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学》2022年第3期｜杨献平：日照锦城头
春节的空旷
春节前一天，往日繁忙不堪、到处严重堵塞的道路突然空旷，偌大的城市顿时安静。很多人已经回家过年去了。我也想回家过年。可我是外地人，回家没有本省人那么方……
春节的空旷
春节前一天，往日繁忙不堪、到处严重堵塞的道路突然空旷，偌大的城市顿时安静。很多人已经回家过年去了。我也想回家过年。可我是外地人，回家没有本省人那么方便。这一点，我觉得是许多人涌向本省省会城市的一个根本动力，一方面可以享受到在城市的便利乃至各种机遇，另一方面又不用担心距离自己的故乡亲人太远。我也曾这样梦想过，即，到故乡的省会或者附近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命运让我只能不断地更换地方，而且，每一个地方都距离家乡很远。之前在河西走廊的酒泉以北的巴丹吉林沙漠，现在则到了西南的大城市成都。无论是西北还是西南，都远离我的华北故乡。
人的空和车辆的少，使得拥挤的道路空前宽阔起来。这些年来，无论城市乡野，所有的道路都越来越宽，也越来越平整和遥远。道路的本质，是为诸多车辆服务，车辆这个动力更大的“机器”，使得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和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迅捷，越来越便利，再加上飞机和高铁，甚至在可预期的未来，宇宙旅行可能很快就能变为现实。但不可否认，“快速”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我们当代生活中，所有已经显现的“征象”已经表明，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和“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像是某种“程序”，而且是预先设定的。这背后的“编程者”和“实施者”至今不曾露出他们尊贵而神秘的面孔。而进入人的内部的，大致是无孔不入的信息，手机终端越来越普及暗示着原来还有些隐秘的人和“人的事情”已经无可回避地“透明化”了。我和你以及他，远处和近处的，公共的和隐私的，应当的和不应当的，都进入了一个毫无遮掩、也不可能遮掩和隐藏的年代。
我以为这是一个悲剧，而且越来越悲怆。这是2022年大年初二，我在成都度过的第四个春节。往年，我总是要离开城市的，尤其是春节，这个节日仿佛是一种强力召唤，发自内心和灵魂，源自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亲人们聚在一起，重要的是“此时我在”和“我们在一起”。而喜庆、怀旧、家常之中当然也有困惑与纠结，甚至矛盾冲突。人和人，其实就是矛盾的复合体，在春节，一方面想融入亲情之中，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变得近乡情更怯，或者欲言又止和各怀心思。
就像我在成都看到的，除夕和大年初一、初二，散步途中，总是看到一些人拉着装满自己全部家当的大皮箱，在车辆急剧减少的街道一侧快速行走。有些女孩子，口罩和围巾包住了几乎整个脸部，唯有或黄或黑的头发和白皙的额头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中。有几个男人，倒是露着脸，拉皮箱的手也显得粗大甚至粗糙，他们脸色阴郁，衣裤上还有一些油漆的斑点或者其他什么污垢。每次看到这些人，我就有些心疼，也忍不住想，“阖家团圆”这个词显然是一个大而空洞的词，就像其他寓意美好的词和诗句一样，它们的涵盖的广度、深度和精度都是可疑的，如“新年新气象”“春风得意马蹄疾”“万象更新”“万家同庆”“世界美好”“普天同庆”之类的，它们只能代表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总是有一些人事物，游离于外，甚至背道而驰，呈现出不和谐的景象或者另一个极端。
他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在此刻离开自己的栖身之地？他们是谁？有着怎样的家庭出身和生存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此刻能去哪里？那里会比这里更好吗？如此一连串的想法，让我突然有些伤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流浪。看起来居有定所的，他们的内心肯定也在流浪。就像我，在春节期间，总是想起少年和成年后回到故乡过春节的那些情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除夕那天，和他一起贴对联，劈柴，烧火。要是恰逢下了大雪，也会和他一起扫雪。大年初一早上，南太行乡村有人人早起的习惯，为的是“起得早”的美好寓意，迎合的是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春节美好的文化传统。凌晨三四点钟，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先去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然后再按照长幼顺序，逐一给村里的长辈磕头拜年。要是辈分和年纪比父亲小的，他就在人家屋外等，我和弟弟去。
父亲去世后，每次回老家过年，就是我和弟弟，带着各自的儿子，先去给母亲磕头拜年，再去给村里给其他长辈磕头拜年。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时间推移，村里和父亲同辈分的人相继逝去。时间的镰刀割韭菜一般，每时每刻都要收走一些生命。我不回家过年的时候，总是打电话给弟弟，让他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大年初一早点起来，带着孩子们去给亲戚和村里的人磕头拜年。今年也是如此。但近些年来，故乡大年初一早起的传统已经被打破，再没有人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不睡觉去“守岁”，即使困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愿意脱衣服钻进被窝。即便是睡着了，也一次次惊醒过来，看看窗台上的“马蹄表”，只要到了凌晨三点，就穿好衣服，起床燃放烟花爆竹。
时代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习惯，持续了数千年的春节文化传统式微，我们这一代人目击了它“衰败”的过程，现在的孩子们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般热衷于过年了，物质的丰足使得每个人都觉得一生都会如此，一切都是唾手可得的。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一种心理或者思维的惯性。而人类生活的真相绝非如此而已。就像2022年的春节，新冠疫情依旧使很多人内心凄慌，甚至最亲的人未能团聚。俄乌局势紧张，不少地方仍战争不断。当然，传染病或者战争并非人类所愿。但在可能的传染面前，自觉地规避、避免，是一种美德；即使感染了，不感染其他人，不使得更多人受害，更是一种境界。至于战争，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生存资源、政治利益都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在未来，太空也会变得拥挤起来。
可是，永远不会拥挤的是自己的内心，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内心可能会越来越空旷。“空旷”并非冷漠无情，而是情有所属，心有专向。这“空旷”的底色是博大，所思想、祈愿、祝福和渴望的，是更多人的好。是放下。是宽恕。是随和。是自然。是我非我，我即人类。就像这春节期间的成都，街道空旷、商场萧条的另一面，是许多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和他们的亲人在一起。我们一家尽管身在异乡，可从根本上说，深厚宽广的大地，容纳自己的，便是故乡，更要感恩。大年初二，带着儿子可可在街边溜达，蓦然看到一棵全身枯干的树杈上，居然盛放着一朵海棠花。我惊异、欣喜，那一瞬间，只觉得阴着的天空豁然明亮了很多，也觉得，再寥落的地方，也会有鲜艳而热烈的存在。
宽窄之间，支矶石焉
每次去宽窄巷都人满为患，次次去，次次都要被陌生人撞上几次。无论何时都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俊男靓女穿行其间，夏日尤甚。外地人来到成都，必定要去的，除了武侯祠、杜甫草堂之外，频率最高的大致就是宽窄巷子了。相对于武侯祠，诸葛孔明先生之显赫声名与旷世功业，乃至其“近乎妖”的智慧，以及至今深厚、浓烈的三国文化氛围，再比之在此居住三年多、写下二百多首诗作的诗圣杜甫故居，宽窄巷子这种“新晋”的带有明显的“打造”意味的景点，之所以能够大批量地吸引人，大致是因了“宽窄”二字。
宽与窄，寓意了两种人生境况，当然，还有人的心胸与思想境界。但后者多数游客可能意识不到。这不是小看或者轻蔑谁，而是在我们的时代，追风和猎奇仍旧是人最本能的一种思维。来成都，就是要看，什么都要，再吃。所谓“风味”，从大的方面说，是一方民众因其地理气候和物产综合而成的饮食习惯，就此，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指出，“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常璩在一千多年前，就从天文、地理、气候等方面，对蜀人“好辛香”“尚滋味”之缘由进行了解释。而巴蜀之地，包括云贵川之民众，对辛香和滋味的追求大抵是共同的。所谓的一般意义或者寻常见的“川菜”，麻辣是其最重要的舌尖感觉。据说，有一种高端的川菜其实并不“麻辣”。外地人来，多数是醉心于川菜和小吃所用的那些“调料”，而非食物本身。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人经常浮于表象的那种由来已久的“秉性”和习惯。
去过几次宽窄巷子，第一次是吃饭，第二次也是，第三次是参加欧阳江河的诗歌分享会。欧阳江河乃至李亚伟、翟永明、万夏、钟鸣等人的诗歌，当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常璩说，“（蜀地）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巴蜀自司马相如、扬雄之后，可谓文人辈出，令人翘指赞叹。而新诗以来，四川的诗人也是声震当代。欧阳江河的诗歌大致是早期的好，《汉英之间》《玻璃工厂》等等，其语言的天赋可谓独步。李亚伟的《中文系》，以及晚一点的《河西走廊抒情》都是极好之作，其想象力和书写的排他性强烈，堪称独树一帜，他者不可模仿。
之所以说起这些，完全是因为欧阳江河在这里开过分享会，李亚伟则经营一家餐馆，翟永明有一个酒吧。有外地朋友来，要我陪着去翟的酒吧，每次我都拒绝。我觉得，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最应当的事情，就是不随行就市，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作品好或者作品之外的名声大，就去瞻仰或者拜见。这是一个崇尚个性，高度自觉和独立的年代，一个作家和诗人更应当如此。每一个优秀的作家诗人，都应是气量宏大的，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超越当初自觉自发的情感和精神力量迸发的光华，即便后来各方面驾轻就熟，学养如海，但文学艺术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带有一些蒙昧气息甚至是非神助而不气象万千，境界高古与卓迈的。
若是一个人，宽窄巷子等处，我却没有任何想去的动力。2021年下半年，为了和几位师友相聚，我去了几次，但都没有进入宽窄巷子，只是从侧面路过。我一直觉得，要来宽窄巷子，最好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或者十一点钟之后，众人散去，只余下建筑和各种门店，一个人走在其中，犹如行走在民国时期的成都，幽深的巷子中，我会想到很多，如曾经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他们当年的步履尽管被水泥和青砖掩盖了，但生活的气息还在。他们当年在这里起居、闲聊，充斥着浓郁的人间烟火，而并非现在的那种喧哗与商业气息。行进在灯光或明或暗的巷子中，宽是“宽心”和“宽怀”，当然还有“宽定”“宽意”“宽境”等。宽既是一种心态和观世处世态度，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宽度”与“放宽”。“窄”字的本意是逼仄，引申到人生当中，显然是人人不愿意见到和遇到的。但“窄”也是人生必经之路。如老子《道德经》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凡事都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再从大至小，最后再归于无的。因此，窄虽然不为人乐见，可它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且不可绕过，也无法绕过。无论穷富，每个人的一生必定都会回旋于“宽窄”之间。在宽窄巷子之外，还有井巷子，“井”字让人联想到周易八卦中的“兑卦”，兑者，泽也。水在地上和地下，润泽万物，行壮千里，涓滴之力，汇成江海，正好诠释了老子《道德经》当中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其中一次，我喝了点酒，走到地铁四号线宽窄巷子处，一抬头，居然看到一块石碑，凑近看，上写“支矶石”，旁边的草丛中，还有一尊塑像，底座上写“严君平像”。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严君平，当时居然委身于繁华之外，独享那一份超然的宁静与淡泊。《汉书·严君平列传》中说，严君平原名叫作庄遵，曾和汉光武帝刘秀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请他去做官。严君平坚辞不受。某日，刘秀与之聊天，夜深，两人便又像当年那般睡在了一起，梦中，严君平的一只脚居然放在了刘秀身上。
这样的故事， 大致是穿凿附会。然严君平的确曾在成都摆摊打卦，每日挣够一百文钱，够自己花销了，便收摊，开私塾教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一书。在严君平看来，打卦算命看起来是一个低贱的职业，但这个职业，可以借助人们对于天命的笃信，而行教化，惠泽众人。《汉书》原话说，“（严君平说）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我之前在人民公园后见到过君平街的路牌，心中疑惑，查问得知，这原来是因为严君平而设定的街名。严君平有弟子名叫扬雄，亦是一代大儒和易学家。
这样的一代名士，自然赢得后世尊崇，据说，四川和汉中各地均有严仙观，用以祭奠和纪念严君平。严君平这样的人，不为官要，而行惠民之事；身怀绝技，却能教化一方；学富五车，毅然开馆教授。这样的做法，俨然是“神仙”之所为了。杜牧有诗句，“君平教说卦，夫子召升堂。”曾任剑南道节度使的李德裕作诗，“自知来处所，何暇问严遵。”杜甫则在诗句中自况，“虚沾焦举为寒食，实借严君卖卜钱。”站在严君平的塑像前，我忍不住一阵激动，眼含热泪。在我内心，所有具有高深学养和道行，德行优秀与仁慈的人，都是值得尊敬和效仿的。一个人在世上，重要的不是我学到和得到了什么，而在于担当了什么，为更多的人做了什么事。严君平一介寒士，居然不忘将自己所学所能用以开化他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极少人能够做到的。
夜间的宽窄巷子和支矶石街，逐渐被归家和散去的游人遗留在了原地，除了零星的车辆与晚归的行人，整个宽窄巷子与支矶石街，都陷入了安静。地铁就要停止运营了，我起身离开，再回头，仰望严君平像，模糊之中，似乎有一个和善的老者，白发长须，在朝着我微笑。步入电梯的时候，忽然想起李白《送友人入蜀》一诗，不由得在心里默诵：“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锦官城中武侯祠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不凭计谋和殚精竭虑的仁臣之心，单以他的忠和《诫子书》便足以不朽了。在成都市区诸多的古迹中，武侯祠是一个显赫的存在，相比三星堆、金沙遗址和张献忠沉银处，武侯祠显然是庙堂级别的。当然，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王气”更为浓烈，历史更为久远，性质更为神秘。但从信史的角度来考量，武侯祠的主人诸葛亮，以及刘备、张飞、关羽、赵云、马超等北方人，在蜀地缔造了一个传奇的、至今传扬不衰的“文化帝国”或者说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醒目的“符号”。在成都这个地方所诞生的那些小王朝的缔造者，多是北方人。如蜀汉刘备是河北涿州人，前蜀王建是河南舞阳人，后蜀孟永祥是河北邢台人，唯有成汉王朝的李特距离成都稍近，为甘肃秦安人。
诸葛亮原籍山东琅琊，长在荆州，隐居在南阳，功名在成都。诸葛一生短暂，但成为历代皇帝称赞的能臣与忠臣之楷模。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考量，但在乱世，诸葛亮在刘备死后并不废刘禅而代之，就是一个守信义、重然诺的人。他不是没有那个能力，而是他不那样做。知其可为而不为，这样的人，当然值得敬佩。或许，精通天文地理和人世更迭的诸葛孔明，大致也知道，天命并不在他。甚至，司马家族的崛起与最终灭蜀汉，他也是预测到了的。在纷乱的年代，诸葛亮以自我的智力和谋略，使得原本行迹仓皇、屡屡失败的刘备军团得以挺进西蜀，凭借巴山蜀水的地理优势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成就了蜀汉基业。他的六出祁山，对蜀汉的治理，都卓有成效，且留下了诸多可圈可点的“政绩”与“故事”。
我去云南、贵州等地，无论诸葛亮是否到过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留有他的传说，还有诸多遗迹和祭祀他的庙宇。比如贵州毕节的七星关，现在攀枝花的诸葛营、保安营，云南楚雄、大理、永昌等地也都纪念、崇拜诸葛亮。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诸葛亮做到了。一个人，能够在死后几千年，还能博得万民的喜欢和尊重，这就件极其了不起。
诸葛连弩、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工具的发明和改造，也使得本来“疲敝”的益州和蜀汉政权得到了有效的加强，在和曹魏、东吴的对垒与战争中，诸葛亮几乎每一次都占得先机，谋划周全，只是，蜀汉这样的一个小国，出蜀道而伐中原，难度巨大，几乎没有胜算。其中的木牛流马之制作工艺，至今不为人所知。诸葛亮这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工匠精神，以及以战止战、以战代守的做法，想必在战略上是可取而且有效的。想起来也是神奇，无论是在诸葛之前还是之后，出巴蜀而伐中原的战争，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不管是刘备还是后来的王建、孟永祥等人，在这里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长则三五十年，短则十几二十年。从没有一个在蜀中建国的王朝能够超过五十年。
武侯祠也在市区之内，无论打车还是坐地铁，都可以短时间内到达。在庙门前仰望，武侯祠三个字令人肃然起敬。进门右侧，便是著名的“三绝碑”，裴度、鲁建、柳公权，唐代三位名人和高官的文章、书法和石刻，使得武侯祠在文人之中也享有了至高的地位。其余，大致是宋璟之碑文了。武侯的祠堂中，有清代的果亲王书写的“名垂宇宙”之牌匾。这“宇宙”当然是包括人神在内的大宇宙。
武侯祠中，占据多数位置的，还是蜀汉的刘备及关羽、张飞，以及一班文臣武将，诸葛武侯的位置倒是很小。或许有人说，类诸葛亮这样的能臣，屈居于刘备等人之下，也显得委屈，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刘备发现和重用了诸葛亮，他和刘备的关系，不是主仆，而应是知己。古来才华和德行超群者众多，但能够被一生信任和重用的极少。刘备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正是诸葛武侯成就其万世英名的前提。
刘备和诸葛亮是相互成就的关系，关羽、张飞则是从民间到庙堂的奋斗伙伴，真正助力他们成功的，还是诸葛亮的军事战略与政治能力。武侯祠中的一副对联可谓精准地概括了诸葛武侯的一生：“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代志能遵教受；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马超、赵云和黄忠等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良禽择木而栖息，良臣择主而事”。但赵云这个人一生似乎没得重用，实在可惜；马超在成都也遭到猜忌，寿数不高便陨落了，也令人遗憾。刘备这个人有其柔软的一面，也有精于算计的一面。作为领头人，他需要照顾的是各个人的情绪和利益，而且，刘备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刘备才能和智慧不如诸葛亮，因此甘愿听从于他，而正因为这份无以复加的信任，使得诸葛亮反而不敢造次。他若是篡权夺位，天下人也会为刘备刘禅伸张正义，“天下共讨之。”诸葛亮一生的英名，也会毁于一旦。名利虽然是累赘，但帝王将相所追求的，无非名。在俗世生活中，名利权，三者得其一，便非常了不起。武侯祠主殿背后有一些碑刻，对面是三义庙，站在正中，即使炎热的夏天，也感觉气韵流畅，飒飒之风沛然。这使我觉得，诸葛武侯在选择自己的祠堂时，也是动用了才智的。在诸葛亮的年代，风水堪舆术已经普及到了寻常人家，如《三元经》中，“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荣。又云：人之福者，喻如美貌之人。宅之吉者，如丑陋之子得好衣裳，神彩尤添一半。若命薄宅恶，即如丑人更又衣弊，如何堪也。故人之居宅，大须慎择。”武侯祠此处，中气刚劲，前后贯通，可能是为了避免长风穿堂，在这里不设门庭，且整个祠堂，坐西朝东，这里面的讲究，我不得要领，只是个人的一种感觉而已。
三义庙后，有桃花林，其实以竹子为最多。三义庙，即祭祀刘关张。这异姓兄弟之一生作为，也堪称恢弘与伟大，三个草根，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也是极为艰难和卓越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三人之间没有相互倾轧，这大致是后人推崇和仰慕的重要因素。廊柱上的对联说：“惟此弟兄真性情，血泪洒山河，志在五伦扶正轨；纵极王侯非富贵，英灵照天地，身经百战为斯民。”出武侯祠，便是锦里，这一条古街，据说是蜀汉时期最为鼎盛的商贸之地，也是“锦官城”的旧址。其中的陈设与店铺等，与宽窄巷子等处几无差别，都是各种吃食和文创产品，当然还有咖啡馆、饭店、茶楼、掏耳朵摊子等悠闲之所。锦里的尽头，有刘湘墓。据说，刘湘自称刘备之后，其率领川军出川抗日，病逝于武汉前线。关于川军出川，仅老照片上“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一句，就令人热血沸腾，潸然泪下。这种朴素的衷肠与良知，当然令人肃然起敬。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地“与秦同分，故多悍勇”。
芸芸众生，看起来一切都在趋同，但人的天性中的排他、自私、无端的歧视与骨子里的仇视和敌对，仿佛是不灭的。由此来看，鼎立的三国，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历史在某些时候，总是会以各种面目和形式出现。平素的锦里也是人满为患，万头攒动，在其中快步行走极难，来自各地的人一边吃着各种风味小吃，一边东张西望，浏览观瞻。我曾经去了几次，大都是陪亲人和朋友。在众人之中穿梭，左看右看，觉得这类所谓景点，大同小异的多，人们来这里的目的，无非是增加“到此一游”“我此生去过”之类浅显的经历。可是，置身于这类热闹场合，我总是觉得不自在。可能是性格使然，越是热闹的，人趋之若鹜的，我越是厌弃。不是我清高、不合群，而是觉得，人应当更有主张一些，所有的繁华之地与众人之所好的东西、地方，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正如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所说，“当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处于孤零零的单独个体的时候，后天的教育与内心的良知都在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本能行为加以控制。”
府城大道
典型的东西走向的街道，宽阔、崭新，是高新区的北部起始点，也是高新区管委会所在地。造城运动于今为最，城市样貌日新月异。2012年年底，我刚搬到府城大道西段居住的时候，这边的房价在4000到6000元每平方米，现在周边的房价普遍在3万以上，最高的5万甚至6万元每平方米。住房属于民生事业，可民生也是经济。相较于北上广深，成都的房价大致处在理性的范围内。府城大道西段，是国防乐园，一个巨大的、以普及国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公园，其中有小的山岭，旁边有湿地，与现在的锦城湖公园相连。
2012年的府城大道只有一大片住宅区，商业设施基本不见。其西边是双流区所属的石羊镇，现在称之为石羊社区。国防乐园的大门口，有双流老妈兔头总店，我和儿子杨锐去吃过好多次饭，但我从来不吃兔头。我觉得，吃兔头、羊头、猴头、鸭头之类的行为，是极其残忍的。很难想象，在烹饪兔头的时候，人怎么能忍心？天地如此慷慨，已经给予了人类诸多吃食，何必再变着法子、挖空心思地去吃呢？
当时的府城大道一片空旷，连个像样的餐馆都找不到，请人吃饭，要到益州大道或者石羊社区。很不方便，但也乐得清静。就是上下班不是很方便，距离地铁远，每次都要到高新站再转乘公交车。那时候，我刚从西北的沙漠地区调到成都来，对于城市的一切还有些陌生，不知道投资，也不知道城市的发展方向。这种懵懂，使得原本就对经商不在行的我，一直处在一种随行就市的状态当中。倘若那时候稍微有点经济头脑，再按揭几套房子的话，大致也可以正当地赚一些钱。人在很多时候的无意识，看起来是一种傻和迟钝，但也有着一种冥冥中天定的意味。可能，有些钱财本来就不属于我的。
2009年，父亲病逝，我心里时常悲伤，常无端地放声大哭。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失去至亲之人，并且，他们还让你心怀愧疚。父亲是一个老实木讷的农民，虽然生活苦难不堪，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在63岁那年作别人世。当他死去，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无耻混蛋，原本已经有能力对他好，孝顺他了，自己却总是借口忙，不在意他，他几次对我说胃不舒服，我只是让弟弟带着他去医院检查，自己一次都没有陪着他去医院。他病入膏肓了，我再想做点什么，却无能为力了。
这大致是我罹患抑郁症的真正由头。那时，前妻每晚去小区的麻将馆打麻将，我和儿子杨锐在家里。有天晚上，我突然觉得四肢发僵，从颈椎开始，头部发木，马上就要失去意识，昏死过去一般。前妻开车带我到人民中路的军区诊所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每当我觉得不舒服和心里难受的时候，就去国防乐园，在树林里转悠。林中多黄葛树、榕树，还有一些罕见的洋槐树。我记得，一家已经废弃的餐馆一边，有一面高十多米的悬崖，悬崖边上长着一些三角梅，不论冬夏，花朵开得艳丽而又妖艳。站在三角梅藤蔓一边，可以俯瞰整个石羊社区。国防乐园之内，有数个湖泊，天气晴朗的时候，只见水波潋滟，接天连地，有许多白鹭、野鸭在其中游弋。
我还记得，那危崖之上，还有野菊花，黄得透明的那种。人生很多时候，都处在临渊的状态当中，只是我们自己浑然不觉。有些周末，我和大儿子杨锐一同到国防乐园的林子和湖边去，主要是散步，父子俩一人一听红牛，在林子间汗流浃背，鸟鸣使得这城郊的废旧公园更为幽静，我和杨锐经常做的就是爬坡和爬树。那时候，我觉得爬树可以使得筋骨张开，有一种疼痛的舒适感。其实，类似那晚的危险时刻一再发生，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罹患了抑郁症。我自信自己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刚满四十岁，还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十八九的小伙子，从不觉得自己老了。只是，父亲的死，让我蓦然觉到了苍老，而且是那种抽筋剥皮一损俱损的那种的苍老感，性情也变得暴躁、易怒、脆弱、阴晴不定。
司马迁说：“哀莫大于心死。”人间最残忍的摧毁，是精神支柱的灰飞烟灭。我的诸多不适不能给儿子杨锐说。在儿子面前，我总要坚强一些。当年，我父亲母亲也是如此。父母在儿女面前的坚强可能是幸福的，不管这坚强的背后多么痛苦。几年后，我住到了府城大道另一个小区，自此后，再也没有去过国防乐园，去机场时路过，也只是看看而已。那边的房子里，还有我很多东西，书籍、衣服、电脑、各种酒等，我都懒得再去拿了，留给大儿子也就好了，他珍惜不珍惜，不是我能左右的。
单身的生活基本上在病患中度过，无时无刻的濒死感、全身瘫软、心悸、头晕、疼痛等围困了我，一个人住院三次，两次在骡马市的第三人民医院、一次在华西，还有一次，是在河北邢台。当我的情况有所好转，回到府城大道，生活在散乱之中。我起初想回到河北老家的城市，但舍不得儿子杨锐，那时候，他还没成年，作为父亲，虽然我做不了什么，可能他也不会觉得我多么重要，但我要守着他。仅此而已。再后来，在府城大道中段买到了一套房子，多数钱是朋友出的，装修我来做。由此，我有了人生第一次的装修经验，而且，装修的效果受到了后来一些购房人的一致好评。
这时候，我已经结束了人生第二次单身生活，不仅结了婚，还又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为他取名为可可。如此变迁，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人生的无常就体现在，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你将面对什么，甚至下一秒会有什么的情况发生。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到了一定的极点，便会相反。在军队的生活，我除了上班，写一些所谓的诗文之外，基本上是无忧虑的。可是，“极则反，盈则亏”，我的生活陡转，个人也罹患疾病，算得上九死一生。但事后来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一个人和另一些人在一起的时间，也似乎是不多不少，须臾不可僭越和篡改的。
没事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在小区后面的走道上溜达，他蹦跳，一次次地登台阶。两个人坐在秋千的长椅上晃一晃，他奔跑，我拍些照片。剑南大道和府城大道上的机车，日夜不停地穿梭。仁和新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新街里、象南里、银泰、苏宁奥特莱斯，以及远一点的悠方、双子塔和金融城等已经全部投入运营。在成都这样的城市，只要你开发了楼盘，大致是不愁人买，也很快就会形成一片住宅区，进而各种服务和商业设施都会完善起来。如此的扩张，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人的现实生活，不断地被各种必需和非必需的物质充满，人和人，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在一起，然后就成了新的街道和社区。如此蔓延，看起来是一种常态，但本质上反映了人的趋同与渴望“群体”的潜意识和内驱力。
街道上一年四季都有绿叶和花朵，海棠、玉兰、茶花、艳山姜、紫薇、蓝花楹，榕树和黄葛树，还有芙蓉花、三角梅是最常见的，府城大道尤其如此。只是，我清楚地知道，再过一两年，我们必定会离开府城大道，到成都其他地方去。而府城大道，不仅是我来成都之后第一个居住地，也是我两个儿子的成长之地。想必，他们将来对府城大道的印象，可能比我还要深刻。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为小儿子可可多拍一些照片，把他幼年生活的这条街道留存下来，当他长大，自己看的时候，或许会对府城大道——这条诞生不久的成都街道，产生一种宛若故乡的感觉。可能，在城市的人们，之前和往后，都难以找到自己确切的故乡。
蜀犬吠日与太阳神鸟
不是到处湿漉漉的那种，总是有一种湿意，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仿佛整个天地都混沌得粘连在一起那般。这种气候，大抵只有成都有。2022年春节期间尤其如此。连续七天，没有一丝阳光突破浓重的阴云落到地面上来。以往乘坐飞机抵达成都时候，从舷窗看，一堆或灰色或白色或栗色的云朵如厚实的泥沙一般，敷在成都上空。而在这些日光之上，太阳浑圆，天空清朗，光芒凌厉无匹，可就是穿不透乌云，只能在地面看不到的数千米以上的虚无空中灿烂喷薄。
这种气候，唐代文人无意中为此创造了一个成语，即蜀犬吠日。该典故出自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看来，至少在唐代甚至更早一些的历史时期，成都多云少日，雨丝连绵之气候便已经形成了。往往，太阳一出来，人人都出门了，坐在路边、河边和各种有日光的场所，满心欢喜地晒太阳。在此之前，我浑然不知，有朋友让出来晒太阳，我还觉得惊异与可笑。一年多后方才知道，冬天的太阳对于成都乃至成都人来说，有一种喜庆的色彩，更透露着一种感恩的情愫。似乎那泄露的日光，是上天对成都及其居民的一种恩德。2022年春节，连续阴着的天空时而小雨，尽管短时间内湿不了头发和衣服，但总是一副黏人的模样，零零星星，一滴一丝，百无聊赖却又毫不妥协地下着。弄得人打伞不是，不打伞也不是。由此我忽然想到，金沙遗址出土的诸多文物证明，古蜀人有太阳崇拜或者神鸟崇拜的习俗，大致也和成都的气候有着某种联系。
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这种罕见的文物，构思和工艺精良，当代的工匠未必能够有如此的想象力与技术。几年前，我去金沙遗址参观的时候，当然为之震慑，细想起来，古蜀国的人们大致以渔猎为主，渔猎之后，最需要日光来晒干——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测，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来佐证。可以想到的是，一个崇拜太阳，或者说以太阳为图腾崇拜的民族，他们的内心和精神当中一定有向着光明的因子。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开篇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意思是，殷商的祖先，便是玄鸟所生。《诗经·商颂·玄鸟》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中的“玄鸟”，有说是“燕子”，“玄”字也有黑色之意，如《山海经》中，“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而黄金做的“太阳神鸟”则是金色的，乌鸦曾经被古人称为“赤鸟”“赤乌”，《尚书传》记载，“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单从这些引用来，一方面周朝在推翻殷商的时候处心积虑，另一方面，周朝的开国者也没有多大把握。历史的推演在很多时候充满了诡异的色彩。
连续的阴湿令人不快，气候当然是可以影响人的，由此看，古人认为的月圆月缺与阴晴明暗与人和万物都有一定关联的观念，大致也是正确的。成都这样的气候，使得巴蜀之地既有北方人的“悍勇”与“仗义”，也有南方人的“鬼黠”“精敏”。在冬天的成都，长期见不到日光，感觉有些萎靡，还有些焦躁。不见日光的地方，不怎么适合抑郁症患者生活。之前在西北，雨雪天气极少，通天都是大太阳，即使酷冷的冬季，日光虽然惨淡，可四野清朗，能见度极高，心胸也是开阔的。身居城市，到处都是拥挤的建筑，尽管错列，但相比辽阔的原野，还是逼仄的。也许，城市在本质上不适合人们居住，而人们为了各种便利，便都跻身于此。这也是一个得与失的关系。
大年三十那天，天气预报说，阴，结果多云。太阳出来之后，我一阵兴奋，带着儿子可可到小区后面剑南大道旁边的人行道上和小树林里溜达，他也很开心，不是在草坪里拿着一根干枯的小树枝扫落叶，就是在人行天桥一侧的平台上上上下下。我能够感觉出来，太阳出来，不到两岁的孩子也是开心的。此时，海棠花含苞欲放，野菊花和格桑花开得正好。竹子正在落叶，紫薇树干枯得像是完全僵死一般。因为过年，车辆极少，行人也比往日少许多。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要是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话，带着孩子一起玩耍，肯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随后的大年初一愈加冷了，一直到初七，阳光被乌云在高空阻拦。心情有些烦乱。人毕竟要在日光下生活，没有阳光的日子简直“暗无天日”，令人心情不悦。李白在《蜀道难》诗中说“锦城虽云乐”，我觉得他也只是注意到了成都的物阜民丰与诸多吃食，绝对没有注意到成都的冬日。由此来妄作推断的话，李白肯定没有在蜀地生活过，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成都平原冬天“阴而多雨”的气候呢？大年初三上午，我们去锦城湖湿地公园玩，看数只白鹭自远处翱翔而来，白色的身影在湖泊和众人头顶翩翩而过，那种悠闲与丰迈的姿态，在城市空地之上，美得令人内心不由得也生出了翅膀。
而水面清冷，四周的树木因为没有日光而显得沉闷，但在野外的感觉还是比窝在家里要惬意一些的。坐在草地上，我最渴望的，便是此刻太阳奋力拨开乌云，哪怕只有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在湖边晒太阳的感觉，也是美如神仙的。此前不久，太阳穿破云雾，使得整个成都明亮。许多人带着帐篷、毡子和吃食，在公园里晒太阳。无论男女老幼，看起来都很幸福的样子。
到成都十多年了，我也大致懂得了成都冬天的规律，但凡有一天出太阳，夜里或者次日必定会乌云堆空，多数也会下雨。冬天尤其如此。气候总是在变化当中。从另一方面说，自柳宗元无意中的“蜀犬吠日”开始，成都的冬天一直如此，也说明北纬三十度的气候变化不大。太阳神鸟的出土，也加强了我的这一判断。当然，我不是学者和气候专家，此类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但成都的春天还是很美好的，气候宜人，花朵锦簇，到处都是绿叶，太阳也频繁挂于高空，更重要的是，生活节奏不紧不慢，既有悠闲的情致，又有丰富的景色，既有诸多的人文遗迹和历史往事可供追忆与联想，又有诸多的地方物产与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性情懒散的人来说，也是极好的安身之地。正如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诗中所说，“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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