不要再折腾了，该歇息了。后来，他的姨侄到我们单位上班，和我成了同事。几年前，年轻人结婚的时候，我再次遇到了他。那天傍晚，我正在去酒店的路上，电话响了，有人催促我，你怎么还不来？我都到了！我起先没听出来是谁，嗯嗯应付着。刚到酒店，就见王栋朝我朗笑道，兄弟，我姨侄大喜，你这当领导的就不作兴早点来谈谈玩玩！再者，我姨侄还指望你关照呐！我只能惭愧地不住检讨——我算什么狗屁领导啊，一把年纪了也不过才勉强混了个空有虚名的部主任……我们站在大厅过道匆匆聊了一会，得知他的确不常在建湖，也没有再做别的事，因为没有体制内身份，退休后只能拿养老保险，数目少得可怜。我安慰他，人生苦短，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身体健康，妻贤子孝，有天伦之乐，就足够啦！他连连点头，精神状态很好，嘴里说着“嗯，还能将就”，似乎是真的看开了的样子。我说，你是我隐秘的人生导师。我奋斗半辈子，也没有达到你的层次和境界，更缺乏你的才华与勇气。你是虽败犹荣，我这一生，才叫将就。说到这，两人顿时无语。那次匆匆一面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重新得到王栋的消息，是在2017年初我开通了微信之后。王栋很快就主动加了我好友。我们相互了解了一些这几年的情况，然后约定有空见面畅谈。大概是夏天的时候，他突然发微信给我，说他新创办了一个微信版的诗刊，叫《蓝星诗刊》，希望我能给他一些诗。那一刻，我是既意外又感动。我想不到的是，时隔这么多年，他竟然重新回到了诗歌，回到了艺术的世界！他在刊名故事中写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几个小伙伴说要办一个诗社。虽然在同一个县域住着，为给诗社取名，竟有多轮书信往来磋商；期间还穿插了几场酒局。渐渐地，有两个字慢慢浮现出来，那就是“蓝星”！
后来读文学史、中国诗歌史，惊讶地发现，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他们年轻时候搞的诗社就叫“蓝星诗社”。撞衫了！得意又沮丧。得意于能和大诗人同频振动，沮丧于还是被他抢了先！不过，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对这两个字所蕴含的“纯净悠远、飘逸灵动”那份美感的钟情，所以还是决定用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次注册公众号，我战战兢兢地把这两个字作为首选，非常担心再次“撞衫”，结果竟然没有！真是喜不自胜！告诉其中一位当年的小伙伴，他脱口而出的四个字是“不忘初心”！
是的，我们就是钟情于“蓝星”，钟情于“纯净悠远、飘逸灵动”的诗的境界。希望心有灵犀的小伙伴加入我们，一起去追逐那颗漂亮的“蓝星”……
王栋老了，然而，他的诗心依然年轻。那株青春年华里长成的树，在岁月的风雨击打下，依然枝青叶绿，跃动着蓬勃的生机和希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他的初心，三十多年过去了，华发早生的，是烟火红尘中的王栋，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中年人。而那个对酒当歌壮怀激烈的诗人王栋，还在那里。说实话，关闭对话框的时候，好一阵我鼻头都是酸的。我赶紧把我算不上诗的一首分行文字传给了他。很快，公号就做出来了，排版很精美，很文艺，我特别喜欢，第一次把自己的东西转发到朋友圈，比当年作品在纸刊发表似乎还要激动。王栋要开我稿费，被我认真拒绝了。他说这是对作者的尊重，我则声明，我给《蓝星》稿子，是对文学和对诗歌的尊重，更是对仰望和追逐那颗漂亮的蓝星的人的支持。王栋说，那好，先发作品，我们有时间再谈合作事宜。他的计划是与我所编辑的纸刊互动互通，在培养作者、作品推介等方面开展更宽泛的合作与交流。我觉得这是好事，可从长计议。看得出来，王栋是把这个小小的网络平台当成事业来经营的，他凭借自己的诚心和影响力，聘请了天南地北的几位诗友组成编辑团队，一周编发推介5位作家作品，配发作者照片及简介，他亲自写主编推荐语及短评，很快，就凝聚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文朋诗友和高端读者。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不辞辛苦地以个人专辑的形式，推介有潜力的无名诗人，得到了各地诗人的热烈响应，反响强烈。而这一切，不会为他赢得任何现实的利益。《蓝星诗刊》办了约一年半时间，打赏总计不会超过一千元，而王栋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乃至金钱，都是无法计算的。然而，他乐此不疲，我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股劲还在，那颗心还在。我期待着他在网络天地里再一次迎风而起，展翅翱翔。
2018年9月23日，王栋在《蓝星诗刊》公号上发布一则启事：为庆双节，蓝星诗刊休刊一周，至十月一日（星期一）恢复正常出刊。然而，一周后并没有恢复出刊，他在通知里说，假期顺延到10月7日，10月8日（星期一）起正常出刊。然后，这个通知就一直挂在那里，直到年底，也没有见《蓝星诗刊》复刊。我一直以为他又忙别的事去了，但也不相信他会舍得放下这片辛苦经营的文学平台。疑惑中，我向一个熟人打听，王栋忙什么了，他的诗刊怎么不弄了？人家告诉我，怎么，你不知道吗？他生病了。我心里一惊，情知不妙，如果只是一般的小毛病，以他的脾性和我对他的判断，他是不会丢下《蓝星诗刊》这么久不闻不问的。那一定是他已经无力过问！果然，后来，经他的姨侄证实，王栋的确得了重症，是一种比较凶险的癌症。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觉得这真是人间最诡异的事情——这是上苍对一个曾经离经叛道的人某种意义上的惩罚和报复吗？一声长叹。
时光如水。一晃日历就掀到了2019年。而时间之于王栋，是如此的珍贵。他的人生已进入倒计时。听说他一直在外面求医，尽管经济上已经是千疮百孔，病魔又是如此的不讲情面，残忍地折磨和吞噬着他的肉体与灵魂，但谁又愿意和舍得眼睁睁地放弃宝贵生命呢？何况，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暗中关注着他的消息，却也无能为力，只能期望他的身上能产生奇迹。然而，奇迹不会发生。我听同事说，他的日子不多了。闻言，心里止不住一阵难过。5月20日那天深夜，因多年职业特点导致习惯性失眠的我无聊地翻看朋友圈，竟然看到王栋久不更新的朋友圈，在当晚七点零三分新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和孙女的合影。照片上，他穿着棉衣，戴着帽子，搂着小孙女，坐在一张红色的塑料凳上。背景是一处风光带可能，一棵紫叶李绽放着密集的粉白的花朵，仿佛在用尽全部的力气歌颂和挽留春天。照片上的他精神还算不错，人也未见消瘦，看不出来是沉疴在身的样子。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好啊，就这样，坚持啊……此后，陆续听到一些消息，说他还想出去看病……作为普通人，我能理解，也深感悲哀，毕竟，他还真的年轻，才六十出头。我希望他能在这美好的人间多留一些日子，多陪一陪亲人，再看一看风景……然而，命运早已将结实的绳索套上他倔强的脖子，并且暗中一寸寸拉紧……
我没有准确得到王栋离开的消息。在数月前偶然与一位朋友通话，忽然谈到他，才得知，前不久，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属于王栋的那首未完的诗，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结尾。或者，这就是结尾。在电脑上敲这篇文字的时候，夜已深沉，初秋的凉意从窗外一层一层地渗进来，让我对时间和季节的感觉愈发清晰。抬头望窗外，遥远的天幕上，云彩翻腾，蓝星闪烁，世界一片阒静。沉睡的人们，将在几个小时之后，重复其乐融融的庸常生活。写于2019年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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