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星火：把青春和诗献给了新西藏
我当兵以前，就读到杨星火的诗。入伍后，部队文化部门的干部向我讲过许多关于杨星火的传奇性的逸事，直到1982年春，在北京出席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我才亲眼见到杨星火——这位闻名已久的女诗人。她矮矮的个子，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慈善的面容和目光，朴素严整的女军人着装……我和她分到一个组，加上我们都写诗，自然交谈比较多。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她那不平凡的身世和创作经历。
女诗人杨星火，1925年出生在四川偏远的威远县城。后来考入南京一所大学，本来期望大学毕业后回家乡从事制盐工业，结果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时，南京解放了，不到半个月，她就穿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在部队文工团里当上了演员。这是她生活道路上的骤然转折。她担任独唱，从南京，经武汉，到重庆，一路唱《翻身道情》，唱《妇女自由歌》，宣传群众，鼓舞士气。1951年进藏部队要挑选三十名能吃苦耐劳的文工团员，杨星火幸运地被批准了。此时，二郎山已打通，部队正热火朝天地修筑雀儿山公路，杨星火放下背包，拿起铁筒喇叭，搞宣传鼓动，教部队唱新歌……战士们称她是“和我们心贴心的文艺战士”。
杨星火开始创作生涯是非常偶然的。那是1953年，领导安排文工团员到昌都地区白格村，体验藏族同胞的生活习俗和思想感情，并向藏族人民学习民歌。当时领导号召演员也要搞业余创作，要写新歌，回来“交卷”。杨星火为这任务所激动，所鼓舞，她虽然是理工科大学生，但爱好文学。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伊萨柯夫斯基还有田间、李季的诗，她都喜欢读，尤其喜欢唐宋诗词和元曲、乐府诗。当她接触到西藏粗犷、豪放而又优美的民歌时，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在当地群众欢迎她们的晚会上，一个叫波姆丹珠的藏族姑娘一连唱了那么多动听的歌：“祖国像一朵牡丹，共产党、毛主席像金色的花蕊，各族人民像红色的花瓣……”“好酒给英雄们饮，白牛奶敬你十二碗……”生动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朴实无华的句子，欢快明朗的节奏，使杨星火深深为之感动，她不由得动起笔来，在民歌的基础上写出了崭新的歌词：
“辽阔的蓝天，雄鹰在飞翔，
雪山下面有着无数的宝藏。
在那鲜花开满的草地上，
有着我们可爱的田庄，可爱的牛羊。
啊，西藏，我们的家乡，
生长我们的地方，
叫我们怎么不歌唱……”
当时一位弹三弦的乐手罗念一(以后成为著名的《洗衣歌》谱曲者)，为杨星火这首词谱了曲子，一演出，轰动了，很快风传到各地，甚至传到了抗美援朝的坑道。在“一九五三年西南军区文艺检阅”时，这首歌子同白桦、公刘的诗，季康（《五朵金花》编剧）的电影剧本一起获得了创作一等奖。
“你不要唱歌了，你搞创作吧，多写一些这样的好歌子，鼓舞我们的部队。”领导找她谈话，从此，杨星火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
杨星火熟悉修筑康藏公路的士兵，在她身上也有着筑路战士那种知难而上、坚韧不拔的劲头。部队施工，她下到基层。在火热的施工现场，在光线微弱的帐篷里，在颠簸的汽车上，她随时用笔记下自己的感受。《解放军文艺》发表了她的第一组新诗《金色的拉萨河谷》。以后，她写了许多修路生活短诗，还写了九百行长诗《波梦达娃》，歌唱了与大军并肩战斗、保卫边防的藏族姑娘。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雪松》。之后，她到《高原战士报》当了5年编辑，后又回到创作组。
1979年，杨星火重新回到她长期生活和战斗的西藏。这时她已年过半百了，但她仍然像当年那样不惧艰辛地扑下去。她到了最艰苦的那曲草原、申扎草原，攀上青藏高原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哨所，在那高达5300米的地方，氧气不足，一般人只能待上两三天，而她一住就是半个月，写出了叙事诗《云彩上的蜜桃》；羊八井地热田有许多沸泉，一百多度高温，丢个鸡蛋很快就煮熟了，那儿新建了地热电站，她为了描画西藏的春色，专门去走访了那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写出了《高原地热电站》组诗；她还到山南边防前哨生活了11个月，写出《波拉团长》《亮闪闪的硼砂湖》等新作……
读杨星火的作品，你会感到像她的人一样：质朴而又亲切。从她写的第一支歌问世以来，她的作品好像雪山上流淌下来的泉水，汩汩缓缓，清清亮亮，从未中断。她的诗笔描绘祖国西藏壮美的景物，讴歌驻守雪山哨卡的英雄战士，传达藏族同胞爱党、爱解放军、爱社会主义的强烈心声。她在高原上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足迹遍及边防哨所，曾四次登上西藏最高的雪山哨所查果拉去生活、创作。一位查果拉边防队的队长指着杨星火说：“她，是我们查果拉边防队的老兵。”可以说，她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高原，奉献给了生活和战斗在那里的人民和子弟兵。
她的爱人唐和清同志，是当年她采访过的一等功臣。那时，修筑康藏公路，唐和清当班长，杨星火在他的班里住了整整一年，他是杨星火的入党介绍人，忠厚老实，积极向上，全力支持杨星火从事创作。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雪松生在拉萨，与她的第一本诗集《雪松》一起出世。大儿子唐武生在内地。小儿子雪兵，原名阿旺次仁，是杨星火收养的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吉甫村的藏族孤儿。阿旺次仁的母亲双目失明，把孩子拉扯到三岁时去世，吉隆区委的女书记巴桑把这孩子交给了来采访的杨星火。杨星火觉得应该征求一下老唐的意见，因为她搞创作常不在家，老唐承担着全部的家务，如果收养这孩子肯定要增加老唐的负担。杨星火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准备带一个藏族儿子回来，同意否，速回电！”可是还没等到回电，杨星火已经把孩子领到家了，高兴得小唐武喊起来：“我妈妈采访了一个小弟弟回来！”当别人夸奖这对夫妇做了件好事时，杨星火说：“西藏人民哺育我们二十多年，我们收养一个藏胞小孩子不算什么！”
杨星火念念不忘党和人民对她的教育和培养。她曾给我讲过张国华将军对她的鼓励。那还是她刚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张国华军长派人把她找来，问：“你是不是写《叫我们怎么不歌唱》的作者？”她回答：“是。”军长说：“你以后要多写建设西藏、保卫西藏的作品。”军长还嘱咐她学好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平时哪个哨所山高，就上哪个哨所；战时，哪个阵地打得激烈就上哪个阵地!”她记住了将军的话，始终把这些教诲和嘱咐，当做自己深入生活、勤奋写作的动力。
2000年，杨星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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