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2022年第10期｜孙婷：草色年年满故城
我在童年的蓝天下见到过老屋的那条小巷偶尔……
四十年故园风雨，我从未离开过长安城。没有离开，似乎没有资格谈乡愁，然而我却时时在梦里被一股莫名的愁绪缠绕着，剪不断，理还乱。
我在童年的蓝天下见到过老屋的那条小巷偶尔走来一辆慢悠悠的马车；在青春年少好奇心的驱使下第一次进超市购物。我体会过这座城市如深水静流般缓慢的日子，也惊奇她突然而迅猛地成为网红城市、旅游胜地。她的身体一天天地在扩大，四处延伸的触角遍及往日郊县。我在她的身体里出生、成长；在她的注视下演出人生的起伏悲欢，从来不曾想过回头看看她的目光是热烈还是静默。
没有离开过故乡，所以我的乡愁隐晦不明，愈想理出头绪，愈是无从谈起。在那个无数次搅扰我的梦里，我孤身走在长长的、黑漆漆的路上。那种想要走出梦境却总也走不出来的困扰，就是我的乡愁。
春晓园
我已经找不到春晓园的具体位置了。
大雁塔脚下的这个精致小巧的园子，我曾经和朋友周末轧马路一路轧来，如今开车过来，却怎么也搞不清楚具体方位。我纳闷，大雁塔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时候，春晓园并没有被改造掉，怎么我硬是找不到曾经的那个园子了？
大雁塔脚下这片土地最先有“发达”的迹象，率先盖起了别墅。注意到这几栋别墅时，我对住在离别墅区不远的大姨一家人说：“北池头村已经奔小康了，别墅都盖起来了！”其时我并不知道别墅和大雁塔周边的几个村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觉得在一片苞谷地和村庄并立的大地上，突然冒出来的这一排排别墅相当突兀，但它们既是矗立在大雁塔脚下，那绕着大雁塔的村子一定和它们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在儿时的我看来，别墅和苞谷地的联系就是当年人人嘴里和心里都喊着的“奔小康”的美好愿望。我的童言引起大姨一家的哄堂大笑，后来还被当作玩笑话讲给其他亲戚们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不认为能轻轻松松地奔小康。
然而到底是轻松地奔小康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风闻大雁塔周边要改造；千禧年进入没几个年头，当时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广场就在大雁塔的眼皮底下迎来送往各路游客。2003年，我跟朋友在校门口坐21路车去大雁塔广场看音乐喷泉，挤都挤不到前面去。回来的路上，我无限伤感而矫情地对他们说：“没想到小时候随便去的苞谷地，现在成了要门票才能进的芙蓉园。”
春晓园是没有被拆掉的。它的精巧和雅致足以使其与苍黄粗糙的苞谷地区别开。兴庆宫贵气，莲湖公园疏朗，革命公园铁骨铮铮，环城公园长河绕堤，而春晓园位处曲江的“高贵”出身、精巧出神的结构和满园遮不住的娇红艳绿，注定不会随黄土地一起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我记忆中的春晓园面积不大，然而园子里曲折回廊，处处通幽，假山乱石，飞瀑清潭，一步一景，是当年这座城里为数不多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公园。当年的春晓园需要买票才能进去，不过票价也不贵，踏春赏秋时节，在这个小小的园林里，真可一日看尽长安花。我那时常和朋友春季来这里游玩，因为园里花草繁茂，桃红柳绿，哪个公园的春色都没有春晓园醉人。春晓园的春色缓缓延展开的，从初春的玉兰到暮春的牡丹芍药，在山石瀑布的留白处渐次开放，隔几天去就生出不同的景色，满眼都是一望无尽的春的欢快和希望。对春晓园的所有记忆，也停留在春天里。
如今，这座城市的边边角角都填满了四季流转的光影。春晓园与大雁塔的街景早已融为一体，大雁塔还是我曾经无数次路过看到的那座千年佛塔，但又不是我曾经路过无数次的那座千年佛塔；春晓园的名字已经并入慈恩寺遗址公园内，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园林，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三十多年前园门入口处的那方“曲江春晓”碑石题刻。我开车从大雁塔脚下飞驰而过，抬眼看了看塔顶——若干年前，塔顶上长出一棵小树，人们都说，大雁塔有点歪斜，就是因为这棵树的缘故。车窗外的春晓园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座小巧的花园，但它在地图上的名字依旧是春晓园。
草 滩
我一直没弄清楚草滩到底有多大。
住在城墙根底下的时候，我百无聊赖的日子是在老城区的老街旧巷里打发的。老街逼仄，抬头往往只能看见手掌宽的天空，一片云飘过头顶，都能被地上相向而立的两排旧楼切割成首尾两段，云只能过街老鼠似的夹着尾巴飞快掠过老街。这座城市最让人引以为豪的就是它的历史，然而最沉重的包袱也是它的历史。老城区的偶像包袱太重，架子端着下不来，也万万不能下来，新城区可就不同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南边秦岭塞路，北边渭水泱泱，山阻水挡，通天大道要靠开山搭桥，东西一路则是平原开阔，一望无际，可以尽情尽兴地往前开道。草滩就是城北临河的一大片新城区。与草滩镇的行政概念不同，人们眼中的草滩是一片北接渭河，南到北三环，南北狭窄、东西宽阔的区域。这几年因住在城北，百无聊赖时，我便多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内打发时光。
草滩大概是这座城市周边最广阔的一片草地。前几年湖水还在治理，生态景观还在规划修建时，草地独占渭河风景的鳌头。车开出二环一路向北，不久就到了路宽人少的草滩。再往前开，就有连片的草地。三四月来这里，常看到远近赶来的大爷大妈们弯着腰，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认认真真地采摘地上刚冒出嫩芽的野菜。这里天大地大，春天里的风没有遮拦地一股脑吹过来，吹得万物生长迅速，野菜也来得毫无收敛。我不识植物，常常羡慕父母辈认识这么多在我眼里都长着一个模样的花草植物。读了这么多年书，识了这么多字，却连最基本的生活经验都没有。每每想及此，我都担心自己若生在饥荒年代，怕是早饿死或者误食毒草被毒死了。草滩的野菜长得肆无忌惮，野花也开得鲜艳热闹，一众樱李桃花都被它比下去了。那几年来草滩，只觉得草滩野得可爱，野得天真，野得俏皮。
2020年的春天，疫情平缓后复工复产，人们出门还心有余悸，学生们还在家上网课，暂缓线下复课。那是我去草滩最频繁的一年。每天上午监督完孩子的网课，待他写完作业上传后，我们俩吃过午饭，就开车直奔草滩。周围人少，阳光正好。我寻着地方，有时是河边，有时是林子里的草地上，铺好垫子，拿出酸奶、水果，孩子带着他的书，我带上我的书，一待就是一下午。看书看累了，就躺在垫子上，或仰面看坦荡的天空，或蹲在地上看虫子在这大地上缓缓而行。孩子还带着他的速写板和铅笔之类的画材，画在草滩上生活的野花野草。待日渐西斜，我们才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天天如此，直到五一后学生全面复课方罢。那一年虽被疫情打乱了生活节奏，但有了那两个月在草滩上生活的花草虫儿们的陪伴，足以抵挡一整年对人事无常所带来的不安。
这两年疫情反反复复，草滩不仅成了踏春露营的绝佳选址地，更是人们的心理缓冲地带。2020年以后，我愈来愈频繁地来草滩，草滩一路东西延伸，也接纳了更多来此散心的市民。“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生活不如意时，万物生长的那股冒失莽撞的劲头能让人再生出希望，哪怕只是一株野草从砖头缝里挤着长出来。谁说细若游丝的生命抵不过宏大的历史？生命自有它以卵击石的勇气。草滩的野天野地间，随处可见万物生长的勇气。
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在人生困顿时兀自流转，不为人而悲而喜。草滩的风景从单调的绿草地到如今“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外貌变化太大。唯有草滩上生命野生的力量，一直没有变过。这股初生牛犊的力量足以支撑我度过人生至暗的日子，宽慰生活困顿时每一次想要放弃的心。
与厚重的老城区相比，草滩的新生是希望的力量，也是生命抛掉所有负担的一次轻装上阵。一路向北，临河而立，眼前展开的，是全新的生活。
21路
城是四四方方的，街道四平八稳，横是横，竖是竖。朝代的风云变幻牵引了皇城的迁移，城的囊括范围有些许腾挪，然而两千多年来遗留下的城市布局从未变过。
这是最中国的一座城。
笔直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通往城外，以城墙为中心，延伸出城的交通网络，因此穿城而过的公交车，大多是东西、南北的顺势走向，且线路多集中在大街上。我最熟悉的21路车是老城区外一条南北——东西的重要公交线路，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条线路上跑着，除了终点和起点因近几年城市扩张而延线外，没有任何变化。
21路原先南端的终点站是大雁塔。四十年前的大雁塔是城区与郊区的分界点。21路车行至此就算完成了任务，人们再要往附近几个村子去会亲访友，就只能徒步了。我姥姥家在大雁塔脚下的北池头村，21路车中间一站又恰好经过我家附近，所以坐21路车到大雁塔，再往前走约略半个小时，就能到北池头。但是我从来没坐过21路车去北池头。我妈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载着我和妹妹两个人，经过大雁塔脚下的省委大院，被执勤交警拦下来，好心提醒我妈一辆车后座上坐两个孩子很危险。我妈连忙刹住车，笑向交警解释缘由。交警听后不再说什么，只提醒我妈下次不能再这样了。我妈赶紧道谢，推着车子继续往南走。路上，一辆21路车正好从我们身旁驶过，再过一站，它就到终点站了。
高考结束后，我一心想去云南，离家越远越好。2000年还要换算分数，估分填报志愿，相当于盲填学校和专业。我爸慎重地在志愿报上来回翻看，我提出两个要求：一不学中文，酸；二不学与数学相关的专业，难。我说要报云南大学，我妈说“太远，女孩子出去让人不放心”；我说要报历史专业，我妈说“毕业怕找不到工作”。我不再说话。到底还是报了本地一所大学。分数出来后一对照，自己报低了。我并不灰心丧气，十几年读出来了，能一次走掉多好，而且学校和云南大学的水平不相上下。九月开学，我背着书包，和我父母连拖带拎地拿着行李前去报到。上了家门口的21路车，刚站了四站，我爸就招呼我下车。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就连同行李一起进了大学校园的门。栽进书里的我竟没发觉这学校就在21路车的西线上，而且离我家如此近。那天，看着南来北往的同级校友拖着全部家当从火车站坐学校班车来到学校报到，我心里五味杂陈。
在学校待了七年，看校门口的21路车来来回回了七年。跟朋友去大雁塔广场看音乐喷泉，坐21路；去超市买日用零食，是21路；陪化学系的朋友去丰禾路附近找肉铺老板要牛血，还是21路；回家，更是常坐21路。全城的公交线路那么多，我的生活里仿佛只有21路。
工作后摆脱了21路沿线没两三年，结婚时的房子直接买到了21路的西线终点站。开始并没发觉，大概21路于我就是左右手，时间长了并不觉得陌生。后来西边往西发展开来，21路终点站从原先的站点往西又挪移了三站，南边终点站挪移到了更向南的公交调度站。中间主干线不变。公布站点延伸后，我扫了一眼线路图，突然发现，原来我这前半辈子跟21路纠纠缠缠，从没离开过它。
三十多年来，这条路线随着城市的扩张，不断向南向西延伸。如今，它的南端是曲江文化区，西端是大兴新区，主干线上2号、4号、5号和在建的8号地铁线呼啸而过。老城区外的公交网络密麻如网，21路不再是唯一一辆可以抵达大雁塔脚下的公交车。三十年，河东河西。21路的车辆几经换新，司机们一茬接一茬地坐在方向盘前，穿梭在桐荫蔽日的友谊路上。线路上原来不为人注目的大雁塔、小雁塔成了香饽饽，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了在它们的身躯里窥见盛唐的万千气象，遥感玄奘西行的坚强意志。这条黄金线路上，好多人来了又走了，好多地方不复当年旧貌，我却记得它从最初到现在的所有模样。
我的一生，也许一条21路就交待清楚了；这座城的一生，不知哪条路线能交待清楚。
龙首原
关中八百里平原被山川河流环绕垄断，冷兵器时代，这片土地进可攻、退可守，入关后四野开阔的平原又极利于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加之陆路交易是古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主要交通渠道，建都于此不仅可以控制西北诸少数民族，又可得丝绸之路便宜，所以宋之前，在关中平原上围成的这座四四方方的棋盘都城，得天时地利人和，发展千年城气不曾断绝。
城气，在这座城的老百姓口中，叫龙脉。龙首原就是这座城的龙脉。
其实，城的四周遍布土塬。如果说高山大河围出了一个关中平原，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塬就围出了平原上的一座城。东边白鹿原，南边乐游原，西边咸阳原和北边龙首原，是最为人熟知的四座土塬。龙首原北依渭河，南眺秦岭，在隋朝大兴城的缔造者宇文恺眼里，它的六道岗就像是乾卦六爻，原上分布的宫殿官署即是按“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的爻序布局。汉代以未央宫为中心，在原的西南方规划汉长安城。因此原上的汉唐建筑遗址非常丰富，单就历史上不绝于书的宫殿而言，汉未央宫和唐大明宫已经足以让龙首原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贵气十足，而陆续挖掘出的汉唐长安城各官署衙门的建筑遗址和地下文物，在气势如虹的两座宫殿面前，黯然失色——尽管未央宫和大明宫只剩下天地间的一片空空荡荡。
后来的龙首原上，住满了平常人家。人们在未央宫和大明宫拔地而起的土地上春种秋收、繁衍生息，闲时谝闲传，吹一吹自己脚下蹲着的地界曾是汉唐帝王显贵们的出入之地，无数宫车穿梭，宫娥过往，末了感叹“都随风吹雨打去”，起身拍拍屁股，继续过自己寻常的日子。住在这座城里的人带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感，仿佛出土后的兵马俑，一身灰色来到这世上，埋没了千余年，再现人间后，有着繁华阅尽的沧桑与淡定。这是城的气质，也是这城里的人的气质。
恢复千余年前的未央宫和大明宫不仅毫无可能，而且没有必要，然而这两座宫殿的光芒又实在耀眼得遮挡不住，于是，龙首原东西两头的两座宫殿遗址摇身一变，化成了两座面积了得的遗址公园。园内草长莺飞，人们漫步其中，间或想起这里是汉唐历史风云际会的重心，抬头看一眼原处的前殿遗址，心头那首《临江仙》已经念了一遍。诗意，就这么不经意地在寻常生活中泛起波澜。
在这座城生活，每个人都是诗人，每个人都有一首自己的《临江仙》。
龙首原上曾经遍布的汉唐官署遗址也都随风而化，去实地看时，往往只剩下一个土堆，旁边一方石碑刻着某某遗址。偌大的遗址保护区内，除了一个个土堆，只剩下天与地之间的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然而什么都有了。于是低头看看自己的日子，如此真实可触，每一场欢笑和悲伤都浸在其中。与眼前被黄土埋没的辉煌相比，当下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带着生命的温度，分外真切。那些最朴素不过的道理在眼前辉煌的映衬下，有了真真实实的附着。如烟般虚无缥缈的情感一旦附着在真实的日子里，一切煎熬都可以随时间的流逝得以承受，一切庸常都有了诗的意味。
历史成全了这座城，也成全了城内的诗意生活。
后记：那个曾困扰我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梦里那条黑漆漆的长路以及长路上孤零零的我，也许已找到生命的归宿，不再执着于离开或是留下。这座城市于我而言，是故土，亦是生命，无论我的选择如何，她已然融进我的血液里，塑造出这样一个我。不惑之年，我开始放下执念，重新打量她、认识她、接受她。这是对故乡的重新认识，也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
孙婷，1981年生于西安，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北海日报》《美文》《散文百家》《延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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