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2年第8期｜江子：燃爆记
她总是一副满腹怨气的样子。她这一辈子，好像很少有满意的时候。比如说，她对婚姻不满意，理由是，她嫁的人家，成分太高，是地主，她是贫农的女儿，走起路来从来昂首挺胸，可一嫁进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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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一副满腹怨气的样子。她这一辈子，好像很少有满意的时候。比如说，她对婚姻不满意，理由是，她嫁的人家，成分太高，是地主，她是贫农的女儿，走起路来从来昂首挺胸，可一嫁进门，她就被迫跟着全家人低下了头。她的夫家，兄弟姐妹妯娌什么的多得很。人多，矛盾就多，眼高手低的地方就多，她因此受的气，用箩用筐装不完。又穷，成分虽是地主，可穷得叮当响，他们新婚后不久按公婆的意思单过，她的婆家，除了一个灶和几个碗几双筷子，一个只有三四十平方米的房间，就什么也没有。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父亲，是个懦弱的、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男人，受人欺负是经常的事，她当然要跟着受委屈。比如说，生产队时，村里分的粮食经常不够吃，以致青黄不接时，她要想方设法弄吃的，有时在米饭里搭番薯，有时在饭里搭叶子菜；后来分田到户，能多打粮食了，可因为孩子们尚小，姐姐十一二岁，我呢只有八九岁，弟妹更小，家里劳动力缺乏，父亲又因做篾常不在家，家中主要靠她操劳，她成天劳作，难得有歇息的时候。比如父亲干活儿太慢，老出不来活儿，而她力气又太小，干啥事都很吃力。每逢收割，她与父亲扛着打谷机，父亲扛着最承重的那头，她扛着轻的那头，依然觉得不堪承受，常常腿脚一软摔在了田埂上。比如她的孩子们，要么愚笨，要么顽劣，一个都不让她省心。
她总是寡着一张脸，皱着眉，嘴巴嘟起老高，要么长时间沉默不语，要么骂骂咧咧或嘟嘟囔囔。这使得她的脸看起来好苦，在她还算年轻的时候（三十来岁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老相，有很深的法令纹和嘴角纹。她的眼神看起来好凶，很少有柔和的时候。她的身体总是不平衡的样子，趔趄的、跌跌撞撞的样子。
她总是怨自己命不好。但平心而论，她不是村里最歹命的女人。我家隔壁铁匠细五家，也就是我小学同学、身体瘦削外号叫“鸡骨头”的和平的家，境况比我家好不到哪里去，子女跟我家一样多，房子不一定比我家大，和平的妈，怎么就能整天没心没肺，走到哪儿都能欢声笑语？她怎么就像所有人都欠了她似的，总是让人感觉阴影深重？她嫁的人，除了性格懦弱些，没多大的毛病，比跟他儿子和平一样瘦得全是骨头的邻居铁匠细五好看多了。父亲身高一米七六，眉清目秀，轮廓分明，算得上是相貌堂堂，而且性格好，从没见他发过火，可以任由她欺负，而不像隔壁铁匠细五，脾气暴躁，动不动打老婆。而她才一米五出头，脸黑，相苦，脚还内八。父亲是个篾匠师傅，活儿好，带不少徒弟那种。她呢，其实一点儿也不能干，做的饭从来就没有好吃过，纳个鞋垫都没个样子。她凭什么整天寡着个脸？
可她从不这么想。她总认为她的生活全都不对。她是在深渊里，在看不到尽头的甬道上。她因此很容易生气，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做晚饭时，一摸原本搁放火柴盒的灶角火柴盒不见了，她的火气就会上来，就会无来由地骂人，最终把火力集中在我身上，污蔑是我偷了，我百般辩解她完全不听。天变冷了，或者下雨在外淋湿了身，要她找出衣服加上或换了，她一下子没找到，就开始嘟嘟囔囔。再过一会儿，就会骂骂咧咧，父亲沉默，我们一个个不敢出声，整个家就会极度压抑，像是一个火药桶。有一年端午，我不记得是要蒸个什么东西，她安排了我烧火。她看火候未到，又提着桶子舀了猪食去喂猪。可能喂猪的时间有点儿长，等她回来，发现锅里的东西蒸老了。她不怪自己喂猪太久，倒怪我当止没止，火候没控制（我一孩子哪里知道），嘴上就开始烈火烹油，用尽了赣江以西家乡最狠毒的话语。我忍着，想不跟她一般见识，结果她越骂越来劲，抄起菜铲刀，将菜铲刀的木头把把，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头上。
她是我的母亲，1946年生，是离我家三里路的积富村人。1965年，她嫁给了我的父亲，从此成了我们一家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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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怨气重，还格外吝啬。我没有见过比她更小气的人。她这一辈子，把钱看得太重，好像钱才是她的命根子，我们却不是。我们一家，经济来源主要靠种地、父亲偶尔出去做篾挣点儿工钱，还有她养猪。我们村地少，每人八分地，一家人五六亩，打不了多少粮食，卖不了多少钱。父亲做篾，挣到的工钱也不多。她每年养猪，顶多出栏两头，也收益甚少。进账不多，要安排一家人的开销，就得靠节省，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她的节省，完全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举个例子，从小到大，我们一家人，没有谁过过生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过年从没有得过哪怕一毛钱的压岁钱。因为在她的观念里，这些都不是必需，没有必要白浪费钱。
她还不让姐姐读书。姐姐读了一年级就辍了学。这表面上是父亲的决定，但我们知道，当家的是她，没有她的点头，父亲的话顶个屁用。姐姐不读书，就可以省了钱，还可以帮她做事情，看看她的算盘打得有多精，虽然那时候，学费低得很，小学一年级只要一块五，可如果一直读，还不得花一大笔费用，她的观念，女孩家的，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浪费这钱做啥。然后是妹妹，读到三年级也辍了学。他们甚至想让弟弟也不读了，跟着父亲去做篾。因为家里刚刚盖了新房，欠了亲友们好大一笔钱，让他们觉得负担太重。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听到他们的打算，立马把弟弟带在身边读书，并且承担了他所有的费用，最后他读到了高中毕业。
她有没有让我也辍学的念头，我不能确定。但有一件事我是记得的，我小学升初中，到了开学的日子，要去十几里外的乡中学报名，学费是六元五角。我向她要，她没理我，去田里做事。我追到田里，一直不依不饶向她讨。她的表情很不好看，拉长着脸，嘴巴嘟起老高，偶尔望着我的眼神充满恼怒和怨恨。同村相邀一起去报名的小伙伴们在远处喊，说再不动身他们就要走了。我求着他们再等等，然后继续死皮赖脸地缠着她。我猜她是希望我知难而退，她就可以省下这六元五角。这对她来说，是一笔巨款，她心头上很大的一块肉。可是我不依不饶的态度让她也没办法。她终是狠不下心，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精心折叠的原本装洗衣粉的塑料袋，从中找出钱递到我手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脸上是被剜了肉的疼。拿到钱，我顿时飞奔，加入一起去报名的队伍中。
一方面是吝啬，另一方面遇到不得不花的钱，她就希望回报最大化，甚至希望有超值的收获。村里的屠户最怕看到她。她到屠案上买肉（那多半是年节、农忙或来了客人），肉要部位好，上面不能有一点儿骨头，秤要翘得高高的。屠户说哪有肉不长骨头的，她说她可不管，她买的是肉，骨头不能吃，就不能算肉。付钱的时候，她都以种种理由，少付一毛两毛。有时她忙不过来，派父亲去买肉，提回来的肉部位不对，又好大一块骨头，还搭了杂七杂八，她会先把父亲骂一顿，然后提着肉到屠案退换，指着这里那里，挑肥拣瘦，直到她满意为止。
她的吝啬不仅对我们，还对自己。她几乎从不添置衣服，记忆中她身上的毛衣，花花绿绿，是几件坏了的毛衣拆了凑着织起来的，丑得很，可她毫不在意。家里来了客人，有限的荤菜的碗，她几乎从不下筷。她身体不舒服，比如消化不好胀肚子，比如牙疼，比如感冒发烧，也从不去医院，都是自己熬过去。我们劝她看医生，她说不要紧，自己的病自己知道。其实她根本不知道，只是舍不得看病的钱财。亏了她运气不错，每次都能熬过去，没有越病越重。家里的剩菜剩饭她都舍不得倒掉，第二顿接着吃。在桌上，我们看她只吃剩菜或蔬菜，就会给她夹新鲜的荤菜。她会配合，伸出碗，但才夹两下她就会把碗缩回去。
她不仅自己舍不得花钱，还干涉我们的花销。过年时给家里的老人拜年，或者探视生病的亲友长辈，她会告诫我们这个东西不要买，那个费用可减半。我们当然不会听她的。我们早已不是孩子，要屈从于她。她也知道我们不会听她的，但就是忍不住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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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的时候我会认为她没有热度。我很少见到她与谁特别要好。她几乎没有朋友，没有说得来的人。也没见她对谁特别好，无论父亲、我们，还是我们的祖父、祖母、叔叔婶婶，甚至她的父母兄弟。她总是冷冷的。我怀疑她对这世界并无爱意。我们于她只是她前辈子欠下的债务。她生下我们，只是被动地、认命地接受母亲这一角色，勉为其难地完成养育之职。从小到大，她几乎没有对我温存慈蔼过——除了生病了，她会伸手摸摸我的额头试试体温。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她从来是沉默的、怨恨的、寡着脸的，或者是骂骂咧咧的。她几乎没有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过话，或者用无限温柔的眼光注视过我。她更不会告诉我们说她爱我们，我们是她的命，不会说万一我们有什么三长两短她肯定不活了。我犯了事，比如偷了家里的钱，跟别人打了架家长带着孩子告上门，她打我，下起手来真狠，棍子鞭子凳子，手里有什么就使什么。我的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我畏惧惩罚不回家，偷偷躲到村里人的猪圈里睡觉，第二天从猪圈里赶去学校上学，她也从来不会找我，巷子里，从来不会响起她焦急的唤我的声音。她不疼我们倒也罢了，还经常恐吓我们，说日子万一过不下去了，她就喝两口农药一了百了。这恐吓极其管用，我们经常听到农村女人喝农药自杀的消息。每次她生气，我们就大气不出，战战兢兢，然后盯着她的一举一动，生怕她打开一瓶农药咕噜咕噜喝下去。她要拿到农药一点儿不难，我们家床底下，墙角边，到处都是农药瓶子。
我们甚至觉得她对她喂的猪都比对我们要好。有一年栏里的猪生了病，不吃不喝，哼哼的声音听起来难受。她请来兽医，治了好几天都不见好。每次她提过来多少猪食，又提回去倒掉多少。她的脸一天比一天暗下去，眉头一日紧似一日。到后来，她干脆搬来一个凳子，对着那头病猪说话，完全是哀求的语气，求它早点儿好起来，好好吃东西，好好长膘。到最后，她竟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说她多么不容易，哭猪养了这么久，哭家里的开销大全指望着它卖钱……她哭了整整一个上午！她对猪的好让我们妒忌，猪好起来后，我们趁她不在，偷偷到猪栏边，用鞭子把猪狠狠揍了一顿。
然而有件事让我动摇了她对我们全无温情的判断。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远房堂姑在上海生了娃，想从老家找一个人去帮忙看护孩子，理由是老家人知根知底来路正，安全可靠。那时候妹妹十四岁，为人乖巧，做事麻利，族里的人觉得是个不错的人选。她也觉得没有问题，堂姑是自己家人，肯定亏待不了妹妹，妹妹可以挣一份工钱，还可以见世面长见识。等妹妹跟着护送的族人去了上海没几天，我们发现她神态不对了。她开始落泪，做饭的时候落，吃饭的时候也落，在桌上用饭团一层层粘布做鞋底时也落。泪落在锅里、碗里和鞋底面上。我们知道她是担心和想念妹妹了。那时是大冬天，天冷，人很容易受寒，而且一个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怎么习惯？妹妹才十四岁。以前她没有预料到这些，没有预料到分离会让她的心这么痛。这是我们猜想的，至于她真正的心理是什么，她也从来没有说起。她只是不停地落泪，一句话也不说。每当有人来家，她马上就把眼泪擦了，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事儿是她应下的，她当然不能让人发现她的难受。可只要来人一离开，她的眼泪就又止不住流了下来。
半个月后，妹妹回到了家里。堂姑见到妹妹，还是觉得妹妹太小，也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就让人送了回来。她看到“完好无损”的妹妹，那张苦脸竟然绽放出了难得的笑意，好像一块贫瘠的田地里，开放出了绚烂的花朵。可这样的时候没有多久，她就又恢复了满脸怨气深重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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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上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家庭，我很小就懂事得很。毫不讳言，我是个特别早熟的人。很小我就知道，这个无力的家给不了我任何的保障。它如同深渊。很小的时候，我就想着如何逃离它。小学五年级，我十岁，要去五里外的村庄寄宿上学。很多比我大的小伙伴告诉我，去那里读书会特别想家，会想得哭。及我上学，甚至长大，我却从来不知道想家是何滋味。很小我就知道，要逃离这个家最好的出路是读书。我拼命读书，结果我成功了，我考上了师范，成了一名教师。后来又因为写作，去了县机关，又调到市里，然后调入省城工作。
我娶了妻，妻性格温和，面带微笑，完全是她的反面。从小我就发誓，要找一个与她完全不一样的女人做妻子。我生了娃，并且发誓要保护好她，永远不让她受我小时候受过的种种委屈。
我逃出了这个深渊一般的家，并且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我想着反哺他们。他们太苦了，我希望凭我的力气，能让他们有所改变。我帮他们养儿子（带弟弟读书），他们建房，我想办法帮他们还债。我一辈子反抗她，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遗传了她的缺点：内八字脚，节俭成性。我舍不得花钱，更舍不得为自己花钱。自己出门，舍不得住高档酒店。平日出行，能坐公交地铁就不打车。我承认我有轻微的自虐症。
她与父亲越来越老了。村庄荒凉，留守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为了让他们有个好一点儿的晚年，我提出在县城买一套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给他们住。这样花钱少，姐姐和妹妹都住在县城，也方便照顾他们。可她说，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那么小，不要。过年你们回家，怎么住？住酒店，不好，没有气氛。要买就买大房子，过年我和弟弟两家人回来都住在房子里，多热闹。没办法，我调整计划，其他地方挤挤，拿出更多钱，与弟弟一起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房子在中心区，离姐姐妹妹家都近，离医院也近，又在二楼，方便腿脚不好的她进出。房子有三个房间，我和弟弟各一间，她与父亲一间。依她所愿，过年回来，我们都住在了一起。
可即使这样，我依然不能让她满意。她依然怨气深重，认为我对家人亲友们不够尽心。当有人告诉她我的职务跟县长一样大时，她竟然认为我权力不小，当面指责我没有荫庇好弟弟一家，没有为弟弟招揽生意，让弟弟过上更好的生活。她认为弟弟在广东打工，办厂，折腾多年依然没有挣到钱，罪魁祸首是我。她甚至说，村里很多人都因此笑话她。我让她在村里脸面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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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学会无视她的怨恨，经常心平气和地从省城赶回县城那个二手房的家中，为她与父亲处理生活中的种种。我给他们买常用药，做饭。烧水壶有锈斑我给买新的，水龙头坏了我给换水龙头，卫生间漏水我请师傅修理，下水道堵了我叫师傅疏通，地板脏了我给拖地……我不时地催促在县城的姐姐和妹妹给他们清理冰箱，及时处理变质的食物。隔三岔五去看看他们，陪他们说说话。我希望这两个可怜的长期在底层挣扎的人，晚年能多一点儿幸福。
可我与他们究竟不是同类人。他们对我的了解微乎其微。他们不知道我的爱好，我的饮食口味，我喜欢穿的衣服的品牌。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哪些指标不正常，哪些器官有了隐疾，有过哪些病史。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情况，我每天干些什么，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都有哪些本领，哪些又是我的弱项。他们不知道我的价值观，我对这世界的许多事情的观点和态度。他们大约知道我是个作家，是个靠写点儿文章维持脸面的人，但我写下的文章，他们一篇都没读过，虽然他们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足够看懂电视剧的对白。我出了哪些书，我的那些文章和作品集都有怎样的反应，他们根本毫不知情，也毫无兴趣了解。我和他们坐在沙发上，除了聊一些生活琐事，家长里短，就无话可说。电视屏幕上播放着电视剧，我陪他们看着，长时间不发一言，仿佛大海中几块彼此不相关的礁石。
他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让我无法忍受：崭新的沙发，他们铺上旧的颜色不同的床单，说是防脏；重新粉刷过的好好的墙上，他们给打上了几个钉子，钉子上挂着帽子、公交免费卡等物件，或者是不晓得装了什么宝贝东西的塑料袋；垃圾桶里盛装垃圾的袋子经常不换，只倒换里面的垃圾，垃圾袋因此经常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有个角落是搁放破烂儿的，说是积到一定量就拿去卖钱；厨房里到处是油腻腻的，原因是炒完菜就立马关了油烟机，说是要节省电费；洗脸洗脚的水舍不得倒掉，倒进卫生间的一个蓄水桶里，说是要用来冲厕所（卫生间也因此弥漫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气味）；不爱洗澡，常常好多天才洗一次……整座房子里，色彩驳杂，五味杂陈，令人欲言又止。他们两个老人，衣衫褴褛地出入其中（妻子、弟媳、姐姐和妹妹给他们买的新衣服他们都压在箱底，舍不得穿）。这样的人家，如果与我不太相干，我去了一次就不会再去第二次。
可他们是我的父母。他们逐渐老去。我不得不一次次往家里跑。从省城到县城，两百公里路程，开车两个多小时。最近通了高铁就更快了，火车上只要一小时。以前我大约一个月回一次家，然后加上春节、清明、五一、国庆等相关节假日。而最近我回去得越发勤了，原因是父亲的颈椎病复发了。
父亲患上颈椎病简直是必然的：他是篾匠，又是农民，性格又懦弱，低头是他的常态。六十岁时，他的颈椎病开始发作，眩晕，呕吐，全身大汗，肌肉僵直，面色惨白。那时他们还在村里生活，她慌忙请村里的野德医生来治疗。野德医生给他挂了几天扩充血管的点滴症状才消失。我从省城回家，带着父亲到县城医院拍片，又带着片子去省城找骨科专家。骨科专家说，父亲的病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手术，但如手术失败可能终身致残瘫痪在床；另一种是保守治疗，就是采取输液等方法，但以后病情会逐渐严重。我们经过商量，最终选择了不开刀，不冒风险。
从此父亲的颈椎病经常复发。有时两年发作一次，有时一年发作两三次。我们已经摸出了规律，每次都找已经对他的病熟悉的野德医生给他治疗。每次输液或三五天，或七八天，父亲就会慢慢缓过劲来。
而每一次发作，她当然是陪护左右的。随着年长，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他的病当然也是她的病。她对这一疾病早已熟悉，一看父亲的神态就知晓是否发作前兆。她就会把枕头放平让父亲到床上躺好，准备好塑料盆供父亲呕吐，用毛巾给他擦脸上沁出来的汗，给野德医生打电话，请他过来输液。守在父亲身边，看点滴快慢和进度。侍候病人是个系统工程，包括营养、护理、情绪管理，等等。她很难说是无微不至，但大致可以说差强人意。
然而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开始我们没有当一回事，以为不过是很多次发作中的一次而已，按照老步骤给他治疗。可断断续续地，入冬以来发病已经三个月了，父亲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检查什么的也做了，除了老毛病没新毛病。我们指望着老办法会慢慢起作用，认为这次需要的时间不过要长一点儿而已，可是一直没有改善的迹象。他依然眩晕，呕吐，吃不下东西，身体在不经意间消瘦了下去，脸上的皮肤松弛了下来，看起来毫无光泽，走起路来有了些晃荡的意思。我以前给他买的金属拐杖他终是用上了。他偶尔强撑着从房间走到客厅，脚明显打着抖。坐在沙发上，他眯着眼，皱着眉，龇着牙，跟他说啥他都不回应，感觉说一句话都嫌累。而母亲的脸，一直阴着，像是谁向她借了钱不还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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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我的发小李乐打电话。他是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我问他怎么办，要不要去省城。他说老年人的病嘛，常见，但难治。去大医院也没用，治法都一样，老人家这种身体，经不起路上折腾，护理没有小地方方便。可以考虑西医，通过输液用药，改善他的颈椎环境，提高颈动脉的供血能力。他说他不是骨科大夫。他要我找他的同事、内科主任李昌东。他说李昌东对这类病人见得多，有经验，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发小。
我带着父亲找到了李昌东。李医生热情，说李乐交代过了。他安慰着我们，说会好的，会好的。然后是拍片，验血。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还是颈椎反弓退行性变，伴随颈椎间盘突出，颈动脉受压迫，天冷，血管收缩，脑部供血就更不足，就头晕呕吐。李医生说，我开药，打十天点滴，一定会改善。
我交代了姐姐和妹妹排班送父亲去打点滴，然后返回了省城。
十天之后，父亲的颈椎病没有改善。父亲还是眼睛半开不开，饭吃不下，我为改善他的饮食结构买的小米、薏苡仁、黑米，经过她烧熬看起来很不错，可大都留在电饭煲里。原来上午时还会强撑着到客厅待会儿，现在根本不出来，一天到晚在房间床上躺着，每到下午，头就更晕，就吐。他吃得少，吐出来的东西就都是液体。他吐的时候，身体折转过来向着床边，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声音，枯白的头发，宛如冬日寒风中的衰草。
周末，我又从省城赶回县城的家中。这段时间，她对我越来越不好。以前回家，我敲门，她开，会说一声“回来了”。现在，她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立马转身去陪父亲。好像父亲的病，是我害的，我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一家的罪人。
她不仅对我不好，还对生病的父亲不好。她一再地逼父亲吃饭，毫不掩饰她的坏脾气。她说你把饭吃下去，就会有抗病的力气。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想折磨谁！
我看了父亲，然后坐在沙发上，想着接下来怎么办。可我听到他们的房间里传出了她恶狠狠的声音。她说怎么一点儿不上心。交的什么乱七八糟朋友，找不到能治好病的医生。她说自己前辈子造了啥孽，摊上了这样的一个老公，也没生下一个靠得住的儿女。他这辈子受尽了苦，年轻时受人欺，年纪大了又老生病，她跟着受委屈不算，还要一天到晚侍候人。侍候人人家认也就罢了，可三个多月没见好，什么人！
我沉默。我让她撒气。我想她骂一骂就会好。可这次她明显不想停下来。她进进出出，嘴里越骂越欢，身体的动作越来越大。她踢倒了客厅的凳子，摔掉了沙发前茶几上的一个空了的铁皮瓶子——它们在家里发出剧烈的声响。她根本不打算控制自己。她警告说，这个老头儿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谁都没有好下场。
她又来了老一套，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她早就不想活了。她随时准备买一点儿农药，咕噜咕噜喝下去。她怎么还不死，早死早埋，省得在这世上遭罪。她没过一天好日子！
我板着脸。我不说话。我想气撒了这么久，她总该要歇下来。可是她依然不肯停嘴。她骂得更难听了，就像我小时候犯了错那样，用了赣江以西最狠毒的话语。我顿时忍不住了。
我愤怒地望着她。我说你住嘴！我的声音大得很，吓了我一跳。我继续说，你怎么仗着你是长辈，就什么话都说得出口？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一点儿长进也没有？我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该怎么治。总要让人慢慢想办法。你不要把什么事都堆在我身上。你有本事，你来给这个老头儿治一治！
这是我这辈子对她唯一的一次咆哮。与她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温和的人。我很少生气。她让我知道，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她愣住了。她从没见我发这么大的火。她终于停止了叫骂，默默转到厨房里给父亲准备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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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总归要解决的。我想让父亲试试中医。我给县中医院的医生朋友王浩打电话。王浩说，他们院的康复科肖衍虎主任的针灸技术很高，很多老年人有腰腿疼痛、经络不通的问题经他治疗都有缓解。你愿意一试，我就先跟他打个招呼，然后你就带你父亲去找他。
联系好了肖主任，我给父亲戴了帽子，系了围巾，裹上了厚厚的羽绒服，然后背着他下了楼，让他坐在轮椅上。从家到中医院只有两百米左右，可是父亲即使撑着拐杖也已经走不动了。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我推着轮椅，在寒冷的街道走着，内心是恓惶的：如果父亲得不到有效治疗，他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
通过查看病灶影像和血检报告，肖主任为父亲制订了针灸、按摩加中药调理脾胃和祛风寒的综合治疗方案。我给父亲一层层脱了衣服，以方便肖主任扎针。肖主任给他的身体扎下了长长的密密麻麻的银针，头顶、颈部、肩部、腹部，甚至腿部。那些银针在父亲身体上显得横竖不一毫无章法，一盏红外线理疗灯罩着他的脖子，也就是病灶部位。我心里嘀咕：这些细如发丝跌跌撞撞的银针，能帮父亲打赢这场看似平常其实惨烈的战争吗？
我通过微信联系姐姐和妹妹，重新对送父亲去医院治疗进行了分工。我交代她们，要注意保暖，关注父亲的疗效，要不断地鼓励他吃东西，变着法子弄不同的食物激发父亲的食欲，要他不要怕吐，吃下去总会有吸收，就会长力气。我跟父亲说，不要怕，要有信心。这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一道难关。检查结果并不坏，您其他器官、身体其他指标都没有问题。要鼓起劲来，我们一起扛过去！
祖国传统医学真是博大精深，一段时间后，这看似毫无章法的针灸加祛风寒调脾胃的中药调理的治疗渐渐有了效果。父亲的症状在缓慢减轻。他的晕眩没那么厉害了，呕吐的频率越来越少。他慢慢能吃下一点儿东西。我前一阵子买的小米、薏苡仁、黑米已经告罄，我到超市又给他买了些。
他的脸慢慢有了些血色，眼睛也能睁开一些了。虽然依然不能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但在床上，他坐起的时间要多一些了。他依然不愿意说话，但他的饭量在增加。除了粥，他每顿能吃下半碗米饭了。
她的脸色愁云也在变少。过去，她的脸堆满了积雨云，甚至隐藏着雷电，现在，虽然依然不见太阳（太阳在她的脸上，从来就是稀有之物），但云层没这么厚了。每次回家敲门，她打开，见到我，表情虽是淡淡的，但已经不像是面对罪人的神色了。她有时会跟我打声招呼，说“回来了”。我嘴里含糊应着。我不想理她。
她跟父亲说话的声音柔和了许多。每次吃饭，都由她做好盛进碗里，再端进房间里喂给父亲吃。每次，她都像哄着小孩样，要他慢慢吃，问有没有烫，干了还是稀了，菜是否可口，蔬菜要不要多夹些来，可不可以再吃两口。她边喂他，边鼓励说，吃了才有力气，有病也不怕的。这样的话，因反复说，早已让听的人觉得不新鲜，可她不管，每次喂食，都要来一遍。
说话间，年就到了。弟弟弟媳从广东回来，我带着家人从省城回县城。一家子又齐全了。我们都带回去了不少年货：除夕团圆饭和招待客人喝的酒，孩子吃的零食，大量的包装得夸张和彩艳的年货。它们堆满了家里的角角落落，让整个家显得拥挤不堪，也使得这个充满了老年体味的家，有了难得的春节喜气。我们一起买菜，做饭，以若无其事的口气说话，尽量让整个家显得与平常无异。
可是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一次过年，与往年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父亲病了。以前他在客厅来来去去，虽然背有些驼，但他行动利索，声音大，脸上总是带着与年龄远不相称的孩童一样的笑，让人安心。可现在，他瘦得很，脸色很差，没有精气神，也不愿说话。原来戴着合适的棉帽，现在就嫌大了，老从头顶滑下来，盖住他的眉眼。
除夕团圆饭，父亲没有上桌。这是我记事以来父亲第一次缺席年夜饭。母亲因为喂他，到好久才上桌匆匆扒了几口饭。我和弟弟心照不宣地喝酒，向大大小小家人说着祝词。我们一起敬母亲，感谢她在父亲病时对父亲的照料，祝福她和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她潦草应着，举着装着饭的碗，笨拙地回着祝福之语。
这一年的不同，还在于举国禁爆。可能是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上头要求春节期间不能燃爆。县里通过政府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等平台，向所有人发出了禁爆的公告，通告说组织了警察、司法、城管等部门组成的检查队伍日夜巡逻，对有违抗者进行惩罚。因为禁爆，整个除夕显得冷冷清清。我和弟弟喝酒，掩饰着内心因父母老迈带来的寒凉。远处，有零星的爆竹声传来。总会有顽固的人，遵循古老的秩序，无视崭新的规则。我们担心着他，不知他是否会被逮住，是否做好了受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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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春节假期用完了。吃过早饭，我收拾好行李，与父亲告别。我跟父亲说，要听医生的话，继续做针灸治疗，按时吃药。身体逐渐向好，说明医生的治疗是对了路的。要相信他。我多次跟医生沟通过的，他说会好的。要有信心。要努力吃饭，不要怕呕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顺顺利利过这一关的。我交代母亲，要有耐心，对老头儿好点儿。
我领着妻儿下了楼。母亲跟在后面，是要送行的意思。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仪式，每年我和弟弟春节后离开家，父母都会一起给我们送行。可今年，只有她一个人。
我看到她少有地把手背在后面。我大概猜到了，她手里拿着一挂爆竹。按照老家的年俗，子女春节后出门，父母都要给远行人放一挂爆竹以祝福平安。
可今年全国上下禁爆。这是旨在移风易俗的决定。放爆竹，太吵，也容易发生火灾和污染空气，我举双手赞成。是的，我认为这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风俗并无必要。春节时候的爆竹，跟一个人一年的运气有多少关系呢？每年每家买爆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是到了禁止燃放爆竹的时候了。
可是她要为我们的离开放一挂爆竹。我发现了她的企图。那红色的爆竹在她背后露出了尾巴。是呀，她个子太小，也瘦，怎么挡得住一挂贼头贼脑的、长长的爆竹呢。
我停下了脚步。我要她别送，上楼回家。我要她别放爆竹。我给她说理，说我是公家的人，当然要遵守公家的规定。我吓她，县里安排了好多个检查组。说不定检查组就在附近。只要听到响声，他们就会冲进来的。
她答应着，要我上车。可我看到她的神色，她根本不打算放弃。过完了年，儿子远行，她的祝福肯定是要送出去的。而以她的经验、她的理解，没有什么比一挂爆竹更能表达她的祝福了。政府的规定，根本无法阻止她。她铁了心要做一个违法乱纪者。检查组冲进来抓到了她又能怎样，任何的处罚她都愿意认。
——她多像这挂爆竹呀，早已不合时宜，其实也一无是处，可依然要虚张声势。她的心，也像这一挂挂爆竹，基本是实心的，也是沉默的。可她并非对这世界没有热情，对亲人们没有爱意。只是她拙于表达。而唯有春节，做了让她释放的引线和火苗。
我赶紧发动了车子。我希望尽快离开这个现场。如果她点燃了爆竹，正好有人冲进来，知道她是我的母亲，我该有多丢人呀。
我挂了挡，踩了油门。车徐徐开动。爆竹在后面不顾一切地响了起来。我侧过头来，从后视镜看到，她站在那里，身体歪斜着，既像是耗尽了全部的力气，变得虚弱无比，又像是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因此心满意足。硝烟升起，她的小小身体，隐没于硝烟之中，我无法看清她的表情。
江子，本名曾清生，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有两百多万字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天涯》等刊物。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回乡记》《去林芝看桃花》《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等。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现在江西省作家协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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