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旅人
沪地初游
四年前，我被公司安排去了上海的分公司，待了整两个月。
上海分公司位于延安中路一幢比较高的大楼上，比较起寻常城市中的大楼，这幢近三十层的写字楼已经属于摩天巨无霸级别了，然而它是在上海，在高楼林立的上海，这样的楼房太常见不过了。公司里接近一半都是上海人，其他的多是江苏、安徽、四川或别的地方来上海打拼的，却很少和我一样的浙江人，可能浙江人骨子里还是流淌着经商的血液吧，选择安稳上班的并不多，我认识的许多朋友，还有我同村族人的不少前辈其实都在上海，只不过都是经商或者办厂罢了。
在办公室里，工作之余大家也会聊天，有时候湖南人和四川人用带着各自口音的普通话聊着晚上如何约个饭局，附近哪里的东西比较好吃，厨师如何，辣味的纯正与否，作为美食名城杭州过来的我，对这些事关舌尖的话题自然是好奇的，也加入到他们的讨论中，不时从中发表几句看法。
有时，上海本地的同事会加入进来，跟着给我们介绍起作为东方道上的主人他所掌握关于周边饭店的内幕和变迁史，一席人海聊胡侃好不热闹。然而每每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点意外，意外出现在聊天的人里加入两个或三个上海同事后，聊着聊着就突然很自然的切换到方言模式，没有一点征兆和防备，我们几个外地人楞楞的看着他们口中不断蹦出“阿拉”“侬”等字眼，我的乡音和上海语系接近所以大致听得懂，却困于对一些差异俚语的理解慢而插不上话，过了一会他们好像发现过来，耸肩笑笑，表达着歉意切回到普通话模式，我们也跟着笑笑。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对整个城市都充满东方理想国般的好奇，曾经对超级城市的想象在出了地铁上了地面之后得到了印证。我站在出口，看着车辆如流水般的马路，路边的标识牌上一个个国内城市和省的名字在这里展示，好像魔都真有种奇妙的力量将这些地名包容其中。
实质上这是最早在上海划分租界的英国人开的先河，他们为了称呼、记忆的方便和显得整齐，自1862年开始，英租界和法租界的路名开始趋向于以中国其他省份的省名和城市名来加以命名，此后被相继模仿扩展到整个上海。当然，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么一出历史的，只是隐隐觉得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如此的命名倒是显出了这个城市兼济包容的雄伟气魄。
我住的地方是重庆南路边上的一座快捷酒店，楼面旧的有些颓废的味道，外墙泛着旷野般的暗灰，看得出来它的存在年限最迟也是上个世纪了。出差的两个月时间我就长住在那里，这个酒店门口正对着马路，马路上方立着一条几乎同样宽度的高架，经过下面都能感受到无数辆车开过带来的震动。或许是规划部门觉得下方的马路实在太宽了，因此在高架下面的桥墩之间隔了偌大一块区域作为附近居民的停车场，两侧各留了窄窄的刚好容纳两辆车并行的车道满足它作为兼职马路的功能。每天我就沿着这条马路旁边更窄的人行道从公司走回酒店，一路上听着各种嘈杂混音奏出的交响曲，捂住鼻子免得吸进过多被经过车辆带起的灰尘，好在我住的房间是酒店背对马路的一侧，相对安静倒不会影响睡眠。
酒店的楼下有间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它让我感受到漂泊在外有一个地方无论何时都为我留了盏灯的温暖，店员们也都是好脾气，每次我背着行囊推开玻璃门进去，随着礼貌性的“欢迎光临”还有一张张能融化冷漠的笑脸。
对一个城市的认知，也是从这样的温情中开始的。无论同事还是店员，我明显能感受到上海的友善，他们对外来者的一种理解和包容，但是我却感觉不到自己跟这个城市的契合，它之于我还是陌生。
对一个陌生城市，我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用双脚去丈量它，认识它，穿过宽窄不一的大道小路，仔细揣摩街巷里各处赤裸着的细节，俗人的生活与脏乱的小店，他们是城市光鲜外衣包裹下的真实胴体。我到过徐家汇，那里可能是超级城市上海的最南端，再往南变矮的建筑和变少的行人会慢慢弱化它作为超级城市的感觉，从那里沿着小路一直向北到汽车站去见我远道而来的朋友，会经过上海的几个繁华地。我走了两个多小时，却只对几百上千棵长着相似叶子姿势迥异的梧桐树留下了印象，我还记得徒步经过了法租界的洋房群和宋庆龄儿童书店，它们不一样的建筑风格让我记忆深刻，跨越不同国度地域年代的建筑在一路弯来折去的南北纵贯线上共存了下来。
我用照片记录这些以往未曾谋面的景象，最后整理相机时发现没有一张是跟我有关的，因为我忘了给自己拍一张跟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合影。
杭城印象
两年前，我把父母接到了杭州，这个我生活了六年的城市，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到创业，我在这里经历了人生寻求独立后最初的坎坷。接父母过来，一方面考虑到方便尽孝，趁着父母年轻，可以到外面多走走看看，另一方面，父母到了，也能帮助我一些创业上的事情，创业事事琐碎，而父母的人生经验却都能解决的很好。为了方便父母适应杭州生活，我在物色了许多房源之后租下了一个主城区农民房里的小套房，改造出来的两室一厨一卫，让我敲定决心租那里的是通过房东我知道那边隔壁也住着一户台州人，女主人年龄和我母亲相仿，在异乡，这样的偶遇别说有多亲切。
果然，一住进去母亲就和邻居的台州女人成为了好朋友，才几天功夫就变得无话不谈，跟我和父亲一起的时候总是神采奕奕地说着她刚获取到的关于邻居一家的最新情报，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静静地看着，笑着，听着，听完再附和着请母亲讲下一个话题。母亲是个很健谈的人，如果碰上合适的辩手或听众，连续讲个十小时真没问题，只是我和父亲都是那种安静内敛的风格，常常不能给她足够发挥口才的空间。
让母亲念念不忘的是一次坐公交的事情，那次，母亲听我说去了一个超市，出来之后也不知什么原因，坐了反方向的一辆公交，原本应该是往我们附近这个站点的，结果从超市出来的时候早已忘了南北东西。上了车，发现车子开过的地方越来越陌生，直到一问司机，才知道坐反了，母亲很懊恼的下了车，从路对面等到公交坐回来。这个事情对母亲的触动非常大，除了对额外花掉的两元公交钱有些不快外，对大城市复杂的交通和动辄坐半小时一小时车也表现出相当的不满，这以后，母亲出门再也不选择公交，多数情况下，再远的路也宁愿骑车过去。
有一天父亲突发奇想，要带母亲去看看西湖，父亲变着花似的说着西湖的宽大和好看，做着手工活的母亲执拗不过不得已一起去了。两个人各一辆自行车，沿着莫干山路一直向南骑去，时下正是秋天，下午三点的太阳已经不是那么强烈，路两边浓密宽厚的梧桐又遮住了绝大部分的光，两辆自行车并排从一片片树荫下骑过，慢慢的变小、变远。对我而言，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画面，来的幸福，又如此的充满着艺术感，由两位不懂得艺术的人即兴创作出来。我想起许多年前，那时候我从家乡出来求学，每次离家出发杭州，后面也是这样的，充满关切和留恋的目光，时间它让我们调换了位置。
我们最终离开了杭州，离开我打拼多年的地方回去了家乡，许多人对此表达了诧异。
我说，项目没做成功，坚持也没意义。
父亲说，杭州待不习惯，城市太大了。
母亲说，还是住家里好啊，自己的房子多舒服。
我明白父母的心思，他们也和我一样，在偌大的城市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我们愿意委身自己给一个城市，然而这个城市的深层是否愿意接纳我们？
故乡天台
我在想，一个人对一座城的归属感来自哪里，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缘于城市本身内在的东西？
我回到了我们的县城，这是个很慢节奏的浙江中部的小城市，它的慢，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慢悠悠的老司机，开着他同样年份漫长甚至发动机齿轮都卡钝了的老爷车，以极慢的速度沿着岁月架设的轨道开着，迟缓，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周围的变化，我却有种特别的稳定安宁。
在这个县城里，我们家有城区的一套大房子，又新买了一套，乡下老家还有幢带大院子的二层小楼，没有压力舒服惬意，我似乎找到了那种名为归属的感觉。
每一次回到农村老房子，站在院子里看着前方不远十几米高的樟树，密密麻麻的枝叶像在空旷的院前造了一台无比巨大的屏风，它挡住了许多的不速之客，却仍有些若有似无的回忆冒出来，让人不自觉的恍惚。
这是生养我的村子，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初步领略生命的美妙，享受了多少个夏天的欢愉时光，那时这里还没有如今这么平整的水泥路，房子也多是几十年前的砖房，许多和蔼的笑容还在。
我站着的时候经常会不知不觉想的很远，比如一百年前，三百年前，甚至汉代唐代的时候这里是怎样的景象，再往前追溯这里想必还没有人居住吧。小村子里的土胚房，尘土飞扬又弯弯曲曲的泥土路，我们戏过水的池塘，他们曾经有怎样的历史，跟我的祖辈们又有何种的故事和关联。具象的东西容易让人联想，并代入到当年的那个时代里，我很庆幸这些都没有丢失，它像一根线，一头被村里无形的拽着，另一头握在从这个地方出去的每一个人手里，无论他走多远，无论时间过去多少年，穿越几代，它都能清晰的被握着的人感知到，并由心底里撩动起相和共鸣的声响。
我喜欢听父亲讲家族的故事，比如我太公那一代的故事，太公的弟弟以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极有文才武功著称，被乡长看中招为副手，还获得了乡长女儿的垂青，曾带给村里莫大的骄傲，后来被国民党带走，再后来跟随国民党败退到台州玉环，下落不明，当时太公还托人去玉环海边找了，得到的仍然是音讯全无，另一方面多年过去也没有来自台湾的消息，这事便成了家族最大的悬案。
父亲说给我听的时候，一改往常安静的样子，甚至在我看来有几分单田芳老师说评书的感觉，绘声绘色，说话间神采飞扬，我能想象当年爷爷也是如此跟他在讲述这个家族颇为传奇的故事，因为二太公发生于民国的故事，生于六十年代的父亲明显不是其中亲历者，但父亲凭借对家族传承的认同记住了其中全部的细节，这些故事的细节，将来也会由我传承给家族下一辈的。
父亲已经慢慢有些白发了，县城里的空气再好，也让人不由得老去。
时光啊，再慢些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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