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2022年第7期｜张锐强：李靖：灿烂与暗黑
公元617年，隋都大兴城内一片喧嚣扰攘。这个大兴城，马上就要复名长安。城中诸色人等，有的兴奋，也有的紧张。兴奋各有不同，有当事人即将成功的兴奋，也有看客等谜底揭……
李渊的屠刀
公元617年，隋都大兴城内一片喧嚣扰攘。这个大兴城，马上就要复名长安。城中诸色人等，有的兴奋，也有的紧张。兴奋各有不同，有当事人即将成功的兴奋，也有看客等谜底揭开的兴奋；紧张却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前途未卜。为什么？天下大乱。翻翻史书，当年竟有十二个年号：隋炀帝称大业，李渊称义宁，刘武周称天兴，窦建德称丁丑，李密称永平，梁师都称永隆，萧铣称鸣凤……名单太长，此处删除八百字。
但是此前的乱都在外地，而这一乱却乱到了京师：太原留守李渊攻入都城大兴，立代王杨侑为隋恭帝，遥遵炀帝为太上皇。那是冬天，长安城内北风呼啸，武德殿里一片肃杀。李渊怒容满面，喝令将一个“姿貌瑰伟”的大汉推出斩首。那人虽然魁梧英俊，却也不是绣花枕头，关键时刻丝毫不，高声抗议道：“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
李渊传檄州郡时，一直自称“义兵”，闻听这话，不觉犹豫起来。此时李世民也走出班列，频频为此人求情，李渊方才高抬贵手。不用说，这个“姿貌瑰伟”的人，便是光耀史册的战神李靖。
大唐名将如云，而李靖则是其中最耀眼的那颗星。他在名将中的地位，恰似李白在诗坛。秦琼、尉迟恭被神化为门神已很难得，但比起托塔李天王，那还是要差点成色。如此灿烂人生，必定有无数高光时刻，但仔细品读，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却不是那无数的辉煌，而是三段漫长的暗黑。此为其一，李渊对他举起了屠刀。
李渊为什么要杀他？李靖喊得清楚明白，因为私怨；什么私怨？李渊想趁乱起事，而身为马邑（今山西朔州）郡丞的李靖得知内情，却不肯配合，反倒“自锁上变”。
上变就上变，为何还要自锁？史书中没有明确交代，就连司马光也没敢断言。有人理解成伪装为囚徒，不免荒唐。推敲前后原因，恐怕是李渊曾经找李靖密谋，而李靖阳奉阴违，假意答应后又决定告发，否则也就不必“自锁”（自锁即负荆请罪）。李渊级别高，他要造反，李靖怎么会有责任？但如果你曾经顺从过，哪怕是假意的，那也不一样。而一个官员打算举报另外一个官员事实上的反叛，应该不是“私怨”。只有先答应后变卦的，才叫私怨。
李靖从鬼门关前转回来后，不久便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并追随他征战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血拼，最终因战功卓著而崭露头角，受命前去削平盘踞江陵（今湖北荆州）的南梁萧铣政权。天下尚未平定，沿途都不顺利。李靖途中顺手帮人打了几个胜仗，这才抵达硖州（今湖北宜昌）。由于萧铣占据天险，他一时无法进军，又被李渊判断为故意停滞不前、居心叵测，再度陷入生死危机：刺史许绍接到密诏，令他将李靖就地杀掉。要杀臣子却不用眀诏，可见李渊还是没有忘记旧怨。
许绍不觉头大。李靖是什么样的才能与名声？从小便显示出“文武才略”，其舅、灭陈名将韩擒虎每次跟他谈兵，他都应付裕如，韩擒虎叹服不已：“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也很看重他。杨素曾经拍拍自己屁股下面的床，对李靖道：“卿终当坐此。”当时尚无凳子。这里的床是坐具，非卧具。杨素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大唐新立，用人之际，这种人才，岂能枉杀？许绍赶紧为李靖辩解求情，这才保住他的性命。
此后蛮人首领冉茂则叛唐，率军进犯夔州（今重庆奉节），击败了宗室李孝恭。贼兵获胜之际，李靖率领八百壮士袭击冉茂则的营垒，扳回一局，然后又在险要处设伏，大破蛮军，斩杀冉茂则，俘虏五千多人。捷报传到京师，李渊非常高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诏奖慰，同时亲笔修书一封给李靖，表示“既往不咎，旧事吾忘之久矣”。
皇上一高兴，就许愿封官。但那些诺言其实不值一钱。所谓既往不咎，说说而已。李靖此生都将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
萧铣是将李靖这柄战刀磨亮的第一块磨刀石。武德四年（621），李渊命令四路围剿南梁，主力自然是顺流直下的西路军，其余三路作为策应。西路军统帅名义上是荆湘道行军总管李孝恭，但他不大懂军事，李靖受命为其长史，亦即参谋长，具体出谋划策。大军集结于夔州，下面便是三峡，而当时正值雨季，江水暴涨，峡谷内水势奔腾。萧铣以为唐军不会此时出动，因而戒备松懈。生于北方的将领士兵，面对如此咆哮的江水，无不望而生畏，纷纷请求暂缓行动，等江涛略微平息。李靖力排众议，强烈建议迅速行动，以收奇袭之效，最终被采纳。全军分乘两千多艘战船，顺流直下。虽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但还是迅速抵达硖州与许绍部会合，赢得了时间。
当时宜都、荆门二镇已先后被北路军拿下，西、北两路唐军眼看就要会师。骁将文士弘奉萧铣指令率军救援，屯驻附近的清江。清江古称夷水、盐水，是长江中游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大河，在宜都汇入长江。文士弘即屯驻在江口附近。李孝恭刚一抵达，便打算进兵。此时李靖一反常态，突然又力主持重，理由是文士弘能征惯战，且手下都是精兵。“救败之师，锐不可当”。他建议大军屯驻南岸，先耗其锐气，再择机破敌。
这一回，李孝恭没有听李靖的。理由可想而知。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他一出战便吃了败仗。文士弘获胜之后，士兵舍舟登岸，四处抢掠，人人肩头都背着大包小包。李靖遥见敌军阵形混乱，立即指挥所部反击。仓促之间，敌军无法有效集结，被杀得大败，战死溺死者无数，四百多艘战船被俘获。
获胜之后的李靖不再持重，立即率领五千精锐，迅速发兵江陵城下，扎好营寨，作为依托。文士弘被击败后，萧铣心里方才引起重视，赶紧下令从江南调兵，但匆促之间，哪里来得及。李孝恭的主力随即也加入战场，接连击败南梁两员大将，俘虏四千多人。
对于缴获的大量战船，李靖建议全部抛弃，让它们顺流直下。诸位将领闻听全都目瞪口呆。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的地盘南出岭表，东拒洞庭，他们随时可能前来增援。如果这些战船顺流直下，他们见后认定江陵已败，必定不敢前来。即便派人侦察，往来也需要很长时间，那时我们早已把江陵拿下。”
这个建议被采纳施行后，下游的南梁军队果然没向萧铣派出一兵一卒的增援，却向唐军派出了洽降的使者。此时萧铣除了投降，还能怎么样？
众将都主张抄萧铣及其部将的家产用于封赏将士，李靖坚决反对。他认为“犬吠非其主”是正常反应，跟叛乱不同。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他们已经投降，如果还抄没家产，只能坚定别处守将抵抗的决心。最终证明还是他的见解高明，此后唐军在江汉之间畅通无阻，所到之处，敌将望风归顺。
两年之后的武德六年（623），李靖再度辅佐李孝恭出征江南。因原来的乱世豪杰、已归顺大唐的辅公祏在丹阳郡（今江苏南京）再度举起叛旗。他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扼守当涂，陈正道率两万步兵屯于青林，又从梁山用铁索将大江横断。对于南朝而言，当涂历来是命根子。一旦当涂失守，南京即直接受到威胁。作为渡口的采石矶便在当涂境内。青林即当涂东南的青林山，而今叫青山；梁山是西南长江两岸的东西梁山，因双山对峙如门，又名天门山，名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由此诞生。敌人的水师沿江，步兵依山，还建有却月城作为依托，绵延十余里，江面又有铁索横江，确实易守难攻。
当时李孝恭和李靖手下共有李勣（瓦岗军将领徐世勣后被赐姓李。又避李世民的讳去掉世字）、黄君汉和卢祖尚等七位将领。他们都反对正面仰攻，主张从陆路绕行，直接杀奔丹阳。丹阳一旦拿下，冯惠亮他们也就成了天明后的露珠。
长途奔袭、避实击虚，也是兵法的通例。这个意见貌似很有道理，因而李孝恭有意采纳，但李靖投了反对票：“此地是辅公祏的精兵，丹阳同样也是。冯惠亮、陈正道临时构筑的城栅再坚固，总还是比不上南京的石头城。我们直接进攻丹阳，万一旬月不下，岂不要腹背受敌？”
李靖判断，冯惠亮和陈正道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将。他们并不是不敢跟唐军野战，之所以采取守势，无非受制于辅公祏制订的方略：先坚守不出，疲敝唐军锐气。如果直接攻击营栅，正好出其不意。这番话打动了李孝恭。他随即命令李靖率领李勣、黄君汉等人，对冯惠亮发起猛攻。经过苦战，唐军先将冯惠亮击败，然后又攻击陈正道得手。他们败逃的同时，李靖率领精锐轻装疾进，直奔丹阳城下。辅公祏接到败报，不敢停留，弃城逃向会稽（今浙江绍兴），在唐军的不断追击中，他众叛亲离，最终被部下杀死。
李渊随即宣布成立东南道行台。行台始于魏晋，是大军出征时跟随其中的代表中央政府的政务机构，官属设置跟中央一样。李靖受命担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李渊称赞他是“萧铣、辅公祏之膏肓。虽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在当时的唐高祖眼里，即便韩信、白起、卫青和霍去病，也赶不上李靖。的确，单纯论军事这门学科，而不考虑政治贡献，只有韩信能跟李靖比肩。
武德八年（625）对于大唐和李靖而言，相对都比较屈辱。根由即在于突厥。当时的突厥主要指东突厥，是绝对的东北亚霸主，格外强盛。他们崛起之初，政治中心在漠北，但不时南侵，北周、北齐无力抵挡，大修长城的同时，“争相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可汗非常得意：“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直接视中原王朝为仆从附庸。
隋文帝杨坚得天下之后，不满这种现状，开始跟突厥较劲。恰在此时，突厥持续遭遇旱蝗灾害与瘟疫，不得不向南迁移，随即与隋军发生大规模冲突。在隋朝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之下，突厥内部分裂。隋朝强力扶持启民可汗，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安置其部众，默许他们“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草原）”，并可以“猎于恒、代之间”，马蹄进一步踏进山西北部。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突厥“势凌中夏……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他们擅长打铁，在柔然统治的时代，以铁为贡品附属其下，被蔑称为“锻奴”。这倒不是说他们的兵器多么厉害，但其骑兵“来如疾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没法对付。
为什么？因他们不仅马匹精良，还都是轻骑兵，而北朝直到隋朝，随着马镫的发明，已转向重装骑兵，即“甲骑具装”，人马都披着铠甲。“白马金具装，横行辽水傍”。这固然增加了防护性，但却削弱了机动性。一件完整的铁具装重四五十公斤，甚至一百公斤。如此沉重的拖累，再好的马也无法高速奔跑。
隋唐之际，弓弩与长枪的杀伤能力越来越强。在军事史上，当杀伤武器的效力显著超过防护设施时，必然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要么设法加强防护能力，要么取消防护设施，以机动性弥补。这就是矛与盾的关系。防护能力的提高必然意味着负重的增加、机动性继续削弱。而行动越迟缓就越有利于对手的瞄准。
很显然，突厥采取了后者，以轻骑兵为主。即便重骑兵，马衣很有可能也不是金属，而是皮革。一来甲骑具装成本很高，就是“锻奴”也觉得吃力；二来纵横驰突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于是他们的轻装骑兵来去如飞，每当作战，结队奔驰到对手跟前放箭，然后转身回去。如此轮番进攻，而中原王朝的重装骑兵和步兵却无法追击。
李渊吃过突厥人不少苦头。作为太原留守，他起兵之前的主要任务便是抗击突厥。如果突厥好打，他还真未必会举起叛旗。决心起兵之初，他像众多北方豪杰一样，向突厥称臣，以换取支持。尽管史书中记载为“令突厥出兵”，但这不过是史书自带的“美颜”功能，鬼话而已。向突厥称臣自然是权宜之计，但师法突厥却是真心实意。起兵之前，他派刘仁静出使突厥、达成协议后，带着买来的两千匹良马回到军中，并专门组建一支两千多人的骑兵特种部队，“饮食举止、一同突厥”，完全突厥化。
但学生不可能立即超过老师。李渊一度被迫考虑迁都。武德八年，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再度率军入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西南）。李渊闻听不觉火起。此前向突厥称臣，自然是情非得已。已经站稳脚跟、初定天下，这个账自然要重新结算。在此之前，大唐对东突厥一直使用平等国家间的礼仪，即敌国礼；从此以后，开始对他们使用诏敕这样的字眼。此为典型的下行礼仪。
可惜这种姿态并不能将突厥赶走。李靖只能率领一万江淮士卒，北上山西，增援张瑾和任瑰。这个张瑾也曾在王世充手下供职，因而很容易被误认为同样追随过王世充的秦王府僚属、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张公瑾。任瑰最著名的不是战功，而是怕老婆。吃醋的典故，《朝野佥载》记载于其名下，《国史异纂》则归于房玄龄，而房玄龄的名气太大。却说当时，突厥兵强马壮，二人全军覆没，孤身逃到李靖军中。李靖虽然独木难支，但总算全师而退。
作战不敌自然凶险。但转过年来朝堂上的凶险，却更加要命。对于李靖而言，并不亚于当初的“自锁上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节点。这一天，在大唐宫城的玄武门内外，李世民跟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发生火并。李靖站在谁那边呢？他哪一边都没站。《旧唐书》的李建成传里虽有李靖向李世民表示效忠的记载，但只是孤证。众所周知，《旧唐书》是根据唐初的各种国史记载修订的，而那些记载经过李世民的明示暗示或者史官的心领神会，早已经过系统性的“洁净”，孤例很难服人。《通鉴》则有这样的明确记载：
“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当时李世民处境极度险恶，向两位大将求援，都遭遇婉拒。“由是重二人”这种记载是否可信，是否符合人之常情，读史者可以自行判断。对这种人才，李世民可能重用，但恐怕不会信任。
李靖一生，先后遭遇三次诬告，诬告者温彦博（或曰萧瑀）、高甑生和侯君集，都跟李世民渊源深远，甚至是秦王旧属。据此判断，李靖在这个紧要关头的选择，还是影响了皇帝及其心腹的印象。说到底，他是职业军人的典范，对战场军情格外敏锐，但对官场风云却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唯一幸运的是，他也没有支持太子，在此事中持超然态度。而即便他是职业军人，也不能天天泡在军营之中。这就决定了他此生的人生姿态：在战场上对敌人咄咄逼人、连续攻击；在官场上对同僚持重隐忍、惜言如金。
默默无语的宰相
出将入相。战功赫赫的李靖，贞观四年（630）终于当了宰相，具体职位是尚书右仆射。杨素的预言由此实现。当时一同议政的除了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中书令温彦博，还有民部尚书戴胄、兵部尚书侯君集和秘书监魏徵等人。照理应该各抒己见，但李靖“性沉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什么意思呢？议事期间他很少开口，就像不会说话那样。
李靖连头带尾当了四年多宰相，在此期间史书上几乎找不到他的痕迹，可见他的确很少发言。好不容易当了宰相，竟如此沉默，这就是他人生的第二段暗黑。为什么会这样？话题还得往前延伸，从他平定突厥开始。出征突厥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当了一个月左右的检校中书令，说起来这也是宰相。只是因为要外出领兵，他几乎未能真正履职而已。
玄武门之变的机会，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也不想放弃。事实上，那段时间突厥屡屡犯边，也是玄武门之变的重要诱因：太子李建成推荐齐王李元吉领兵征讨突厥，李元吉顺势请调李世民麾下的骁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和段志玄，并简阅秦王帐下的精锐之士，准备征调。如此釜底抽薪，李世民岂能容忍。
李世民的皇帝宝座还没坐热，突厥便长驱直入，当年八月抵达渭水便桥以北，长安城中能拿武器参战的也不过数万人。李世民到底雄才大略。虽然兵临城下，但他心中不慌，带领房玄龄、高士廉等人出城直达便桥，跟颉利可汗隔水对话，责怪他不该一再负约。这对颉利可汗的确是个威慑。他怎么也想不到李世民会只带着高士廉等五人，前来会面。有恃无恐，周围必有重兵。因而他没敢轻举妄动。此前的嚣张，其实也是不得已：灾荒饥馑叠加内乱，他的经济压力巨大。如果李世民能提供足够的金帛财物，自然也就没必要拼命。史书记载他“请和”，真实情况你懂的。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双方正好借坡下驴。唐太宗次日再来便桥，斩白马盟誓，突厥随即退兵。当然，满载而归。
便桥之盟是典型的城下之盟。虽从情势而论可谓得体，跟澶渊之盟一样对中原王朝有利，但这口气李世民岂能咽下。此后不久，突厥内乱更甚，突利可汗跟颉利可汗兄弟失和，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相继叛离，又遭遇暴风雪，牛羊死亡甚众，国势急剧衰落。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以李靖为主帅、张公瑾为副帅，发起战略反击。这是大唐对东突厥的战略决战，因而当时的名将几乎全部上阵：
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将，率领中军出马邑，目标直指定襄；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率军直插突厥腹地；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沿黄河西进，掩护左翼。这三路大军是直接对付颉利可汗的。另外，还有三路人马牵制：从李建成手下归顺的猛将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秦王府旧将段志玄为副总管，出击颉利可汗后方，监视已经归顺的突利可汗；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程知节为副总管，扼守大同一带，防止颉利可汗东逃；吏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和张宝相率军从灵州向西北进发，切断颉利可汗的西逃之路。
六路大军共十几万人马，浩浩荡荡而出。堂堂中国，不能师出无名。这次出兵的理由，是颉利可汗一边跟大唐结盟，一边又支援梁师都，进犯河西。梁师都割据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雕阴（今陕西绥德）等郡，号称梁国，都于朔方郡城（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一直不肯归顺。他是突厥的仆从，要想解决突厥，得先解决他。因而去年柴绍和薛万钧领兵将其攻灭。在此期间，突厥曾出兵增援，同时还袭扰河西。这正好给了唐军出击的借口。
李靖接到命令，便迅速抵达马邑。马邑本为郡名，唐朝建立之初，便改郡为州。唐玄宗虽曾改州为郡，但很快被其儿子唐肃宗修正。大唐二百九十年仅十六年称郡。此时史籍之所以依旧称朔州为马邑，主要是当时这里一直未被大唐有效控制。突厥的傀儡、刘武周的余部苑君璋两年前刚刚由此归降。前文的丹阳，后文的定襄，无不如此。算起来刘武周还是李靖的同僚，他起事之前在马邑任鹰扬校尉，而李靖的身份是郡丞。
作为曾经的郡丞，李靖对这里自然无比熟悉。当初就是在这里，李渊找他密谋的。而今再来，必然有些唏嘘感慨。还好，少年时期向往的荣华富贵俱已得到。出兵之前他已是检校中书令，离杨素的仆射不过毫厘之间。
贞观四年（630）正月，部队集结完毕，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顶风冒雪出发，迅速抵达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目标直指定襄。虽竭力学习突厥，但大唐缺乏足够的良马。根据《李卫公兵法》，两万唐军正常会编制骑兵四千、辎重六千、步兵一万。因而可以肯定，李靖此举几乎集中了军中的全部骑兵。他亲自带领，主将当先锋，以达成战术突然性。
突厥可汗的牙帐长期设在定襄。另外，还有后隋。隋朝灭亡时，萧皇后和孙子杨政道被颉利可汗之兄处罗可汗迎入突厥。为报答隋朝扶持其父启民可汗的恩德，他在定襄立杨政道为隋王，将滞留突厥的中原官吏和汉人百姓一万多人全部交给他治理，这就是所谓的后隋。定襄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得好好说说。据《史记正义》，古代谥法以“辟地为襄”：“辟地有德，襄”。将之命名为定襄，表示这里已经安定。因而肯定在边境地区，至少曾经是边境地区。汉代最先设置定襄郡，郡治成乐县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后来匈奴南下，中原王朝势力后退，这个城池被废，人口内迁。隋朝扶持启民可汗时，在原址复建大利城，后称大利县，作为定襄郡治。消灭突厥后，为安置俘虏，大唐在内地设立了两个都督府，虽然地点大幅度南移，但名称未改：一个叫定襄，一个叫云中。这便是今天的山西定襄县和大同市。也就是说，李靖此番攻击的定襄，并不是今天的山西定襄。
颉利可汗接到唐军进兵的消息，“一夕数惊”。他判断，如果大唐不是倾全国之力而来，李靖这样的重臣宿将是不会孤军深入的，立即率军后撤到碛口。李靖要的就是这种震慑效果。他派遣细作前去说服颉利可汗的心腹康苏密，成功将其说动，带着萧皇后和杨政道归降。这样一来，定襄不战而下。
对于李世民而言，此役最大的意义可能还不在于攻破颉利可汗的牙帐即司令部所在。突厥的牙帐并不具备都城那样的严肃意义。问题在于，定襄有后隋，后隋有宝贝。
什么宝贝？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未必是用和氏璧造的，很可能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玉刻造的。印文是丞相李斯的篆体手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成为君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不过传说这块玉玺在秦始皇南巡时已经跌落于洞庭湖，但大家都不敢声张，悄悄重刻一块，流传于后世。王莽篡位时向王太后索要玉玺，王太后恼怒地摔在地上，缺了一角，后来用金补上，成为金镶玉玺。曹丕篡汉时，命人在左肩部刻下隶书的“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后赵的石勒效仿曹丕，又在右肩部刻下“天命石氏”四字。此后冉闵的冉魏政权迫于鲜卑人的强大压力，以玉玺为交换向东晋求援，东晋皇帝这才结束“白版天子”的尴尬局面。
鲜卑慕容氏攻下邺城（今河南安阳）、消灭冉魏后未能缴获传国玉玺，大失所望。他们是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对此非常在意。其国主慕容儁为了在政治上压倒东晋，对外声称东晋得到的是假货，真玉玺在自己手中。为自证清白，他正式称帝，建年号“元玺”。
慕容儁能睁眼说瞎话，那别人也可以。从此以后，各路豪强枭雄再也不死守歪脖树、甘心当“白版天子”，纷纷私刻玉玺，以假充真。西燕慕容永和姚秦政权的所谓玉玺，全是这路货色。隋朝统一天下后，将之全部销毁，而把真正的玉玺称为“受命玺”。此刻大唐虽已获得天下，但一直拿不到真宝，只得仿效慕容儁造“受命宝”“定名宝”，聊以自慰。
真正的传国玉玺在哪儿呢？就在萧皇后手中。而今定襄一下，玉玺自然也要回到长安。你想想，李世民能不高兴吗？他立即加封李靖为代国公。唐代爵位从亲王到开国县男分为九等，国公仅次于亲王和郡王，排在第三位，食邑三千户，从一品。当然，这个食邑三千户仅有象征意义。不带食实封字样的，都只是数字。李靖能真正享受的食邑，只有四百户。
话题回到战场。李靖拿下定襄之后不久，通漠道行军总管李勣也率军抵达云中。这个云中并非后来因为年代近而影响深远、位于山西大同附近的云州云中府，而是赵武灵王开辟的云中郡，在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也就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词句中的云中。从云中到定襄，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势力的明显后退。还好，李靖、李勣已经联袂杀来。
李勣继续督师前进，在白道（今呼和浩特北）跟突厥遭遇。唐军奋力厮杀，将突厥击败，颉利可汗只得退守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他连吃败仗，山穷水尽，便派人入朝请罪，表示愿意举国南投。双方仇怨已久，短期内自然难以建立信任。李世民答应受降，派鸿胪卿唐俭和将军安修仁前去抚慰，同时又令李靖率军前去迎接。
率军迎接，这个举动意味深长。李靖担心颉利可汗这是缓兵之计，进抵白道后便跟副手张公瑾以及李勣商议。李靖、李勣并称“二李”。这两员名将，对当时战局的判断和决策也惊人地一致。他们都认为颉利可汗并未真心降服，随时可能溜之乎也。他们目前还有不少人马，一旦越过沙漠，得到九姓铁勒的庇护，唐军就将鞭长莫及。当时大唐的使节已到其军中，他们必定戒备放松，正是马上出兵、一举解决的良机。但大军全部出动的话，不但时间赶不上，随着战线的拉长，后勤补给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李勣率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李靖闻听非常高兴，握住他的手道：“高明！正是当年韩信灭田横的策略！”随即决定挑选一万精锐骑兵，携带二十天口粮，日夜兼程追击。副将张公瑾表示疑虑：“陛下已接受颉利可汗的投降，朝廷使节也已到突厥军中。此时进兵，恐怕不合适吧？”李靖坚定地摇摇头：“这正是进兵良机，也是韩信能平定三齐的道理。即便唐俭等人遭遇不测，也完全值得！”
计议已定，李靖率领精锐骑兵一万杀奔铁山，李勣则率军赶往碛口。这个碛口也不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山西临县黄河边上的碛口镇，而在内蒙古善丁呼拉尔，是退向漠北的要道，左右都是沙漠。突厥行军必须沿着河道，否则没有水草。
李靖率军冒雪抵达阴山，碰到突厥的斥候即侦察部队，大约有千余营帐。他们措手不及，全被俘虏。此时保密问题凸显出来。一旦消息走漏，便失去了战术突然性。怎么办呢？李靖当机立断，一面命令这些俘虏随军前进，一边派部将苏定方率领两百名精锐奇兵，加快速度超越主力，在浓雾的掩护下衔枚疾进。
苏定方本名烈，字定方。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人。先后在窦建德和刘黑闼手下作战。刘黑闼败亡后，他并未归顺，而是辞职归乡，后来以勇武被起用为匡道府折冲校尉，即匡道府府兵的统帅。《隋唐演义》中说他害死了罗成，当然只是演义。
苏定方素来骁勇，接到命令便火速出发。跑着跑着，大雾散去，无数营帐出现在眼前，大约在一里开外。他立即传令部队排成冲锋队形，箭上弦刀出鞘，开始冲击。
这个打击来得实在突然，颉利可汗完全没有料到。他斗志全无，立即弃军先逃，因而全军大乱。此后不久，李靖率领大军赶到，俘虏突厥十余万人，连同颉利可汗的儿子叠罗支、老婆义成公主。唐俭等人趁乱逃脱，也没有丧命。
义成公主很值得说说。她到突厥和亲，接连嫁给四位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这是胡风，原本无可奈何。但隋朝用她所作的投资，收益实在不小：她救过征突厥被围困的杨广，此后到窦建德那里要萧皇后和杨政道的，其实也是她。但跟萧皇后对大唐容忍承认的态度不同，她一直忠于早已灭亡的隋，而视大唐为篡逆。隋朝时她竭力阻止突厥南侵，而进入大唐时代，她主张南侵的态度甚至比颉利可汗都要积极。因此缘故，她终于被李靖杀掉，而萧皇后则被迎回长安，安度晚年。
颉利可汗带领残兵败将，准备逃向漠北，结果在碛口遥遥看见李勣的旌旗。无奈之下，只得转身向南，最终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获。意味深长的是，义成公主虽然被李靖处斩，但唐太宗却留下了颉利可汗，令他住在太仆，供养终身，死后还追赠为归义郡王。这个姿态，毫无疑问是给别的外族看的。
汉灭匈奴，用的几乎是两败俱伤的血拼方式，持续不断地正面打击。但唐灭东突厥，主要利用了其内乱削弱的时机，武力只是临门一脚。据户部统计，从贞观元年（627）到贞观三年（629），因突厥灾荒和叛乱导致的各族各部南下归附，竟有一百二十万人之多。与其说唐军消灭了突厥，不如说大唐出面清理了突厥极度衰亡后的乱局。
但无论如何，这依旧算得上丰功伟绩。李世民感觉很有面子。这也是他获得“天可汗”称号的最雄厚资本。而最关键的一个进球，又是李靖长途奔袭的闪击战。他立下如此大功，自然有人妒忌，随即被告发纵兵掳掠、导致突厥牙帐的许多珍宝流失。
李靖贪财吗？当然不。南梁的财富积累肯定远超突厥，那时他都反对抄家，何况而今？但掳掠的事实很可能存在。立下奇功的苏定方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升迁，直到唐高宗时代才迅速崛起，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丽，“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成长为一代名将，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事儿的责任在于率先抵达战场的他。
告发者是谁呢？史书上有萧瑀和温彦博两种记载。此二人前后脚担任御史大夫，跟李世民都有极深的渊源。萧瑀是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的后代，萧皇后的亲弟弟，六度为相，但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惯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唐太宗很头疼，曾将他夺爵贬官。但这是最后的结局。当时李世民还是很赏识他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就是赐给他的。温彦博跟随罗艺从幽州归顺后，与李世民关系更加密切。李靖首次出兵抵御突厥的武德八年（625），温彦博跟随张瑾一同出征，兵败后全军覆没，他当了俘虏。颉利可汗逼问朝廷虚实，他坚决不从，便桥之盟后才被放还。他们一个为人严厉刻板，一个知道突厥虚实，因而都有可能，但最大的可能还是萧瑀：义成公主对萧皇后有恩，两人又在塞北生活多年，感情很深。义成公主被李靖杀掉后，萧皇后很是伤心。萧瑀此举有为姐姐报仇之嫌。
无论是谁，反正总是有人控告。李世民闻听很生气，对李靖大加训斥。李靖毫不辩驳，只是“顿首谢”，磕头谢罪而已。双方的态度都耐人寻味。许久之后，李世民回过神来，对李靖道：“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于是下令，给李靖加官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并增加一百户实封食邑。尽管如此，这还是跟剿灭突厥的功绩不相匹配。因而没过几天，李世民又对李靖道：“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为怀。”他说得很清楚，这不是公正的指责，而是谗害。因此李靖又被赐绢二千匹，拜尚书右仆射。
然而当了宰相，李靖议事时竟然不声不响。
唐俭抵达突厥后还下令出击，涉嫌违诏的风险李靖都敢于承担，而朝堂议事竟然不开口。这种鲜明的对比，又说明了什么呢？仅仅一句“知进退、识荣辱”恐怕还不够。可以说，李靖一辈子都活在“自锁上变”和不支持玄武门之变的双重阴影中。
闭门谢客的晚年
古人有养士的习惯。以李靖那样的功勋、名声和地位，退休以后府上应当养有很多门客，整日里热闹无比。但实际并非如此。他辞职以后，“阖门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
府门紧闭，就是亲戚轻易都不见面。低调如此，正可谓他人生的第三段暗黑。为什么会这样？这还得从他当宰相说起。
李靖在政事堂不声不响长达四年。他一定过够了这种日子，贞观八年（634）终于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那时他多大岁数呢？虚岁六十四。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正因为很多人垂垂老矣依旧尸位素餐、贪恋权位，白居易才写了这首《不致仕》。这种现象确实不少。书法名家柳公权可谓代表。大中十二年（858），时任太子少师的他已年满八十，还不退休。率领百官上朝时，步行到大殿之下，力不能支，竟将皇帝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误称为“光武和孝”，遭到御史弹劾，被罚一季俸禄。“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不过白居易讽刺抨击的肯定不是柳公权，因他本人没有活到那时候。《不致仕》的目标据称是杜牧的祖父杜佑。故而杜牧对白居易一直不感冒。
然而七十岁退休并非强制规定。《唐会要》记载：“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什么意思？如果身板还很硬朗，可以继续当官。贺知章退休时多大？八十五岁。而李靖当年仅仅六十四岁，而且还是不难应付的“足疾”。谁都知道这个辞职是识时务的急流勇退：领军作战他得心应手，因为对手比较单一；处理国政他不免心怀疑虑，因对手很多，不知道会来自于哪个方向。而他灭掉东突厥的功劳，又大得只能用宰相的职位来酬劳。也就是说，唐太宗任命他当宰相，多少有些勉强，彼此心知肚明。
果然，唐太宗立即顺水推舟。他通过岑文本夸奖李靖道：“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只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随即下令，加封其为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后来又赐给他灵寿木手杖一根。灵寿木枝条上有许多枝节，但比竹子的更光滑，也更硬。《山海经》记载它有神奇功效，老者使用可以祛病延寿，故而得名，产地也得名灵寿县。
当然，这些都只是象征性的礼节。唐太宗特许他在府邸养病。如果疾病稍有好转，可两三天到门下、中书平章政事。“平章政事”的说法由此开始。唐代的宰相虽多，但只有宰相之实，而无宰相之名：此前中书、门下、尚书省三省的长官为当然的宰相，从此以后，左右仆射、中书令和侍中未必是宰相，只有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才是真正的宰相。
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这位因“足疾”而辞职的宰相，便再度披上战袍，出征吐谷浑。
李靖是得知有警、主动请缨的。唐太宗也很想起用他，但考虑到刚刚批准人家退休，又觉得不好开口，便对侍臣道：“得李靖为帅，岂非善也？”李靖心领神会，立即向宰相房玄龄请战。当然，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要带着猛将薛万彻。薛万彻和薛万钧兄弟都曾是罗艺的部将，跟随他从幽州投降。跟《隋唐演义》的记载不同，罗艺并非对大唐忠心耿耿，他是太子李建成的死党，最后造反被杀。他支持李建成，薛万彻自然也不例外。当初他对玄武门的攻击最为凶猛，未能攻下又转而攻击秦王府。看见李建成血淋淋的脑袋后，他依旧不肯投降，只是躲了起来。李世民不计前嫌，终于将他招致麾下。此人作战极度凶猛，敢于冒险，因而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帅才没有，但将才还是有一些，是典型的爪牙。
这算什么条件？唐太宗立即答应。打虎亲兄弟。薛万彻要去，他哥哥薛万钧自然也要去。根据诏令，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旗下有积石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鄯善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且末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赤水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盐泽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总共六路人马。归降的突厥和契苾的兵马，也一同分道出击。
作为鲜卑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是西晋末年西迁的。慕容吐谷浑率领部众抵达陇上建立政权后，其孙叶延以其祖为族名和国号，吐谷浑由此得名。南朝称之为河南国，西北各族称之为阿柴虏或者野虏。当时其游牧范围从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县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城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四十五里，地域极其辽阔。
隋炀帝耗尽心力，也未能真正征服吐谷浑。大唐建立后，双方关系时好时坏。当时盯上吐谷浑的，不仅仅有唐太宗李世民，还有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大名鼎鼎的松赞干布。对于大唐而言，不拿下吐谷浑，就无法沟通西域；对吐蕃而言，要想向大唐扩张，接受学习大唐文化，必须先打开吐谷浑这道大门。吐蕃的东部虽然直接跟四川、云南接壤，但山高林密，道路不通，不像吐谷浑的地盘，不是荒原就是草原。行军游牧，两不耽误。
就在李靖辞职的那一年，吐蕃使者第一次抵达长安。松赞干布建议双方联手，攻击吐谷浑。这个建议正好挠中了李世民的痒痒肉。当时吐谷浑扣留大唐使节长期不放，即便没有吐蕃的建议，李世民也有心出兵。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征突厥顶风冒雪，征吐谷浑李靖依旧要顶风冒雪。他率领大军一路向西，次年（635）闰四月八日，李道宗部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县）与吐谷浑遭遇，激战后将其击败。然而败退对于吐谷浑而言是家常便饭。事实上这是他们惯常采用的游击战术。上一年段志玄获胜后回军鄯州（今青海乐都），结果他前脚进城，吐谷浑后脚便兵临城下。
吐谷浑败退的同时，还放火烧掉了野草。青海是高原荒寒之地，当时青草未出，野草尚枯，正好一把火烧干净。而没有牧草，战马也就没有吃的。怎么办呢？诸将主张先行后撤，但侯君集力排众议。他认为如果就此回军，难免去年段志玄那样的尴尬，应当抓住他们新败之后君臣分离、父子相失的狼狈，以雷霆万钧的气势，一举平定。
这话说到了李靖的心坎上。他立即决定兵分两路，继续攻击：他率领薛万钧、薛万彻兄弟和李大亮走北道，侯君集和李道宗走南道。起初他麾下不是有五位总管吗？另外两路人马，岷州都督李道彦和利州刺史高甑生怎么不见踪影？
这两路人马都出了问题。高甑生的问题比较单纯，行军误期。李道彦的问题则比较严重，败盟负约。
吐谷浑有两个近邻，党项羌和白兰羌。李靖出兵之前，厚贿党项，请他们为向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随即跟诸将结盟。已成盟友，他们自然对唐军不加防备。李道彦见有机可乘，竟起了贪心，发兵攻击，夺得牛羊数千，但最终在党项的防守反击下大败，战后被减死流边。党项在吐谷浑的东南边陲。可以看出，唐军不仅要四路包抄，还要从南到北给他们拦腰一刀。只可惜这个战术构想未能实现。
他们不能前来，李靖也继续进兵。北路军进展顺利，萨孤吴仁在曼都山（《通鉴》记载为薛孤儿和曼头山）击败吐谷浑，斩其名王，缴获大量牲畜。薛万彻与诸将各率百余骑先行，突然遭遇数千吐谷浑骑兵。虽然敌众我寡，局部兵力对比处于劣势，但薛万彻丝毫不惧，立即单骑杀入敌军。他作战向来凶猛，手持长矟，纵横驰骋，吐谷浑所部以骑射为主，自然不会直接跟他拼命。薛万彻杀入敌阵又顺利退回，高声激励诸将道：“贼易与耳！”他们很容易对付，没什么可怕的！说完又策马杀入敌阵，“人马流血，勇冠三军”，部队紧随其后，大败敌军。
此后李靖率领主力，进至赤水源（今青海兴海东南）。薛万钧、薛万彻兄弟率轻骑先行，陷入吐谷浑的包围，二人的战马都被杀死，带着枪伤步战，部队战死十之六七。危急时刻，契苾何力率数百骑兵赶到，奋力死战，将二人救出。最终唐军逆转战局，俘斩名王数十人，获其杂畜二十万。与此同时，李大亮也在蜀浑山获胜，俘虏名王二十人。从突厥归降的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破敌。李靖督率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追至吐谷浑的西界且末。此时得到消息，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在突伦川，有逃往于阗的迹象。契苾何力主张迅速追击，但薛万钧的勇猛不及其弟，赤水被围的阴影未散，坚决反对。契苾何力道：“虏非有城郭，随水草迁徙，若不因其聚居袭取之，一朝云散，岂得复倾其巢穴邪！”随即挑选骁骑千余杀奔突伦川，薛万钧无奈只得引兵跟随。沙漠之中没有水，将士刺马血当水喝，但成功地追上慕容伏允的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只。慕容伏允单身逃脱，妻、子均被俘虏。
南路军如何呢？侯君集和李道宗率军经过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沿途缺水，人吃冰，马啖雪。五月曾在乌海追上慕容伏允，激战之后大破敌军。此后经星宿川至柏海，与李靖会师。慕容伏允无路可走，被部下杀死（也有自缢的记载），其子慕容顺举国降唐，被封为西平郡王。
唐军劳师远征数千里，平定了吐谷浑，但还是无法适应当地的高原气候，只得留下李大亮暂时协助慕容顺，便匆匆退兵。秋后算账，获利最多的并非大唐，而是几乎没有付出成本的吐蕃。他们几乎兵不血刃，便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原本属于吐谷浑的大片土地，在北方跟大唐实现接壤。
吐蕃得到了土地，大唐得到了西域，李靖得到了什么呢？诬告。
高甑生行军误期，被李靖责罚。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执法。行军误期，严重的杀头都可以。但尽管未被杀头，高甑生还是十分忌恨，便联络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如此严重的指控，唐太宗当然要派人审查。最终的“按验”结果表明，此为诬告。高甑生因此被减死徙边。
所谓“十恶不赦”。按照唐律，诬告者反坐其罪。“谋逆”为“十恶”中的第二恶，妥妥的死罪。故按反坐法，高甑生应判死刑。法司因其有功，按“八议”之法，议其罪而上奏太宗裁定。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起源于西周时的八辟制度，是“刑不上大夫”的具体体现，曹魏时代正式列入律法。对于上述八种VIP的犯罪，不能按照普通司法程序和条文处置，必须奏请皇帝裁决。实际的谋逆属十恶，不适用于八议之法，但高甑生并非实犯，而是反坐，故仍适用。经集议，太宗裁定将其减死流放边地，跟李道彦一样。
可尽管如此，有人还是试图为高甑生开脱，理由是他是秦府旧属。还好，唐太宗没有采纳。他当然不能采纳，否则李靖内心会更加不安。即便处理了高甑生，他还是“阖门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内心的不安可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跟高甑生和地位都很特殊。
高甑生是秦府旧属，不必再说。他敢于诬告李靖，虽有望风希旨的因素，但多多少少肯定也有一些把柄。那些把柄本来肯定不是什么事儿，估计是些言辞，被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穿凿附会。而李靖呢？不仅早年有“自锁上变”的历史“污点”，玄武门事变中又没有公开支持今上，偏偏还姓李，且出自陇西望族。
隋唐之间，图谶之说甚为流行。隋末便有民间谣言，说是姓李的将得天下。隋炀帝为此枉杀了李浑（金才）。此后李密之所以称雄一时，也有此缘故。这其中既有无谓的自信，更有虚妄的他信。对此别人可以无所谓，但李靖不能。他必须十二万分地小心，十二万分地谨慎。这次出征他又立下大功，但史书中却找不到加官封赏的记录，这也很值得玩味。数百年后，南宋大将韩世忠被剥夺兵权后的表现，很难说没有效仿李靖的成分。
根据记载，除此之外，李靖还曾被另外的秦府旧属诬告过谋反。这人是谁呢？大将侯君集。
李靖精通兵法，著述颇丰。很可惜，《六军镜》《阴符机》《玉帐经》《霸国箴》《韬钤秘书》《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均已失传，仅《通典》和《太平广记》中偶有《卫公兵法》片段。对于这样的人才，当然要充分利用。于是唐太宗令侯君集向他学习兵法。学着学着，侯君集也指控李靖有反心。这事儿《大唐新语》和《隋唐嘉话》的记载大同小异，应当源流一致。《大唐新语》是这样说的：
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
这条记载将年代系于李靖当宰相的时候。那时侯君集也奉命参与朝政。但究竟是不是，难说。清末民初，大量的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学习军事的很多。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筑城》等三门学科对中国留学生大有保留，学到某些章节，中国留学生必须退场。如果这则记录真实，那么侯君集对李靖的指控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尽管最终谁忠谁奸，历史已有明证。
但是有一个问题：唐太宗不是千古一帝吗？他的心胸不是很豁达，连魏徵那样隐太子李建成的亲信都能重用吗？李靖如此表现，岂不是对他的不够信任？
还真是这么回事。真不能怪李靖多疑或者过于谨慎，而是李世民实际的心胸的确没有我们印象或者想象中的那么豁达。
所谓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其实应当分为两个部分。初期不错，开局良好，但中后期越来越糟。简而言之，就是高开低走。终其一生，唐太宗最喜欢的还是房玄龄那样的人，不但是老班底，还格外恭顺、唯唯诺诺，动不动就诚惶诚恐地磕头请罪。
李世民对武将的态度，尤其耐人寻味。即便尉迟敬德那样的老铁，他都怀疑。尉迟敬德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的战功不必细说，仅以玄武门之变为例，亲手杀死齐王李元吉的是他，戎装进宫逼迫唐高祖李渊的也是他。他有个毛病，居功自傲，喜欢揭短，因而跟宰相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不和，长期担任外官。有一次参加李世民召集的宴饮，他竟愤怒地质问排在他前面的人有何功劳，配坐他的上席。这实在是煞风景，因而坐在他下位的任城王李道宗赶紧出来当和事佬解释。他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尉迟敬德更加愤怒，认为是对他功劳的否定，一拳打在李道宗的眼睛上，好险没有打瞎。
但居功自傲是一回事，谋反是另外一回事。《通鉴》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
这事在贞观十三年（639）前后。李世民虽为之落泪，但那基本上可以说是鳄鱼的眼泪。他开口询问，便意味着疑心。于是贞观十七年（643），五十九岁的尉迟敬德提出辞呈后，也被迅速获准。他最终跟李靖一样，在家闲居十多年。
这还算是好的。李世民先后杀了五位战功赫赫的将军。第一个被杀便是卢祖尚。这个卢祖尚曾以前军总管的身份跟李靖一同讨伐辅公祏，能征惯战，官声极好。杀他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不能喝酒，真正原因则是他抗拒诏命。
当时交州都督贪腐获罪，唐太宗想起卢祖尚在都督、刺史任上表现很好，便将他征召入朝，令他前去接替。大概是慑于皇帝的威严，卢祖尚在朝堂上不敢不答应，但回到馆驿便感觉后悔。交州即今天的河内，实在太远。唐太宗派人督促他说普通人尚要守信，何况你对皇帝？你好好干三年，一定把你召回来。卢祖尚道那里是烟瘴之地，需要天天喝酒，我又不能喝，只怕有去无回。唐太宗大怒：我安排一个人做事他都不听，如何号令天下！随即下令将他斩首。
这种翻悔的确令人生气，也违反纲纪，但罪不至死。如果卢祖尚不是隋朝降将，而跟李世民素有渊源，会这样吗？
第二个被杀的是刘兰。他也是隋朝降将，抗击梁师都和突厥时都有不小的战功。有人会读谶文，曾对他说：“天下有长年者，都说刘将军会成为天下之主。”他儿子刘昭又说：“谶书说海北出天子，咱们家就住在北海。”因为这两句话，他被下令处斩，右骁卫大将军丘行恭甚至吃掉了他的心肝。
第三个被杀的武将也曾当过宰相。他是侯君集。张亮已经揭发过他的反心，但鉴于双方渊源很深，李世民没有追究，也示意张亮别再提及，理由是他们俩都是功勋宿将，当时没有第三人，侯君集如果不承认，张亮也没办法指证。最终侯君集的反罪坐实被杀，而跟他比较，张亮与李君羡真可谓冤狱。
那已是贞观二十年（646），李世民越发的老糊涂。虽然张亮也是秦王府旧将，但从怀疑尉迟敬德谋反，到侯君集反罪坐实，李世民对功高官大的张亮越发猜疑，曾经建议他出家：“卿既事佛，何不出家？”但张亮贪恋权位，不肯后退，终于丧命。罪名是他阴养义儿五百人。李世民得知消息，先定下他要反的调子，然后交给司法部门审查处理，结果可想而知。有意思的是，此后不久，李世民又钦点当时坚持张亮“反形未具”的匠作少将李道裕为刑部侍郎，说他当时的话很得当。
李君羡死得更冤。他从王世充麾下归降以后，被李世民引为左右，战功累累。当时太白星经常白天出现，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说，“当有女武王者。”李世民自然非常讨厌。后来他召集武将宴饮时，行酒令让大家都报出小名。闻听李君羡自陈小名叫“五娘子”，他愕然大笑道：“何物女子，如此勇猛！”
当时的笑，已经藏着刀。李君羡时为武连县公、左武卫将军，值守玄武门。身上的武字实在太多，结果被处死。当然，程序上毫无问题，有人告发，御史也审问过。不止李君羡，李世民本打算将“疑似者尽杀之”，袁天罡以天命已定、王者不死、滥杀会祸及子孙为由劝谏，他这才罢休。
此时的唐太宗，跟隋炀帝有多大区别？
贞观末期，李世民频频枉杀大臣，导致朝堂上一片惶恐，岑文本拜中书令后竟然满面忧色，明确拒绝亲友的庆贺：“今受吊，不受贺也。”升官之后竟然受吊而不受贺，简直视为末路。人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滥杀无辜，大臣们甚至要写好遗书才去上朝，每天回家之后都庆幸多活了一天，但却料想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晚年竟也差不许多。
有鉴于此，李靖的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他闭门谢客，平静地生活十几年后，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病逝。三个月后，唐太宗也撒手西去。千古名将晚年的表现，对所谓的千古一帝，实在是莫大的嘲讽。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君臣相得吧，彼此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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