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文艺》2022年第8期｜朱向前：在文学里成长——首届军艺文学系忆略
朱向前，祖籍江西萍乡，曾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已出版《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莫言：诺奖的荣幸》《军旅文学史论》《沉入生命》等专著、文论集，主编……
朱向前，祖籍江西萍乡，曾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已出版《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莫言：诺奖的荣幸》《军旅文学史论》《沉入生命》等专著、文论集，主编《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等。《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一、一个电话帮我“捡了大漏”
一九八四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原福州军区文化部王炳根干事的电话，他先是不无神秘地透露，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艺术学院决定创办文学系，秋季开学，目前正在全军物色学员……最后，他郑重说道:“经研究，我们军区拟推荐你和xxx同志，请尽快准备两部报考作品，并立即着手文化考试复习。如无意见，正式通知即日发出。”
当时我嘴上哼哈却心头撞鹿，凭直觉感到与我人生重大相关的历史机遇来到了，但又确实不了解文学系，既不易权衡，更难以深思，便脱口而出两个反问:“学制？学历？”
王干事稍显迟疑了：“好像是两年学制，可能是大专学历。”
“啊？哦，这个，这个……”这下轮到我含糊了。因为我当时已读了四年电大，听课虽少，却把中文本科课程和教材都拉了一遍，光古典文学就学过四个学期，还背过《诗经》《离骚》和若干先秦散文，写作考试多次名列福建省第一，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电大学员。这眼看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就要到手了，再退而求其次去读“大专”，有必要吗？
那头王干事显然猜到了我的心思，不由也急得语无伦次起来：“朱向前，你不是渴望深造吗？渴望名师指点吗？学历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军艺文学系有多么好，但我知道它肯定能解决学历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敢说你一旦错失良机将后悔终生，一失足成千古恨……”
结果当然是我奉命行事，欣然赴考，而且凭着四年电大的底子，以当年福州军区干部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成了福州军区唯一的幸运儿。入学报到后，我才发现这下真搞大了——所谓军艺首届文学系，实乃全军作家班，总共招了三十五人。其中最著名的同学如一九八二年就以《高山下的花环》名动天下的李存葆，其他获得过全国文学奖的如钱钢、宋学武、李荃等还不在少数，至于获过军队或省部级奖的就稀松平常了。最权威的说法是三十三年后徐怀中老主任亲口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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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三总部和陆、海、空三军十个大军区，我们定的招收学员名额是每个大单位有一两个人，实际上不可能平均。比如济南军区创作室的人多，就多了几个人，有李存葆、李荃、苗长水；像福州军区就只有朱向前一个人，总参就是莫言。除了照顾各大军区、各大单位入学的学员之外，还考虑到要把一些突出的人物招进来，比如我们招收了雷锋连的副指导员刘英学，招收了在前线荣立二等功并且负伤的排长何继青……这三十五名学员里还招收了八名女学员（前注：成平、王海鸰、王苏红、于劲、刘宏伟、刘再光、丁小琦、常青），占百分之二十三。”（见徐怀中 莫言 朱向前《不忘初心，期许可待》，载《人民文学》二〇一七年第八期）。显然，只是因为各大单位分配名额，才让我在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了将军，用古玩行的一句话说，算是捡了大漏啦!
开学伊始，著名老作家、原总政文化部老部长刘白羽先生就给我们作动员。他在系主任徐怀中先生陪同下走上南阶梯教室讲台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白羽先生身材魁伟，脚穿布鞋看上去也足有一米八五，虽年近古稀却鹤发童颜，面如朗月，腰板笔直，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种威严，十足大将风度里又显出九分儒雅。他的动作、语速略显迟缓，但高瞻远瞩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思考与谈吐，分明又显示出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修养、很高的美学眼光和领袖群伦的风范，以及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恢弘大气。他从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作代会致辞中提出的“文艺的春天”到王蒙由衷地欢呼“文学的黄金时代”，讲到军事文学的异军突起，既和“前十七年”遥相呼应但又差距甚大。要深刻、持久、全面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军队，目前军队的作家队伍、文学阵地和体制机制都还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因此，我们下决心办军队的作家摇篮文学系，办自己的大型期刊《昆仑》，并分批组织作家深入南线战地采访……这是战役行动，更是战略决策；我们既要及时出击，集团冲锋，更要养精蓄锐、厚积薄发。同学们都风华正茂，来自军队第一线，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大家缺的就是读书修养与文化底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啊！这就是把各位请来的初衷，就是要让你们更快更好地加油、充电，听课、读书，反思提高。未来更大的舞台等待着你们，全军广大官兵在注视着你们，军事文学的未来属于你们。好好努力吧，同学们！
应该说，此时此刻，我才真正认识到文学系的意义，她正是军队高层和刘白羽、徐怀中诸公深谋远虑的战略举措。自己无意中站上了时代的潮头，同时也就走进了历史。听着刘白羽先生的谆谆教诲，我一边不时跳出来提醒和感叹自己的幸运和幸福，一边又渐渐将这种暗自庆幸升华为一种庄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朱向前啊朱向前，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前辈作家的厚望与厚爱。
同时，我也深深感念王炳根先生的那个电话。
二、莫言把我涮了
话说我这个福州军区的“矮子将军”一下子走进长人如林的文学系，还真有点不适应，感觉谁都比我高，十分庆幸之余又不免三分自卑气短。
在去饭堂的路上，同学们要么是前呼后拥，呼朋引类，要么是三三两两，称兄道弟。我却是谁也不认识，然后很快就发现一个人，也是孑然一身。然后再仔细看这个头像好像不太熟。因为当时发表作品多会附上一张照片，所以对有成就的作家头像会比较熟悉，我一看这个头像不太熟，起码也不在二线，更不在一线了。再仔细看看，觉得颜值也不是特别高。然后我有点信心了，主动上前跟他搭讪，我说贵同学叫什么名字呀？他说叫管谟业，我心说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呵。我说什么单位呀？总参。我说写过什么？说什么也没写过。我心想这就奇怪了，他马上补充，他说总参没人，他是来顶替的。我马上下意识地说，哎哟，不错，不错，不错。这是客套话，也是敷衍，更是泄露了内心的一种真实感受，不错，真不错，总算找着一个比我更差的，这其实就是我当时的心里话。
然后那两天我跟管同学有一点同病相怜，有意无意就接触一下。但是，同病相怜的错觉很快就被打破了。大概是第三天、第四天吧，正式开课前全系开了一个会，徐主任做了一个郑重的讲话，包括介绍文学系为什么要创办，它的指导思想，它的战略意图等等，从宏观讲到微观，就讲到生源的问题。然后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篇小说叫《民间音乐》写得如何如何好，引用了孙犁的两个评价，我记得很清楚。一是说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飘渺。二是说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这两个神评价颇有冲击力，因为与当时主流的价值取向或者评价标准大异其趣，甚至让我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而，主任的结论毫不含糊：当年全国评奖我是没有遇到这部小说，如果遇见的话，我肯定要为它投一票。这句话一说，全场大惊，然后主任再说，说这个小说的作者署名叫莫言，他的真名叫管谟业。这个时候同学们都对不上号，但是我不敢与他对视，觉得这小子纯粹是挖了个坑让我掉进去了，我还跟他同病相怜呢，简直是美丽误会嘛。其实是他没病，我有病。
这就是最初的莫言亮相，但是我觉得非同小可。大家想想，徐怀中主任在当时的情况下，以他这样一种稳健、严谨、审慎的性格，在那样的公开场合可以说是出语惊人。等于说《民间音乐》已经达到了全国获奖水平。莫言不仅是报名逾期被破格录取，而且一下子被推到这个高峰。这肯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且以主任的地位和影响，绝对是一言九鼎，但又是一诺千金！就是不仅仅为文学系，为军艺，为军队发现了人才，更为中国文坛发现了人才！事实上，不到半年，莫言就以《透明的红萝卜》为徐主任践诺。可以想象，当时徐主任的几句话对于激发莫言的艺术雄心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这是一种激赏，一份信任，更是一份厚望，它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敢说，在徐主任一辈子的文学生涯中，这样“冒叫”一声——所谓“冒叫”，是我借用毛主席一句话，就是一个湖南方言，带有贸然、冒失、冒险的意思。像这样的经历，在徐怀中主任的文学生涯中不多见。但是就在那一瞬，中国文学史上一对伟大的伯乐与千里马诞生了。
从此，同学们都对管谟业刮目相看，但管谟业坚持沉默是金的信条，一般场合极少开口，真正开始像他的笔名一样，只写而“莫言”了。而一旦开言，就不得了。
开学不久，徐怀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学的著名作品的讨论会，不期然莫言跳出来放了一炮，对其作品语言大加挞伐，不留情面，语词犀利得连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会。同学们说，莫言莫言，不言则已，一言惊人。也因此，莫言给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压力：你说如此公认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写一个好的给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那时文学系的写作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每个屋子四个人，一到晚上都点灯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时就等于是作品发布会，说谁谁谁昨晚又写了一个短篇，谁谁谁又写完了一个中篇，然后又是《人民文学》《收获》《昆仑》《解放军文艺》哪里哪里要发头条。直听得我辈心惊肉跳。此间，莫言不动声色，每晚悄悄溜进阶梯教室里埋头笔耕。待到年终，终于“爆料”：莫言写出一个中篇小说，徐主任如获至宝，亲自将题目《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推荐给了《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随后就是这颗小小的“红萝卜”，轻轻地撼动了中国文坛。
三、“密集型轰炸”的“天才式教育”
一九八四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我整天陶醉在庆幸和惊喜之中，而天天都有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说的就是课程设置和来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那真是个顶个的棒，一个更比一个牛。
按说，当时文学系草创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怀中带一个老师，一个参谋和两个干事，可算得是“白手起家”。可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师资，正好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广招天下名士“入我彀中”，为我所用。
系主任徐怀中时年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在中国当代文坛深孚众望，又深谙创作规律。可他经常只带一个参谋，上高爬低，登门造访，坦诚相邀。这种诚实谦逊遇事端肃、亲切平和又一丝不苟的为人，感动了所有的应聘者。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汪晖、季红真等著名学者们来了；吴组缃、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星、叶朗、乐黛云、徐晓钟、王富仁、童庆炳、孙绍振、洪子诚、钱理群、丁涛、赵德明等著名教授们来了……这都是当代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中如丁玲和吴组缃先生，都已多年不登台演讲授课了，但他们却把毕生的最后一次演讲留给了军艺文学系。一时间，京西魏公村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艺，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耕云播雨、点石成金。直弄得我们天天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徐怀中先生笑眯眯地看着这帮弟子们天天都在凤凰涅槃般地进行自我扬弃与更新，欣喜之下非常得意。他将这种集授课者毕生研究之精华为一次讲座的授课方式称为“高信息强输入”的“密集型知识轰炸”，称为“就高不就低”的“天才式教育”。就在这种信息密集而系统松散之中，体现了徐怀中的匠心：冲击学员们固有的文学观念，让他们迎着八面来风、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潜力，“各行其是”，最终培养出非标准化的“天才”。
实践证明，当年徐怀中先生所倡导的“讲座式”教学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早已在全社会广为欢迎。当年苦心孤诣因课设人所网罗的那支院外名师阵容，此后也基本成为了文学系一直沿用的固定师资队伍。如果说，那一批名师激活了莫言们怎么写的话，那么，我倒是学了一点怎么讲——仅就此一点而言，我倒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从学生到老师，我认为自己受益最多。当然，至今我也说不好，前述三路名师、三类讲座，究竟谁家对我启发最大，教益最深，影响最远，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各领风骚。但有一个角度可以比较，那就是一九八六年我毕业留系任教之后，有意识地观摩学习各路大家的授课艺术，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不妨在此也略作披露。
以我在文学系先学生后先生的双重身份观之，仅以授课效果或授课艺术论，一般说来，作家一路富于激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虽然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者一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刻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致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综合前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达，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对我这个初登讲台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模仿性。譬如，吴组缃先生的幽默谈吐，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孙绍振先生的快人快语一剑封喉，钱理群先生的激情与尖锐，王富仁先生的深刻与沉重，丁涛先生华丽的措辞与炫技，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诵，以及王扶汉先生用漂亮的板书大段大段地默写先秦散文……都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给我以影响，使我在较短时期内潜心揣摩授课效果(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而有较明显提高，课堂上常在鸦雀无声中爆出笑声，课后也常被学生包围和追问，很快就在军艺脱颖而出，留校第三年便获全军优秀教员称号。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从学生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学、戏剧两系合并为“文学戏剧系”，文学方面只配备了副主任，实际上是以副代正)，我前后在文学系待了十三年。十三年中，无论是当学生、老师还是领导，凡有名师名家来讲课，我都始终如一在讲台下洗耳恭听。也许授课老师和内容多有重复，但我观察学习的角度却不重复，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例子，从声调到语气，从手势到眼神，从站姿到板书，总觉得有听头，有看头，百听不厌，常看常新。打那以后，我的授课经验也渐积渐多，授课范围愈来愈广。尤其是二〇〇五年以来，我的专题讲座《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诗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等课题广受欢迎和邀请，从国防大学、北大、清华、中国传媒大学等名校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学术机构，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月末讲座”到全国各地论坛，直至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周末开讲”，讲了三百多场，还颇有方兴未艾之势。虽说无心插柳、歪打正着、撞中了选题、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是主要方面，但我的演讲风采也要对得起老人家吧。如果这也算一个缘的话，那就是在军艺文学系十三年尤其是首届文学系两年听课听来的缘啊。
四、三十三年后的教学“复盘”
实践证明，当年徐怀中先生所倡导的“讲座式”教学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早已为全社会广为欢迎。而那时候，相比较系统的基础课如“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文艺理论”等等，他把这些讲座叫做短线课。
三十三年后——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徐怀中应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彭丽媛之邀，率莫言和我重回文学系，在荣誉教室会讲“新春第一课”。当着彭院长和院、部、系领导以及文学系师生的面，进行了当年的“教学复盘”或总结。经验是丰富的，启示是深刻的，但对我触动最大的是莫言和徐主任先后讲到了如何“听课”的往事，而且是从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的课说开来的，他俩相互启示与发明，讲出了一篇大道理。我认为这是当天会讲的一大亮点，既是对过往教学经验的提炼，更是给今天莘莘学子的点拨。为此，我不惜当一把“文抄公”，尽量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希望与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收获。
徐主任从“短线课”切入，他深有感触而又语重心长地说：
这个所谓短线课，莫言是每一课都来听，他非常重视。有的同学认为这种课程是可来可不来的，也有不到课的，他们着急地要写出东西来。实际上这种课程是非常重要的。你想宗教研究所的所长（前注：任继愈）集一生研究成果，他知道只有一堂课给他，他要集中给我们部队学员讲些什么，这些老人都是备了课来的。
还请了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家李德伦先生来讲交响乐。还请了中央美院的教授孙景波先生讲《美术史简论》等等。实际上这些课程在大学中文系里也都没有，你也听不到这些课……从长远来看，这些教学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跟同学们讲一个很突出的例证，莫言在《美术史简论》的课上，他看到了一个被夸张了胸部与臀部的女子陶俑，这是最古老的陶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讲莫言看了一个陶俑，就写出了他几十万字的长篇《丰乳肥臀》。
有一次吴小如来讲课，学员到得太少……吴先生往台上一坐说：“同学们，我不是没有饭吃才来给你们讲课。”这个话我一听，觉得简直无地自容。同学们，你们要听课，不要着急，写东西有的是时间。我们第一期的教学安排里边，第四个学期就都是创作实习。但是有一些人总想少耽误时间、少听课，可是你少听课受的损失之大，不定将来哪一天你会有所觉悟。莫言刚才说，当时要再认真一点听多好。其实莫言他什么课都认真地听……他因为听课耽误写作了吗？《红高粱》等好几个名篇就是在校期间写出来的（见徐怀中莫言朱向前《不忘初心，期许可待》，载《人民文学》二〇一七年第八期）。
回想当年，徐主任并没有对我们如此耳提面命，他也可能是高估了大家的悟性，笃行“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今天看来，除莫言之外，我们大都不同程度地辜负了老主任。记得在毕业前夕，面对已经横空出世的莫言同学，大家经常会开玩笑说：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听的是一堂课，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独特的人生，超人的禀赋……我们总是把它归功于莫言的天才，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不够努力而“甩锅”。比如就在听课这一件事上，我们有谁能像莫言这样认真？难怪毛主席老人家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莫言就是最讲认真。当时在“新春第一课”上听徐主任表扬莫言时，我也心有触动，有点回忆却依稀渺渺，有些悔意却悔之晚矣。万万想不到的是，会讲结束一周之后，我在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的《文汇报》上读到了莫言的散文《马的眼镜》。莫言接着徐主任讲吴小如先生的话题，回忆出了一篇大文章，对我颇有震撼。他写道：
今年三月初，文学系邀请怀中老师去讲课，因老人家年近九旬，怕他太累，便让我与朱向前学兄陪讲。讲座上，我忆起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给我们讲课的事，虽寥寥数语，但引发了怀中老师的很大感慨，于是，我就写下这篇文章，回忆往事，以防遗忘。
吴先生为我们讲课，应该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季，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顶黑帽子，围一条很长的酱紫色的围巾。进教室后他脱下大衣解下围巾摘下帽子，露出头上凌乱的稀疏白发，目光扫过来，有点鹰隼的感觉。他目光炯炯，有两个明显的眼袋，声音洪亮，略有戏腔，一看就知道是讲台上的老将。（前注：这些动作、细节和场景的复述，历历在目，超人的记忆力固然重要，但莫言全身心的投入也足以让人感同身受，否则何以观察如此入微，记忆如此精确！）……只记得他第一节讲杜甫的《兵车行》……讲稿在桌，根本不动，竖行板书，行云流水（前注：此处我有共鸣，眼前可以脑补画面）……他的课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发了疯似的摽劲儿写作，来听他讲课的人便日渐减少。最惨的一次，偌大一个教室，只有五个人（前注：惭愧！这一次我也逃课了，回忆至此断片了）。
这也太不像话了，好脾气的怀中主任也有些不高兴了。他召集开会，对我们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并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一次吴先生的课，三十五名学员来了二十多位，怀中主任带着系里的参谋干事也坐在了台下。吴先生一进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点湿，他说：“同学们，我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才来给你们讲课的！”这话说得很重，许多年后，徐怀中主任说：“听了吴先生的话，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那一课大家都听得认真，老先生讲得自然也是情绪饱满，神采飞扬。记得在下课前他还特意说：我读过你们的小说，发现你们都把“寒”毛写成了“汗”毛，当然这不能说你们错，但这样写不规范……最后他说，我讲了这么多课，估计你们很快就忘了，但这个“寒”字请你们记住（前注：记忆精准到了一个字，证明确实深入骨髓了，此忆不虚也）。
接下来，莫言认真总结梳理了他从吴先生课上的收获：
其实，我从吴先生的课堂里，还是受益多多的。他给我们讲庄子的《秋水》和《马蹄》，我心中颇多合鸣，听着他绘声绘色的讲演，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故乡一望无际的荒原上野马奔驰的情景，还有河堤决口、秋水泛滥的情景。后来，我索性以《马蹄》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以《秋水》为名写了一篇小说。《马蹄》发表在一九八五年的《解放军文艺》上，《秋水》发表在同年的《莽原》上，这两篇作品对我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蹄》表达了我的散文观，发表后颇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奖。《秋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名称，从此，这个“高密东北乡”就成了我的专属文学领地……应该说，《秋水》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篇章，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吴先生讲庄子《秋水》篇那一课，就是只来了五个人那一课……我们的阶梯教室有一百多个座位，五个听课人分散开，确实很不好看。我记得我不好意思看吴先生的脸……
讲完了课，先生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收拾好讲稿，穿戴好衣帽，走了。随着弹簧门“咣当”一声巨响，我感到这老先生既可敬又可怜，而我自己，则是又可悲又可耻。
读至此处，我亦羞亦愧亦悔。但更多的是感叹，是发现：莫言确实是在文学的世界里沉入生命，全身心投入每一件事情，比如听课。客观地说，在文学系一年半（实习一个学期除外）的课堂学习上，莫言就是那个最优秀的学生，没有之一。
五、“地道战”与“借东风”
徐怀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松自由，与北大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堪可一比。譬如文学系的两面大旗——主旋律大将李存葆和艺术前锋莫言，徐怀中都厚爱有加。对李存葆这样的“特殊学生”——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晚上，李存葆就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国宴。十月一日大阅兵之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文艺界的唯一彩车就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尤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了两千册《高山下的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给了“文学黄金时代”以最好注脚。也因此，每天来自首都各高校团委、文学社的讲座邀请；各剧种的编剧、导演来洽谈“花环”的改编事宜；全国各大文学刊物的主编名编们来登门索稿者络绎不绝，不仅严重影响了李存葆的正常学业，我和他的室友李荃、苗长水，整天价笼罩在“花环”的阳光雨露里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干脆，徐主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开学不久，就准其请假，躲到外面去赶稿了。结果第一学期末就赶出了十万字的大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当年度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又一次夺魁，使得新生不久的文学系声威大振。
而莫言这样的“千里马”，则是被徐怀中一眼相中，莫言也很快就以《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以及稍后的《红高粱》等一批经典作品回报了徐怀中，使文学系的育才功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传说”。而我从创作正式改弦更张做评论，应该说当自莫言始，并借莫言之红火也热了热身。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得来全不费功夫”。
徐怀中的胸襟决定了他的大家风范，即便在教学、文学以外，他也实事求是，不拘一格。譬如四人一间的宿舍本来宽敞明亮，忽一日就不知被谁革了新，用布帘将自个的小空间包裹起来与外“绝缘”，各自为战。你熬你的夜，我睡我的觉，你面壁苦思冥想，我读书忍俊不禁，互不干扰，相安无事。于是就有人“报老爷，大事不好!”不料想，徐主任一巡视竟默认了。我想原因一是给这些老大不小的学生一点宽松优惠，二更主要的是尊重创作规律。当时我们的课程安排就是半天上课半天读书创作，创作这事嘛，恰如莫言一个不雅的比喻——精神排泄。“排泄”过程，岂能示人? 你想，一会儿四人相对而视，一会儿外人推门探视，那谁还“创”得出“作”呢?于是乎，不出三日，全系都照此办理，倒也整齐划一了，只是进得任何宿舍，都是不见人影，只闻人声，你只能顺着布帘隔成的“地道”摸索前进，遂有“地道战”之美誉在首都文学界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再比如服装与跳舞。当年军装款式少数量亦少，交谊舞对我们而言则有如天方夜谭。但随着文学系声誉鹊起，社会各界的采访、座谈、对话、宴请、联欢、舞会络绎不绝。一时间弄得我们这帮基层来的土老帽们灰头土脸，手足无措。徐主任就鼓励我们先从“换装”入手。然而审美眼光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一不留神，某星期天就从文学系走出了很多“乡镇企业家”。
于是乎，在系里第一个中秋节联欢晚会上，徐主任身着藏青色西服挽着夫人翩然入场。当大家目瞪口呆还没回过神来，就见徐主任从容迈步舞台中央站定，清清嗓子，自报曲目:“我先清唱一曲《借东风》，为大家助兴。”然后就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地一路唱将下去，嗓音苍凉，韵味十足，风神飘逸，俨然马派弟子。大家都傻得忘了喝彩和鼓掌。接着，徐夫人——总政歌舞团原资深舞蹈家、编导于增湘老师就笑眯眯地开始为大家讲解和示范几种主要交谊舞的基本动作要领。本来还要找一两个男同学比划比划，可把大家吓得不轻，差点就要抱头鼠窜了。这时徐主任才宽容地放大家一马，说，今天就这样子吧。跳舞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跳舞就是散步嘛……关键是有机会多实践，出去别让人笑话咱军队作家哈……
徐主任如此苦心孤诣、身体力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我就直奔王府井，咬咬牙抱回了两套西服，引来全系一番热议和采购潮，一时间男女同学都纷纷邀我为服装采购顾问，并戏称我“领导文学系服装新潮流”(此事已有诸多同学回忆文章为证，此处亦不赘）。
特别是，当年徐怀中还有一个大手笔，因为几乎无人提及，今天我必须在此记录在案，以为备忘。教大家跳舞这还只是个小娱乐，真正为提高大家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眼光，系里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大钱，出了血本的。为大家提供的“艺术大餐”称为饕餮盛宴恰如其分——
宿舍走廊东头的小黑板上，动辄通知：明天早上八点登车，全体学员去中国美术馆参观意大利油画展；明天下午五点登车，全体学员去首都剧场观摩人艺话剧《茶馆》……（前注：主要在此观摩过《雷雨》《日出》《天下第一楼》等经典剧目。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观摩过上海舞剧院的舞剧《小刀会》，在首都体育馆观摩过冰上芭蕾舞等等）。
特别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观摩过“法国电影周”“德国电影周”“美国电影周”——所谓“电影周”就是连看一周，一天两部甚至是四部该国的经典大片，真是看得大饱眼福而又晕头转向……让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土老帽们开了洋荤，开了眼界，开了脑洞；有了参照，有了标高，有了底气。
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一直有点纳闷：当年的徐主任为何具有如此的胸襟与气魄呢？事隔多年后，我无意中翻到一条资料：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九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亚非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五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共一百七十二人出席了大会……而三十七岁的徐怀中是大会秘书。
徐怀中是真正具有国际眼光的人。
六、徐怀中惊喜道：“朱向前跳出来了”
值得在此一说并与我命运相关的另一件事，是徐主任特别看重的学术交流，也即他所比喻的“搓澡”。意即鼓励同学们要像在澡堂子里一样赤裸裸地坦诚相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然而，就在全系第一次“搓澡”会上，我“跳出来了”。那是入学第三天，徐主任召集全体座谈，希望以不同的文学观念和见解的碰撞和交流为契机，让大家迅速地互相熟悉了解。为了重视，他还事先找我们几个正副班长（前注：李存葆为一班班长，我为副班长；宋学武为二班班长；钱钢为三班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开了准备会，交代一旦冷场要我们带头发言。果不其然，主任讲完开场白后就冷场了。“搓澡”的愿望当然好，但三十五个“作家”，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互不熟悉，个性迥异，水平参差，观念不同，要袒露自己走进“澡堂”，是何等不易啊!尽管徐主任事先有估计，但也没想到水有这么深，足足有三分钟没人吭声吧。终于，我斗着胆子跳出来了！这一跳真是石破天惊。它留给人们的看法、感觉十分不同，但印象的深刻是一样的。
事后，陈道阔同学清晰地回忆道——“徐怀中主任笑眯眯地宣布开会，说请大家座谈艺术。那时，我们初来乍到，都惴惴地不知根底。大名鼎鼎的李存葆跷着二郎腿，只顾抽烟，好像那烟是公家的；‘不敢为天下先’的宋学武尽往阴影里躲，似混进来的见不得天光；莫言那时候还叫管谟业，整个儿小老幺一个，作一副憨厚态，很谨慎的样子……不知过了多久，没有人说话。突然——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突然，一声小心的咳嗽，掀掉了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空寂。朱向前，发言了……我有些感激地望着他。”(见《他有两把“刷子”》，载《作家生活报》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陈描写当时的尴尬情形与我的孤注一掷状，大抵是客观真实的。
十六年后，莫言同学还依然对此记忆犹新——“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之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内，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望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见《部长·教授·批评家》，载《中国文化报》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显然，莫言有点调侃我的所谓“辩才无碍”。但不管调侃也罢，欣赏也罢，朱向前敢侃、能侃，恐怕就是我留给同学们的最初印象。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相径庭。徐怀中主任就对此另有说法——“我曾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三十五位同学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我所能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了，倒是他们，常常在许多方面启发了我，帮助了我。就说向前吧，他最初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一次全系学员的讨论会上——不知是由于新来乍到的生疏，还是作家的矜持，讨论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我作为主持人，心中不免暗暗发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几个事先打过招呼的班长们身上。果然，朱向前跳出来了，侃侃而谈，云山雾罩，居然一口气就讲了四五十分钟，且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使我惊喜的是，他不仅为讨论会解了燃眉之急，还表现出了较好的理论素质……从那以后，向前的理论热情被点燃了，不断地喷射出闪闪烁烁的火花。”(见《理性激情的开发》，载《文艺报》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当然，徐主任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决定和改变了我的命运!其一，经他鼓励和推荐，我在那次发言的基础上，写出了平生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并很快就在理论批评的权威刊物《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这对我此后走上评论之路的启示与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其二，毕业前夕，在诸多高手竞争留校之际，在我与徐主任毫无个人交往的情况下，仅凭一封信就被主任决定留校了!如果我自诩为千里马，那么徐主任相中我的第一眼就是因为那次发言。其实，如此大胆张扬的“演讲”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为什么有这一次?我只能说是前定，在那一刻，命运之神向我招了招手，而我抓住了它，如此而已。我此生搞评论、做研究、当教授的道路，实际上在那一刻就已经决定啦!
七、毕业作品写了小说《地牯的屋·树·河》
转眼就到了一九八六年春节（二月九日，星期天）。在军艺文学系学习的一年半，也是我此生中的黄金岁月——是知识上如饥似渴的一年半，也是创作上激情迸发的一年半；是时间上争分夺秒的一年半，也是身心放松空前愉悦的一年半。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眼看就要毕业了，第四个学期是毕业创作和实习，时间分配自己掌握。元宵节一过，春节也就过完了，二月也就过完了。满打满算，距六月一日返校还有三、四、五共三个月，除去五月实习，创作时间只剩两个月了！好不紧张也！虽说毕业作品没有规定写什么体裁呀、篇幅多少呀，您随便……只有一个要求，六月一日返校报到时把作品交给系里办公室。这就是徐怀中的风格，举重若轻，欲擒故纵，把压力甩给大家。一年半下来，他心里明镜似的，谁不想把这一年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学以致用，来它一个总爆发，露它一手，放它一炮——至于怎么露，怎么放，大家心里还没数吗？莫言在前面走着呢……
我当时因搭上了莫言的快车道，俨然摇身一变为青年批评家，毕业作品写一篇论文是必须的。但是写小说的梦想就这样放弃了？似乎心有不甘。于是从春节到三月份，整整用了一个半月，整出了一朵“奇葩”——赣西方言小说《地牯的屋·树·河》。三十多年后，江西文学界进行回顾时，还中允公正地评价道：“朱向前受到新时期文学创新精神鼓舞，大胆尝试、艰辛探索，用赣西方言写出了小说《地牯的屋·树·河》。作品在一九八七年《青年文学》四月号隆重推出，并同期配发了文学系首任主任徐怀中先生的评论《探索性的，又是深思熟虑的》，随即又被《小说选刊》七月号转载，并入围一九八七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最后一轮。虽然最终铩羽而归，但是，该小说不仅首开用宜春方言介入新时期文学创新的先河，并以一朵绝对奇葩的风采挺立于八十年代文学寻根之潮头。”
再说论文。当时我心说，小说就算告别演出吧，咱看家的还得是评论呀，评论家的气质必须拿捏得妥妥的。四月份倒真是憋了一个大招——把一年多来深思熟虑的一个“理论发现”——军门子弟与农家子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创作之异同撰写成文：《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该文由《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隆重推出，成了我荣登此刊的第一篇正式论文（此前上过一篇笔读和一个短论，都还不足为据），也成了此后一个阶段内我的军旅文学批评和部分青年军旅作家创作的重要参照。
一九八六年五月，是我们外出实习的一个月。虽然报名新疆的人数由最初的一支小分队最后变成了我一个人，但我仍然执着坚定地决心孤身一人，勇闯天涯，遂演出了一路向西，向着帕米尔高原的“万里走单骑”话剧，并且创下了我人生中的多项第一：
第一次坐飞机（北京飞乌鲁木齐三千公里）；第一次见周涛就在周家大侃文学、大侃莫言且连侃三个整天；第一次坐三天到达的超长途汽车（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千五百公里）：第一次登临海拔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岸（从喀什到塔吉克三百公里，从塔县到红其拉甫一百五十公里）：第一个讲座在喀什师专开讲……一见如故，一触即发，艰苦备尝，苦去甘来，跌宕起伏，柳暗花明，其间精彩难与君说——此处略去八千字……五月底，当我回到系里时，得知我被徐怀中主任留校了。
留校以后的多年间，我会偶尔翻出珍藏的“留言布”来摩挲——“留言布”谐了留言簿的音，它就是一块朴素而别致的五十厘米长，三十厘米宽的小白布，但却充分体现了徐怀中的个人风格和匠心，体现了徐怀中对弟子们的深情和厚望。它是专为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晚会设计的，全系师生和员工人手一块，用于晚会上相互留言——考虑到第四个学期是实习，大家实际上把这个晚会当成了毕业晚会，把这个留言当成了临别赠言。写起来都非常认真，觉得一时措不好辞的，还留到第二天甚至下一周再写。但徐主任显然是深思熟虑，他在我的留言布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句：
我一想到你，就记起你在文学系第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徐怀中 一九八五年圣诞节
（前注：第一次“搓澡会”上我跳出来了，第二次“搓澡会”上莫言跳出来了，然后，然后就没有第三次了。徐主任的留言再次证明了我那个发言的确是决定命运的。）
随后，钱钢马上就跟了一句：你的成功在于选择（前注：似乎在为徐主任留言作补充——朱向前因为那个发言，从此改写了评论）。
莫言倒是十分慎重，先写了一句鲁迅语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第二天又把布要去补了一句：足上又加聚嫂（前注：我爱人名聚宁）。
这块留言布上饱含师生情谊的金玉良言，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军艺岁月。
此后的情况如所周知，我在文学系前后十三年，继续和文学系一道成长。尤其结合自己的评论专业，为以后的著名学员如阎连科、徐贵祥、麦家、柳建伟、石钟山、赵琪、陈怀国、余飞等等的脱颖而出，推波助澜，从推荐作品、撰写评论到作序，无不竭尽绵薄之力。待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根据全军文学干部生源萎缩的大势，遂着手“转型”，一是升格大本，面向社会招生；二是开办军事文学研究生教育，一九九六年获准招生，一九九七年正式招收第一届军事文学研究生，也开启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从此，军艺文学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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