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前的阵痛——1985年文学批评訾议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八五新潮”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格外引人瞩目，1985以其非凡的文学实绩与辉煌贡献载入当代文学史册。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年文学的历史的时候，仍不免让人唏嘘扼腕，瞠目咂舌。
时代的振兴，带来创作的繁荣。创作的繁荣使本来落后的文学批评急起直追，且大有迎头赶上和超越之势。1985年的文学批评运演似乎经历了这样的一条轨迹：西部文学——强化民族意识——“寻根热”。
早些时候，即电影《牧马人》映出前后，钟惦棐率先提出“西部片”，随之“西部文学”应运而生。继张贤亮的《灵与肉》、路遥的《人生》之后，由《绿化树》、《北方的河》领衔的一大批以西部为题材而首先以西部精神为创作主体的作品春笋般涌现出来。西北几省区的一些文学刊名干脆以“西部文学”冠之。我们不妨这样认为：1985年是西部文学正式奠基纪年。可以展望，一幢宏伟壮丽的西部文学大厦将在人们的殷殷期待中于中国当代文学原野上拔地而起！
正鉴于此，《当代文艺思潮》于85年初组织“西部文学笔谈”，意在为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一片别具洞天的新领地，义为西部文学工程捐力监工，其精神是可感可佩的。西部文学的出现及其理论倡导并非偶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刚刚从“万马齐喑”的非常时代脱胎出来，经过了惨淡苦涩的“伤痕文学”文学反思之后，人们急于希望有一种刚健清新的文学之气将读者从沉重的压抑感中解放出来。假大空之类的所谓文学固然令人侧目，而浅、白、直、露的酬景应世之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了，至于新形势下囿于一定传统成见和政治背景之中的小打小闹尤让人不可容忍。前年《丑小鸭》提倡“强者文学”并组织开展讨论，已经透露出某种信息。不过，也许当是时的火候还不够成熟。随着人们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加之新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西部开发——也许这一点更为重要，致使理论家的一声倡唱，引起创作界应者云集的强烈反响，实在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认为，西部文学的倡导，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吻合了人们的欣赏需求，完成了新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审美观念的一次深刻更新，诚可喜可贺。
令人奇怪的是，西部文学的发轫与“崛起”似乎并未受到批评理论界的广泛注意——不容否认，除《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外，过去的一年并未出现超越自己的重部头作品，《当代文艺思潮》发起的“西部文学笔谈”似乎也仅仅在西北几省发挥作用（此种局面是否受庸俗化、概念化、模式化和根底浅的美国西部文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之影响，亦未可知）。有趣之处倒在于，文学批评的沉默，并没有影响作家文学观念的嬗变和大体上趋向一致，确切些说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之上的文学追求。浑朴、苍劲、粗犷、刚烈、开拓精神及其忧患意识为主旋律的西部风格，在全国范围内的作家群中倍受青睐。刘心武的《钟鼓楼》及张洁、冯骥才等北京作家群的创作，王安忆的《小鲍庄》及陈村、程乃珊等上海作家群的创作，陆文夫的《井》及汪曾祺、艾煊等江南作家群的创作，以及阿城的《树王》、扎西达娃的《冥》、郑万隆的《野店》、周梅森的《喧嚣的旷野》等等，与西部作家西部文学一起共同摆开了九州方圆雄视千古的民族文学大演兵。一时间，以“村、野、井、店、庄、乡、滩、谷、氏、魂、鬼”为命题标志的作品纷至沓来：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文学，85、1）、何立伟的《莽林》（新创作，85、1）、郑义的《老井》（当代，85、2）、程乃珊的《女儿经》（文汇，85、3）、赵光鸣的《戈壁滩上离乡背井人》（青春丛刊，85、4）、张宇的《活鬼》（莽原，85、4）；85年6月，韩少功、刘小放、扎西达娃分别于上海文学、长城、西藏文学同期发表《村之魂》、《归去来》、《西藏，隐秘岁月》；10月，人民文学同期编发了贾平凹的《黑氏》和马原的《喜马拉雅古歌》……真是目不暇给。一个个恍如隔世又历历在目的文学具象大山般覆压而来，扯人心系诱人情牵的新的文学思潮大江般宣泄而下。文学批评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矜持！
于是，面对躁动不安而又咄咄逼人的创作态势，文学批评不得不对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于传统文化的时代观照和当代文明的历史反思进行思考。它表明：一个长达近整个世纪以来由于历史的某种误会，而被人们所长期忽略了的民族意志力正在左右着当代作家，直至文学批评重新作出新的文学观念选择。一大批从人文地理角度针对特定地域作家进行微观考察的文学批评不断出现，即是从三千年历史背景宏观畛域来评骘当代文学的批评文章也并不鲜见。人们痛切地感到，所谓的当代意识原来与传统文化文明的牵系竟然是如此地剪不断、理还乱。这种精神范畴思想领域的时代观念于渊源流变过程中的内在潜合，在某种程度上时时滋扰着人们的审美困惑，吸引着文学界的一批又一批“美食家”。截至年前，上海文学艺术院邀请部分作家和评论工作者组织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时代特色”讨论，北京文学编辑部召开的“郑万隆近作讨论会”，中国作协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学批评报刊工作会议，以及岁尾年头作协广东的“欧阳山长篇小说《一代风流》讨论会”，无不给人留下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即：强化民族意识。
就现阶段来说，当代作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就其主题意义而言）的追寻，似乎还未能也不至于超出“强化民族意识”的范畴。
至此，我们的探讨似乎还仅仅停留在文化传统的纵的瞰察，至于外来文化的引进的横的考识注重不够。也许笔者还囿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其构成都不应该是孤立的，它总摆脱不了同一时代异邦他国文化的影响。汤临川至于莎士比亚，老托尔斯泰至于曹雪芹，《拍案惊奇》之于《十日谈》……虽然远、中古时代交通闭塞，但人类文明演进的罡风却早已穿越阿尔卑斯山，跨过尼罗河而风靡全球了。同样，古老黄河日夜奔腾，她永远不会拒绝来自两岸脉脉细流的注入。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时代的文化。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西部文学的理论倡导为当代文学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引导新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更新并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那么关于“强化民族意识”的文学批评则将这一成果作了客观认定并予以激励、张扬和发展，具有普泛性指导意义。读者高兴地看到，1985年在中国大地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具有我们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真正的“中国文学”。一个崭新的文学观念及其格局正在形成，尽管她现在还是稚嫩的，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小家碧玉”，但毕竟是有了我们自己的。
事物的成熟则孕育着自身的毁灭。这毁灭要么是新的产生，要么是旧的弃儿和死婴，“寻根热”文学批评显然属于后者。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其应景酬世现象早已为人们所不齿，然而在批评界这种现象和作风倒还正在形成并力图扩大自己的市场。1985年的“西部文学——强化民族意识”的文学观念嬗变刚刚为较敏感的批评家们所捕捉，就有人随手将她推向另一个极致——“寻根热”。如此批评委实大可不必。尽管她首先由作家（李杭育、郑万隆）自己提出并且在相当多的作家笔下进行了茹苦含辛的创作实践追求。我们看到，持这一理论的批评家们，其炙手可热的立论根据，就是从西方引来一大套理论，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当代文学的书页中东翻西找出一些作家作品为佐证，力图为“寻根”文学对号，人为地造成创作界与批评界的强烈反差。这种学术方法不能不令人吃惊。美国是一个大杂烩，飘洋渡海在黄金和开拓的掠夺与反掠夺的血腥斗争中，非洲西部殖民与反殖民的民族压迫中，他们有自己的特殊的“寻根”的历史背景和先天思想文化根源，中国当代文学“寻根”道理何在？半坡村、周口店、秦俑、北京人……这是我们民族共同祖先的历史文化。我们今天文学作品中关于历史贻留和传统因袭的描写与表现，只不过是作家在创建当代精神文明过程中从事历史审美观照，去审慎汲取我们民族精神精华罢了。其终极目的，仍是为调整当代生活方式和当代风格、当代精神、当代文明建设寻找最佳配方。此既不同于西方世界冥顽执绋的“血统寻根”，也非出于缠绵悱恻、遁世寻幽的“象牙塔”名士情怀，更不是梳理道光皇帝脑后的长辫为“国粹”，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时期新形势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化酿造（当然，我们不排除那些为“寻根”而寻根的东施之效，此当别论）。“寻根热”论者煞有介事，正襟危听，置作家的苦心经营于不顾，相煎何急？！
不管怎么说，过去的一年，文学创作灿烂辉煌；文学批评由于历史的原因就其运动情况看尚显得轻率、浮躁和先天不足，但毕竟为我们传递出了文学批评科学体系鹜趋形成的信息。好事多磨，茁壮健康之儿往往是难产的，1985年文学批评观念嬗变所产生的阵痛即可证明。
——本文原载辽宁《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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