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店·小人书店
说起西裱褙胡同，就不得不说说东单区（后为东城区）闹市口，它南北走向，南面顶头往西是苏州胡同，往东是苏州胡同下……
记忆中抹不去的“老头店”，是西裱褙胡同路口东的一个小吃食店。
说起西裱褙胡同，就不得不说说东单区（后为东城区）闹市口，它南北走向，南面顶头往西是苏州胡同，往东是苏州胡同下坡，闹市口的北头是东观音寺、西观音寺胡同；再往北就叫方巾巷、南小街……扯远了。
因为闹市口，同一条胡同就分为东观音寺和西观音寺，东裱褙和西裱褙……后来大建设，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扩充了东单到建国门的路，东西观音寺街变成了宽阔的柏油大马路，改称今天的建国门内大街。再次大扩建，东裱褙、西裱褙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的高楼大厦，包括位于西裱褙的北京日报（晩报）改建成新闻大厦。宽阔的北京站前街代替了狭窄的闹市口。
说孩提时代，不交代这些，时间、时代的变化就好像说梦游，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些破旧的窄巷中度过的，那种欢乐也是渗在骨子里的一种幸福。
1954年，我就读东观音寺小学，每天往返闹市口，它是我生命有记忆以来最繁华的街巷，尤其老头店，把着西裱褙路口，店铺坐西朝东，门口条凳上总摆着箩筐，里面放着炒熟的落花生（半空的瘪花生）、铁蚕豆，或者山楂片……很是馋人；屋里柜台上一溜玻璃瓶，装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货架上是各种食品，但我记忆的只有糖、花生、蚕豆和开店的俩老头儿。
开店的俩老头儿据说是双棒儿，一样的光头，一样的白胡子，个儿不高，总穿浅色对襟儿小袄，满脸和蔼可亲。据说打有这条街就有这个店，时间久远，无从考究，人们惯称“老头店”。
奶奶疼孙子，尽管家里很穷，隔几日奶奶就偷偷给我一分两分钱，最多五分钱，嘱我别乱花，而我的姐姐妹妹都没有这个福分。放学时能在老头店买一分钱的花生或蚕豆或两块橘子瓣糖。有时也多买一分钱的，分给姐姐妹妹。
那种幸福，现在想起来会有几分心酸。
店主老头儿总说，你奶奶那么疼你，可要好好念书。
每次把一分钱递给老头店的爷爷，他会问我“要什么”，他从不说买什么。我指指花生，他就用手抓一把放进我兜里，再随手拿几粒花生或蚕豆放在我手心。有时一分钱两块的橘子瓣糖他也会多给我一块。
老头店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可感觉到的幸福美好。
小人书店则是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大天地。
放学后，我常常和同学们在小人书店一起看小人书，一分钱借两本。每回我们都互相换着看，直到快天黑了，店主老爷爷才催着还书，印象中的店主永远穿着灰不灰黑不黑，上面还有补丁的一件马褂，人很和善，背稍驼。“走吧走吧，爹妈该不放心了；你们弄得满地的花生皮、蚕豆皮我还得打扫。”
我们才不舍地离开。
那个年代一切百废待兴，我们看小人书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一毛钱一斤酱油，一家能吃半个月，五分钱的菜够一大家子吃一顿。
记忆中闹市口总是那么脏，走的人多，油黑的土路总是爆土狼烟，雨后泥泞不堪。我10岁前每天往返这条街巷去东观音寺小学读书，老头店、小人书店，是我童年最爱的地方。
1957年，父亲有了工作，第二年母亲也有了工作，家境愈来愈好。1958年北京站的建设，闹市口没了，老头店成了站口扩大了的副食店，俩老爷爷不见了，那些吃食也没有了；不过小人书店还有。
学校搬到西总布胡同，我也四年级了。
宽敞的北京站站前广场，宽阔的建国门大街，告别了脏兮兮的闹市口，成了孩童玩耍嬉闹的好地方，老人们坐在广场围墙边，看旅客们来来往往，看孩子们欢声笑语，那满是皱纹的脸都舒展了。
广场靠北，排着整齐的三轮车，车夫们等着出站的旅客……广场东侧，一排报刊橱窗，有各种当天报纸。雨后捉满天的蜻蜓，雪后天然的溜冰场，放飞着童年，我们长大了，成了少年、青年……那成排的报刊橱窗，培养了我读报的习惯，其中《北京晚报》成了我的“终生伴侣”。
这些笔中带点泪的回忆，是我孩提最深的记忆。我的同龄人跟我都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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