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2022年第5期 | 陈蔚文：口音中的故乡与异乡
陈蔚文，女，小说及散文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天涯》等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与排行榜。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散文新人奖、林语堂散文奖……
陈蔚文，女，小说及散文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天涯》等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与排行榜。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散文新人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奖项。出版专集《若有光》《见字如晤》《叠印》等十余本。
口音中的故乡与异乡
文/陈蔚文
1
在新映的电影《唐顿庄园2》中，电影剧组租下奢华古典的唐顿庄园进行拍摄，剧组女演员达格利什依靠美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好莱坞占据一席之地。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使剧组不得不停下默片的拍摄，临时把电影改成有声。可达格利什的口音粗俗，难以扮演片中上流社会的女性。情急之下，导演让庄园优雅的玛丽女士代替她进行声音录制。达格利什深感被辱她颐指气使，没有礼貌:她被配音剥夺了发声的权利，仿佛仍在演着默片，这也意味着在有声电影时代，她的失语有可能令她光环不再，甚至失业……
当然，最后一切和解了，达格利什和自己的过去、口音。她为自己的没有礼貌而致歉。
萧伯纳有一部话剧《皮格马利翁》（或译《卖花女》），曾被多次改编为歌舞剧和电影，尤以赫本出演的改编电影《窈窕淑女》而为人熟知。
剧情讲述一个语音学教授希金斯和朋友皮克林上校打赌，用六个月时间把一个举止粗俗、满口俚语的伦敦卖花女伊莉莎，改造成口音标准的上流社会女士。结果，伊莉莎经过刻苦训练后在大使馆舞会上光彩照人，帮希金斯打赢了赌，但过后发现希金斯并未把自己当回事，于是出走，寻求自己的人生。
“此剧可以洞见19世纪英国社会中，存在的语言与社会身份认同问题，进而揭示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虚伪性”，萧伯纳通过“语音”的故事讽刺维多利亚时期上流社会的等级制度，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口音与阶层的某种联系——语音建构了卖花女伊莉莎的新身份。
曾经，演员巩俐为拍《迈阿密风云》，学了一口古巴英语。接下来，她拍《沉默羔羊前传》，去布拉格，英文老师急了，我们是贵族，怎么能说一口古巴腔英语？她只好又改学伦敦腔——“口音是阶层看不见的烙印”。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来到伦敦的外省青年中，曾有莎士比亚，21岁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从英格兰的一个小镇来伦敦寻找舞台，从此改写了英语世界的戏剧传统。还有金融天才索罗斯，他17岁只身离开匈牙利，几经漂泊来到伦敦。一文不名的他靠打工维生，一开口是带有匈牙利味的英语。而若干年后，他的一句话能影响当时的华尔街和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
人们不再注意他们的发音是否够“伦敦”，在巨大的成功面前，口音取消了傲慢。
2
口音是一个人的来历，一个人的行踪。这时代流通激增，活动半径日益宽广，不等出生地的口音定型，可能便去外地读书工作，新的口音层层覆盖，如同五色杂陈的鸡尾酒。
北上广的一个小区可能容纳了上百种口音。
高铁餐车上，两个男人就着小吃喝啤酒。酒下肚前，两人的普通话都挺标准，举止也颇矜持。几杯啤酒下肚，家乡附体。胖的那位，点评手中轻飘飘的薯片“吃着没劲”。
“那啥，土豆烀着吃才香！”原来是东北人。他的同伴，爽朗一笑:“下了车，咱哥俩找个馆子好好滋洇几口！”得，山东人。
多年前，在一辆去天津的长途车上，我见过一个男人打电话，粤语说得顺溜，我以为他是广东人。之后他改说东北话，依旧地道，连尾音都有股猪肉酸菜炖粉条的味儿，这时他用意就有些明显:他在炫耀他的语言能力。再后来，他和身旁的姑娘搭讪，用的是北京话，卷舌音像胡同里长大的，姥姥舅舅住前门与后海。
尽管他的炫耀有些太张扬，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确有非同一般的语言天分。他究竟是哪儿人呢？快下车前，他接了个电话，他妈打来的——“恁到了么？吃了么？吃类啥？是不是吃类馍？”他妈是个大嗓门，声音透过手机溢洒而出。
他接完电话，后排的小伙子热情地认老乡，“大哥，恁山东菏泽的吧？”
我父亲，浙江口音跟随他一辈子，在赣地定居生活这么多年，他始终乡音未改。十八岁，他从浙中离家从戎，此后成为家乡游子，江南故乡对他是永远的惦念与回望。
他关心电视里一切有关故乡的新闻，餐桌上的食物也多是江南口味，还有他多年来不改的固执乡音。他教我儿子念古诗，总是把“遥看瀑布挂前川”的瀑布念成“破布”，弄得我哭笑不得。还有“笋”的发音，他必念成“埙”的音，以致好长一段时间，我儿子以为笋就该是那个发音。
父亲在赣地生活几十年，居然没有讲过一句本地方言，他不会说，但能听懂。潜意识里，是不是觉得学了赣地方言就是对故乡的背离？虽然在赣地生活的时间远多过在故乡的时间，但他的舌根固执地保留着吴语腔调。
若是和家乡金华的战友与亲戚通电话，那便是他表演“脱口秀”的时刻，滔滔不绝的家乡话，他说得投入忘我。我能听懂个七八成，明天叫“明朝”，吃饭了没有叫“切过咪”，茄子叫“落苏”（据说和战国时期的一个典故有关），傻瓜叫“矮朵”，睡觉叫“困告”，家乡网友玩笑说，“告”字用得真是有仪式感，睡前的祷告。
父亲的脚印找不到在故乡落下的地方，只能在方言中寻找归途。
而我母亲，虽在江西南昌出生长大，她也很少说南昌话，她在家说抚州方言，那是她父母的语言。
我外公外婆年轻时从赣东抚州来到省会南昌，艰辛立足，养大一堆孩子，他们先后在南昌去世，又先后葬回故乡。他们没有给子女留下多少财产，抚州话大概就算是遗产之一。作为长女的我母亲，没有在抚州生活过，但从我有记忆起，她就在家里说抚州话——她父母终生使用的语言。
外公外婆去世后，母亲仍然说抚州话，她的兄弟姐妹们中，只有她一人说，好像她作为长女，承担了传承父母家乡话的责任。
我和姐姐，既不大会说父亲的浙江话，也不会说母亲的抚州话，我们甚至也不大会说南昌话，因为在学校和家里，都没什么机会操练这种方言。我和姐姐一直说普通话，当然，也不纯正，它多少染上了浙江话、抚州话和南昌话的印迹。我掌握得并不熟练的南昌话多是在菜场、小食店学会的。
虽然未熟练掌握一门方言，但无论身在何处，听到浙江话、抚州话或南昌话，我都会有一种亲切感。有次在意大利旅行，在某个博物馆外，人群中传来南昌话——有对中年男女正用南昌话交流对今天中餐的看法，大意是吃不惯，回去了要好好补下南昌的拌粉瓦罐汤。他乡如遇故知，又似找到失联亲戚一般，当下过去搭讪了几句。
还有些时候，在高铁上听到江浙口音，顿有“岸头恰见故乡人”的亲切，如闻父声。
这些时候，我才发现，不说方言的人也是有故乡的。只是，可能不止一个故乡。像我，兴许应当说，有三个故乡。
3
曾看过一个帖子，“不会说方言的人，你的故乡在哪里？”帖子中有个观点，以语言文字谋生的人，更应该掌握方言。方言中有很多不仅仅是一种名、动或者形容词语的称呼，它还具有强大的修辞色彩，能够和地域生活场景、内容建立起一种相互对照的文学关系。
纵数古代至今的文学大家，许多确都是熟谙方言白话的——包括在古代诗词中，也有不少方言。比如李白的“寒山一带伤心碧”，秋天的山峦，铺洒着一片碧绿苍翠。有诗词专家考证说，李白是四川江油人，“伤心”在这里是“很、非常”的意思，不是“让人伤心”。现在的四川话里也有“笨得伤心”的说法。
杜甫的《七言诗・曲江二首》中，“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这里的“伤”也非受伤的伤，而要按长安方言中的“太”字解。
你能想象一个不用湘语的沈从文吗？轻轻嗔一句“悖时砍脑壳”的才是湘西姑娘翠翠，诅咒别人“倒霉到被砍头”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不讲北京话的老舍是没有灵魂的老舍。虎妞说祥子:“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这样的语言，才能活脱脱地勾勒出北方一个爽利大妞。
还有王朔，北京话的玩世不恭是其作品的精魂。小说《顽主》中，儿子和老子顶嘴，“我怎么就那么不顺你的眼？我也没去杀人放火、上街游行，我乖乖的招谁惹谁了？非得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点吗？”之后父子俩讨论做饭，儿子说做西餐，老子说吃家乡菜砂锅丸子，老子怼儿子，“你才吃几碗干饭？知道什么好吃？”“得，依你，谁让我得管你叫爸爸呢!”
换了其他任何一种方言，都无法传达出王朔式的这份京痞味儿。
上海的金宇澄先生，主业编辑，写作多年，直到年过半百，以上海话写就《繁花》才赢得大名。沪语方言照亮了他的小说，由此也可见，方言与文学的关系的确密不可分，“中国的方言是语言的后院或私室，人们用普通话说大话办大事，用方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当小说家用方言时，他看世界的眼光必定有变，不变不行，因为人就活在语言里。”
方言，确立了作者的精神原乡，使作品有了独特调性。
4
当人在使用不同语言时，会呈现出不同面目，这是多年前，我从一位相识者身上体会到的。
一次聚会，他在席上侃侃而谈，臧否人物，指点时事，像他名片上印着的长长头衔一样，他的话语与名片完全匹配。他说的是普通话（尽管带着家乡话口音）。手机响，他接起，老家打来的，他马上转成方言，在屋子一角接电话，声音压着，还是听得出话里的忍耐，电话打了好一会。他向大家解释，是老家的父亲打电话来，让他在省城办点事。
在和父亲通话时，他脸上先前的意气风发不见了，他紧锁眉头，一只脚不停用力蹭着地，似乎想减轻些压力。大概，父亲托他办的事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超出了他名片上印的那些头衔范围。
朋友说起，他单位有一人，从某小镇考出，托了点关系，来到这单位。每回这人接老家来的电话，声音特别亢亮，连串难懂的方言翻滚而出。他说普通话时并不会把音量调到这么亢亮。这是何故？他似乎在用方言证明一种“家乡自信”，那用力未免有些过猛的证明，让共处一室的同事不堪其扰。当放下电话，说回普通话时，他又回复到一个常人的状态，音量适中。
在上海工作时，认识一位中年女编剧，每当情绪激动（比如特别高兴或生气时），她一定会迸出几句家乡话，无论在朋友聚会的餐桌还是开会的会议桌，迸出的那几句浓浓乡俚口音的语气助词表达着她的强烈情绪。普通话无法释放这情绪，必须是家乡话，那牢固的，沉潜在她血脉的方言，成为她释放情绪的最佳方式——我猜想，在和丈夫吵架或做爱时，她一定也用的是这口音。
同时，她又一直想逃离家乡。在她的描述中，那是个重男轻女的豫北落后之地，粗糙的饮食，掐了一辈子架的父母，自私计较的哥哥姐姐。和她感情较好的奶奶去世后，她已以疫情为由几年未回那个地处太行山的小镇。年节给父母转点钱，以尽亲缘义务。平时，她几乎不和家里联系。
她和家乡联结最紧密的是口音，那藏着她痛苦童年与成长的回忆之地，口音烙印般打在她身体深处，成为一种本能，在她情绪最强烈时，迸发出来，成为她最直接有力的依赖。
5
女友西西从广州来，我们聊起了一些旧友。
“你还记得梅吗？”她问我。
当然记得，那是暌违久远的青春时代，大家都还是二十啷当岁，我通过西西认识了她。据说，梅是因伤从省体操队出来（也可能是因为吃不了练体操的苦）。我对梅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的酒量和漂亮，微黑肤色，精致而带点野性的五官，近乎完美的留有体操生涯痕迹的身材。
梅的父亲早逝，家境拮据，母亲和一个蹬三轮车的男人同居。她从体操队出来后，在本地一家颇有名气的酒店任领班，与酒店的老板有了一场轰轰烈烈恋爱，堕过胎，分手后闹到要自杀。梅的脾性是那种漂亮女孩常有的桀骜。之后，她和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男人在一块，我见过那位个子瘦高的男人，在沪上做纺织生意，镜片后透出城府十足的目光，他定期因生意（当然也因为梅）会来梅在的这个城。这个男人很快改善了梅的家境。她母亲有多半日子泡在麻将桌上，打得安心爽气;在她住的小巷，不少人家的女儿使家境有了质的飞跃，而梅的相貌在那条小巷是数得着的，因此她母亲将麻将牌推得十分响亮。
因为梅的早年丧父，许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的需要吧。梅有次告诉我，她对每段感情都是认真的，“不是你想得那样，”她非常严肃甚至有几分忧伤地和我说。
“那样”是哪样呢？我与她的联系渐少。
再后来，我听说梅去了海口，在那个当时还处于热火朝天大开发的新城，她碰上一个有钱并向往文化的男人。他送历任女友的一样礼物就是送她们去进修，据说其中一个女人因此走上了职业女性的独立道路。
他送梅去了北京一所外语学院进修英语，学校和专业都是梅选的。
梅在北京用不低的代价学着英语，每周飞回一次海口。时髦高雅的英语学得并不理想，她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远不如花在逛街和打保龄球上（那阵子正风行打保龄球）。但也不能说她在首都的语言学习一无所获。她说话带上了一种奇怪口音，她固执地在每一个需要或不需要后缀儿话音的词后头缀上儿话音，可北京的儿话音多复杂啊，就说街名，长安街、前门大街、五四大街，这些大街都是不加儿化音的，可朝内小街儿却又必须加儿音;还有各种情景用法，比如为了区别词义，改变词性，或为了在说话的时候强化语气和感情色彩，视情形而加，“别老去外面打冰出溜儿，有时间回家看看书，别一开学成绩就出溜下去了。”——梅哪掌握得了这些个呀，她的南方口音太重，这使她的儿话卷舌音听来生硬蹩脚，涂改液毕竟不是退字灵。
那段时间，她给很多认识的人打电话，倾诉她在首都的寂寞和烦恼，包括给我。她使用的是一种崭新口音，让人听得很别扭，这种新口音用北京话形容就是“听着糊嗓子眼儿”，辩识度低——如果灌成碟放进DVD，一定频频卡碟，哪怕用超强纠错功能的机子。
她的南方口音和北京话嫁接得转了基因，就像创造了一个新的属于她自己的小语种。她坚持每句话的儿话音。我怀疑她放下电话时，舌头都要抽筋了。
有个晚上，十多点了，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声音充满绝望，她低沉地哑着嗓子说，又是一样……我愣了下，明白她说的“一样”指的是什么:她又碰上个有头无尾的男人，像她以前碰过的若干男人一样。送她去首都读英语的男人大约又有新欢了吧？
那个晚上，我发现，她的口音一下恢复到去北京之前，又是摆着麻将桌的南方街巷里的口音了。她可能没力气卷舌了。她的新口音就这样功亏一篑。
那个电话之后，我们断了联系。
西西和她一直有联系，两人前几年加上了微信。西西告诉我说，梅先是在北京结婚生了孩子，孩子六七岁时，离婚了，又随现任丈夫移居青岛，夫妻俩经营酒店。西西说，梅的朋友圈经常晒大海，各种天气与光线中的海。
西西有次去青岛出差，梅请她在自家酒店吃了饭。她说，梅看上去成熟多了，比过去丰润，样子仍说得上漂亮。她丈夫，一位个头不高而壮实的北方男人也参加了这顿饭，梅不再是过去那个任性女孩了，她和丈夫说话得体，面带微笑。对了，她生了二胎，小儿子在读双语幼儿园，大女儿在读国际初中，梅挺重视两个孩子的教育，为他们请了钢琴老师，还有英语私教。
无疑，这两个孩子不会再带着南方小街巷的口音了，他们外婆和母亲的口音。梅为他们提供了另种语言环境，当年她在首都没能完成的英语学习，在孩子身上继续下去。
西西打开朋友圈给我看梅的照片，不再是那个年轻漂亮而任性的平民女孩，是一个几乎陌生的女人，脸上泛着保养良好的光泽。她端着一杯红酒，靠在餐台边，唇角带着一缕微笑——这是在喧嚣时代中终于完成了命运迁跃的成功者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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