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2年第10期｜陈冲：无法实现的梦想（选读）
他说，家里第一次装日光灯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变得老亮。那天妈妈开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灯管下面唱歌，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唱“……
我问哥哥，你记得些什么小时候妈妈的事情？
他说，家里第一次装日光灯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变得老亮。那天妈妈开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灯管下面唱歌，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问，还有呢？你还记得什么？
他说，妈妈跟爸爸发脾气。
我问，她为什么发脾气？
他说，他们两个人用一张写字台，有时候我们也用，台面总是堆得很满。她发脾气，大概都是因为她备课写好的一叠纸被弄乱了，或者少了一页。妈妈做所有的事都特别用功，其实她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起那时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里，夜晚我只要看到母亲坐在书桌前的身影，就仿佛感到世上一切平安无事，可以放心入睡。
大约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亲跟我说，你为两个孩子作出太大的牺牲，耽误了你的事业。她的话令我震惊。我总是觉得，是丈夫和孩子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难道母亲认为，命运赋予了我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和成就，而我却没有孤注一掷地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和理想？
母亲的命没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学跟我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安中怀着你，你外公有两个鸡蛋的补助，杨××就不许他把鸡蛋留给你妈妈，他说这是给一级教授的补助。安中在药理教研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杨××，我们都知道整死张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从来没有机会做科研，她对科学的激情、才华和学识大多都被时代和环境消耗掉了。
然而，母亲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记得，在炎热的夏天，她和我赤着脚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湿的地板上听广播英语课，跟着大声朗读。当时的教材，经常是直接把小学语文课内容翻译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剥削农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语里的声调拉长了，听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几天后，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文革”结束后，欧美医学代表团开始访华，当时外语人才奇缺，母亲常被叫去当翻译。每次活动前，母亲总是跟姥姥一起准备和排练可能聊到的内容。有一次，她们排练见面和告别礼仪，姥姥扮演外宾，跟母亲说，“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母亲回答说，“It’s my pleasure! ”姥姥说，你也可以说“ Oh,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 ”这样听上去更优雅，也更热情好客一些。我也这样在一旁学到不少课本里没有的英语。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 走出了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结束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母亲参加了那年的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亲有很多笔记本散在家里各处，大多写着人名、电话号码、几时上钢琴课、修理工几时来等等。她走后我仔细翻看，才发现她也记录了往事。为什么写过往的岁月？想给谁看？或许她只是不想遗忘。笔记本没头没尾没有年月日，也许那些越来越潦草凌乱的字迹，越来越碎的记忆，是她在迈近生命的尾声。关于一九七八年出国留学考试，她写了：
上海医学院派出一批三十岁以下的大学生和业务干部，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出国考试，但是这些年轻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业务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未能通过。学院只好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应试，我也参加了，首先是笔试及英语口试，通过后便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去专业面试。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正好是父亲生前很感兴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报告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些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试顺利通过了，当我起立告别时，主考官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这时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也刹不住车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
这位“主考官”是谁？他是否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经的才华和炙热？他给母亲出的考题是什么？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公张昌绍就发现了吗啡的中枢神经镇痛部位，包括第三脑室周围和导水管中央灰质脑区。他认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于科技条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测和想象。十年以后，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内源性吗啡样受体，那正是外公当年假设的那种细胞组织。
母亲阅读了美国神经药理学家Solomon Snyder关于受体的文献后，激动不已：
爸爸，你对吗啡作用于专一的受体而发挥作用的设想，终于被证实了！如果你还活着，现在应该是你一生中最兴奋和幸福的时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刻。你曾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为此项研究做的一切：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科研条件的准备，自己身体条件的准备，都在这场运动中化为乌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当时母亲正在上医针刺麻醉研究组，钻研针灸原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针刺穴位的镇痛，可能是因为刺激了脑内某些区域释放吗啡样的物质，与中央灰质脑区释放内阿片肽有关的设想。经过艰苦的实验，这一科学假想得以证实。母亲用受体研究，回答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效的部分原理。
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释，阿片受体好比脑中的一把锁，而生命的进化绝不会允许“没有钥匙的锁”那样奢侈的浪费。“锁”的存在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钥匙”存在。现在科学家证实，脑内果然产生了与罂粟惊人相似的化学物质，作用于阿片受体——就像钥匙作用于锁。这个被称为内啡肽——“内在的吗啡”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快感、欲望与情绪的体验。
那天的对话之所以难忘，是因为母亲接着给我举的例子。她说，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许只是基因赋予了他异常富足的内啡肽——天然止疼药；而有些经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许并不一定都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也许就是缺乏了同样的天然化学物质。内啡肽的研究几乎超越了科学范畴，进入了哲学范畴。
不难推断，母亲在中科院的留学考试题目，是关于阿片受体与内啡肽的研究——她和外公两代人共同向往的。
姥姥曾用工整秀丽的手迹，写下了六页生平重要年鉴，她传奇性的生命中却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动乱，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张昌绍得以平反。”这两行字背后有多少诉不尽的血泪和沧桑，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
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掩面跑出面试厅，沿着外公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路线，从太原路拐角的书报亭，穿过肇嘉浜路，沿枫林桥路跑进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亲人、年华、机会——都化成了泪水，冲洗着她心灵的伤口。母亲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考取留学资格以后，母亲必须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挑选一个国家。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讨论起英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哪个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讨论外面的天地。
那一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了英国，为那里科技、工商业的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惊。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自行车还属于奢侈品，而英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车、私家房。他说，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父亲说，你还是去英国吧，中美没有正式建交，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亲的说法。我听小学老师说过，美国的富人把牛奶倒进河里，而穷人的孩子没奶喝，那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但是母亲说，美国在神经药理科研领域全球领先，要学就要去最顶尖的地方。
她首先想到的是Solomon Snyder教授——发现脑内阿片受体的科学家之一。那年，Snyder因受体研究，获得了 “Albert Lasker 基础医学研究奖”，也是生物医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人员之一。母亲写信申请去他的实验室学习，一个月后收到回信说，他的实验人员配置已满，但是可以推荐她去他学生Gavril Pasternak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进修。
落实了导师以后，我凭单位证明和发给我的人民币，到外滩的中国银行去购买了五十美元，以备在抵美后领到第一次工资前所用。出国前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政治学习和练习英语口语。黄家驷教授来宿舍看我，嘱咐说，这些年搞运动，我们在科研上落后了，你谦虚谨慎，努力学好回国来建设现代化的药理教研室。你是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表现得好，对以后出国留学的人是个鼓舞和榜样。一个人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话本应你爸爸对你说的，他不在了，我代他说了。他灵魂在天一定很为你骄傲的。我听了泪流满面，非常非常想念父亲……
……出发去美国了，那时我们和美国没有直通的航线，必须从巴基斯坦走，再经停法国巴黎，辗转前往美国纽约。飞到巴黎后在机场要停留三个小时，这时凭机票可以在机场餐厅用餐，我没有胃口，但急需上洗手间，去了机场洗手间，看到必须在门上投入一法郎硬币，门才会打开。我口袋里仅有一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只好灰溜溜回到大厅等候。正在不知所措时，一个队伍五位中国男士，穿着清一色黑色西装，行李箱上绑着一样的彩条箱带，在我对面坐下来。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报告队长，我要去小便，然后就从那个队长那里拿到一枚硬币，往洗手间去了。我像遇到救星一般站起身说，报告队长，我也要。队长怀疑地问我，你是谁？我赶紧把护照、组织介绍信、美方邀请函等证件给他过目，然后从他那里拿到一枚硬币，才算解决了困境。
她的笔记本上没有写任何离愁别绪，只有这样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危机。也许那是冰山一角，让她预感到更为巨大的未知和冲击。
那时去美国跟去月球差不了太多。母亲出发那天，我在哪里拍戏？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我至今能看见家里那些被她撤空了的橱柜和抽屉。母亲仿佛嫦娥奔月，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让我无比伤感和惆怅。她在那里怎么生活？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中美之间的信件，不仅要中转其他国家，还要经过严格审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杳无音信。第四个礼拜，她的信终于寄到，我的心才放下一些。
母亲暂时吃住在纽约中国代表团（领事馆前身），从窗口能看见哈德逊河——记得她在信里说那是“纽约的黄浦江”。她每天坐公车和地铁，穿过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去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上班。
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这个消息令我心惊肉跳，那个年代，在大陆偷听台湾电台是要坐牢的，母亲居然阅读台湾报纸，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后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
眼下我在纽约拍摄电视剧The Retreat，去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时，偶然走过66街和York道，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就住在路口这栋红砖楼里。我有一张她在这里拍的照片，穿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开衫，逆着阳光坐在小书桌前，桌上的书本堆得老高老高。
当年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费，母亲付完房租，剩下的钱就很紧了。美国最便宜的蛋白质是鸡蛋和鸡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出国留学前她从来没有做过饭，对食物的理解只限于营养成分和化学结构。到美国后，她迫不得已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烧鸡腿。
我在这栋再普通不过的公寓前停下脚步，凝视许久，令一个路人转头看我。母亲曾在哪一扇窗户内生活、学习、想家、煮鸡腿？
从这里，她步行就能到达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实验室。我想象四十六岁的母亲捧着书本、文献、午饭盒走在这条街上。她远离了前半生所熟悉的一切，怀着对知识的憧憬，开始了一个女学生单纯俭朴的生活。每发现一件新生事物，她都像当年在日光灯下一样，感到突如其来的欣喜。我知道那是她喜欢的日子。
Pasternak是一位极其优秀和慷慨的导师，实验室里经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暑期学生（甚至高中生）、研究生、博士后、住院医师和客座教授，气氛非常活跃。周末，他和夫人常请母亲去餐馆吃饭，为她改善一下伙食，也带她见识一下曼哈顿。二〇〇一年纽约世贸大楼被炸毁以后，她还跟我提起，Pasternak曾带她去顶层的“世界之窗”吃过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母亲学习美国人文习俗的老师。
P让我代替他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去讲了两次药理课，一次是“痛觉药理”，另一次是“多巴胺类药物”，逼得我周末大开夜车，又用他的名义到摄影室去做了很多幻灯片。第一次上课时我很紧张，又看到教室里有两个学生边听课边喝咖啡吃汉堡包。如果在国内，我一定会请他们出去，但在美国该怎么做就吃不准了。事后问P，他说，这节课一点钟开始，有的学生刚从上午听课的教室出来，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只能边听课边吃，是很自然的。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叫他们离开教室。
一九八〇年，Pasternak教授派母亲去新罕布什尔州，参加一个有关阿片受体和配基的会议，并报告m1受体的工作。在会场上，母亲遇见了Ermimio Costa教授——她的第二个导师与未来二十年的好友。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戴一张印着自己姓名的卡，卡上有个小灯泡。如果有人要在会场上为自己的实验室物色科研人员，就亮红灯；如果想为自己找一份工作的，就亮蓝灯；两样都不需要者，就把灯关掉。我到P实验室才一年，按合同要两年才满期，因此没有亮灯。
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戴着红灯胸卡的先生向我走来，他自我介绍是Dr. E. Costa。我一震惊，Dr. Costa可是全球著名的药理学家！他说我是他遇见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对我做的报告十分欣赏，问我愿不愿意到华盛顿他的实验室工作。我曾读过他的论文，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有数个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逐步深入，而是铺得很开，相互之间仍有呼应，显出作者的兴趣和知识面之广泛。
回到纽约后，我找P聊了这件事。P说他已经接到Costa的电话，如果我选择去Costa的实验室，他会大度支持的。P按中国方面订立的规矩，为我写了鉴定，把我夸上了天，临行前还请我去了Wardolf Astoria吃饭。接着，我到中国代表团去汇报此事，并告诉他们今后NIMH会发工资给我。本来以为作为公派生，我不能拿美方的工资，只能拿中方的生活费，没想到代表团立刻答应了，他们说眼下资金很紧，停发了我的费用后可以多派一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
Costa的临床前药理实验室，是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部分，比Pasternak的要大很多。Costa是意大利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实验室按研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有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那里进修，他对科学不可抑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Costa很重视人才培养，实验室下面各小组的工作定期向他汇报，他当即作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或指示。每星期开一次全体研究人员的读书报告会，有一个人先作读书汇报，然后大家提问题、提意见，最后由Costa总结，我受益匪浅。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Costa实验室的所在地，成立于一八五五年，原名叫“政府疯人院”。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军队的医院和墓地。十九世纪末，史密森学会在世界各地考察带回来的动物，也养在这里。在最高峰时期，医院里有八千多个精神病人。一九五〇年代，传出这里有虐待病人之嫌，医院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一九六七年被划归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管理。一九八一年寒假我去探望母亲的时候，刺杀里根总统的John W. Hinckley就关在院内。如今，这栋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建筑，已脱胎换骨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总部。
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条白色的走廊，很长很长，尽头有一扇铁栅栏门，里面是几间空的病房，其中一间就是母亲那两年的“家”——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壁橱和小冰箱。那个星期，我住在她隔壁的病房里。走廊上偶尔会有穿着束缚衣的病人，被高大的男性护士领着走过，夜里偶尔会传来病人野兽般的叫喊，令我毛骨悚然。母亲却从未显出害怕，全身心沉浸在工作和学习中。
一天我向Costa汇报实验结果后，他说，下一次读书报告由你重点发言，我听了顿时开心得说不上话来，然后故作镇静地回答，好啊。他给了我一篇综述，我根据综述查阅了四五篇文献，写了一个发言提纲交给Costa审阅。他看得十分认真，还帮我一起假设了几条听众提问和讨论。这时我才看到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导师！我见过不少颇有学问的导师，但对学生的成长不够关心，主要是利用学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为自己的业务成就添砖加瓦。有的导师对学生倒是不错，但缺乏真才实学来引导学生在业务上的成长。像Costa这样两者兼有之的，确实不多，让我想起我父亲生前也是这样一位导师。
读书报告会上我居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会前我最担心的是，听众缺乏反应，结果那天的听众非常热情，提了很多问题，还给予了好评。通过这次报告会，我和实验室其他进修生交了朋友，周末常被邀请去他们拥挤的住处共进晚餐。我回国带研究生的时候，总是以Costa为榜样，也推荐了不少学生去Costa的实验室进修。
我跟着母亲游走于这所占地三百四十六英亩的医院，不由得在墓地前停下脚步。寒风凛冽，灰色的天空落着小雪，凋零的枯树嘶嘶作响，一片墓碑寂静而凄美。这里埋葬了近六千名烈士和精神病人——都是冤魂，没有一个是平平安安在家人陪伴下老死的。母亲用一条米色的羊毛围巾裹住头，默默站立在风中，也许想起了她生命中死去的亲人，她的父亲也是冤魂，还有她的表哥和大舅。
圣诞长假前的那晚，母亲请了Costa和实验室的同事，在铁栅栏门内的走廊上开了个晚会。我们吃披萨，喝饮料，听大卫·鲍伊风靡一时的《中国女孩》，跳舞。一位同事从家里带来一只迪斯科舞灯挂了起来。在五颜六色的炫光里，我惊讶地看到母亲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谁能想到，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这常人只敢用窃窃私语道出的地方，这被无数不幸的命运像枯藤般缠绕的地方——竟然有过如此美妙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母亲带我到马里兰州，在一位姓高的医生家里住了几天。高医生和他太太在一个研讨会上听了母亲做的科研报告，认识了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高医生一家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告诉我，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免不了有各种偏见。母亲高雅得体的仪态和渊博的学识，在所到之处都为人树立了新中国的华人形象，让当地人尊重，也让华侨们骄傲。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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