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2022年第9期｜张惠雯：从县城到城市
张惠雯：一九七八年生，祖籍河南。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出版有《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等小说集。现居美国波士顿……
张惠雯：一九七八年生，祖籍河南。作品见于《收获》《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出版有《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在南方》等小说集。现居美国波士顿。
从县城到城市
文/张惠雯
接到信息时，我在维也纳，一个欧洲的老城市。责编告诉我，需要我写一篇有关“城市”的随笔。我想，《池塘》是一个县城故事，贴着它写，是写不出“城市”的，不如就随便写写自己的经历，从县城到城市的经历。
心里想着这件事，我就出门散步了。夜里九点多钟，但市中心还没有任何消歇的迹象。路边的露天咖啡座、酒吧里还有很多客人，金色大厅前面的广场上有几个少年在玩儿滑板，大厅里灯火通明，音乐会还在进行中，街心公园里有不少人在散步，另一些人在长凳上聊天，一个喷泉四周坐满了年轻人，有人在跳舞……我想，这就是城市，它庞大、博杂，精力充沛，仿佛一颗热烈搏动的心脏，无休无眠。而我的小县城呢？睡不着的夏夜，不管你多么骚动不安，你只能待在家里，或者到夜市摊子上吃个夜宵，或者在飘荡着一层薄薄的灰尘的、余热未散的街道上溜达。关键就在这里：它缺少选择，它不会提供如此丰富多样的活动、各式各样的生活。
想到我生活了十七年的那个县城，最先进入脑海的仍是童年的印象。现在看，那时的县城真是小，只有三条主街——一条南北大街，两条平行的东西大街。“三条街”就像骨干一样衔接起整个小城，然后沿着骨干分岔出一些鱼刺般的小街小巷，栖居着城里的居民。如果我有个上帝视角，我大概会看见那些蚂蚁般的小人儿就在这街巷里来回重复着他们的生活轨迹，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称之为“县城”的圈内忙忙碌碌。可不知道为什么，童年时我却觉得它并不小，大概因为成年人生活的秘密对我而言构成了一个不可知的空间，这个神秘空间大大延展了物理意义的那个空间。
常有乡下的亲戚来城里看望我们，带来他们地里出产的东西：一袋袋的花生、玉米，春天的桃子、夏天的西瓜、秋天的苹果……我们在街上也常看到来城里采买的农民。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因此，我们认定自己是城里人。但有时邻居家来了客人，客人来自北京、上海，或是武汉、郑州，他们说普通话，看起来和我们不一样。在这些大城市的人面前，我们害羞了，甚至对自己的身份心生疑虑。等我长大了、到了外面，我才发现有些大城市的人根本不把县城当作城，在他们眼里，县城和乡镇是等同的。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无知。但我逐渐发现，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县城和村镇有异乎寻常的亲密，这种血缘般的关联远比它和大城市的关联要紧密得多。另外，县城的人际关系也和大城市迥然不同，这里的人和人之间不可能疏离，而更像小镇或村庄，人们彼此相识，在彼此的“注目”中生活。在小城市，一个人逃不过周围相识者的目光，无可隐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后来常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而小说里的人物想逃离这种注目和纠缠的话，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离开县城，到真正的城市去。
童年时面对大城市人的那种羞怯，一直延续到我刚去新加坡的那段时间。那一年我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我的离乡版本不是从小县城去了省城、首都，而是更突兀些，去了另一个国家。而奇特的是，这样的机遇和我少年时的预感倒是一致的。少年时代，我读了很多翻译文学。所以，在我的“出走”想象里，我从来都不是到北上广去，而是到国外去。
在小说《在我生命中》，我这样描述我的到达：
从北京起飞，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飞行，我降落在一个像豪华酒店一样的机场。那里播放着柔曼的轻音乐，不知从哪里传来“汩汩”的流水声，到处是叶片肥厚、浓绿的植物和兰花，而且这些植物都是真的。我们被带到机场大厅外的一个地方。从自动玻璃门里走出去，外面一股潮湿的热浪袭来，空气里夹杂着某种浓郁的味道，我后来知道那就是雨林的气味，是热带独有的气味。
这种过于突兀的“移植”，带给我的是别样的乡愁。那不是小地方人到了大城市的乡愁，因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加坡人眼里，无论你来自中国的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都是一样的。那种乡愁是身处他国的乡愁，是文化和母语的乡愁。这种乡愁压过了大都市对一个小地方人造成的那种压迫和迷惘感。第一年很痛苦，我努力学习英语，以便听得懂教授们讲课的基本内容。每次和新加坡同学一起做小组项目，我都担心因为语言问题拖了大家的后腿。我从一个小县城高中里的“佼佼者”变成了新加坡大学里的Nobody，眼前不仅是语言的鸿沟、严重的怀乡病，这种心理落差也需要调整。但好在我的第一站是新加坡，虽然官方语言是英语，却毕竟是东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有那么多华人的风俗、华人的饮食，可以慰藉乡愁。一年之后，挣脱了语言的困境，生活就变得轻松多了。我也很快熟悉了这个花园般的城市，可以优游自在地徜徉其中。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十五年，从十七岁到三十二岁。如果说童年时代是对人的第一次塑造，那么在新加坡的这个时期，则是对我的第二次塑造。如今，我特别感激这个城市，它给了我开明自由的大学教育，使我学会了对其他种族其他文化的理解和包容。可以说，它使我变成了一个精神意义上的真正的城市人，因为相比保守的乡土文化，城市文明首先意味着文化的多元，意味着开放和包容。
二〇一〇年，我离开了“第二故乡”新加坡，来到美国南方的城市休斯敦。感谢新加坡的“训练”，对于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我并没有经历什么“适应期”。在休斯敦生活了将近八年后，因丈夫工作的缘故，我们搬到了美国北方的老城波士顿。
除了常居的城市，我也曾去过很多城市，亚洲国家的城市、欧洲国家的城市、美国其他的城市……渐渐地，陌生感不再成为令人不适的障碍，相反，它让我保持有益的好奇心、新鲜感，正如在一定的距离感之外，更能感受到美一样。我早已没有那种小地方人的羞怯，因为“四海一家”的信念从某个时候起就根植在我心里，我深信地球上所有伟大、美丽的事物都属于我们所有人，只是有些人恰好出生在这里，有些人出生在别处而已。这信念使我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城市都具有一种优游的自在和自信。我觉得正是透过城市，透过它的庞杂和丰富，一个人才能把握到世界的某种整体性。
至于在我的故乡，虽然县城的样貌完全变了，但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人们依然彼此注目、相互窥探，街头巷尾依然传播着风一般的流言，人们在这小小圈中相爱、怨恨、妒忌……看起来一切似乎都沉闷无聊，而在一种凝滞、封闭的空气里发生的生活的种种，自有一种张力，值得一再书写。如今我回去，那里的人会把我当作外来人，甚至外国人。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童年的根须扎在哪里，那里的一切就永远和你有关，那里的故事也永远会是你写作的沃土。永远。
于波士顿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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