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2022年第9期｜穆涛：旧文献里的种子，以及优质土壤（节选）
穆涛 《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作有《俯仰由……
穆涛 《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作有《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风气》《明日在往事中》等并入选“2014年中国好书”。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旧文献里的种子，以及优质土壤（节选）
穆涛
《诗经》里的风声
《诗经》位在“五经”之首，这是司马迁的排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一本诗集能够承受如此之重，在于孔子编选《诗经》的眼光和出发点，既存文心，但更多的是史家态度。《诗经》的要义在世道人心，在醒时醒世。“以言时政之得失”“以知其国之兴衰”。采诗制度是自周成王开始的文化政策，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国策。采集民间创作的诗歌，旨在民意调查，“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因为《诗经》中有“国风”，后世改“采诗”为“采风”。今天也讲采风，着力点不再是民意和民情的采撷。
南宋时的学人杨甲绘有一幅《十五国风之地理图》，这张地图融地理、文学以及文化于一炉，开启了“文化地理学”的先河。十五国风的区域，在地图中是一目了然的，基本覆盖了当时的国家文化大体，沿黄河流域，自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至山东。长江流域在孔子时代是文化僻壤，“楚吴诸国无诗”。十五国风存诗一百六十篇，“周南”“召南”“豳风”，是西周时期的诗作，止于周幽王，其余的十二国风，均为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属东周，具体说是春秋时期。
“周南”诗十一篇，“召南”诗十四篇，排序在“国风”之首，不称国名，而以周公旦召公奭冠之，是对周召二公执政力的敬仰，“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故独取其诗”。南，意为教化之地。“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教化之地”。“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
“豳风”七篇，排在“国风”最后，唱着压场的大戏。豳国在陕西的旬邑、彬县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是周代立国的本源。这样的编辑次序，是孔子的特别用心。“豳风”中的七首诗，有六首与周公直接相关，《鸱鸮》是周公所作，《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写周公当年平复东部叛乱的功绩，以及东部人民对周公的敬仰。周公姬旦先被封周地，后再封鲁国，史称鲁国公。周武王去世之后，殷商旧贵族发动叛乱，东部一些诸侯国群起响应。周公坐镇鲁国，力克叛乱。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高大上的人物，“豳风”中的《七月》，虽与周公无具体联系，但是写周氏部族祖脉生活方式的。这样的排序，且以“豳风”为题，既表达对周公的敬爱，也是强调鲁国是周人发源地的直接传承者。孔子是鲁国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把周与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邶风、鄘风、卫风三十九篇，邶国、鄘国、卫国，是殷商旧地，在河南安阳、新乡一线。在周公摄政时，由于发生“三监之乱”，迁邶鄘的国民至洛邑（洛阳），其封地合于卫。孔子编选《诗经》时，这两个诸侯国早已经不存在了。清代学问家顾炎武先生认为，此为汉儒重新整理《诗经》时有意为之。“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秦朝“焚书”，在全国范围内搞“书禁”，重点禁毁《诗经》和《尚书》，这两本书在民间几乎是绝迹了的。汉代立国后，不是口头上讲继承传统文化，而是具体去做，依靠文化老人的记忆才得以复原。仍以邶鄘旧国之名冠之，意图是拓延历史的沧桑空间。
“王风”十篇，采于东都洛阳一带。“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
“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篇。郑国最初封于陕西的凤翔，后东迁华县，周平王东都洛邑之后再迁至河南的新郑一带。“齐风”在山东北部与河北西南，东连海，北界燕，西接赵。“郑风”“齐风”多录男女之情事，后人诟病“不当录于圣人之经”“郑音好滥淫志，齐音敖辟乔（矫）志”，被顾炎武讥为“不得诗人之趣”。
“魏风”八篇，魏国都邑原在山西夏县，后迁至河南开封。“唐风”十二篇，录自唐尧旧都临汾一带。“秦风”十篇，源自甘肃天水，沿诸渭河流域。“陈风”十篇，陈国辖域在河南周口左右，旧都淮阳。“曹风”四篇，曹国在山东西南，菏泽，曹县范围。
“周南”“召南”“豳风”，是《诗经》里的“正经”，是西周之诗。东周之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王室弱，诸侯兴，诗亡而史著，“诗亡然后《春秋》作”，进入这个节骨眼，不再以诗“言时政”“知兴衰”，史书写作开始兴起，这一时期，诸侯国开始通行著国史，多以“春秋”做史书名称，“吾见百国春秋”（墨子）。其中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孔子在鲁史《春秋》的基础上，又兼容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史料，修撰而成大《春秋》。修撰《春秋》的同时，编辑出《诗经》，诗与史就是这么衔接而成的。后世通称史为“春秋”，而不称“乘”或“梼杌”，在于《春秋》笔法的大器，以及孔子卓越的历史判断眼光。
古代的中国，没有一部小说或散文能够呈现如此广大区域里人们的精神风貌，只有《诗经》做到了，而且是沿黄河流域，循当时国家精神的主线。《诗经》是文学作品集成，但内核是史心，孔子以史家的出发点编辑而成这部诗集。冷静醒世是《诗经》的核心内存，一个人冷静清醒地活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以清醒为基调，则是夯实了大时代的基础。
史和诗，被一双巨人之手掌握之后
从源头上讲，中国人文化观念中的“诗意”，是接地气的，既有社会观照，也包含着对社会趋势与民心民向的清醒认识力。孔子删定《诗经》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于西周初年的那个“民意调查”制度。“诗意”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艺术境界”，更不是一轮闲月、两壶烧酒。孔子对诗的基本判断，是“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经》，不知道如何深入地表达自己。
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文史不分家”，指的也不是笔法，而是用心和立意。这样的认知由来已久，但经由孔子之后，才成为一脉相续的传统。
《尚书》和《诗经》，是《春秋》的副产品。孔子在修著《春秋》的同时，编辑了这两部书。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大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诸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公羊传注疏》中的这个记载，讲了孔子著《春秋》的基本经过。这一段话，有三个要点：一，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著《春秋》，不是私撰。二，以鲁国国史为线索，覆盖当时一百二十个诸侯国，不是诸侯国地方史，而是“天下史”。三，孔子用九个月时间著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在鲁国国史的基础上修撰《春秋》，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为线索，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计二百四十二年间历史。《春秋》涵及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历史，基本涵盖了当时的国家大体，因此孟子有言，“《春秋》，天下事也”。
《春秋》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为全书的结构大线索，也是有特别用心的。鲁国是周公的封邑之地，史书称周公为“鲁周公”。鲁国国君均为周公之后，姬姓，是周王室的嫡正血脉。以鲁隐公元年为《春秋》纪事的起点，史家有两种看法，一是孔子掌握的鲁国国史资料即是如此。还有一种是推测，鲁隐公是鲁国第十四任君主，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国之君，是摄政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四十六年（公元前723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鲁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去世时，太子允（鲁恒公）年少，鲁国大臣公议，由长子息摄政。息虽是长子，却是庶出，谥号为“隐公”，即含着无国君名分的意思。鲁隐公在位十一年，被大臣弑杀而亡。史家据此推测，孔子以鲁隐公元年为《春秋》编年起点，寓意春秋时代之乱的开始。
司马迁是这样解读《春秋》的：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讽刺而已也。
《春秋》是一部拨乱反正之书。
春秋时代，头小身子大。中央权力衰弱，地方势力做大做强，纲纪失调，国将不国。孔子于礼崩乐坏之中，思考重建西周的秩序时代。拨乱反正，是《春秋》的宏旨。
《春秋》着力构建大国之道的规范和标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一部《春秋》之中，三十六位君主被弑杀，五十二个诸侯国灭亡，其中君不君与臣不臣的症结在哪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是怎样走下坡，直至灭亡的？记写“衰人衰世”，是《春秋》的特别用力之处。孔子以史家的透彻眼光，警醒后世与后人，并以此成就了“不知来，视诸往”的中国史书写作原则。
“笔则笔，削则削”，是《春秋》笔法的闪光之处。孔子写历史，不粉饰太平，不把历史当化妆品，不做社会美容师。书写国家历史，于颂扬处颂扬，于抨击处抨击。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但孔子不做“意见领袖”，不自我标榜“高人姿态”，“非独刺讥而已也”，而是微言彰显大义，“推三代之德，褒周室”。孔子心心念念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周政治的大国之道，并以之为根本原则。
“五经”的排序，司马迁和班固有区别。
《史记》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汉书》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两位史学大家，一位在西汉，一位在东汉，既代表个人的学术观，也昭示着不同朝代的文化认知。“五经”是汉代认定的五部经典著作，汉代设立的“五经博士”代表着当时的国家学术水平。这五部著作，既文法卓越，同时均以史学为根基。《尚书》《春秋》是史学范畴；《诗经》是文学，但内核是史存与史思；《礼记》是社会原则与行为规矩的研究著作，基础也是史学，是对历史细节进行梳理，并做出规范和鉴别；《易经》集哲学、天文学、社会学、文学之大成，同样是在历史记忆的土壤中长成的苍劲之树。中国人讲的“文史不分家”，即是源此而出。
经由孔子这双巨手编辑而成的《尚书》和《诗经》，把史和诗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中国人讲的“史诗”，与西方的认知不同，不是文体的概念，也不在“宏大叙事”那个层面，中国人的“史诗”，也不是“神话”，而是“人话”，是直指世道与人心的冷静意识与文化情怀。“五经”中所包涵的东西，尤其是《尚书》和《诗经》，在秦始皇时代是砍头之书，而在汉代是治国之书。我们今天的文学和历史学，在这些领域的思考欠缺得太多。承续中国文化传统，汲取典籍中的智慧重要，认知典籍之所以成为典籍的方法，包括典籍所置根的历史土壤，以及人文生态同样重要。
……
（节选自《作家》2022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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