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
在长江的数百条支流中，秦淮河小到排不上号，它……
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作家薛冰细致梳理南京的人脉、文脉、史脉、地脉，娓娓道来一座沧桑古城的前世今生，构建南京的城市灵魂。
在长江的数百条支流中，秦淮河小到排不上号，它的长度只有一百一十公里，流域面积二千六百三十一平方公里。然而，在长江文明的浪潮中，秦淮河却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孕育了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的江南古都南京，被南京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甚至被誉为“中华第一历史文化名河”。2015年，为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两国联合发行一组两枚邮票，由法国邮票设计师创作，画面表现的就是巴黎塞纳河和南京秦淮河。秦淮河古名龙藏浦，“浦”是吴地人对河的称谓，汉代称淮、小江，唐代始得名秦淮。它有两个源头。东源句容河，来自宁镇山脉的宝华山，汇入赤山湖水后，经江宁湖熟，到方山埭西北村与南源合流。南源溧水河，来自横山山脉的东庐山，经禄口、秣陵与东源汇合，成为秦淮干流，经方山西侧北行，过东山，在七桥瓮附近西折，进入南京城区，穿城而过，汇入长江。秦淮河下游的流域变化比较大。1983年通过地质钻探，发现了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秦淮河古河道，从当年绘制的“古河道位置示意图”上可以看出，距今两三万年前，南京地区水域的分布远远大于现代。长江东岸大致在今城西的外秦淮河一线。数百米宽的秦淮河由东南而来，在今城南赤石矶以北入城，一支西行，从凤台山与石头山（今清凉山）之间汇入长江；一支北行，浩浩荡荡纵贯南京城区，从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穿出，折向西北，在狮子山东侧进入长江。也就是说，玄武湖（古桑泊）与金川河都曾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其间的山丘冈地，犹如水中的小岛。
距今三千多年前，北行的秦淮河干流在鸡笼山、覆舟山一线被阻断，山南河道消失，山北渐形成玄武湖和金川河流域。西行的秦淮河所携带的泥沙，一方面在今天的主城区南部，即水西门、新街口、浮桥、逸仙桥、瑞金新村、通济门一线以南，逐渐形成秦淮河河谷平原，一方面在受到江水顶托的入江口形成洲渚，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白鹭洲。直到六朝时期，长江的入海口还近在京口（今镇江）、广陵（今扬州）一线。西汉枚乘在《七发》中描写广陵潮，“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虽出于文学语言，并不是凭空虚构。六朝时秦淮河下游仍宽达百余米，赤石矶北麓的娄湖可以操练水军。杨吴徐知诰建金陵城，在东门南侧设上水门（今东水关），对秦淮河实行分流与管束，进入城内的一支，西南流至南门（今中华门）内，转折向西北，从下水门（今西水关）出城，汇入长江，也就是后世的“十里秦淮”；另一支则被引入城墙外新开河道南行，随城墙转折向西，过南门（今中华门）直入长江，成为南唐都城东垣南段及南垣的护濠，也就是最初的外秦淮河。北宋时期气候极寒，长江水位下降，江中诸多洲渚逐渐连片成陆，致长江岸线西移，李白诗中“二水中分白鹭洲”的景致不再。元、明之际，原近岸夹江成为外秦淮河道。内秦淮出西水关后汇入外秦淮，北行至龙江关（今下关）入江。
“大江东去”，万里长江自西向东是大趋势。但是在苏皖交界一带，江流被江南山势阻遏，由西南折向东北，直到南京城北下关附近，才转折再向东行，形成了一个“厂”字形的大曲折。所以江南地区又被称为“江左”“江东”。“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便是这形势的写照。诞生于秦淮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古都南京，恰好被环抱在这个曲折之中，正符合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理论：城市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
秦淮河被誉为南京的母亲河，世世代代滋养着这一片土地，哺育南京先民繁衍生息，提供城市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手工业生产原料，并成为交通与商业贸易的重要航道。东吴孙权定都建业（今南京），赤乌八年（245年）于句容河开凿破岗渎，使秦淮河与江南运河相衔接，以保障六朝都城与太湖流域吴、会地区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了秦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安定繁荣。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凿胭脂河，连接秦淮河与石臼湖，以沟通南京与两浙地区的漕运，至今还留下了天生桥的奇观。两千多年来，秦淮河与南京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秦淮河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摇篮之一。当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告诉我们，江南吴文化的源头，是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而其直接承袭的母体则是湖熟文化。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称为湖熟文化或更为准确，而南京先民，也可以称为湖熟人。
20世纪50年代，在城中鼓楼冈西侧的一个椭圆形台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北阴阳营文化遗址，长约一百五十米，宽约一百米，考古发掘时还高出平地约七米。在大约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厚约四米的文化层堆积：表土层下面，自上而下分为三个文化层，第一层属湖熟文化；第二层距今约三千八百至三千五百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遗址的主要部分是第三层，属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这证明在长达三千年的岁月里，几度有人类在此地生活。先民们趋利避害，在秦淮河畔的二级台地上定居，一是生活用水和鱼、蚌等食物容易取得，二是在附近较低一级的台地上种植农作物，排水、浇灌都方便，三是水上交通便利。而高居台地之上，又可以避免水淹之灾，满足安全需要。由此逐渐形成的村庄秩序产生的稳定性，家园保护作用带来的安全感，人力与自然力的相对统一，正是人们依恋故园、旧居的原因。今人所谓乡愁，其深刻的心理渊源也在于此。
北阴阳营文化晚期，距今三四千年的湖熟文化，因首先在江宁湖熟发现而得名。经过六十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已发现湖熟文化遗址三百多处，以秦淮河中游湖熟、秣陵一带最为集中，多达百余处。其分布范围，西至皖南东部九华山脉，南至黄山、天目山脉，东越茅山山脉，直抵武进和丹阳九曲河流域，与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西缘相接，北达长江北岸的六合、仪征及扬州蜀冈一带，形成数千平方公里的文化圈。
湖熟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土著青铜文化，由于湖熟文化区正当南北交汇、东西融合之地，可以明显看出其不仅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影响，而且受到北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东方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及西方楚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湖熟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不断出现的外来文化因素，往往只在短时间内起到引领作用，不久即被本土文化所吸收，化为其自身的新面貌和新活力。在周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湖熟文化仍能够绵延千余年，顽强地保持着地域特色。湖熟文化后期孕育滋生了吴文化，换个角度说，吴文化，就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更为深刻、青铜文化臻于光辉灿烂的湖熟文化。
秦淮河直接影响着南京的城市建设与发展。
秦淮河入江口的白鹭洲，与长江东岸之间形成夹江，南、北两端都与长江干流相通，成为长江下游的良港。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灭吴，所建越城被视为南京建城史之始，越城的位置正在这夹江的南端。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大败越，建金陵邑，是南京主城区最早的行政建置，其地则在夹江北端石头山。这两座最初的城池，都与秦淮河入江口密切相关，同样承载着“扼江控淮”的作用，也都具有入淮出江的交通便利。这既是当时因地理形势和军事需要做出的明智选择，又成为未来都市发展的基点。
东吴定都建业，首开南京建都史，孙权明确说过，他就是看中了“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操练水军。东吴在金陵邑遗址建造的石头城，延续六朝，始终是卫护都城的军事重地和副政治中心。六朝台城四面环水，都城始终未筑城墙，宽逾百米的秦淮河及其支流，不但是有效的城市屏障，也是民生水源、交通干线、商市中心。
秦淮河南岸的越城周边，逐渐形成稠密的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繁华的商业区，也就是后世蜚声天下的长干里，孕育出南京最初的市民文化。《殷芸小说》中那个“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其实说的是建康（今南京）。建康的西州城、东府城，都是扬州的州治。有文献记载，梁武帝时，建康户籍达二十八万户，算来该有一百余万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都市。读李白的《长干行》、崔颢的《长干曲》，读唐诗中令人心向往之的长干里，可以知道，唐代初年扬州州治迁往江都之后，“扬一益二”的扬州，仍然以南京为中心。
南唐定都金陵，都城范围南越淮水，将秦淮河下游两岸的繁华商市区和稠密居民区包容在城墙之内，初步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相结合的城、市统一体。对于包入城内的“十里秦淮”，则巧妙利用其自然曲折，将东门、南门、龙光西门三座城门设置在相应的空间节点上，使其不但成为金陵城中最重要的水源，也成为串连三门的便捷交通干道。这充分证明了秦淮河水系对金陵城格局、方位的决定性影响。到明初建都，都城的再一次大幅度跨越式发展，正是以金陵城为基点的。
秦淮河入江口，越城与石头城之间的夹江，早在六朝时期，已成为名动天下的良港石头津，曾停泊舟船万艘。由此启航的船队，不仅航行于大江上下，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南宣国化”，经历和了解到的国家共有一百多个。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专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加强对外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其意义不亚于汉代张骞、班超通西域。东吴船队抵达台湾，也是首次见诸史籍的大陆与台湾联系。东晋南朝常有船队从石头津出发，南至海南岛和东南亚、南洋诸国，北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进行海外贸易。建康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丝织品，输入的则有琉璃、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玳瑁、木棉、香料以至珍禽异兽。这丰富了建康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也促进了商业经济与手工业技艺的发展。而不把外国人视为“洋鬼子”，就是一种难得的开放胸怀。据正史统计，六朝时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批使臣来到建康，除购求佛教和儒家经典外，还聘请中国的学者、工匠、画师去外国。梁朝画家萧绎所画《职贡图》中有倭国、百济、波斯等数十国使臣形象。六朝建康与海外的密切交流，证明南京从开始就是一个视野广阔的城市。
（《家住六朝烟水间》薛冰/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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