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2022年第5期｜黎子：炉火、木车及其他
黎子，1993年生于甘肃庆阳，2014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发表于《草原》《作品》《厦门文学》《广西文学》《散文选刊》《扬子江诗刊》等刊。曾获《人民文学》高校征文大赛一……
黎子，1993年生于甘肃庆阳，2014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发表于《草原》《作品》《厦门文学》《广西文学》《散文选刊》《扬子江诗刊》等刊。曾获《人民文学》高校征文大赛一等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现居重庆。
一
五个姐妹约好，春节一起回老家过年。人还在高铁上，手机已叮叮当当响个不息，先到家的姐妹开始在微信群里发老家的照片。窑洞的烟囱上飘起鸟儿翅膀似的轻盈的炊烟，门前小坡上落了层薄薄的白雪，小白狗乞摇尾巴追最小妹妹毛茸茸的靴子。群里接连弹出一串热闹欢腾的表情包。我们有多久没聚在一起？隔着屏幕，亦能感受到每个人热烈跳动的心。
高铁抵达西安，转春运班车。肚腹里载满旅客的巴士像一只踽踽独行的巨大甲虫，摇晃着，摇晃着，从秦岭大地一路翻山越岭，爬上了黄土高原上一块最大的平原——董志塬。我的故乡便在董志塬上一座四面临山的狭长山沟里。关于这个山沟，儿时外祖母曾讲过一个故事。
人们素来以“千墚万峁、沟壑纵横”来形容黄土高原，皇天后土，广袤无垠，为啥会有这么多沟沟道道呢？说是黄土高原本来平平整整，良田万亩，地饶土肥。有一日，天上的雨神要去南海参加众仙家的聚会，临走时吩咐自己的童子，西北高坡雨水缺乏，又时值暮春，麦苗正长，干旱不得，你必得勤加勘察，三日降霖，五日降雨，把持有度。这童子当时迷迷糊糊没听清，雨神走后兴奋冲头，终于等到了掌管降雨大权这一天！他站在天上，三时一下，五时一下，连连降雨半个月却浑然不觉。地下早已滔天洪水无处可泄，黄土崩堤人畜皆殃。雨神回来一看，勃然大怒，情急之下，拔出发髻上的定水簪，朝着黄泱泱的洪水左划一道、右劈一沟，忙活了三天三夜，才将大水顺着沟沟壑壑引流进了黄河。从此，黄土高原上到处都是女神的簪子留下的痕迹。
我自小被寄养在外祖母家，生长在这被群山环绕的小小僻远村落，时间久了，便也跟着其他姐妹将外祖父外祖母喊作祖父祖母。童年里漫长无依的光阴，拿一本书去山上放羊，望着盖在山顶上的那块蓝布似的天空，想象外面的世界。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河湾、每一座山峁，甚至四角天壁上白云蹑手蹑脚的走向。十八岁之后，考上大学去南方读书，仿佛终于冲破这层天壁的鸟儿，从此天南地北地漂泊。回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少。五个姐妹都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各自负担着生活从它身上抖落下来的一枚枚果实和寂寞。日复一日，我们被无形的生活包裹着，湮没和侵蚀着，腾不出一点空隙想想在西北高原上那个早已遁隐在记忆深处的家。
拉着行李箱，一路踩着薄雪下了山。远远看见家门前的山嘴上围了一圈人，火光盈盈里，欢笑声一串接连一串从那人堆里崩裂出来。上了门前小坡，被说笑着的人转身看见，吆喝着起身迎过来。村里一位大爷拍祖父的背：“不错啊，他七爷，又回来一个孙女儿，您老今年能过个好年哇！”门前山嘴上聚在一起烤火的，原来都是村里前庄后庄的老汉们。他们手里擎着烟锅，一人头上戴一顶毡帽，摸起靠在墙边的拐杖（听说这拐杖都是祖父做的，村里老人人手一把，手掌下的龙头上一左一右用铁珠子镶着两只眼睛）。
“快陪娃进去炕上暖暖，我们先回，要吃晌午饭了。”老人们说着，拄着拐杖缓缓消失在半山腰各个小坡上，空荡荡的雪地里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寒冬的黄昏已垂暮，拐杖上那两只铁珠子做的眼睛，在白雪的映照下亮晶晶的，仿佛在为老人们日渐昏花的双眼寻找道路。
二
吃完饭，烧了炕，晚上是姐妹们一起约好开箱子的时间。
姐姐在餐馆打工，带回来了带鱼、螃蟹、菌菇、板鸭、酱料，都是些吃的东西。姐姐做饭手艺好，爱吃，也爱做，逢年过节总是她掌勺，姐妹们聚会更是她展示才艺、发号施令的好机会。我的行李箱里是带给祖父的皮靴和羽绒服，其他的都是药：感冒药、消炎药、头痛药、胃疼药、腰腿疼痛药、健胃消食片、中老年钙片、专治风湿关节痛的狗皮膏药。村子偏僻，没有药店，有个头痛脑热买药很不方便，祖父的炕角上常年挂着几个药袋。舅舅们每次回家，也给爷爷带药。或许因我自小身体不好的缘故，过于熟悉这些药袋子，总怕它不够。姐妹们笑话我说，你拉着一箱子药过安检，人家不怕你是倒卖假药的？我开玩笑回她们，要倒卖就倒卖你们几个，卖去深山里做媳妇，那才值钱。接着又是黏成一团嬉笑打骂起来。三妹最细心，从县城街上提了几碗羊汤回来，菜市场买了蔬菜、调料、馍馍、香片、姜黄，都是过年需要置办的年货。四妹长得最美，也最爱打扮，她的箱子里，有给母亲和舅妈的银手镯，给我们每人一个的心型吊坠，给小女孩们头上别的大红色中国结发夹，一人一盒海藻面膜，一人一只不同色号的口红。我们争着在手臂上试不同颜色，以挑出最适合自己的。最后，大姐挑了橘红色，我是豆沙色，三妹是玫瑰红，四妹是正红色，五妹最小，偏爱牛血色，涂了满满一唇，稚嫩的脸蛋立刻凛冽起来，五官高挺跃跃欲飞的样子。祖父看了一眼，说，像吃了死娃娃，不能胡抹。我们跟他解释，现在城里年轻女孩都这么化的，脸化得越白越好，嘴化得越红越好。祖父直摇头说：“好看不是化妆出来的，你奶那时候不搽粉不抹红，一样俊得很。”听祖父夸起祖母，我们又笑嘻嘻开着祖父的玩笑。五妹的箱子打开，里面全是零食，苏打饼干、速溶咖啡、豆奶粉、酸枣糕、巧克力、花生、瓜子、牛轧糖……我们一边从箱子里往外扒拉，一边挤来挤去兴冲冲商量，下次回家还是这样人均分配、分工合作，如此就能样样买全啥都不缺。
六七只大箱子在祖父的窑里排排打开，炕上、桌上、地上都是我们从外面世界带回来的琳琅满目的物件。闹腾到半夜，终于收拾好了，箱子们被一一扣上，挨个靠在墙角，静默不语地蜷缩在窑顶投下的寸寸暗影里。
关大门睡觉，姐妹们跺着脚卸妆洗脸，统一跑到西厦的大炕上挤着睡，商量着明天起床要干的活儿：扫窑、洗衣、蒸馒头。哐当一声，大门开了，小狗吠叫起来。我们起身，掀开窗帘朝外张望，是祖父。他提着两只鼓囊囊的塑料袋，拄着拐杖出门了。
“这么晚了，爷出门干啥去？”我惊诧道。
“还能干啥，肯定是给六爷送东西去了。咱爷爱他哥，我每次回来带的东西，他都要分一半悄悄带给六爷。”姐姐说。
三
祖父和六爷是人人称羡的一对弟兄，两人相貌、体形极相像，近些年做啥事都在一起。方圆百里办红白喜事，兄弟俩穿上各自的经典行头（一身崭新中山装，一副棕色圆片墨镜，一顶黑色礼帽），一人骑一辆小摩托，轻轻穿行在远近亲戚中间，走到哪里都要被人拦住问候：“好精神的一对老爷子！”他们脸上最相像的是一对眉毛，年轻时乌黑浓密，临老了，两双羽眉微微上翘，朝两边轻轻垂下来，颇有仙人风姿。祖父喜欢我们几个用手指肚去触摸他的羽眉，他说年轻时，我们的祖母留着一对大辫子，就是看上了他的浓眉大眼才同意嫁给他的。
年轻时，兄弟俩并不像现在这般要好。我们曾从不同人口中听到了年轻时他们吵闹很凶的故事版本，无论这些版本之间如何参差，总有一些重叠的部分映照了两个人一生中某段真实的历史。年轻时，六爷爱学习，头脑聪慧，中学一毕业便在队上做会计和文书。祖父则不同，他在兄弟里排行最小，自小便是祖辈父辈的心头之爱。学堂里念书到三年级，一天考试，考到一句“燕子在檐下造窝”，他想不起屋檐的“檐”字如何写，便站起身问先生。先生一拍桌面，考试呢，你问我来了？手掌一挥，让他出去。他走了出去，自此再未回学堂。后来，六爷当了队长又当村长，祖父成为一个木匠。
接着他们各自娶了亲。六爷娶了南原上窦家女儿，祖父娶了东原上拓家女儿。从此，他们长达几十年的 “战争”开始了。六媳妇性情恭顺，但心眼小妒心强。七媳妇直爽大方，但脾气火爆，咽不下半口闲气。你嫌我擀的长面偷偷给我男人多盛了半碗，我嫌你割麦子的时候在地畔上闲晃；你嫌我给娘家捎去了二两白面，我嫌你给你儿藏了半尺蓝布……这样的争吵昼夜不停，鸡飞狗跳。一气之下，曾祖父喝令分家，半山腰寻了一处地方，凿了两孔窑洞，祖父祖母便搬了进去。此后两个女人相互见了，仍是目不斜视走过去，不打招呼，亦不点头。她们也嘱咐要挟自家男人，不许和另一家过多来往。
姐妹们都有这样的记忆，年少时，祖母站在坡顶的山嘴上，六奶奶站在坡底的院落里，两人一高一低相互骂架，从早骂到晚。晌午了，两人进窑喝口水，提了镰刀下地，远远地相互骂到天黑。晌午饮牛，我和妹妹一人牵了一头老黄牛去河滩饮水，下坡路过六奶奶家，六奶奶家的海霞姐和另一个男娃搬了只长条板凳挡在路中间，不让我们过去。我们要过，他们不让。我们便哭着跑回去，给姐姐告状。姐姐听了，“噔噔噔”跑下坡，帮我们打出一条血路来。傍晚时分，已经休战的两个女人再次对打起来，整个山川的灯火都被震得在冷风里一颤再颤。
漫长的年岁里，两个男人都不在家。六爷去了平原的乡上做文书，祖父跟着搞副业的队伍辗转各地做木工活儿。
那时还是不辨是非的年纪，上一辈的恩仇旧怨延续到我们几个娃娃身上，我们也学着大人之间相互仇视，走路绕着那座院落，上学躲着那家小孩，夜里偷潜入果园摘她家未成熟的瓜果，扔到崖子下面去……直到有一天，我们五十七岁做事仍兴致勃勃的祖母去槐树上摘槐籽，因踏断一根树枝坠落下来猝然离世，我们再无力量与六奶奶抗衡了。
然而有一天，六奶奶上了坡来，臂弯的篮子里盛了几块香喷喷的糖角角，角角的一面渗出黏稠发亮的红糖。她把烤得焦黄酥脆的糖角角递到我们手里，转过身默默擦泪，说：“可怜娃娃，再没人与我吵嘴了。”
我们“哇”一声跟着哭了，轰然滚落的泪水里或许还夹杂了些对祖母的负疚与羞惭，我们终归是吃了别人家的糖角角，背叛了我们的祖母啊！
我们一个个长大，相继离开那座矮矮的小山村。每次回来，站在门前山嘴上等待的，是六奶奶。我们一上坡，她便走过来，抓住我们的手，摸摸胳膊又摸摸肩膀，念念叨叨。她瘦削的双手抓着我们风尘仆仆的旅程，仿佛那旅程有一双翅膀，在归家的这一刻，终于乖乖收拢，安心休憩了。
四
几年前，六奶奶也去世了，和祖母一样，埋进了我们庄子下面的麦田里。整个村庄已空空荡荡，年轻人都进了西峰城，或像我们姐妹这样，鱼一样悄然潜入祖国腹地的四面八方。村子里留守的，只剩下一些老人。他们日日和一条老狗守在自家门前一块卸下来的石磨上，看长脚的光阴从东头踱到西头。光阴似乎也老了，累了，走得很慢很慢。
祖父在门前打麦场上盖了一座棚子，用一块黑色的油布盖住了顶。棚子旁边放了七八只用老树根做成的木板凳，板凳中央是一个用铁桶钻洞做成的火炉子。这炉子一年四季烧着，上面煮着赶集买回来的七块钱一斤的碎末茶叶。水滚开，茶叶渐渐沸起来，那些河对岸，东庄西庄的老人或拄着拐杖，或骑着小小的三轮摩托车，渐渐聚拢到棚子下。祖父有一台小音箱，里面都是些经典秦腔名曲，是舅舅给下载的。《下河东》《铡美案》《二进宫》《华亭相会》……听得起劲儿时，有人吐了口里的碎末茶叶，跟着吼上两嗓子。有时候，村里仅剩的几个奶奶也过来，她们提着另外一架小音箱，里面放的是流行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阿尔山的姑娘》《最炫民族风》《小苹果》《酒醉的蝴蝶》……她们中间有人去城里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在东湖公园门口学会了跳广场舞，所以准备把这种潮流娱乐方式带回村里。她们在我家门前的场院里跳了几天，总也学不会，越跳越别扭，被爷爷们磕着烟锅取笑，再也不来了。另寻了一处地方，三五个婆子聚起来，尝试着再捡拾起年轻时都拿手的绣花活计。
屋棚下方就是穿过整个村庄的环山公路，十年前修的，黝黑乌亮的柏油马路。老人们聚在山嘴上喝茶，坡底下驶过的每一辆车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常常看见穿着鲜亮运动服的年轻人骑着山地自行车从坡下马路上驶过。天晴时每个周末都会有，祖父说，是西峰城下来的年轻人。我说，这是环山骑行，现在很流行这种运动方式。他们有时也看见一辆锃亮的小汽车从坡底下开过去。“哎呀，那好像是我儿子的车，我得回家去了。”有老人颤颤巍巍站起来，又不确定是不是瞅对了，如果不是儿子的车，白跑一趟。“儿子说，这个月末会回来一趟的。”老人嘴里含混不清念叨着，又坐下了。
这一堆人里，六爷从不主动站起来，他家的两个儿子，只有过年才回来一次。祖父也从不急着站起来，因为这是他家院子，如果儿子回来，车子会直接开到棚子跟前。开黑色汽车的，是大儿子。开白色汽车的，是小儿子。
屋棚下大多数光阴都被一张寂寞的筛子轻轻地旋着、筛落着，没有任何一辆汽车来打扰，光阴密密地缝缀秋天的雨水和冬天的白雪。在这被雨水和雪花所笼罩着的空间里，六爷坐在上首，引导着人群的话题，上至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下至谁家孩子大学毕业没找到正式工作，在大城市里送外卖呢……祖父不爱说话，总在旁边默默听着，把炉子里的柴火续上，或在喧闹的人群边上一个人做着他的手工活儿。像儿时爱好的那样，他给一块石头凿出眉眼、画出脸蛋，给一块盘木树根雕出龙鳞，再镶上两颗眼珠子。屋棚的四面，挂满了堆满了他做的这些千奇百怪的玩意儿。有次，崆峒山一位文化学者进入村庄收集陇东民谣，看上了祖父的这些东西，要收走放进崆峒山博物馆。“这些都是珍贵的民间艺术。”那人对祖父说。祖父不懂什么艺术，但他乐意那人喜欢他做的东西，说：“想拿什么就拿吧。”文化学者收走了祖父做的一对木雕龙凤、一尊石刻菩萨、一只树根板凳。临走时，他看到了倒挂在院墙上的地轱辘车车说：“这可是个老物件啊，这是咱们董志塬几千年农耕文明的象征！”那人推走了木轱辘车，塞给了祖父几百块钱。
有一年正月二十逛庙会，祖父和六爷专门骑着小摩托去崆峒山跟庙会，在一孔装饰得花花绿绿的窑洞里看见了自己的木轱辘车，上面绑着大红的缎子，下面立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字。有人正围着拍照。六爷挤过去念牌子上的字，转身回来告诉祖父：“是介绍木轱辘车的历史和作用的，现在这年轻人，连农具都不认识了吗，花钱进来看这做啥？”
祖父回家后，花了半年时间，挑选木料做了一辆木轱辘车。他说：“你们以后要是都结婚了，过年回来，这轱辘车给娃娃们当玩具车。”
五
年关将近，姐妹们的大扫除任务风风火火地进行着。我们掀了祖父的褥子，拆了祖父的被子，全部换上新的。哄着骗着叫祖父从里到外换上新衣服。“换它做啥，换了新的也穿旧。”祖父抵抗道。“那不一样，新年新气象。”我们叽叽喳喳将新买的裤子袄子统统给祖父披挂上身。收拾旧衣时，发现祖父的衣柜里不知何时住了一窝老鼠，抽出一件线衣，小老鼠们四散而逃，跑出了窑门，在院子里胡乱奔逃。收拾衣柜的四妹早已尖叫着与老鼠一同跑出来，在院子里哭喊着转圈圈。姐妹们听闻，都拾起笤帚去追赶那些肆逃乱窜的老鼠仔，院里顿时乱成一片。
打到最后，似乎变成了一场娱乐游戏，呼喊蹦跳着，变得又惊又喜起来。只有大姐很生气：“把柜子里的衣服都抱出来，全部洗一遍。”我们撇撇嘴，都不怎么乐意，寒冬腊月的，这两天净干粗活，双手都要开裂啦！但我们无人敢在姐姐面前偷懒，乖乖顺从着端了老鼠的老窝，把柜子里陈年累月和着灰尘的旧衣服拿出来洗一遍。
过年那几天，门前场院里停满了一排小汽车，亲戚朋友们陆陆续续地来了。舅舅们张罗着写对联、贴门神、拜灶爷、挂灯笼，舅妈姑姑们都挤在厨窑里擀面、炒菜、做羊汤。轻盈的白雪落下来，被纷乱的鞋跟一遍遍踩踏，变成一串稀泥做的脚印，印在东厢房、西厦子、上窑和下窑之间。站在窑洞门口望出去，仿佛四条延伸至不同方向的道路，明明相互之间存在联结，可这种联结如此微弱，脚一踏便断了，雪一落便看不见了。
院子里人群喧闹、热气腾腾，偏不见了祖父的身影。我出了大门去寻祖父，看见他一人坐在门前山嘴上发愣，手掌下捂着炉子里一星微弱的火苗。雪似乎密起来了，扑簌簌落满祖父的背影，落满门前的土坡，落满河对岸一座座高大的山峁。祖父仿佛一尊自己雕刻出来的石像，是这山川白雪中过于静默的一笔。
我不禁泪落下来，走过去拽祖父的胳膊。
“已习惯了。”他说，“你们不再的时候，天天坐这儿等你们回来。你们都回来了，还想在这儿坐坐，好像等的人还有没回来的。”
祖父朝西庄里稀疏的院落遥遥望去，指着一家院子，说：“那家院儿今年也空了。老家伙死了，孙子在城里酒店做厨师，儿子媳妇在城里扫马路，他们要在城里买楼房，今年没人回来过年了。”
我搀祖父起身朝院里走去。踩着白雪小心翼翼而行，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这个家，或许很快也将成为一座空院子了。
六
过完年，舅舅再次商议接祖父去城里住的事。祖父摇头，不去。再说，还是摇头，不去。
“为什么啊？关键是离这么远照顾不上，爹你这样让别人怎么看我们？”
“谁要你们照顾，管他别人看法呢！城里我住不惯。我就喜欢这山疙瘩里，活一天是一天，死了，挖个坑，埋你妈旁边。坟边的柏树我已经种好了，大雪天回来也绿油油的，能找见。”
舅舅生气，转身出门。
姐姐在身后悄悄说：“祖父不愿意进城，是因为舍不得六爷。他走了，就剩下六爷一个人了。”
我们这才恍然想起，这些年，祖父与六爷的关系似乎日益紧密。刚开始，我们很不乐意千里迢迢带回家的东西祖父都要分一半给六爷。后来我们渐渐发现，一生不会做饭的祖父，老了也没有学会这项必备的生存技能。舅舅们带回来的冰箱里塞满的肉、蛋、蔬菜，放坏了，也原封不动放在那里。祖父唯一会做的饭，就是煮挂面。倒是六爷做得一手好饭菜，常包饺子、炖肉、炒鸡蛋……每逢做了好吃的，轻轻过来掀起祖父的门帘，走，今儿不开火了，我做了好吃的。祖父便像个孩子似的跟着他的哥哥出了门。十几步开外挨着的另一座院落，就是六爷家。祖母去世后，我们就把家搬过来与六爷家做邻居了。
年后，我们姐妹提着吃食礼物去隔壁看六爷，进了院子，惊了一跳。儿时深深恐惧着的这座总是紧闭着大门的高墙院落，窑面上的黄土已层层剥落，崖面上长满了刺荆、酸枣树和椿树枝。两孔窑洞早已荒废，无人居住，六爷住在靠近大门近年政府出资建造的一间彩钢瓦板房里。进了屋，光线昏暗，十五瓦电灯的摇摇晃晃中，仍能看见六爷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窗边木桌上，摊开着一叠宣纸，旁边放着毛笔，六爷还练字呢。他笑笑，闲着没事瞎练的，现在眼睛看不清了。炕边的火炉子上搭着一口小锅，里面煮着黄酒，热气翻滚着已煮开了。六爷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尝了一口，涩中带甜，劲儿大。祖父喝得最多，喝空一杯还要一杯。黄昏的时候，他已喝醉，红着脸说起年轻时的往事。
七
初七之后，雪终于停了，姐妹们再也停不住，各个嚷嚷着要走，开学啦，上班啦，要扣奖金啦，快没有车票啦。
大雪刚过，山路已被积雪封锁，舅舅们的车子无法开下来。我们只能拉起各自的那只大行李箱子，走路上山。
我们要走，祖父跟着也要走，肩上扛起一只大木板，要把我们送过河。“石桥塌啦，说是花一百万造的桥，才用了几年，不知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塌啦！”村里的老人再次聚集到我家门前，烤着火，口中说的都是过年期间大桥突然塌陷的事。
“爷，桥塌了，你扛一张木板下去也不顶事啊，快放下来。”我们夺下祖父肩上的木板。趁不注意，祖父又扛上了肩。“咋不顶事，”他说，“我一早下去查看过了，有一处小路，搭了木板就能过河。”我走过去将木板夺过来扛在自己肩上，一时妹妹姐姐也来抢。“两个人抬，一人一段路，人人有份儿。”姐姐发话了。我们戴上手套，裹上围巾，出门了。
行至河边，远远看见那横跨两个村庄的巨大宏伟的石桥，从中间拦腰截断，跌落下去，像一个失败的记号矗立在村庄悠长的臂弯里。河面上结着薄薄的白冰，薄冰下浑浊的河水发出沉闷的响声。
从前的小木桥仍悄无声息地存在着，孤零零地悬挂在一片空寂里。祖父用拐杖拨开苇秆，将木板搭上去，让最瘦的五妹上去试了试。她顺利过了河，剩下的姐妹拉着箱子磕磕绊绊跟了过去。只有祖父一人，留在河岸那边。不知何时，祖父的新外套衣襟上沾满了炉灰和泥巴，而我们再也无人留下为他洗洗这件衣裳了。他晃晃手中的木杖，又把头上的帽子拿下来挥了挥。“到了你们的地方给我打个电话。”他总是记错我们各自所在城市的名字。姐姐在西安，我在重庆，三妹在广州，四妹在西宁，五妹在郑州。他总把顺序记错，但这些城市他记得，看新闻和天气预报时会格外关注。哎呀，广州来台风啦，西安又是高温，青海五月还下雪啦……七月里，周末他叫村里路过的年轻人帮他拨电话，打给我，他在电话里着急地说：“霞霞，我在新闻上看到重庆发洪水，把街道都淹啦，你待在楼顶上，千万别下去。”
我哭笑不得，说：“爷啊，我住的十九楼，又在山上，地势高，淹不到我的。”
我们又蹦又跳地跟祖父挥手，唤他赶紧回去。他点点头，仍是站在河岸另一边，一步不肯挪动。等上了半山腰，四妹走坏了一只鞋跟时，我们仍远远地看见，祖父立在河岸上，像一棵身负沧桑的楸树，尽管树皮上伤痕满布，身姿仍朝着天壁站立得笔直，站立成一道永恒的光阴。我们终于登上山顶，再回头看，看见那棵树缓缓地转身，朝着来路踱回去了。柔软的白雪覆盖了他眼前的道路，那道路弯弯曲曲，拐进村庄，上了坡，走到一间棚屋下面。棚屋下坐着一堆跟白雪一样苍老的人们。人们摆弄着手边的炉火，说着话，脸上的皱纹像火苗一样笑了。
我们站在山顶，遥遥地看见了那簇火苗，那么亮，那么暖，仿佛将我们归往异乡之途的道路也照亮了。泪水无声滑落，滚落在脚边的雪窝里。雪边的脚步转身远去，踩着一串厚重脚印，上了停在不远处的一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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