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文学》2022年第8期｜张清华：旧梦录
张清华，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从事当……
张清华，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著作15部，诗集和散文集7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批评家奖，省部社科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北师大教学名师奖等。曾讲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
旧梦录
张清华
酒事简史
童年最初近距离地接触到酒，是在岁末时。
腊月里，人们开始置办年货，照例会买些酒。那时正是极度短缺的年代，日子过得稍好些的，会买到瓶装酒。在我老家那里，最好的酒据说是县里酒厂产的“稻谷香”。“稻谷香”大概是用稻米或各种粮食酿成的酒，比那些地瓜干酿出的劣质烧酒要强很多。那时粮食是金贵之物，吃都吃不饱，谁会有多余的粮食拿去糟践呢。然而酒还是得买，也还是得酿，所以这“稻谷香”便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奢侈品，自然贵，这“稻谷香”一瓶要卖到两块多，除了日子宽绰的人家，或是非必要，谁舍得买。
于是日子过得紧巴的人家，便只能买便宜的。毕竟过年嘛，权且应挡一下，总是聊胜于无。
我父亲那时做个基层的小干部，虽然日子暗里紧巴，但面子上也还要过得去，自然要买瓶装酒。但我发现，他买的并非“稻谷香”。这名牌子的酒在我家里几乎没有见过，他买到的几瓶都是同一个厂出的，但价格要便宜一倍，那名字记不住了，大约是叫什么“大曲”之类，包装倒也差不多，淡绿或深绿色的细脖儿瓶子，上面是亮晶晶的铁盖子扣着，搭手一摸，凉凉的，并没有感觉到那其中的热与力。
他买回酒来，照例要让我先给爷爷送两瓶过去。
爷爷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一般不会买瓶装酒，他喜欢用自家的瓶子打些散酒。散酒也分几种，有稍好点的，有最便宜的，爷爷一般会买其中稍好的。他手里其实倒没有那么紧，因为他有手艺，会用芦苇、柳条等编制出各种精美的器具，比如斗笠、筐子，各种渔具之类。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水乡，盛产芦苇，这些惯常不值钱的东西，一经他手，就变成了品相出众的工艺品。爷爷靠着他的手艺，平常日子过得还可以，所以常赶集上店，买些鱼肉果蔬回来，改善生活。我因是长孙，在爷爷奶奶那里颇受些宠爱，故偶尔也可以蹭些的。爷爷腰包一鼓，便要买酒了，买散酒，大概七八毛一斤的样子。
现在他得了父亲给的瓶装酒，便有点喜笑颜开，仔细地端详半天，嘴里滋滋啦啦地，开始有响动了。偶尔，他还会对我做个鬼脸，嘴巴上的胡子一翘一翘的。
爷爷平时也很少喝酒，偶有清闲或过于劳累 —— 且得有好菜时，才会斟上一壶。先用火柴点燃一小盅，看着那暗蓝色的火苗先把酒烫热了，再徐徐地喝。他向来是独斟独饮，不与人分享的。
腊月二十八，是爷爷煮肉的时间。爷爷买的肉不多，有个十斤八斤就不错了，所以煮出来的时候，也只有不大的一盆。奶奶烧了香，完成了简单的祭祀仪式，爷爷便开始自我犒赏了。这是他一年中最奢侈的一天，他捡最肥的，将整整一方肉切了，扮上葱丝姜末，倒上酱油，热腾腾的，有一大盘。奶奶口淡，大概只挑几块瘦的，而他便一个人独享剩下的。
这次，爷爷多拿了一个酒盅，倒满，笑眯眯地对我说，孩儿，来尝一盅如何。我看了看撇着嘴的奶奶，再看看脸笑成了一朵菊花的爷爷，冒险尝了一口，只觉得又苦又辣，刚到嗓子眼儿就呛了一下，咳了半天，直到呛出了眼泪。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尝到酒的滋味，那一年我应该是十三岁。
酒事儿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
比较频繁且正式地喝到酒，是在上大学之后。父母希望我能够学些成人的礼仪，在寒暑假我的同学来访时，便会整些酒菜，招待这些年轻人。但这时饭桌上的主角变成了我，父亲通常只是扮演客串的角色。那时我们还喝不惯白酒，多是喝些土制的甜酒，很容易上头，一上头，便感觉飘飘然，要么话多起来，要么舌头发硬，困得睁不开眼，于是就倒头酣睡。
在省城上大学时，也爱逛街。夏日闲逛，又热又渴，见有人在买一种淡黄色的饮料，说是“鲜啤酒”，那时“啤”这东西是鲜见之物，遂与同学合伙花两毛钱买上一碗。骄阳下你一口我一口，状如饮鸩止渴一般。初尝那玩意也是觉得苦涩怪异，有人于路边笑曰，“恰似马尿”，于是转头冲人家傻笑，人家却视而不见，如无其事一般，兀自扬长而去。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的酒都太稀罕了，虽多属土酒劣饮，但于感官，已是一种奢靡。仿佛喝的不是酒，而是纯然的“寂寞”，或是友情礼仪的必须。
积年下来，人渐渐长大了，生活也慢慢好起来，开始喝红酒。红酒最初是本土产的，有烟台张裕、河北长城之类。此时知道世界上还有“干红”，把糖分抽掉方才叫“红酒”，原来那种甜兮兮的东西不招人待见了，换成了酸不拉几的玩意。可是死贵，喝着这酒，方才知道“甜”并非生活的必须。初时不解，觉得人性真是够贱，刚有了点甜意思，就嘚瑟起来了。后来，外国的红酒渐渐进来，开始时颇神秘，似乎印着洋文的都是好东西，后来才知道那里面的学问太大了，贵的和便宜的，相去霄壤，品质之别更是判若云泥。什么“拉菲”“木桶”“罗曼尼康帝”……价格高得令人咋舌，已全变成了有钱人炫富的标志。
偶尔误喝误撞，会与不同界别的“名流贤达”们喝到一处，那时一定会有一位内行者眉飞色舞，来解说这款酒的产地、品质、工艺、年份等等奥秘。让我这可怜的老冒儿，在懵懂中也跟着起哄，装模作样品评一番，酒酣之时，也几乎以为自己可以混迹其间了。但事过之后，还是全不记得那口味，究竟与寻常人家的产出有何不同。
至于那更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洋货，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于我而言，就更是擀面杖吹火 —— 一窍不通了。偶然得到一瓶，只放在玻璃柜子里摆着，装装样子，像是有点藏货似的。
回想起来，还是怀念九十年代的豪饮，那时虽穷困，但肚量尚好，兴起时，几个酒友一聚，路边店甚至啤酒摊上，每人一瓶对吹，倒也算是酣畅淋漓，豪气干云。几瓶下去，仿佛就可以确信自己会干出一番不可名状的大事来。如今看看天色渐晚，不止一事无成，作为饮者，也未曾悟得这千年来的杯中之物，究竟有何奥妙，徒有一番兴叹而已。
近来多从微信里看到“黑文”，嘲笑吾山东人喝酒的方式。言其极尽俗套多礼，繁文缛节，令人应付不暇烦不胜烦，云云。初时颇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矫情了，像是“凡尔赛文学”的某个刻意翻版。凭山东人之好客，之酒品，不点赞言谢便罢了，反倒讥讽厚道，实在是刻薄。可是后来想想，这饮酒之道，本就是抒放性情的，肆无忌惮、袒胸露怀，没大没小地喝起来，才算是痛快，得有点“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概，不期又给弄得像是行周礼一般，弄得秩序森然，不是酒神又被日神关了禁闭了么。
忽然像是明白了点什么，觉得古往今来这又辣又涩，难言滋味，正不知有何好处的“马尿”，对人究竟有何益处，有何必须，使得千古而下，从帝王之家到文人骚客，从寻常百姓到屌丝穷汉，居然争相求之，趋之若鹜，究竟是为了什么？
往大了说，这是“文明的异化”，人创造了文明、文化，创造了道德、秩序，可唯独丢了率真和放纵，野性与自由。于是便希望有一种力，可以帮他们回归自然，回到那原始的伊甸园中，而这所凭借的媒介，便是酒神，是那野性的、属于生命本真的酒神 —— 它在中国的名字叫杜康，在西方的名字则叫狄奥尼索斯。唯有它，可以将人带回到那原始的、放纵的自由与自在之境。
这话说来太长，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得分明，在下无须重述。
还有个人的角度 —— 往小了说，酒是人生百般滋味的集合。年少时所以不谙其妙，不是因为味觉不灵，而是因对人生体味的浅薄所致。想来祖父是懂得酒的，他喝得粗劣，但那叫有滋味，因为他所体味感受的人生，实在是我那时所不能解的。酒的价钱其实全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的酸甜苦辣，命运的五味交杂，都会随那个生命的经验而投射进去，成为那酒的神韵，禀赋，乃至魂魄。
我不敢说，而今我能够体味出那百般的甘苦，以及无言的辛辣中的多少，但毕竟也活过了那么漫长的时光，品过了不同味道的酒水仙醪，虽比不得刘伶、嵇康、太白、东坡之辈，但总可以接近于理解我的祖父了罢 —— 每当我想起他，想起那卑微而酣畅的姿势，那复杂而质朴的表情的时候，我想我大概也可以跻身进一个浅陋的饮者，一个可以勉强分享一下那其中的百般滋味的人了吧。
梦中的蘑菇云
1975年夏秋的某一天，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跟随父亲去县城。
他坐在父亲“大金鹿牌”自行车的后架上，两手紧紧抓住架子的边缘，自行车一跳一跳的，在崎岖的乡间土路上歪扭着前行，他的屁股被硌得生疼。但一大早父亲说，今日将会让 他拿到一部“真正好看的小说”，他的心里一直痒痒的，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所以一想到这儿，他一点都不觉得冤，因为这样去县城，也总比靠两条腿跑路要强些。
在穿越两条河堤中间的一大片低洼地的时候，前面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至少有两三百。走近了才看清楚，是公社高中部的学生们，在进行现场的“三防教学”。有一个穿绿色军装的秃头，像是武装部的教官，还有几个老师跟着，学生们都趴在地上，他们在学习原子弹爆炸时的防护方法。
这一套，他也朦胧知道一点，因为教室里有教学挂图，老师草草地交代过。因为是农村学校，并没有懂行的老师，所以不曾真正训练过。
那教官站在一个稍高一点的土埂上，对大家说：“两大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依然存在”。说着，他的眉毛朝上面耸了一下。“这个 —— 原子弹，嗯，并不可怕，大家跟我一起做动作。”他正要做一个“卧倒”动作的时候，看到了男孩的父亲，便做了个手势，因为他也在公社里工作，他们是熟人。
但接着，他又开始教学了：“首先，原子弹爆炸，会有耀眼的闪光，这时要避免看到这光；要朝着爆炸的相反方向卧倒。卧倒时，要尽量找低洼的地点，双手交叉，垫放到胸前，这样可以减少爆炸对自己腹部和胸部的冲击；同时，嘴巴要尽量张开，以免耳膜被震坏……”说着，他做了一个卧倒的动作。
父亲让他从自行车上下来，也跟着一起学习这个动作。他自己则站在那里，点燃了一支烟。
随后，父亲与那个教官招招手，说：“走了，去趟县城。”他此时看清楚了，那个人是武装部的李叔叔，光头李积善。他平时穿便服，今天穿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像个预备役的老头儿，一时无法辨认了。
路上，他问父亲，原子弹真的会炸到咱这儿么，父亲也茫然，他说，若是真的爆炸，咱们这平原地区，没有什么遮挡，怎么防啊。趴到沟里，就能防住原子弹？不过，他又说，咱这里又没有什么重要的目标，真有核战争，也应该不会炸到咱们这里……
“小清河大桥。”他说，“咱们这里有小清河大桥，还有你们公社大院，镇里的高中，铁木厂……”父亲听了突然笑了，说，小孩子还懂这些。
那到底会不会炸？他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父亲骑着车子，良久说，唉，说不准，但愿不会吧。你想，如果真的是原子弹，那玩意儿一旦爆炸，方圆数百里的地方,都是一片灰烬了。这种防护，不是笑话么，瞬间就都成灰啦。
是啊，父亲说得有理。他感到了隐隐的害怕，但尽量不去想它。
一会儿，翻过又一道河堤，远远看见了县城。县城里有很多好看的房子，老式的，那时他还不太懂得那些房子的式样，多年后，他想起那些房子，应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式的老建筑，他和妹妹都喜欢叫它们“庙”，每看到一座有斗拱翘檐的，青色砖墙，黑色瓦片的房子，他们都喜欢说，“看，一座庙”。再有，就是“洋房”了，一些民国以后传下来的，带着新式牌楼的，像“中国人民银行”之类的，还有邮局。后来他知道，那其中有一些是受欧美影响的，是一些简版的“文艺复兴式”，或是潦草的“古典主义式”的建筑等等，这是他多年后回忆起来时，才大概知道的。
还有一些，是受苏联影响的建筑。前面的那些大约是民国时的建筑，而这一些，则是五六十年代的，可以叫做“简版的共产主义巴洛克”。有简易的工农兵塑像，或是敷衍的“齿轮麦穗”式的浮雕装饰。四十年后，他在莫斯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原版。在俄罗斯外交部高耸入云的那幢大楼的下面，他终于知道，什么是变态的，甚至有几分邪恶的伟大建筑。
在全县城唯一的一座二层建筑 —— 县“百货大楼”的面前，他们停了下来。因为他们看见了更大的一场热闹。
是一个集会，锣鼓阵阵，彩旗招展，一辆五四式履带拖拉机，一辆老式的解放牌卡车，分别停在小广场两侧。车上挂有横幅和标语，大约都是叫什么“战斗队”之类的，车上车下都有穿绿军装和拿着红缨枪的人。大楼前的一张桌子上，站着一个手持红宝书的人，他正在演说，说的什么，他并没有听清楚，只是看到那个人不断高举起手里的语录本，高呼口号。一边的人也跟着他高呼，看来他胜利了。
但正待收场时，突然另一边上来了一个荷枪实弹的人，一脚就将他踹了下来，跟着，他后边上来的人就将胜利者反扭在地上，用他们手里的枪托，狠狠地击打着那人的头和肩背。随后局面有些骚动，父亲和他就赶紧走开了。
“誓死捍卫……打倒……”声音渐行渐远，呜噜呜噜的，听不清楚了。
之后，父亲带他来到了一座红砖房子面前，那是他平生所见到的最大的机关 —— 县委大院，除了百货大楼以外最壮观的建筑。
父亲说，你在这儿等我一会，不要乱跑，说着他走进了那幢气派的房子。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父亲走了出来，手里的灰色提兜看上去沉甸甸的，他的脸上则挂着少见的微笑。走近了，他悄悄说：你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少年说不清楚，他也奇怪，平时习惯严厉且有点喜怒无常的父亲，今天到底怎么了，得了什么好东西，还卖起关子来。只得摇摇头说，不知道哦。
父亲说：“再猜猜。”
他还是摇摇头，说：“猜不着呃。”
父亲终于从他的包里，拿出了三本厚厚的灰色封皮的书，他说，你不是朝思暮想，要看《水浒传》么。
少年接过三本沉甸甸的书，喜不自胜，真是《水浒传》哦，居然这么厚！
“不过”，父亲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他说，“你知道么，这可是反面教材，不能让小孩子随便看的”。然后他告诉少年，因为上级号召“评《水浒》，批宋江”，才会专门下发这样的书。“咱们先回家，你悄悄看吧。”
父亲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和蔼，这么慷慨过。
之后的至少半年时间，都是属于他的《水浒传》，属于他的好时光了。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他全忘到了九霄云外。那三卷书，很快就卷了页子，而他，几乎是把很多章节都背了下来。
大约两个月后，他又一次独自到县城买小人书，他看到那个牛气冲天演讲的人，已经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地趴在百货大楼跟前，那一小块水泥地上。他的胸前挂满了像章，但腿显然是断了，一条断腿的伤口血肉模糊，上面爬满了蝇蛆，大个儿的绿豆蝇在周围飞舞着，简直太吓人，也太让人膈应了。不远处，有几个与他差不多大的街痞孩子在起哄，在学着他的口气讲话，他则不时举着手里的语录本，向他们示威，嘴里还在咕哝着他听不清的话语。显然，他已经疯了。
此后又有几次，他与小朋友相约来看这一奇观，有两次看到那个人情况略好些，他的腿伤显然有愈合的趋势，他拄着一根木棍，站在那里背诵伟人语录：“世界……是你们滴，也是我们滴，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滴……”“世界大战滴危险依然存在，要着眼早打，大打，打海（核）战争……”
三个月后，冬季的第一场寒流来时，他听见深夜回家的父亲对母亲说，今天他到县城开了四级干部会。回来时，看到那个精神病人已经冻死了。
“唉，路有冻死骨啊。”父亲说。
“他身上那些像章呢？”他猛地从被窝里钻出头来。父亲拍拍他的头说，小孩子，千万不要带这些东西。就上周，邻村里发现了“反标”，县公安局里来人查了好几天，最后查明是小孩子的游戏。一个小孩在桥头的水泥梁上写了“毛主席万岁”，另一个孩子在旁边写了“打倒孙小柱”，后来因为他们在争夺一枚像章，结果把一个很大的像章掰坏了，就扔在了桥上。孙小柱把自己的名字抹掉，“万岁”两个字也被他们在打斗时蹭得模糊了，结果就出现了把“打倒”二字和伟大领袖联系起来的一句话，旁边还有一枚损坏的主席像章。“你想想，问题有多严重。”
“千万要注意！”父亲说。
那一夜，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世界大战爆发，他看见了原子弹的蘑菇云。夜色中，他穿上了绿军装，参加了解放军，开着坦克奔赴了前线。但非常扫兴的是，当他坐在坦克上奋勇前进的时候，那战车，实际只是由村里的那台12马力的微型拖拉机扮演。而且，当那“坦克”攻占了无名高地之后，所解救出的，竟是那个断了腿了疯子，他胸前挂着像章，腿上的伤口里流着脓血，嘴里喊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杀！
一步之遥
我是偶然看到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或有说法是“烂片”的一种，但其中的故事这里是用得着的。电影的开头是一对年轻恋人，他们从1930年代的美国，驾跑车漂洋过海，卿卿我我回到他们在英国的家；但结尾的时候，却是这个来自美国的漂亮女孩同男孩的父亲 —— 也就是他的公爹，一起出走了。
原因是戏剧性的：这美国女孩运气糟透了，浪漫而开放的她，偏偏遇到了一个典型的保守文化的英式家庭。这家里的太太掌管着一切，而公爹则因为战争导致的心理创伤，厌倦了一切世俗虚荣。他近乎是一个忧郁的诗人，但不幸只是一个乡村闲士，除了偶尔修理一下自家的车子，无所事事。美国女孩因为之前曾经历过一段不幸的婚姻，所以始终不能被婆母所接受。她的两个女儿也参与了人肉八卦，搜出了美国女孩原先的婚史，并以各种方式进行为难、审问和羞辱。终于，母亲的挑剔与拨乱，致使一对年轻人之间渐生嫌隙。
一个传统保守的英国家庭，在伦理上轻蔑一个现代的美国女性。这里显然包含了两种文化的冲突，美国文化中自由奔放的精神，对英国本土的等级观念与封闭文化，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我回味了一下，问自己：文化冲突是没问题的，但公爹与儿媳一块出走，这事儿在一个中国人这儿，确乎是一个难题。我在伦理上觉得很难接受这样一种关系，但作为一个电影观众，我又觉得这结尾令人很有些快意。老男人尚不算老，小女生也不算小，倒也是蛮搭的。
然而从世俗逻辑上，我还是心存芥蒂，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让我很难允许一个与儿媳之间勾勾搭搭的男人，会作为正派人物出现；自然也不会愿意将一个与公爹拉拉扯扯的女人，当成良家妇女。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关系，且堂而皇之地一起出走，显然有悖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这是“洋爬灰”。很显然，我的伦理观告知我不能的事，在美学观中居然奇怪地合法化了。当我看到由好莱坞的百变美女杰西卡·贝尔扮演的儿媳拉莉塔，与曾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的科林·费尔斯 —— 他所扮演的公爹维克特，他们在家庭舞会上以天衣无缝的和谐，跳了一曲探戈舞的时候，当他们的身体紧紧贴在一起，做出各种富有暗示与挑逗性动作的时候，我居然又慷慨地接受了这一切。
目睹这一切的，当然还有老维克托的女强人老婆，她的两个天真而有些傻帽气的女儿，还有拉莉塔的丈夫，维克特的儿子，约翰·小维克特，他们看到这对在舞池里旁若无人珠联璧合的男女时，当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扑上去，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到底是绅士的和有教养的英国人。
无独有偶，还有一部更有名的电影，是叫做《闻香识女人》，该片曾获第65届奥斯卡奖。说的是一对“准父子”同行出游的故事。老的是一个双目失明的退伍军人，名叫史法兰，经历过战争和许多磨难，他同样已“厌倦了人生” —— 请注意，这种悲观厌世的态度，似乎与某种“艳遇”之间恰恰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机理奥妙，是哲学的推定，是意外，还是某种补偿逻辑？总之我很难做出判断。
言归正传，史法兰希望在最后一次出游中尽情享受、挥霍人生并结束其生命，但这激起了青年学生查理的同情心，他想用自己的热情和纯真挽救史法兰于危机中。就这样，“好青年”和“坏老头”，一老一少，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伦理关系。老头阅尽沧桑，也有一个绝技，就是可以凭借听觉和嗅觉辨识异性，能够从气味中辨别出女性的肤色、头发、气质甚至眼睛的颜色等等，他在对异性充满兴趣和对人生早已厌倦之间，奇怪地摆荡着。当然，最后他也用自己充满智性和批判力的演说，帮助了查理在贝尔学校里留下来。该电影就是描述这样一对老少之间的戏剧性遭际的。
然而问题来了，假如史法兰与查理之间并不认识，他们各自面对自己生命中的不同处境时，他们自然是独立的；但当他们成为了具有长幼之序，甚至父子式的伦理关系，与准父子式的情感之后，准父亲对于女性的观察、接近乃至于勾引，在儿子面前就会显得有一种不正当性。在电影的介绍中，史法兰被描述为是一个“既正直又自负、既忧郁又好色、既暴戾有富有同情心”的矛盾的人，他教导准儿子“活到老，勾引到老”的说法，至少在我们中国人这里是不能接受的。
而查理一脸天真和无辜地坐在旁边，看着这情场老手三言两语间，就勾搭上了一个正在等待自己男友的女孩。这时作为一个中国观众，我还是有一种隐隐的不自在。而接下来，他们的身体在那首著名的《一步之遥》的曲子中紧紧地贴在一起时，一座伦理堤坝的底部，即悄无声息地溃败了。
女孩：我害怕出错。
史法兰：跳舞和人生不一样，无所谓对错，简单就是探戈的魅力……哪怕步子乱成一团，只要一直跳下去就好了。
女孩：……
史法兰：为什么不试一试？
女孩：好吧。
史法兰：把手给我……
在那忧伤而又缠绵的旋律中，女孩先是羞涩紧张，继而在三两个动作之后，在情场老手的带动与暗示下，在史法兰富于“哲理”的话语的调教下，很快就放松下来，与他在舞步中自由地贴合在一起，她谨慎的脸上有了灿烂无忌的笑容。此时镜头切换着查理纯真无邪的笑容，还有女孩天真烂漫的眼睛，本来已丧失了视力且拄着拐杖的史法兰，忽然变得步履轻盈旋转自如，且将女孩紧紧揽进了自己的怀中。未几，女孩完全放开，他们在激荡的音乐中变幻着舞步，身体时时相拥、磨贴甚至是撞击在一起。
看到这儿，我估计有读者已经受不了了 —— 你究竟要说什么？是要与这厚脸皮的老家伙一起享受么？
我意识到荒腔走板的可能，一切正如一个春梦中的情景，我们的道德观在这里即将失去意义，并彻底缴械投降。老家伙与街痞孩子的区别仅在于，他是用了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方式，用了包含“人生哲学”的话语，去以“教父”方式，教导且勾引女孩的，在这里，恰恰是“父亲”式的角色，满足了他勾引少女的必备条件；对于女孩来说，也恰恰是因为他的父亲般的迷惑力，才如此之快地解除了自己的武装。
这确乎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在精神现象学的或无意识的层次上，史法兰扮演了一个“父亲式的坏男人”，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集“坏男人”与“好父亲”于一身的奇怪的矛盾体。正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使他瞬间俘获了那个看起来毫无破绽的女孩。让她从一个完全的局外人，一个等待男友的他者，一下变成了坏男人的“准女友”。
还有美国女孩拉莉塔，她在英国庄园的孤身奋战中，倒向了作为公爹的维克特，亦是充满了无意识的诱导。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维克托显然刻意夸大了他与自己家人之间的不和谐，在拉莉塔到来之前，他本一直就在这个家里待着的，为何女孩一来，他就变得与妻子和家人分外“格格不入”了呢？
还要再回到这支曲子，《一步之遥》。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支探戈曲，曾被不下十部电影所“借用”。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听到它，我确实记不得了，但当它被刻意配属给《水性杨花》中的这个场景时，我以为它们彼此都获得了新生。
据说《一步之遥》这支曲子，是1935年，由阿根廷歌手卡洛斯·加德尔作曲，再由亚法多·勒佩拉作词完成的。西班牙语中的“一步之遥”也即“Por una cabeza”，本是赛马活动的术语，意思是“差一个（马）头”的长度。在歌曲中则演化为隐喻，用来表示对情人之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状况的描述，或者终不能结合的叹惋。
音乐方面我是个外行，但不知为什么，我却一度沉湎于这个曲子的旋律而不能自拔。以至于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女性，以及一个神奇的 —— 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化不合法为合法的“美学转换器”。并且我还为电影中的这对主人公虚构了一首诗，仿佛要为他们做什么辩护。
这首诗的题目也叫做《一步之遥》：
空气的硬度大于冰的硬度，两颗种子
止步于一棵树的距离，两双燃烧的眼睛里
横亘着这支，叫做探戈的曲子。多么优雅
恰切，在力与虐的节奏里来来去去
掌声，注视，他们刚柔相济的舞步
以及不断后退的机制，一步的距离，那保持
……是这样精准，精致，有时他们的肢体
紧紧相贴，任磨擦的热与力，都在舒放中
升华，且节制。听，这旋律中的对话
玫瑰绽放，进退自如，两个声部如胶似漆
那致命的隐喻，已经在嵌入和抽离中
完成了 —— 单纯如冰雪的能指
也可以说，只是单纯的关于音乐的理解，是关于探戈和曲子本身，所透露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细腻，那种隐喻性，其中所暗含的种种互相吸引，互相嵌入对方眼睛与身体的力度，以及一切表演的的象征……我的诗，还远没有表达出来。
有人说，音乐对情绪甚至生命有疗救的作用，莫扎特得上了梅毒，那一时期这种奇怪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属于无法医治的绝症。梵高就是因为身陷梅毒三期，无治疗希望而忧郁自杀的，尼采据说是因为梅毒螺旋体侵犯到大脑，最后导致了他的疯狂。但是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我几乎从未听到忧伤和阴郁的情绪，而永远是高亢、明亮，仿佛涌动的喷泉和田野上所向披靡的风声。它具有积极而强烈的暗示作用，让人充满了正面的情绪。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扯得有点远了。《一步之遥》只是凭着它的缠绵悱恻和清晰坚定，确立了两个人的舞步，优雅、准确、热情、缠绵，一切假道学和伪君子，都在它那激荡而高傲、忧伤而微妙的旋律中，变得一钱不值，那些妒忌和艳羡的旁观者，都在这旋律中变得鄙俗而无趣，有呆若木鸡的蠢笨和难以名状的猥琐。
由此我也想，电影这东西，确乎是人类在现代以来的一项伟大发明，它影像的播放是以蒙太奇的方式实现的，而蒙太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种“机械复制时代的春梦”。
它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由胶片和灯光制造的幻觉中，男女主人公如胶似漆地走到了一起，完成了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逾越雷池的、几近于乱伦的结合，并且经由一支探戈曲子，经由一次合法化的身体接触，而获得了来自无意识深处的同情，和最终一起出走的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贾宝玉的梦，有什么不同么？
早有人对于人类舞蹈艺术的起源，做了这样的解释，《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舞蹈是情感激荡的产物，但这种解释未免过于道德化了。
现代的朱光潜在他的《诗论》中，更有洞察力地分析了其与性活动之间的隐秘关系。他举出了最著名的澳洲土著的“考劳伯芮舞”（Corroborries）的例子，这种舞，通常在月夜里举行，舞时部落中人围绕着篝火，女性裸体立于旁边，男人则排成队伍来跳舞。言下之意，这是一个男女性爱和生殖中的一个仪式性的选择，这个过程犹如配对的过程，男男女女各自寻找自己满意的伙伴，将原始人类的生活赋予了“文化”色彩。
还有更露骨的，朱光潜还列举了霍济金森（Hodgkinson）所描写的“卡罗舞”（Kaaro）。这种舞也是在月夜举行，之前他们先饱餐一顿，而后由男子每人手执一长矛，沿着一个类似女性生殖器的土坑跳来跳去，用矛插入坑里去，做出种种模仿的姿势，唱着狂热的歌调。这种情形一方面更具有隐喻性，另一方面也更具有直接的挑逗性。
从人类学的角度，不难理解舞蹈的来历，以及那些动作性的含义。这让人想起现代舞蹈中的变化，毫无疑问，现代的舞蹈更加复杂和美化了，音乐和节奏都更为专业和丰富，但是否舞蹈原始的意义就变化了呢？高级的审美诉求当然无须否认，但舞蹈原始的内核，其身体性的内驱力，也是自来就存在的。
阿根廷人奥拉西奥·费雷尔所著的《探戈艺术的历史与变革》（欧占明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十分详尽地记载了探戈舞在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演变史。他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探戈，是一种“淫秽的音乐”，“是郊区人悲伤、痛苦、放荡不羁的产物”，而且只“在痞子艺人中间流传”。他说：
探戈在发展初期的很多主要作品，受到了城郊被边缘化的人群淫秽思想的重大影响：非常重要的是，探戈成为了妓院的敲门砖，在妓院里探戈成了嫖客性欲的催化剂，并且由此创造了独特的舞蹈动作。
很显然，早期人类无功利的，单纯用于生殖活动的，作为催情环节的那种舞蹈诉求，在这里变成了宣泄痛苦和售卖肉欲的招摇手段。费雷尔说：“通过身体的激发而形成了富有野性的爱的拥抱。”早期的探戈中“有着大量放荡不羁的元素”，作者一再提醒我们，在“旧时代”的探戈中，充满了大量的性隐喻、挑逗、男女身体的接触与摩擦这些原始的内容，只是在二三十年代之后的“新时代”中，这些东西才逐渐得到了改造。但毫无疑问，探戈最根本的东西，即身体的拥抱 —— 不间断的和允许间断的 —— 身体的依偎，那些从所谓低俗的动作中升华出来，但仍具有明显的隐喻意味的摇摆、劈腿、勾腰、下插等等动作，都是探戈本身最具召唤力、想象力与人性深度的部分。
所以我们才会震惊于《水性杨花》，这部电影中结尾处的场景，在这场堪称盛大的乡村庄园舞会中，被女主人一再贬抑的儿媳拉莉塔盛装出场，惊艳得众人退避两旁，逆境中的她，几乎是用了鄙视和挑衅的目光看着众人，在她年轻的丈夫拒绝了她的邀请的时候，用“撩腿”的方式招引其他的舞伴，以此战胜丈夫给予她的尴尬与窘迫。这时，一个混混气的男孩前来邀请她，但被她得体地拒绝了。其实她此刻潜意识中，便是在等待她的公爹维克特，因为在所有人中，只有他符合某种与她“匹配”的气质，帅气、老成、沧桑、冷酷，而不失几分浪荡和深沉、优雅和纨绔。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在这个家庭中，都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而这恰好是他们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最佳时机。这老家伙也居然换了一身帅气的正装，雪白的花式衬衫，且刮了胡子。当他向尴尬的儿媳伸出邀请之手的时候，几乎是以王者的姿态，挽救了受冷落的公主。接下来，我们便看到了这场既惊世骇俗，又深得人心的探戈。她用了力度恰切的姿势，拨开维克特的左腿，在紧贴的旋转和华丽的摇摆之中，他们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贴合在了一起。
她甚至还将身体，将她秀美的长腿下插到维克特的胯下，将自己纤纤的玉手在维克特的肩上抚摸，在维克特将她拦腰抱起之后，以将美腿搭上公爹的腰部作为结尾动作，直到让众人看得目瞪口呆，让婆母击掌大呼，“真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妓女一样放荡”，方才优雅地扬长而去，留下维克特欲罢不能的充满惋惜的目送。
我可能稍稍有些夸大了故事的氛围，但的确如此，这部电影或者这曲探戈，之所以在受众的心目中引起了某种震动，难道不是源于它对于常态伦理的一种僭越和挑战么？完成这样一种挑战，甚至挑衅的，难道不正是这将不合法的身体接触，变成了“三分钟的两人世界”的优雅而忧伤的探戈么？
是的。
探戈是人类舞蹈中，最能够显现原始意义的一种。多年前，我听到有人说，探戈并不是放荡的艺术，相反它看起来有一种特有的“忧伤”时，我有点似懂非懂，但现在我大概懂了，它就是一种彻骨的忧伤，低到肉里，又高于云天，既属脂粉，又有哲学的，“一曲春梦”的那种 —— 性感的绝望与梦幻的忧伤。
缅怀恩师
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开头。
办完先生的丧事，我回到北京，夜里做了一个无比漫长的梦。梦中我在一片类似故乡的水网中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家的方向。穿越了无数河岸、院落、泥滩、芦苇荡，最后在一块迷途般的草地上蹲下来，再也走不动了。
很多年做梦都已记不得，但这个梦却无比清晰。那片载着童年镜像的水乡，那些变成了无数沟汊的水流，构成了我生命中的逝川，与迷津。
醒来，我查阅了各种解梦大全，得到的答案多数是，梦见自己在水边回不去了，是焦虑和怀念过往的意思。
我一直是武断的无神论者，也几乎从不相信各种诡异灵验的东西。但这次，我却非常希望能够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能够解除我内心的巨大的失落，一种无法填补的真空。因为他的离去，我生命中那个可以归来的去处，那个可以叙说的和告白的人，永远地消失了。
是的，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一个精神的支点，一个可以归来的港湾了。这是失去父亲的感觉，虽然我的生父尚顽强地蹒跚在他自己的暮色中，但另一位具有同样意义的长者，一个精神之父，却匆匆地去了，没有给我丝毫的思想准备。
我试着来做出自我的解释。在梦中我还是一个赤脚的少年，步履轻快，在陡峭的河岸上、淤泥里，飞快地跳跃和攀爬着，甚至可以贴着水面踮脚飞驰，但一切的挣扎与寻找，都没有让我走出那一片水泽。这足以证明，因为他的离去，我失去了在梦中被庇护的岁月，失去了种种假想的年少与富有。一个生命的周期，一个对于我自己而言的时代，结束了。
直到这一刻，我或许也才明白了“师父”的含义，用了整整三十年。
回想三十年前的1988，那时我以二十五岁之身，工作四年的阅历，重新考回了我的本科母校，拜在先生的门下，从此我有了一位学业意义上的导师。可是对于“导师”的含义，却真的是似懂非懂的，我几乎是用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三十年，方才明白了他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按照我那时的兴趣，还有一个年轻人的虚荣心，我原本是不愿意再回到母校读书的，我的目标，是要考取北师大或者南京大学的世界文学专业，因为我实在不想放弃自己在四年教书生涯中积累起来的那点对于外国文学的热爱。鲁迅再厉害，和莎士比亚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一旦遇到了他，一切便都被改变了。
他告诉我，你一个关心时事的当代青年，为什么要去研究外国文学？那离中国当下的现实太遥远了。你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现代文学，借此你就能感受到当今时代的思想波澜，只有将你的学术理想与社会变革的现实相交融，读书才有意义。我被他所描绘的这样一幅滔滔大河般的景致迷住了，我无法不攀爬到他的船上来。当然，另一个客观上的无奈是，我的外语水平还远达不到要求，改考中国现代文学，会大大地缩短我原本漫长的求学之路。
就这样，我顺理成章变成了朱德发先生的学生，他不由分说变成了我的导师。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回忆，我是如何从一个生性懒散的年轻人，一个喜欢赖床做梦的奥勃洛摩夫，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还几乎有了一种“获得性劳作强迫症”的。一旦放下手中的活计，便会没着没落，手足无措，这完全是拜先生之所赐。
1988年秋一入学，先生就给布置了一个工作，与他合写一本书。题目是出版社给，由我们师徒三人来完成订制。选题是关于“中国文学中的爱情叙事”。那时我们刚接触主题学之类的概念，尚未有比较明晰的“叙事学”的理解，于是我就提议，将中国文学中不同时期的爱情主题进行一个梳理，由我承担古代部分，且尝试运用刚刚学来的“原型批评理论”来进行处理。原以为自己一知半解的冒失、不自量力的逞能会惹来先生的批评，但没想到这一设想立刻得到了肯定，他的宽容和从善如流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从此我便不由自主，得上了那种“巴甫洛夫式”的反应症。
说实话，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偷懒的无奈之举，除了卖弄一点点方法上的新意，实在别无所长。原本出版社要求我们将这本书写成通俗读物，但先生却要求我们按照一部学术论著的方式去写，刚刚步入练习之路的我们，要想写成它，谈何容易。可是反过来说，这也刚好满足了我希图有一点学术历练的想法。
然而次年春的形势中断了我们的研究。隔了一个酷热的夏季，在这一年秋，我几乎是历经了生命中最焦虑、也最充实的一段时光。每天耳边响着他的催促声，抓紧，再抓紧！我们几乎每周都要与先生汇报、请教，商谈接下来的写法。终于在秋末，我们连滚带爬，将字数凑够。但没想到，正是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材料、观点、逻辑和建构，也正是这本书，给了我问学之初的信心和勇气。
其间是无数的日子……围绕他身旁的求问与研习，登堂入室与耳提面命。那一年我毕业，按原单位的合同，需要回到鲁北的那所专科学校继续任教，但是我因为那点成绩，却意外获得了老师们的认可，我被选定了留校任教。只是依照当时的人事制度，原单位根本不放，拖了长达半年时间，最终还是先生亲自找了分管教育的省领导，他的老同学，我方才得以脱身，踉踉跄跄地成了山东师大的一名青年教师。
多年后回想，假如没有这关键一步，没有他老人家出手相救，我怎么会有后来的一切经历？之后的许多年，都是无法叙述的。我骨子里的那些懒散乃至颓废，一方面是被他的鞭策与督促改造了，另一方面是被他的宽容保护了。他常常说，“你是诗人气质……”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脸上总是露出宽宥的笑容，就像一个父亲看着他的儿子，由衷地、无原则地认可着，“不错，很不错。”“不过，还要多读点书” —— 直到世纪之交前后，他还在催促我，多读一点文学社会学方面的新理论，不能仅满足于文学性的谈论。
多年后，在我离开山东，调往北师大之时，先生竟慷慨地应允了，并且还说，如果到那里觉得不行，就再回来。
还有一次，当他老人家偶然读了我在某杂志上发表的一个批评小辑的时候，居然亲自跑来我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清华，我很少表扬你，但今天我想告诉你，读了你这两篇文章，我以为你通了，像那么回事了。”这是记忆中先生为数不多的郑重地夸奖。他总是这样，很少放出表扬的口风，但又让学生总觉得自己还行；他总是鼓励着学生，但又从来都不会廉价地夸赞。记得有一次我回山东看望他，他提起十几年前我的一本书，说一位特别重要的长辈学者曾夸奖过我，我笑问他，那您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才告诉我？他也笑着说。“我怕你翘尾巴。”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真的太像一个父亲了。
学生时代也曾给老师写过书评之类的文字，但这么多年过去，我才渐渐懂得先生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他平生不像那些名家学者，系出世家豪门，有名师指点，作为读书人，他可谓寒门出身。毕业于曲阜师大，1960年代初分配至山东师大，叨陪末席，多年中只被指派带学生学工学农，直至文革结束，四十来岁时才有机会参与教材编纂。但就是凭着他自己的敏感与韧劲儿，凭着他从扎实的材料工夫里来的那些参悟，凭着他从鲁迅和现代作家的细读中获得的那些人文主义的滋养，他在1980年代之初乍暖还寒的文化气氛里，勇敢地提出了关于五四文学指导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而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问题。
照理说，这样的问题本不该成为问题，这该是历史的常识，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就连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党的缔造者，那时也还只是初步了解了一些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其思想中还混合着各种新思潮，五四文学怎么可能是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文化运动？但就是这样一个常识的道破，在那时不啻为踩响了一颗地雷。很多人其实聪明地绕开了，但朱先生却勇往直前地迎了上去。
这是什么精神呢，这就是共工与刑天式的精神，坚持真理的精神。而这才是当代学术研究的起点，是新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先生正是以此为契机，获得了他研究的价值和领地、勇气与品性。至于他的五四文学研究的突破，他对鲁迅和许多现代作家研究的精细开拓，他对于“文学史学”“文学史思维”这样一门具有哲学性质的学问的创建，他在作家群落与流派、现象与思潮研究方面的广泛耕耘，还有在各种跨界领域的纵横巡游……都是以此为起点的顺势而为，自然而然罢了。
我不想在这里罗列先生的著述，我只是想说，他终其一生，是想在学术研究中建立一种真理的幻境，以此来寄托他对当代历史的思考，对于人生的反思，对于思想与精神生活本身的体味，而这是最重要的。他的一生，不爱吸烟喝酒，不爱交游品茗，不爱下棋打牌，就是爱读书写作这一件事情。当然，这件事的背后，是那一切的寄托。直到最近的十年中，他还通过别辟蹊径的胡适研究，守护在新文学研究的第一线。其动力来自哪里？难道仅仅是一种积久的习性么？
回想起今春在青岛，与先生最后一次一同参加活动，那时他还精神尚好，做了一个四座皆惊的发言。分别时望着他蹒跚而去的背影，料峭的春风中，我忽然想起了陈寅恪的诗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真是感慨万端。
生活中的先生，是个十足可爱的人。他一生只讲一口浓重的蓬莱方言，有时努力矫正一点，他以为是在讲“普通话”，但别人还常常是半懂不懂。有人编造故事，说他在学术会议上与一位浙江籍的先生争起来，浙江口音的先生在说“五四文学是‘人的文学’”的时候，“人”字的发音听起来像是“神”字，朱先生立刻拍案而起，说“不对，是‘yin’的文学”，他将“人”字发成了“银”字。遂有哄堂大笑。
我也曾背地里讲老师的故事，被有的朋友听到，去求证我师，他老人家并不生气，只说了“夸奖，夸奖”，又将“夸张”说成了“夸奖”。现在想来，如果我的老师没有这些故事，他便离我们远了许多，正是因为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那些可爱的质朴与纯真，他那爽朗的笑貌与音容，才如此生动地长留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记忆中先生的身体一向很好，认识他四十年中，从未见他吁叹过困倦和疲累，抱怨身体衰老退化。每当问及他的身体状况，向来都是“很好”，“没事儿”，最差的情况他也会说，“还可以罢”。可是没想到，就在最近的两个月里发生了如此迅疾的变化。六月底的一天，当我在课间接到济南师弟的短信，言及“师父重病，眼下已无良药”之时，我几乎目瞪口呆，难以置信。急切赶回济南，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病床上的师父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我只感到他的大手紧紧地、紧紧地与我相握着，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当我对他说，“老师，坚持住，就要好起来了”的时候，热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转眼已生死相隔。
再次看到敬爱的恩师的时候，他已是安卧于鲜花丛中。他陨落于无情的病魔，但也终止了他的夙夜兼程的辛劳。在一路奔丧的火车上，我含泪写了这样几句：“……半世行孤路，一生独盘桓。寻灯望五四，举火照人间。……此晚吾师去，定居在桃源。永享安宁地，功德无量还。”前半生他一个人辛苦奔波，终其一生都在情感上苦苦追寻，但这一切，最终都转换和升华为他对于五四精神的诠释与瞩望，转化为他对于社会进步的期许与实践。而今他功成还山，必定居于他钟情的桃源，那充满着一切人间之爱与正义的精神原乡。
是的，至善和至纯的恩师，定居于这美好之所的，舍您而又其谁？
心焕先生琐忆
庚子之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又传来了噩耗。蒋心焕先生以米寿之龄辞世，闻之不胜悲悼。因防疫要求严苛，学校师友告知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故无法亲往，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祈愿先生西行鹤驾，无风雪袭扰，一路祥和平安。
心焕先生亦吾师也。1980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入学不久就见到了这位儒雅的长者，面孔清秀白皙，身材高大，操一口温和而抑扬的南方口音，上课时总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且总面带微笑，令人如坐春风。
那时的山东师大，正是在学术上蒸蒸日上之时，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因为拥有著名的前辈学者田仲济先生，田先生身居副校长位置，不止在全国最早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而且相继调入了多位在现当代文学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致使学术氛围空前活跃，在全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记得我在1989年初冬，随业师朱德发先生前往北京大学拜访著名学者王瑶先生时，王先生就首先询问田先生是否安好，并致达敬意，说田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
我是在本科毕业工作了四年之后，又回到母校读硕士研究生的。但说来惭愧，我在工作期间，主要是研读了几年欧美文学，因为所在的学校责我讲授外国文学课程，以我那时的浅薄，只能是现搬现卖，并无暇顾及其他，而考研时又有些权宜想法，所以准备潦草。1988年春夏之交我来参加复试，记得导师组里就有蒋老师。我抽到了一道题目，大概是谈一谈茅盾的一篇《从牯岭到东京》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什么。我脑袋一下就懵了，因为我虽读过茅盾的大部分小说，但关于他的随笔和文论方面却所知寥寥，只是读过他的《西洋文学通论》，而《从牯岭到东京》这篇长文究竟谈的什么，全然记不清楚了。遂大窘，脑袋上流下汗来。我毕竟不同于外校考生，与老师并不相识，答得好歹不会有难为情处，可我作为一个老学生，会让老师觉得不止学薄才疏，且无备而来，态度也有问题。所以由不得我不一番尴尬。
但这时蒋老师开口了，他微笑着，摇着一把扇子，慢悠悠地说：小张不要紧张，这题有点偏了。你可以另选一篇茅盾的文章，谈一谈他的文学思想。这下救了我，我便说愿意谈谈《西洋文学通论》。那时我对此书观点恰好怀有激赏，觉得他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潮流把握精准，论述也简约通透，遂谈论了一点看法，算是蒙混过关。
谈完，蒋老师又安慰了我几句，并且说，“牯岭”一文中的很多想法，其实与《西洋文学通论》中是重合的，你随后可以找来看一看。你是教外国文学的，这篇文章对于你理解西方文学，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会很有好处。
我急忙点头，觉得蒋老师真是一位慈心的长者，一位好老师。
后来我当真混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当年开始读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常常见到蒋老师，他每每都是用他那和善的话语，给我些鼓励。偶尔我在报刊发一点东西，如果他看到了，也会不吝夸赞。他所讲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课程，更是让我受益许多。1991年春夏，就在我即将毕业之时，因我与导师朱德发先生合著的一本《中国情爱文学史论》出版，几位长辈看到此书，对我撰写的那一部分颇有些奖掖之辞，蒋老师也注意到了，便向朱老师建议，应该让我留校任教。后来朱老师告诉我，工作的事情本来是很难办的，但没想到几位老师意见都这样一致。
多年后回想此事，一直感动不已。因为我读研的性质属于定向，原来任教的那所专科学校本就缺人，允许我读研，是希望我再回去出力，没想到师大要留，如果不是专业上的老师们都有此主张，根本没有可能。后来费尽周章，终于落定母校，想来真是十足幸运的事情。没有朱先生、蒋老师，没有宋遂良、袁忠岳诸先生的错爱和帮助，我不可能有后来的工作环境与条件。
在山师大执教的岁月里，我始终没有太多机会真正走近蒋老师。只是慢慢知道了他的学术上的贡献和造诣，了解到他早年一直作为田先生的助手，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拥有的地位。这些非经年深日久的交集，单从他低调的为人、朴素的做派上是看不出来的。1994年我搬至山师北街的“鸳鸯楼”时，方才有机会常与他见面。鸳鸯楼临近蒋老师住的宿舍楼，是个条件简陋的筒子楼，但好处是离学校近在咫尺，孩子入托方便。我出入时，遂常常看到先生。他总是很关心地问这问那，关心孩子的成长，也关心我的生活，经常鼓励说，年轻人艰苦一点不要紧，很快会好起来。
1997年夏，我写成了一本书稿《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我当时很希望这本书能够纳入到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一套“跨世纪文丛”中，因为那套书里都是非常优秀的同行或师友的著述。刚好一位学兄郭济访就在该社任职，而郭济访又是蒋老师亲自带出的研究生。蒋老师得知我的愿望，非常支持，亲自给济访兄打电话，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多有鼓励之辞，遂使此书顺利出版。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本产生了影响的著述，没有蒋老师的热心帮助，很难设想能够很快地面世。我自然心怀感激，但每当我当面向他表示谢意的时候，他都会淡然一笑，说小张不要客气，你好好做学问，好东西还应该在后头。
如今回忆起来，90年代的蒋老师还算盛年，刚过六十岁，身体气色都好，永远是气定神闲的样子。后来才知道，那些年他也非常不易，一边照顾有病的师母，还坚持做着研究，写了许多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史领域继续耕耘着。
2004年底，我离开工作生活多年的济南，来到了北师大工作，与蒋老师见面的机会就非常稀少了。客观上确实是因为忙碌，但从诸多师友和同门兄弟那里，也还时常了解知晓他的情况。
蒋老师生性淡泊平和，除了专业内的学术事务，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偶有母校主办或在济南举行的会议，也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但一旦见面，还是倍感亲切，握着手，久久不肯松开，问工作，问孩子，问长问短，另外也少不了鼓励，从那慈祥的神态中，我总算能够感受到那一份关切和温暖。
三四年前，我隐约知晓蒋老师身体有了状况，便暗暗担心。但是后来获知的消息令人安慰，知道病情控制得很好，蒋老师也很乐观。尤其从魏建学兄处知道，在几位差不多同类的病患中，蒋老师是最稳定的。
2018年夏，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原先身体最好的朱德发先生，也因罹患同样的病症而仙逝。他患病最晚，然而却走得最先。在如火的天气里，我在火化场的告别大厅里见到了蒋老师，几年不见，他已十分瘦弱的身躯也让人揪心。在拥挤的人群里，他握着我的手，老泪横流，说，没想到，朱老师比我先走了。我也眼含热泪，嘱他老人家多保重，并且向他检讨自己的疏于问候。但蒋老师说，小张啊，我理解你。你们也都年纪不小了，平时工作太忙，一定要多保重身体！
这竟成了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
曾与诸多师友谈及蒋老师，用“人淡如菊”来形容之，或许是一个合适的比喻。的确，在吾师长中，学问做得大，影响最广远的，可能数不到蒋老师；但若数从容淡泊，不惊宠辱得失，则蒋老师是为典范。在山东师大现当代文学的诸位先生中，论个性，或许蒋老师是最后一个让人记起来的，但他那“仁慈平易”（宋遂良先生语）的气度，也同样构成了这所学校的至为珍贵的人文传统，与不可多得的精神元素。
故我也常想，韩愈所说之“师者”究竟何为，或许不只是传道、授业与解惑，还应该有标立淡定、淡泊与“不为”之风范。直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何曾为有为之物，但依然徐拂万物，朗照人间，不亦吾师耶？
岁月荏苒，想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现在也已成将及六旬之人，何乞先生不老，光阴常驻，也确实应该想开，释然。
末了，想起了义山的一首《无题》，其中有句：“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碧江地没元相引，黄鹤沙边亦少留。”所说的，乃是人生的诸般寥落，与渐行渐远的个体的孤单。这自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感伤，细想此理，或许年少时会易于伤怀，步入中年时亦多愁苦，但真正到了必须面对的年纪，还是坦然以对。就像心焕吾师，惟有一弯明月，一缕清风而已。故义山之诗是最好的慰藉：“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这一切，非经历而不能解也。
愿心焕先生吾师，在天国也拥有一份，他那清风明月般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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