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2年第8期 | 王苏辛：重归混沌的旅程
王苏辛，一九九一年生于河南，现居上海。获第三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
王苏辛，一九九一年生于河南，现居上海。获第三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等。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象人渡》《在平原》等。
我特别小的时候，家附近有座非常大的寺庙。有一段时间，每当我在门前玩耍，都能听到来自那座寺庙的，时而遥远时而迫近的诵经声。一开始，我还能听出来，似乎是大批僧人跟随着佛乐在诵经，整体上比较整齐，局部偶有嘈杂，也因此显得既迫近又遥远。后来，机器诵经声响彻了那座现代社会铸造的寺庙，也覆盖了我生活的那几条马路。近和远消失了，声音变得平均，我在一种均质状态下，感受着那微弱的混沌状态，也第一次触摸到相同的事物因为发声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微妙的弹性。也是在这样一种有点独特，却又常见的切换之中，我渐渐长大了，离开了那座寺庙周围的一切，离开了那座县城，以一种物理的方式，移动到一个新的城市，渐渐又把“那里”活成了一个状态，成为仿佛从始至终的一体。到后来，曾经那种近和远的感觉，被我遗忘了。我也似乎在长期和长久的平均之中，忘却了生命体验中一切的近或远。就好像，不是进入了关心的世界，而是被一个唯一的世界覆盖。
我不知道卡夫卡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但稍微对卡夫卡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些小说写了好多遍。即使如此，卡夫卡也似乎觉得没有完全写好。他毫不隐藏这种他自己认为的不确切。市面上能买到的一些卡夫卡的小说集中，都能看到有一些相同的小说题目下，收录了卡夫卡的几遍书写。这让他的一些小说，至今仍像只留下了过程。进入一个关心的世界，需要走多少路——卡夫卡大概最适合回答。《中国长城建造时》写到了卡夫卡从未到过的中国，却触及了很多作家从未抵达的世界，是如此远，又如此近。我在这样的阅读体验中，重新回到了童年的混沌现场，渐渐重新打开了内心微妙的弹性。借由一个杰出作家的写作，被覆盖的世界得以打开，万千条路徘徊在眼前，我们或许不能踏足，也没能力踏足，但卡夫卡为我们走过了。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借着这篇小说，试着讲述一遍作品中的旅程，试着描述一遍如何面对、如何理解我们关心的那个世界。
小说开篇，卡夫卡写道，“中国长城的最北端已经竣工”。叙事起点和小说题目一样，始于中途。和很多看起来严丝合缝的小说不同，卡夫卡似乎一开始就致力于结构一个充满缺口的世界——“可是在两段城墙合龙之后，不是在这一千米城墙的末端再接着修下去，民工们相反被派往全不相干的地方。这样自然就留下了许多大的缺口，这些缺口只能逐渐地慢慢地填补起来，有些甚至是在整个工程宣告完工以后才补上。”然而，如此漏洞百出的建造方式，却又是长城唯一的建造方式。“长城应当为今后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提供防御，所以最精心的施工、利用所有以往时代和民族的建筑智慧以及修城工人始终怀有的个人责任感，是整个工程必不可少的前提”，甚至“仅是指挥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有头脑、学过建筑业的人”。小说开篇似乎呈现了一个情景——用大量的精力确保建造队伍的内部团结，却也因此增加了长城建造的难度，可这种难度竟也是建造长城过程中必须考虑和必须坚持的。这看起来拗口的思辨讲述，在接下来的分层叙事中，更呈现出清晰且丰富的轮廓。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修长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修长城？这支庞大的队伍究竟是如何被组成且曾是如何被培养的？修建长城的决定一旦作出，建筑艺术就变成了最重要的学科，很多孩子在学校里被要求练习砌墙游戏。修长城，从一个巨量的工程，逐渐分解成全民参与的浩浩荡荡的准备活动，也渐渐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然而，被培养的漫漫征程，光靠宣传和学校教育是不够的，最大的教育来自时间独特的筛选机能。工程没有那么快开始，所有人都要经历很长的等待。有一些曾经优秀的人，在长期的准备活动中渐渐沦为心怀伟大理想的无所事事之徒。一些人得以跨越时间的筛选，成为领队。哪怕是最底层的泥瓦匠，也在不断思考中，在一砖一瓦中走向了精神高地，取代了那些曾经优秀的人，参与了这桩理想工程。建造长城需求的人员数量非常巨大，决定了这支队伍必须对它精神能量的总和有要求，并且内部分层必须十分严格和严密。换言之，能进入工程不同层次的领导者和匠人，必须有符合其工作难度的心智水平。
由此，小说指出——人才培养方式和工程队的分工方式本身就是一体的，甚至这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样貌。我们也因此知道，为什么长城需要分段修建。这既考虑了工程的可操作度，更考虑了建筑工人的精神难度。因为不是每一批工人，他们所在的位置都和其心智水平恰好互相匹配，更多人有一定的精神强度，却只能做较为基础的工作。对于这部分人，要让他们服从自己的工作，十分艰难。他们必须在荒凉的地方日复一日辛苦劳作，然后走很远的路回到家乡，重新接受国家辽阔的地貌景观熏陶，也继而再次平静，为下一次投入工作积攒力量。前面所有看似不合理的调动，竟在一声声欢呼下，凝聚成最好的安排。
到此，小说似乎可以暂时告别为什么长城要“分段修建”的问题，然而卡夫卡似乎远远不满足。卡夫卡犀利地写道，“人的本性其实是轻率的，天性像飞扬的尘土，忍受不了束缚；如果是他给自己戴上枷锁，他就会紧接着疯狂地扯动锁链，把城墙、锁链和自己撕碎，抛向四面八方”。
修长城的计划一确立，宛如笼罩着神灵圣光的小说隐含人物之一“决策层”出现了。卡夫卡写道，“有可能这些同修建长城甚至相悖的想法决策层在决定分段修建时也是考虑到了的。我们——我在这里大概是以许多人的名义说——实际上是在揣摩最高层领导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才发现，如果没有决策层，我们的学问和见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渺小的职务”。和很多作家摸索小说结构，铺陈叙事方式不同，卡夫卡小说的构成始终来自文中一层层对应的心智水平。直到这种心智被推向一个高地，小说的主体人物似乎才不经意般出现，比如这篇小说中的“决策层”。
倘若小说接下来就按照决策层的思路往前推演，每一段翻转中呈现的叙事时间将越来越快，我们读起来也会越来越刺激。可卡夫卡笔头一转，展开了对决策层思考的诸多再思考，即——普通人如何思考决策层的思考。卡夫卡再次展示了他周密的演算，那就是，普通人只能思考他能思考的部分——“人们今天可以谈起这些也许不至于冒什么风险。而当时许多人，甚至是最优秀的人的秘密原则是，尽己所能来理解上边的指示，但是只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得停止思考”。
如此，看起来对长城工程的内部轮廓，已经有了基本清晰的认识。小说终于写到本质的问题——修长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北方民族，可北方民族是一群什么人？卡夫卡显然没有把战争局部化的热望，因为这必然带来争端，他要说的，是战争的久远影响。国土无垠，待在村子里的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得见北方民族，那为什么还要远离家乡，去远方接受教育，思想又飞到更北的长城呢？换言之，如此重大的历史时刻，和普通人又有什么切身关系呢？小说大胆地提出猜想，“事实是决策层大概自古以来就有，修长城的决定也是如此。无辜的北方民族以为修城是因了他们的缘故，可敬无辜的皇帝，他以为修城是他的旨意。我们修城的人知道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缄口不言”。“决策层”很快演变成“皇帝”，成为所有对历史有认识的人，非常熟悉的存在。
身为现实世界的中国人，我们已经从历史中知道，确实有北方游牧民族来犯，也能够知道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结构。但对古代的许多中国人来说，无论北方民族是不是真的存在，他们都如符号那般，因为不是那么容易见到，正像“皇帝”也几乎是一个见不到的——“无论从哪方面看，帝国制度就属于我们那些最不明确的机构”。除了每个地方可能敬奉的神仙，地方百姓的思想总是围绕着想象中的皇帝转。但小说很快就点出，百姓想象的也未必是当今的皇帝。他们可能因为一些帝王事迹想到当今的皇帝，但他们对真正在位的皇帝，认识是匮乏的——“皇帝本人由于拥有世间的所有大厦当然又显得高大。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躺在一张沙发床上，诚然，这张沙发床是很宽大的，但也有可能是又狭又短的。”
无论认识水平和心智水平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似乎一个古国的结构就决定了普通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汪洋大海，这不只是去宫殿的路途，还可能是从宫殿到民间的路途。一个严密的结构层层叠叠圈住的从来不只是某些人，而是每一层的人，甚至每一个人。接到皇帝临终前谕旨的使者，想要替帝王传达旨意，而他即使冲破了一层层宫门（尽管这或许并不可能），“横亘在他面前的还有整个的京城，这世界的中心，密密麻麻地居住着社会最底层的沉渣。没有一个人能从这儿冲得出去，更不用说还揣着一个死者的旨令。可是，每当傍晚降临的时候，你却坐在你的窗前，梦想着这个谕旨”。小说行进至此，大概可以结束了。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古代国家运行的全貌，可卡夫卡依然志不在此。
他无比清晰地指出，“早已死去了的皇帝在我们的各个村庄里被认为还在当朝，而那个仅仅活在歌谣中的皇帝不久前却发来了一道诏书，由牧师在祭坛上宣读”，“终于有一天，当村民们听到一个皇后是如何在几千年以前大口地吮吸她丈夫的血时，才不由得大放悲声”。
小说的最后几段，卡夫卡几乎直言不讳，“人民就是这样对待过去的统治者，却把当今的君主们同死人混在一起”。穿梭到邻省的乞丐，操着接近古文的传单。整篇小说从修长城的工人走向决策者，再从决策者转向帝王，随之历史再均匀地铺在每个人的头顶。在卡夫卡的目光下，似乎每一个人，都在他该在的位置，几近循环地重复着相似的命运，小说中清醒的认识不包含对任何一个人的批判。卡夫卡只提供对事实的判断，冷峻又极为负责地举了多个例证。文中的“我”用他的私人经验充实着思辨式的陈述，让推演愈加饱满丰富，也把那层近乎冷酷的深灰色乌云从人的心底慢慢吹成透明。
心智的多元和深浅，决定着一个人在世上担任怎样的工作，承担怎样的责任。处于高处的人，也并不真的能走向看似下沉的，更宽阔的民间。这其中需要越过多个高高低低的人间法则，是混合着人和自然共同参与的制度和秩序，最终约束的是每一个处于其中的人。这种看起来近乎平均的运行轨迹，似乎在暗示着人的有限性，以及彼此永恒的隔阂。但卡夫卡很快写道，“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现象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皇帝，那他离真情也就不太远了”。所谓天高皇帝远，似乎世界只是不断在归来，我们也唯有回到早就确立的对世俗的基本认识之中，回到曾经熟悉的混沌之中。甚至看起来，小说前面一层层剖析的世界的运行框架都开始瓦解，因为每一层的人都只是通过自己那一层看到自己所关心的事物，目光是扁平的，没有下沉和上升的愿望，因此越来越擅长用对世界固有的认识覆盖住诸多疑惑。远离皇帝的人，或许最忠诚于皇帝。首都仿佛是远离自身生活的平行时空。卡夫卡道，“我们持这样一些看法，结果我们的生活就颇为自由，无拘无束。但这并不是不道德。——然而，这是一种不受任何现今法律管束的生活，它只听从古代留传给我们的训诫。”是不是要让所有人知道那些暂时不被他们知道的生活讯息？是不是需要把帝王拉到他的臣民面前让他们得以认识所生活的帝国？卡夫卡得出了他的严厉论断——不可能，甚至也不应该。
一个一切都清晰的世界，宛如能工巧匠搭建的楼阁，看起来陈列清楚，实则精密严谨。聪慧的人会看到所有的边界也都是联系，会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中看到每一个时代的真相。那些看起来只有一个清晰轮廓的清晰，只对那些喜欢想象一个美好的单薄世界的人有吸引力。而一个看起来混沌的世界却是我们真正生活的世界。看起来站在高处的卡夫卡，真正想要陈述的，或许是极为客观的历史逻辑。所有看似充满缺口的生活和命运，是所有人一同承担的命运。一个目光在高处的人，他所看到的世界，是折叠在一起的。所有的清晰必须在混沌之中一层层无比清晰地展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混沌才是清晰。在小说的末尾，卡夫卡似乎仍有很多话要说，或许历史的逻辑中，依然包含着那正无限溢出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密语，需要新的一篇小说再次讲述。于是，整篇小说似乎再次回到开篇，正在修建的长城依然没有竣工，它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我们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看到的也从未是长城的全貌，而是一段看似孤独的城墙，作为辽阔大地的零件之一，在一片悠长而深邃的背景中，屹然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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